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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贾

更新时间:2025-04-02 08:16:49 阅读: 评论:0

年轻的音乐-鹰嘴桃


2023年3月7日发(作者:专业拍照)

商贾历史剧中的儒商文化及其现代意义

龙清明

【摘要】近年来商贾历史剧热播,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商人风采、商场风云异彩纷

呈,有力地展现了仁、德、信、义等富有中国儒家传统特色的商业文化、道德和伦

理,可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契机”,为构建现代商业伦理提供新的文化

资源。

【期刊名称】《湖南商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1(018)003

【总页数】4页(P118-121)

【关键词】商贾历史剧;儒商文化;现代意义

【作者】龙清明

【作者单位】巴陵石化化工化纤有限公司,湖南岳阳41401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352

近年来中国大陆影视界以近现代商人生活为主要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如《白银谷》、

《大盛魁商号》、《天下第一楼》、《大清徽商》、《大宅门》、《大染坊》、

《乔家大院》等连连热播,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商人风采、商战风云异彩纷呈。这些

电视剧以现实需求为参照系,致力于挖掘近现代商业活动中与现实生活脉息相连的

精神特质,彰显具有现实普遍意义的从商之道,塑造了大量生动鲜活的儒商形象如

乔致庸、陈寿亭、康物南和白景琦等,他们是中国传统商业精神的象征性人物;在

他们的经商活动中所展现的仁、德、信、义等富有中国儒家传统特色的商业文化、

道德和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存在不少同构与契合的可能,可为我们当下的经济发

展提供新的“契机”,为构建现代商业伦理提供有效的文化资源。

一、商贾历史剧中“以诚为本、义利并重”的商业经营观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

语·述而》)《史记·货殖列传》亦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

往”。赚钱致富,这是从商者的职业追求。经商活动成功与否,以能否获利为最好

的标准。某种意义上说,在商业活动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人们开拓进取、承担风

险、推陈出新的根本动力。但应该如何去获利?中国传统道德评价体系一向认可的

是重“义”轻“利”,鄙视唯利是图。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论语·八佾》)。孟子亦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仁义而已

矣,何必曰利。”(《孟子·滕文公下》)。也就是说,赚钱必须用正当的手段;或者

说赚钱必须是“义利并重”、“合义取利”。在“义”和“利”不可兼得时,要舍

“利”而取“义”。

中国传统商人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商业逐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

商业道德规范,提倡在商业活动中守信、尊义、务实,甚至有云“轻货财,重然诺,

义所当为,毅然为之,不挠于俗论,有古君子之风”(婺源《墩煌洪氏统宗谱》卷

五十九《辑五先生传》)。商贾历史剧在对中国近现代商人的经商行为进行叙述的

同时,为我们呈现了“以义为重”、“义利兼顾,利以义取”、“取之有道”等传

统商业经营观。

“以义取利”的传统商德在经商活动中具体表现为诚信经营。在儒家思想中,“诚”

是“君子”之德行的本质与精髓,表达的是儒士应持有的一种行为规范与态度,当

然也是儒商在奉行的一种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在做生意时,儒商讲究诚信经营、

货真价实、妇孺无欺、公平交易,对于商业行为中的通过买假售假、坑蒙拐骗、敲

诈勒索等不道德手段来获取个人不正当利益,他们深为不齿,认为这是图一时之利

而损害长远利益的行为。如中国最早的票号日升昌就认为:“一日耍奸,可以欺市;

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

杨涌泉在《中国十大商帮探秘》(企业管理出版社,2005年5月版)一书中,简

略介绍了明清十大商帮的致富秘诀,其中一条就是诚信;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世

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亦将中国近代商业伦理

总结为这样四个字:诚信、不欺。

商贾历史剧中所塑造的商人们,在做生意和做人方面有一个共性:以义取利,诚信

为本。他们深知只有讲求商业道德、商业信誉,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与支持,从而

取得丰厚的回报。在《胡雪岩》中,胡庆余堂药店的厅堂大门上方有一块匾额,面

朝柜台内的店员,上刻胡雪岩亲笔书写的“戒欺”二字;在供顾客等药休息的大堂

内,也挂有一副对联:“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胡雪岩用以此来约束修

合自己、训诫药工,也是药店对顾客的最好的广告。

《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以诚信为理念,致力于“货通天下”、“汇通天下”。剧

中有一个情节:乔致庸到包头时,发现大家指责自家店里的麻油掺假,他仔细追查

之后发现,原来是二掌柜贪小便宜,把去年没卖掉的棉籽油兑进了麻油中。为了整

顿店规,重新赢得信誉,乔致庸毅然开除了二掌柜,销毁了掺假的麻油,并且在包

头的大街小巷公开告示:凡是买过该店掺假麻油的都能退钱,还能买到九折的不掺

假的麻油。乔致庸这样做虽然暂时损失了钱财,但挽回百姓的口碑,百姓们看到这

张告示时说:“老店就是老店,犯一回错就这么较真,还是这样的老店信得过!”

而在《白银谷》中,西帮“博学、有耻、腿长,赔得起,富有智慧和德性”的特点

得以形象体现。为维护一个‘信’字,天成元票号无论是虽然遭遇五娘遇害、老帮

自杀,津号发生挤兑风潮等一系列祸事;后来又赶上八国联军入侵,京城失守,票

号金银遭劫、账簿丢失等一系列的战火劫难,东家康笏南为救京津复业之市,不惜

打开祖传的秘密银窖,往京师源源不断地投放现银,“惊天动地赔得起”,以非凡

的气度举起了“诚信”的大旗。

从《大宅门》里的白景琦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商与一般商人最大的区别是:儒

商非常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电视剧中安排了一系列情节:白景琦大义凛

然地处理自己儿子假药事件的;沉重打击阿胶生意的对手恶意竞争的行为;为了维

护气节拒绝对出任伪商会会长、最后惹来牢狱之灾……显然,儒家文化赋予了中国

传统商人共同的重义轻利、诚信为本、刚正不阿的品质。

应该说,这种“诚信”不止是伦理修养意义上的对于“义”的推崇,也不是那种道

德楷模式的“重义轻利”,而是一种商业社会必需的运作方式和游戏规则。中国传

统社会缺乏专门的商业立法,商业交易行为赖以顺畅运行的保障就是商人的诚信,

诚信成为中国传统商德最为核心的部分。在当下这个浮躁而缺乏诚信的商业社会里,

面对此起彼伏的商场尔虞我诈,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一传统商德并从中汲取经验。商

战历史剧让我们活生生地感触到了诚信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其品质在历史长河中熠

熠发光,而这恰好是现代商业社会所缺失的;当然,这也正是商贾历史剧的文化价

值之所在。

二、商贾历史剧中“经世济民”、“为富而仁”的商业伦理观

儒家提倡“以天下为己任”,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说:“乐

以天下,忧以天下”,“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孟子·梁惠王下》);“得志,

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

上》)。从儒家传统伦理来看,个人处在社会关系的中心,并非为了谋求自身的权

利,而是为了实现自身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和对他人的责任。儒商对儒家思想

之“仁、义、礼、智、信”的阐释和践行,无不体现出一种浓厚的社会责任意识。

儒商不仅取之有道,还提倡发财致富之后要“经世济民”、“乐善好施”、“为富

而仁”,要以“义”济世。战国时期的儒商范蠡“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为商人

树立了一个“为富而仁”的榜样。商贾历史剧中的商人不仅善于经商聚财,更重要

的是他们能够在国家、民族和百姓危难之时,心忧天下、“乐善好施”、“为富而

仁”、以“义”济世。他们演绎了经商的不同凡响,高蹈了儒商精神。如《胡雪岩》

中的胡雪岩给穷人发米票、发棉衣、舍棺材,舍茶、舍药,每年要花掉两三万两银

子;《白银谷》中的康笏南在饥荒年景支棚舍粥,还亲自到灶间察看,反复叮嘱粥

要熬稠一些;《大宅门》中白家的百草厅对凡是看不起病的穷人,卖药一律不收钱。

显然,商贾历史剧中共同塑造的是一群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坚守为富且仁的、有责

任有担当的商人形象。

《乔家大院》里的晋商乔致庸本来是个读书人,满腹治国经纶,指望有一天可以在

考场上拔得头筹,实现自己做一个治国为民的好官的理想;可是家庭变故,乔家的

顶梁柱、哥哥乔治广病死,乔致庸不得不中途回家主管乔家商号。虽身为商家,乔

致庸的骨子里面还是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润;他一生奔波商海,走万里茶路,打

开货运通道,创南北票号,为的就是汇通天下、货通天下……而且我们看到,在他

逐利四方的商业活动中贯穿始终的,是承传于中国儒家“心怀天下、修齐治平”的

豪迈:乔致庸冒死疏通的从武夷山到外蒙恰克图的茶路,也是沿途万千茶民的活路;

每一次闹饥荒,乔家都会搬出大锅、垒起大灶,为灾民熬粥施粥。同治七年的那场

百年旱灾,乔致庸竟拿出300万两白银来拯救受难百姓;过年过节时,乔家从不

忘给左邻右舍送年货,济贫弱;乔致庸还带头捐款支持国家强军,出钱从洋人那赎

回采矿权等。他这些经商的种种不同凡响之处,使他摆脱了利欲熏心的商人心胸,

成为一代儒商。乔致庸在剧中对大掌柜马荀说:“你知道我们商人怎么济世救民吗?

我们要有大志向,大抱负,要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为天下万民生利,这就是我们

商人济世救民之道!”这道出了儒商最根本的特质。

人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物,在享有社会所赋予种种权利的同时,也相应地承担着对

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旨归是公共利益、社会秩序。财富取之

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应该是一个能够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的经

济实体,它在努力追求利润的同时也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但是,这种责任

意识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社会还仅仅是体现在少数企业和企业家的自觉上,无论是在

中国还是西方,它都还没有作为一种信念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之中。中国传统儒

商提倡把商人的经商谋利与儒家的“经世济民”结合起来,把“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贯彻到商业活动中去,商战历史剧很好地呈现了中国儒商文化中这一“经

世济民”、“为富而仁”的商业伦理观,显然为中西方现代经济伦理的构建提供了

良好的借鉴。

三、商贾历史剧中“以仁为本、德法兼施”的商业管理观

儒商精神的基本内容是依据儒家的价值观念来建构商业经营与管理的理念和原则。

而“仁”是儒家思想的中心范畴。儒家倡导的待人、处事、治世,都注重“内求仁

心、外行仁政”的原则。这原本是对帝王和君子的要求,而儒商则将之转化为商业

经营上立业、做人的根据,转化为“以仁为本、德法兼施”的商业管理观。

儒商的仁政管理,分内、外两个方面:对内,儒商主张行仁道,以增强员工之间的

凝聚力和积极性;颇重血缘亲情,讲究忠孝礼义,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注重人性化管

理,关心员工,营造商家内部的有序关系和和谐气氛;对外,儒商则着意塑造商家

的仁义形象,并且把“洁身自好”、“人品端方”等德行要求,列为行业组织的行

为规范和用人标准。

所谓“仁者,爱人”,商贾历史剧中,许多“老字号”深受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

在其行业内部管理行为当中,依法治人往往让位于以情动人、以德服人。管理者一

般很注意巧妙地处理东家、掌柜与伙计的关系:对内,“掌柜的”善待“伙计”;

“伙计”遵从掌柜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如同父辈与子辈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儒家家族伦理的观念。在《乔家大院》里,我们看到乔家有个很特别的祖制:聘

请大掌柜时主家要行跪拜礼。这种跪拜仪式,是中国传统中最隆重、最真诚的表达

形式,一般用于家族对长辈和社会对尊者的礼节上;用在这种聘任仪式上,无疑也

是对对方表达如家人之间对长者的信任和尊重。显然,借助“亲情”和“人伦”的

感染力,员工对商号强烈的荣誉感、忠诚感和自觉的责任感深植于心。在家庭伦理

力量的感召下,员工更加全心全意地为商号的发展献策献力。

此外,商战历史剧中的传统商人如陈寿亭、白景琦们,都深受儒家文化和传统伦理

道德的熏陶,他们身上具有诚信谦和、慎思笃行、廉洁勤俭、忠孝仁义、任劳任怨

等儒者的优良品质,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这些传统文化品质作为整个企业或商业团

体的管理理念和价值评判标准;儒家思想认为:“人之初,性本善”,道德教化是

被放到对人的教育的第一位的。这一观念几乎每一部商贾历史剧里都有一定的体现,

如在“德”的指导下,日升昌票号为自己的商号制定了严密的管理制度,如在待物

接客方面应该诚实守信;在个人行为方面严禁嫖、赌、抽和喝花酒;还有伙计在学

徒时期不能纳妾,掌柜用人忌用私人等等;在等级制度方面,上下级关系分明,不

可越级汇报。我们深究其文化根源,便不难发现而这些“员工行为规范”都充分与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相结合:这些商业管理制度虽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出现,却或

直接体现或隐曲地反映了儒家的诚、信、义、礼(由“孝悌”人伦观念衍生出来的

等级制度观念),与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礼教、伦理密切结合,时时处处强调“德”

和“礼”的重要,并使其内化为员工个人的自我修养和自我约束。这种借助文化教

化、道德约束的方式来取代“法”、“规”,进行商业管理,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

独特的魅力所在。

道德与法律是人类社会两种主要的管理手段,而在德治和法治之间,显然儒家是更

重前者的。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儒商在自己的商业管理中崇尚德治,讲究道德的

自律为主、制度的他律为辅。在这种管理模式下,规范、控制约束人的法律、规章

制度和纪律,只是达到道德目的的一种手段;儒商往往将伦理制度化,即把其伦理

精神及管理理念具体化为缜密的制度,并通过制度的运作与实施,采取道德教育、

情感引导和心理激励等方式,以唤醒人的自觉,将其渗透到被管理者的心中,具有

极强的可操作性。这种方式既体现出制度的严谨性,给人以法规的威严震慑;又体

现出必要的人伦感悟,给人以道德的温情关怀。乔致庸、白景琦等儒商们在特定的

时代背景下,借助“仁心仁政”,有效地调动一切人力物力,开创了资本主义萌芽

时期的中国的商业辉煌。

对于现代企业管理者来说,在一定的伦理价值观影响下的先进的经营理念,以及相

应形成的制度文化,往往决定了一个企业在市场中取胜的软实力。在这种企业文化

理念的最终形成过程中,法律契约固然必不可少,但最根本的还是要靠道德和自律。

德与法的功能互补与良性互动是理想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商贾历史剧所呈现的儒

商“以仁为本、德法兼施”的中国传统商业管理观,应当说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

很好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黄雄杰.从《乔家大院》看儒商的经营之道[J].电影评介,2007,(7).

[2]张小明.晋商的商业伦理及其现代价值研究[D].东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

[3]姜华.新时期文化语境下的商贾小说[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4]张琳.当代商贾历史小说研究[D].苏州大学年硕士论文,2006.

[5]袁张帆.现代儒商企业的伦理审视[D].华侨大学硕士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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