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武陵人的反思
以我的观点，《桃花源记》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关于人类追梦而未果的故事。人，都是喜欢做梦的，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梦境实际上是人类于现实世界中得不到满足的愿望在幻想里的释放。也就是说，一个人有很多要求和理想，可是在现实中又不能实现它们，于是只能到梦中去寻求安慰了。这种梦不只是夜间做的，也包括白日梦。我所理解的《桃花源记》正是对一个白日梦的文字表述。
武陵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世间的种种苦难，于是萌发了寻求一个安宁详和、富庶有序的大同世界的梦想。在他所期冀的大同世界中，没有人间的压迫和贫穷、残酷和冷摸，而代之以平等、富足、和谐以及热情，真可谓是其乐融融也。而幸运的是，他找到了。
被“恭敬”地送出的武陵人沉醉在美丽的幻想之中，由是希望能够让“大同世界”成为人类社会的“楷模”，于是“诣太守”，并且回头去找寻旧路，在其间还有上层精英的象征南阳刘子孩参予其中。可借他们都失败了，并且此后连“问津”者都没有。
再说得“俗”一些，我想，武陵人的失败不光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是与其虎头蛇尾的行动分不开的。如果他具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寻找下去，纵使一时找不到桃花源，也会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跟随着他的脚印走下去，总有一天会成功的。正如我们对理想的追求，不正是对一个个“桃花源”的追寻吗？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更要发扬愚公的精神，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我们的民族真的是有十足的幽默感，愣是要把古人的一句玩笑话当作至理名言吹捧至今，于是乎我们阿蒙的“流毒”便一直延续至今，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三日”的真正效果。看看今天，有的人到大洋彼岸讨了一圈饭回来，随口说了几句什么“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回”、“外国的猪比中国的肥”云云，便摇身一变成了教授、经理等等，这一类人就如《围城》中的方鸿渐；也有人顺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坑蒙拐编无所不用，于是乎昨日地痞流氓今日腰缠万贯，成了“款儿”、“腕儿”，四周闲人吹捧，甚至还可以弄个官来当当，这就如同鲁迅小说里的一幕：阿Q在省城做了三流扒手回乡下之后，一身新布锦衣，口袋里沉甸甸的，于是乡亲们便围上去亲切地问：勺哥，你发达了吧？'
穿长衫的阿Q
陶渊明是阿Q?
不错。而且是有记载以来，阿Q的鼻祖。
陶渊明的出世思想，历来被认为是“不肯与丑恶的封建势力同流合污，表达了对封建社会的不满”；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 更成为后世广为传诵的名言。那么，这些是历史事实吗？
说陶渊明不肯与丑恶为伍，这很正确。正如屈原所说，刚洗过澡的人，一定要先掸去帽子上的尘土再戴上它，道德高尚之士又怎么能同盗贼小偷结伴同行呢？只是，道德高尚之士何时何地都有，盗贼小偷亦万古皆存。这里就没有什么“奴隶社会”、“封建牡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了。“封建”本为外来语，在陶渊明之时，他不可能有什么“阶级意识”，更可能的是他认为自古以来就应该是那样的社会制度。不满，应当是针对社会统治之链条上的一个个环节―那些昏盆的上级下级。道德高尚，历来不合于世；道德高尚，难免“天真幼稚”。于是，在看惯了浊流恶浪之后，在饱尝了官场冷暖之后，落落寡欢的陶渊明走人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成了自然而然之事―而这，难道不是千古相传的“精神胜利法”吗？另据专家考证，自秦至清末，官员的傣禄一直是很低的。“五斗米”不是比喻，而是历史事实。“不为五斗米折腰”，无非是说要找个其他的法子来养活自己。所以，“采菊东篱下”的生活，并不比在官场奉公守法情况下的生活为逊。那么，既然能养活自己，在注重道德的陶渊明看来，又何必受那些秽气的熏染呢？
可是，他的选择恰恰是阿Q的选择！
探询“桃花源”是否真的存在，至少是无聊的，它本来就是作者的虚构。为使人确信，也许还是一种逃避“新闻检查”的策略，陶渊明煞有介事地在结尾把“南阳刘子冀”拉了进来，于是后世的庸碌之人就在这上面大做文章。试想一下，一天的行程，众人寻找，即便是隐藏在洞里的老鼠，怕也无处藏身吧？
说“桃花源”是虚构的阿Q的“土谷祠”，更在于那里的社会状态。淳朴的民风，超然的生活态度，无一不与陶渊明自己的理想相吻合，而这些在他的其他篇章里随处可见踪迹。
创造了这样一个虚幻的太虚仙境，用意何在？是要向众人说明自己的社会理想？是自娱自乐，自我消遣？是曲折隐晦地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也许兼而有之吧。但更主要的，笔者认为，还在于为自己的退缩找一个借口―因为我只应该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所以我要从这个社会中潜逃！
陶渊明大概疏忽了：桃花源是桃花源人创造的，创造这个太虚仙境的劳动者中，‘并没有他自己的影子！
批评陶渊明是阿Q，也许确实委屈了他―反抗？将理想变为现实？似乎只有被杀头的份儿。不过，将“精神胜利法”如此精美地包装起来、“流毒”后世，他实在是该负上一点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