何去何从：现代性历程下的地方社会与个体——读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有感
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变过程中，地方社会及其个体如何面对和适应这种巨变，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台湾年轻学者刘绍华以自己博士论文改编的《我的凉山兄弟》一书，探讨了凉山地区社会和当地诺苏青年在面对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困境。刘绍华拥有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并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历、扎实的学术训练和敏感的观察力，使得她能够以客观准确而又充满人文关怀的态度去进行研究。在历经数十年深入的田野调查后，她在这本书中“真实记录了四川凉山地区诺苏流动青年与吸毒者的生命经验，将之与中国当下社会的多元现代性、社会韧性以及个人生命憧憬交织在一起，从中揭露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与断裂，在中文世界已引起诸多学人和读者的共鸣”。？刘绍华的研究揭示了地方社会与个体如何面对和适应现代化转型。
一、国家与地方之间：诺苏社会的现代性历程
在导论中，作者开篇便说：“’现代性‘堪称20世纪的宏伟叙事，以史无前例的姿态在人类史上掀起全球性的社会变迁。中国，在这场大转型中，是多元现代化力量较劲最为髙潮迭起的场域。”？在这个地方，作者将本书的时代背景定格在中国近代以来跟随欧美诸国开始进行的现代化进程。在作者看来，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诺苏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而这些变迁都起因于被作者称之为诺苏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作者想探讨的是“鸦片贸易、文化与社会转型、海洛因与艾滋双重流行病，以及当地青年的跨境流动与快速汉化等现象，充分显现出当代中国现代化历程对于诺苏人的冲击影响。恍若在历史上一眨眼的片刻，诺苏人的生存时空顺着现代性的方向随风而逝，速度之快，任谁都头晕眼花，更何况这大规模的集体翻滚不过是从1950年才被迫揭开序幕”。？因此，作者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于透过检视诺苏人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如何参与国家加之于他们自身的各种各样的现代化历程，进而来理解当地艾滋病等疾病暴发的“曲折因果关系”。作者的重点在于理解本著作所要讨论的主要角色——诺苏年轻人是如何适应现代化转型的，是如何走出乡村社会、最后又回归到乡村社会的。最为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被视为个体自身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当地诺苏年轻人在面对“国家策动的现代化政经变迁时，他们对其认知、思索、接受与挑战的过程”。
刘绍华博士的凉山彝族研究起因于她关注到该地区日渐严重并且被外界大肆报道的两个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X品与艾滋病。作为一个外来者，刘绍华想要探寻的问题是，艾滋病本来被认为是发达社会衍生的一种“都市病”，这种病怎么会出现在地势偏远、经济落后的诺苏社会？而艾滋病的起因在于当地人特别是年轻人吸食海洛因，那作者就想探寻当地人又是如何开始吸食海洛因这种害人不浅、价格昂贵的X品的？刘绍华将目光聚焦于诺苏社会逐渐开始的现代化转型。在作者看来，想要理解诺苏社会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必须回头看，跟随时间的脚步重新追溯整个20世纪以来“诺苏人所经历的剧烈社会变迁”。而这种社会变迁则来源于作者认为的现代化转型。
在作者看来，近一个世纪以来，诺苏社会历经三次大范围的社会变迁，首先是在20世纪初期诺苏社会与鸦片经济的纠缠不清，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属于首次拥抱作者视野中的所谓现代性。作者说，“现代性对凉山诺苏人的影响起于1910年左右引入的鸦片经济。在此关键历史时期，一些诺苏贵族开始接触鸦片贸易。这个20世纪早期的暴利商品，将第—波全球性的影响引人凉山，让诺苏人与广大的外在世界联结起来。诺苏贵族借由利润丰厚的鸦片交易，获取大量现代枪支，使得他们更有能耐镇守凉山林立的部落，维持独立，不落入任何国家政权管辖”（本书第15页）。其实不仅是诺苏社会，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近现代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的起始也跟鸦片纠缠不清。欧洲列强为了赚取巨额利润，强行向中国境内输送鸦片，使得大量财富流向列强国内，为了打开更大市场而发动的数次鸦片战争更是被认为打破了自视为天朝的大清王朝的迷梦。我们从中学历史课本上学习到的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亦从这个时候开始。
其次是在20世纪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古代被视为“皇权不下县”的政治体系被完全改变，国家政治权力彻底深人到社会的最底层，传统基层社会的自治模式被彻底打破，地方与国家之间完全依靠直接、纯粹的行政命令来维持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样一种大的社会背景下，诺苏社会自然而然地被卷了进来。诺苏社会传统的文化开始变得模糊；新生政权推广其治理的过程，使得国家与地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不是分散。这个时期到改革开放之间，各种各样的运动使得地方不断加强与中央的联系，地方社区传统自治的社会基础完全消解，地方社区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只能逐渐由上级政权乃至中央政权的直接或者间接地管辖与治理。地方社区完全失去了能动性，当然这个也并不能说明地方与国家的关系是固化的、是充满矛盾的，地方与社区之间都在进行双向的调节，以达到彼此适应的目的。刘绍华将国家推广其治理权力的过程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称之为诺苏社会的第二波现代性。在这一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中，“前现代时期的诺苏生计模式、传统亲属体系与社会阶层，很快地被现代社会主义政府治理取而代之。这个现代国家的权威界定人们从生到死的新规范，将人们局限于严格属地的集体生活形态”。这是这一时期诺苏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真实写照。对于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刘绍华将其称之为“长达二十年、动荡不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试验”（本书第15页）。仔细一想，还是有点道理的。
最后是在20世纪后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诺苏社会开始融人社会改革中。
刘绍华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开始市场化改革，中央政府减少了对基层社会的管控，这虽然给了基层社会更多的自主性，但同时，原先由政府负责的基本社会保障也跟着削减，而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国家统一实施的基层社会保障制度，是保护基层社会的一张安全网，这张网让城市与乡村的分化并不那么明显，乡村能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良性发展和运行。刘绍华认为，作为弱势的基层社会和社区完全暴露在市场经济之下，乡村社会无法摆脱市场经济的强势影响。基层乡村社会只能迈着沉重的步伐，跟随国家的脚步，开始新一轮的现代化转型。刘绍华将这个时期称之为诺苏社会的第三波现代性。对于这样一个现代性进程，刘绍华说：“传统的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安全网都已撤销，忧喜参半：国家减少对于人们生活的规范，个人选择与流动的自由增加，但新一代诺苏人的生活却也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本书第16页）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阎云翔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转向的探讨中，他将视角集中在个体化上，认为在威权主义的国家与开始适应市场主义经济的地方之间，个体处于一种矛盾中，—方面个体想获取更多的个人权利，另一方面国家却又压制个体主义思潮的兴盛，这样的一种结果就是畸形的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是不完整的。同样地，在刘绍华笔下的诺苏社会，诺苏青年个体的个人主义日益髙涨，但是诺苏之外的社会却没有存在合适展现诺苏青年个体性的空间。这便是这个时期最为典型的矛盾。
这样三个特殊的时期中诺苏社会所发生的巨变，被刘绍华称之为诺苏社会的三次现代化进程。诺苏社会在三个时期所遭受的社会巨变算不算进入现代化进程，暂且先不讨论，留待后文。通过对三次社会巨变进行描述与解释，刘绍华想要说明的是，这样三次在她看来是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诺苏社会遭受了一种双刃剑似的发展，一方面诺苏社会朝向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但是另一方面，传统诺苏社会遭受猛烈的现代化冲击，使其变得异常的脆弱，传统文化发生裂变，人们的观念产生分化，社会发展似乎变得畸形。因此刘绍华总结道：“这条通往现代的道路，正负难辨，既为他们带来致富的机会，改善生活水准，却也同时带来灾难性的疫情，无情地在他们的身上加诸许多痛苦，包括丧命和社会失序。”
现代化进程在造就社会繁荣与富强的同时，却隐含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可能在某些时候，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成就在风险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这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他提醒我们，现代化进程并不是康庄大道，一片坦途，伴随社会巨变的巨大的社会风险，风险与发展并存，或者说如同贝克所说，高风险社会是现代化的产物或者附属物，这是现代化进程的特征。聚焦于诺苏社会，在刘绍华看来，X品与艾滋病是该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海洛因和艾滋病被视为诺苏人被快速政治经济变迁力量横扫而过的副产品，无论他们是出于自愿或非自愿地投人这场巨变之中”。
但是否就说因为风险的存在，就不要发展？并非如此。失去发展的社会更加可怕。引人思考的是，现代化进程难道因为存在巨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就要停止吗？我们认为停止是不必要的，也是抵挡不住的。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现代化进程给诺苏社会带来的巨变，如果仅仅从“失”的一方看，并不全面，我们还应该看一看当地社会在现代化进程所得到的发展，也即“得”。只有对诺苏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得”与“失”进行全方位的衡量，才可以对诺苏社会现代化进程进行总结式的评论。当然，这只是一种学术层面的探讨，在学术研究中，韦伯所强调的价值中立应该是可以学习并且坚守的，虽然可能在大多时候我们无法真正达到所谓的价值中立，达到所谓的客观，但是我们却并不能放弃这个信仰。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崇尚解构，古典人类学中的“科学”“客观”等词汇被完全解构，甚至一度到了被学人厌恶的境地。学术思考之路还得继续，只不过可能多了一层反思的态度，我想这可能是后现代主义带给我这样的年轻人最实际的收获。
二、现代性与个体：诺苏青年的个体化
不得不说，在其《我的凉山兄弟》著作中刘绍华对诺苏青年的描述是十分精彩的。从其描述中，可以了解到诺苏青年的快乐、哀伤，了解到他们虽曾经步入歧途，但却又能彻底悔悟，了解到他们曾经和我们内地年轻人一样一度迷茫。我们从刘绍华的笔下看到的是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诺苏青年，而不是简单被贴上“吸毒者”“艾滋病患者”“偷盗抢劫者”等污名化的诺苏青年。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总结的层面，应该深人诺苏社会与文化的内部核心，真正分析诺苏社会巨变中个体的生存现状。将目光聚焦在诺苏社会，我们应该做刘绍华博士一样的工作，诺苏青年被污名化的背后，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换言之，是什么原因促成诺苏青年现在的“混沌”状态？刘绍华博士将目光聚焦于一点——诺苏青年的个体化进程。对于诺苏青年的个体化进程的分析，贯穿于刘绍华著作的始终。正如贝克所言，个体化是现代性的产物。？结合刘绍华的著作，下文着重分析现代性影响下的个体化进程。
贝克认为，“个体化理论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有关第二现代性的理论的一部分”。个体化理论近年来逐渐开始在中国学术界流传开来，特别是阎云翔的两本著作？出版以后，更是引起了相当程度的讨论。学术界的评价分成两极，一极极度赞成阎云翔的理论，认为从现实中看，中国社会确实开始进入个体化进程；另一极则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阎云翔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社会，个体化理论并不能解释当下中国道德持续滑坡的社会问题。笔者经过梳理，发现除阎云翔外，国内的其他学者对于个体化的理论探讨多以评述为主，并没有太多深人的讨论。
阎云翔通过其著作《私人生活的变革》首先探讨了中国一个乡村在私人领域内的变革，他认为下岬村私人生活的变革，首先是家庭变迁中个人的因素日趋重要，其次是国家在这一变革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阎云翔认为，由于中国社会中个体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被限定在私人领域，从而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他的结论是：“最终，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力，无视对公众和他人的义务和责任，从而变成一种无公德的个人。”最后他预测到，中国社会的“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断裂仍将继续，而个人也无法在社会义务和私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的发展”。可以看出，阎云翔对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态度还是比较悲观，他在文中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一种无奈，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呈现出的面目是一种畸形化的状态。或许阎云翔意识到个体化理论对于中国当下社会的较好解释力，因此在随后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后简称《个体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书中，他集中精力来探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从名称就可以看出本书的内容），这本书是他的一本论文集，书中主要探讨中国个体化的文章集中在结论、附录以及本书的导论。有趣的是，贝克对于阎云翔的研究持高度赞赏态度，在《个体化》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贝克表达了与阎云翔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按照欧洲个体化进程的标准，那么中国的个体化进程实在是一个例外，因为中国的个体化进程极其不完整甚至有点畸形。中国个体化受到政治的约束
他认为，“现代性已经抵达其发展的极限，正迈向一个新阶段，后者可以恰当地称为第二现代性”，由此西方社会已经从第一现代性转向了第二现代性，对于个体化，第一现代性或者说简单的现代性，是一种结构现代性，在这种现代性中，社会被视为线性系统，这些系统中只有一些单个平衡点，唯有借助外力才能打破这种平衡，实现社会变迁。帕森斯所说的社会系统就是一种线性系统。而第二现代性则是一种非线性系统，这些系统是开放的。？第一现代性下的个体化具有反思性，而第二现代化下的个体化具有自反性。第一现代性下的个体是“与诸多制度下的某套角色相一致的”，而第二现代性下的个体则是一种“经典制度消退后的产物”，而这些制度包括民族国家、社会阶级、家庭制度以及族群。贝克指出，个体化论题强调个体化进程中的四项基本特征：去传统化；个体的制度化抽离和再嵌人；被迫追寻“为自己而活”，缺乏真正的个性；系统风险的生平内在化。贝克也指出，探讨个体化进程一定要区分制度化的个体化（即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基本权利、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主观个体化（即个体取向、意识、想象的共同体），两者之间在内涵和外延上具有一定的差异，但也可能存在某种逻辑关联。
个体化理论近年来逐渐开始在中国学术界流传开来，特别是阎云翔的两本著作？出版以后，更是引起了相当程度的讨论。学术界的评价分成两极，一极极度赞成阎云翔的理论，认为从现实中看，中国社会确实开始进入个体化进程；另一极则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阎云翔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社会，个体化理论并不能解释当下中国道德持续滑坡的社会问题。笔者经过梳理，发现除阎云翔外，国内的其他学者对于个体化的理论探讨多以评述为主，并没有太多深人的讨论。
阎云翔通过其著作《私人生活的变革》首先探讨了中国一个乡村在私人领域内的变革，他认为下岬村私人生活的变革，首先是家庭变迁中个人的因素日趋重要，其次是国家在这一变革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阎云翔认为，由于中国社会中个体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被限定在私人领域，从而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他的结论是：“最终，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力，无视对公众和他人的义务和责任，从而变成一种无公德的个人。”最后他预测到，中国社会的“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断裂仍将继续，而个人也无法在社会义务和私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的发展”。可以看出，阎云翔对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态度还是比较悲观，他在文中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一种无奈，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呈现出的面目是一种畸形化的状态。或许阎云翔意识到个体化理论对于中国当下社会的较好解释力，因此在随后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后简称《个体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书中，他集中精力来探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从名称就可以看出本书的内容），这本书是他的一本论文集，书中主要探讨中国个体化的文章集中在结论、附录以及本书的导论。有趣的是，贝克对于阎云翔的研究持高度赞赏态度，在《个体化》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贝克表达了与阎云翔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按照欧洲个体化进程的标准，那么中国的个体化进程实在是一个例外，因为中国的个体化进程极其不完整甚至有点畸形。中国个体化受到政治的约束太强，政府对个体化进程施加太多的影响，欲使其按照中国政府的意志前进，而不是全搬或者照抄西方的个体化进程。西方个体化进程是对于政治自由的追求，而这一点为政府所警惕，也为意识形态所不允许。如同贝克所述的，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在制度个体化与主观个体化两方面都存在欠缺，因为正如同阎云翔所说，中国的个体化进程被严格地限定在私人领域，私人生活的变革走向一种简单粗暴的极端个人主义。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髙风险，政府减少了对基层社会的管控，集中于城市化的建设，留下了权力的真空，给一些非法活动比如权力寻租、黑社会活动等留存了生存土壤，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基层社会治理的恶化。另一个方面，政府一度削减取消了集体主义时代广泛存在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抽掉社会保障这张安全网，迫使人们必须发挥极大的个人能动性才能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体面地生存。因此，出于安全的原因以及风险社会的存在，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在脱嵌或者贝克所说的制度性抽离以后，又再次嵌人。对于这个再嵌入，阎云翔认为，中国社会从许烺光所说的“祖荫下”脱嵌，被嵌入“强势的国家”。因此对于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进程，贝克认为如果中国的中产阶级持续壮大，并且开始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与政治权利，那么重建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或许成为不可避免的路径。虽然如此，贝克并没有彻底否定中国的个体化进程，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个体化进程的地区性差异。虽然总体来看，世界范围内的个体化进程朝着大致相同的方向前进。
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刘绍华笔下的诺苏社会，会发现它是同样的过程。诺苏青年人群广泛吸食X品这一社会问题是刘绍华研究诺苏青年个体化的切人点。她想弄明白的是“他们为什么要吸毒？”在探寻关于诺苏青年吸食X品的起因中，刘绍华批判了流行于欧美学术界的“社会排他论”，社会排他论强调青年吸食X品的起因在于受到了同辈青年的影响，其也被称之为“同辈压力”。刘绍华认为这个理论无法解释诺苏青年吸食X品的现象，“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他的临近族群并没有这样的问题，只有诺苏群体明显深受其害”。刘绍华将视野转向另一种理论：猎奇式消费，这种理论认为年轻人吸食X品的起因在于他们的猎奇心理，因为X品“代表了流行时尚与众人渴望的生活方式”，年轻人吸食X品的最开始起因就在于他们对于X品世界的好奇，他们以为X品“好耍”，但不知道这种物品的危害，好奇心驱使下的一个举动竟然将他们可能带入万劫不复之地。但刘绍华并没有停留在“猎奇式消费”理论的浅显解释，以该理论为基础，刘绍华想问的问题是“是什么样的情境导引诺苏年轻人吸毒？X品对于他们的意义为何？”对于这两个问题，她将视线聚焦到现代性进程与个体化进程的关系上，想要探讨的是现代性进程如何影响到诺苏青年的个体化进程。
刘绍华经调査发现，现代性使得海洛因成为年轻诺苏人之间唾手可得的消费品，吸食海洛因竟也成为展示“好日子”的一部分。迅速、密集、广泛、形形色色的物品流通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物品流通的背后是现代社会消费主义的兴起，正如阎云翔在下岬村的研究发现的一样，消费主义的强势崛起是个体化崛起的表征之一，消费主义与个体化是相伴随出现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促进的关系，中国社会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之后，被压制很久的个体主义开始抬头，人们的劳动激情得到释放，物质条件的极太改善，使得年轻人有了消费的欲望，而这种消费主义的风气又促进了个体主义的更进一步发展。刘绍华在诺苏地区的研究发现，“诺苏年轻人的生活经验主要由两股渴望交织而成：一是愈来愈多的个人自由，包括容易取得X品等新奇玩意的自由；另一则是在中国遍地开花的现代性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无尽渴望”。与这两种“渴望”相对应，诺苏青年在追求现代性之时，展现出两种内容相异的个体主义。第一种是一般话语中的个体主义，其次是西方话语中个体主义的翻版，“家庭或社群对个人的制约日渐式微，年轻人希望自主和自由选择生活形态的想法日增。以诺苏年轻人为例，以消费为导向的个人主义，和他们在成年期左右流动到大都市的经验密切相关……伴随中国市场改革而来的，是年轻人对于个人自主和消费的渴望”。第二种是被贝克称之为现代性情景中的个体主义，正如前文所追溯的，贝克认为全球化时代下的个体化是一种不完整的个体化。晚近现代性中的个人并不是无拘无束的“单一个体”，反而与他人、世界网络及各式各样的制度有着愈来愈密切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个人无法全然依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或形塑个人生活，如此伴随着与日俱增的个体化而来的所谓自由，即变得很不稳定。在追求各式机会的同时，也难逃风险。以诺苏来说，当年轻人的个体性逐渐增加时，过去集体生活形态加之于个人的限制与保护也就同时式微。然而，当年轻人追求自由选择时，其实仍受限于更大的结构性限制，只能各自面对，从而出现全球风险社会中离根的个人和全球性问题之间的制度性失衡。
三、讨论：现代性历程下的诺苏地方社会与个体将何去何从
“现代性”当属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学术概念之一。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钟情，自有其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二战以后，伴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得到持续改善。西方社会将这种发展视为现代化过程，并将其发展模式推广到海外。然而，社会发展繁荣的背后，现代性进程同样隐藏着一些令人不安的后果。人们对现代化进程的态度由过去的热情追捧变为忧心忡忡。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吉登斯认为，许多人倍加褒扬的现代性，其实包含着各种严重后果，其中包括极权的增长、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环境的破坏、核冲突与大规模战争的危险等。因此现代性历程并不全是通向光明未来的康庄大道，而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未来。吉登斯认为，不确定性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表征。
历时一百余年的三波现代化，将传统上处于边缘社会的诺苏人卷进现代化的巨大潮流之中。他们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舒适与便捷之时，也体验到现代性后果的残酷与无情。刘绍华笔下的凉山诺苏社会，正在经历所谓现代化转型中的阵痛。但这种“阵痛”过后，诺苏地方社会和个体将何去何从，在刘绍华看来至少对当地人来说，依然是个未知数。
在现代化的激流中，地方传统社会和个体如何适应和生存，刘绍华试图用凉山诺苏人的案例来讨论这个问题。在刘绍华看来，现代化与传统社会简直就是互相对立的两极，前者主动出击，后者被动承受，前者的“肆无忌惮”带给了后者难以承受的灾难。作者用优美而略带伤感的笔调，通过详细描述作为“边缘者”的诺苏人在现代化洪流中的种种不幸遭遇，进而论证势不可当的现代化力量对传统社会的毁灭性冲击。在刘绍华的视野里，诺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完全是被动的，是被动裹挟在国家大型现代化工程的潮流之中，因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推动诺苏社会步入现代化历程的力量除了国家，还应包括诺苏社会本身。讨论诺苏地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应该包括外在和内在两种力量，特别是后者，我们不应该忽视诺苏社会自身积极寻求融人现代化历程的努力。毕竟现代化不是洪水猛兽，现代化带来的并不只有灾难和痛苦。刘绍华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她过度悲观的态度使她在结论中忽略了对这一点的讨论。如果我们承认诺苏社会自身积极融入现代化历程的企图，我们也应当有理由相信，诺苏社会自身能够用这种积极的态度，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里完全走出“现代化转型的阵痛”，能够寻找到属于诺苏社会自己“确定的现代化”道路。毕竟现代化除了吉登斯所言的“不确定性”的部分，亦有“确定性”的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当诺苏社会摆脱失败现代化的阴影之后，它应当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