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的概念来源于“系统工程学”,原指一项工程在“整体理念”层面的系统设计。这种系统观至少包括理念一致、结构明晰、功能协调、层次清楚。由此,“顶层设计”是一种系统理论,要求从全局观对系统各个层次、构成进行协调统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系统工程概念被应用于军事与社会管理领域,逐步引入为政府统筹内外政策和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思维方法。从“顶层设计”概念渊源看,系统思维是“顶层设计”的基础,其主要出发点是围绕“整体理念”理清系统中的结构关系、功能关系,实现局部与整体的协调运行。
中文名顶层设计
英文名The top-level design
概念介绍顶层设计是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的角度,对某项任务或者某个项目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
在中国,“顶层设计”现已成为一个被各行各业广泛使用的名词,对其概念的理解略有不同。
主要特征一是顶层决定性。顶层设计是自高端向低端展开的设计方法,核心理念与目标都源自顶层,因此顶层决定底层,高端决定低端;二是整体关联性。顶层设计强调设计对象内部要素之间围绕核心理念和顶层目标所形成的关联、匹配与有机衔接;三是实际可操作性。设计的基本要求是表述简洁明确,设计成果具备实践可行性,因此顶层设计成果应是可实施、可操作的。
工程学概念释义顶层设计是一个工程学概念,本义是统筹考虑项目各层次和各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顶层设计是一项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化。工程学的顶层设计方法的通用原理主要有三个方面:在设计路线上,其主要采用自顶而下的设计路线;在传递机制上,主要依靠顶层向下传递信息流实现顶层驱动;在问题解决路径上,遵循分治求精的认识循环过程。
举例例如,要完成某一项大工程,就要实现理念一致、功能协调、结构统一、资源共享、部件标准化等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视角出发,对项目的各个层次、要素进行统筹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这一工程学概念被西方国家广泛应用于军事与社会管理领域,是政府统筹内外政策和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思维方法。
经济学概念释义“顶层设计”是中央文件新近出现的名词,首见于“十二五”规划,也进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据国内专家解读,它是系统工程的专有名词。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身是一场重大的改革,除了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等改革以外,也应该特别注重准确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完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发言指出,落实“十二五”规划,全面推进改革,“顶层设计”是个很好的方式。
吴敬琏称,“十二五”规划在“十一五”规划制定和执行的基础上总结了“十一五”规划的经验。他认为,落实“十二五”规划要全面推进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我们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去形成新的体制,而由政府来主持建立我们新的体制,这个设计不是像指令性计划那样把它弄得丝丝入扣,非常具体,但是一个框架性的设计是必须要有的,这就是最上面的一些设计。”
吴敬琏还具体谈到,需要从国有企业、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汇率形成机制、法制基础上的市场体系等五大问题上全面推进改革。
应对挑战“顶层设计”字面含义是自上而下开始的总体构想,“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但其也是一种民主集中,是从若干的谋一时、谋一域中科学抽象出来的。“顶层设计”不是闭门造车,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
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恰好是“顶层设计”呼应了来自基层的强大发展冲动。这个冲动最早的萌芽来自安徽小岗村,几个农民盖个手印家庭联产承包。小岗村的农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实际参与、至少是切实推动了中国新一轮发展、改革的“顶层设计”。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诸项改革措施的受惠面比较大,社会动力与政府的牵引力紧密结合,带动改革加速推进。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利益分化进程加快,在利益面前形成共识的困难越来越大。“顶层设计”与“底层冲动”结合的难度自然也就加大了。
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顶层设计”就是要自上而下,但必须要有自下而上的动力,要通过社会各个利益群体的互动,让地方、让社会及各个所谓的利益相关方都参与进来。如果能够激发起来自基层的动力,来自每一家企业、每一座城镇、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工人的动力,那么靠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和创造性,没有什么坎过不去。
指导意义“顶层设计”对指导经济发展与改革意义重大。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9年的8.5%—8.6%左右,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也越来越复杂、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问题越来越多,如何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源头上化解积弊,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必须要有“顶层设计”。
首先,全方位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社会建设不仅仅是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还包括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结构建设、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等非常丰富的内容。应该说,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而文化体制改革、民主体制改革也出现了短板效应,不利于经济改革的纵深推进,因此,多领域改革必须通过“顶层设计”,齐头并进。
“顶层设计”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自下而上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自上而下的“系统谋划”。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建设首先发力,但社会建设相对滞后,成为经济攻坚的瓶颈。
其次,强国崛起需要“顶层设计”
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不是一个金融大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工业大国而言,将本币钉住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信用货币而获得长期的经济金融稳定,这不但使本国的货币政策失去应有的独立性,而且也很容易招致外部的压力。中国工业与金融经济发展失衡带来的无可避免的一系列问题,全球“东升西降、南热北冷”的格局注定:中国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资产膨胀和人民币过快升值的风险。因此,中国应以解决内外经济失衡为着眼点,在货币政策、汇率制度、“资本池”政策、外汇储备风险管理对策以及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实施“工业立国与金融立国并重”的长期战略,做出整体谋划。
此外,经济危机催生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萌发,也是中国借机步入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但必须处理好“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国家战略与区域规划”、“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等等的关系,因此必须重视顶层设计,协调发展。
再次,根本化解深层次矛盾需要“顶层设计”
收入分配问题是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的核心。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体现为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但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却远远小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不仅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也锁闭了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
最后,政府要当好“总设计师”
当然,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顶层设计”意味着政府要为未来中国经济的这艘巨轮当好“舵手”,当好“总设计师”。“顶层设计”将对政府和市场做更加准确的定位,政府不能替代市场,市场也不能替代政府,要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既要打破垄断资源减少市场扭曲和外部性、更要减少政府行为的盲目性,降低改革的风险与成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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