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磨难,中国迎来了皇权专制王朝的最后一个“中兴”——“同光中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形容大清帝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而“同光中兴”,正是清帝国在这样复杂、凶险的环境中进行地有益探索,启迪来者。
虽然同治(爱新觉罗·载淳)、光绪(爱新觉罗·载湉)两位皇帝都未见得是什么英主,但把持着朝政的慈禧太后自是老谋深算,而贤王能臣如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张之洞等也尽心辅国。从1864年(同治三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一直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三十年间,国内基本安定,官僚求富求强,“洋务运动”轰轰烈烈,西方技术、资金和人才得以引进,新式海陆军得以编练,一大批近代军工企业、民用企业以及新式学校得以创办,留学生也开始被派遣到海外。这一派中兴气象,在甲午战争的军事惨败中戛然而止。但是同光中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兴”。
中文名同光中兴
时间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
所处时代清朝
主要大臣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张之洞
历史意义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社会状况清朝的北洋水师咸丰去世以后,中国进入一个特定时期,就是“同光中兴”,历史书上也称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日趋衰败的清朝统治出现了所谓“同光中兴”的局面,中外出现了“暂时和好”,洋务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平息”了。
外交“坚船利炮”是西方世界给近代中国的第一印象,由此,“洋务新政”的首要之举即兵工建设,制造枪炮船舰。从安庆军械所到江南制造总局,从福州船政局到天津机器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中兴名臣”用心用力,苦心经营,效果却是不尽如人意。
简单说,造枪、造炮、造船,都学会了,但无一不仿制,无一不落后西方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举例而言,江南制造总局造了近30年的枪,还设计不出一支具有本国知识产权的步枪,更不要说大批量生产;天津机器局为北洋舰队专供炮弹,却造不出作战急需的爆破弹。至于其他非军工类的官办企业,同样是死气沉沉,效率低下,而民间资本又长期被压制,毫无竞争力。
事实证明,向西方学习不能零敲碎打而是系统工程,一个只会仿照枪炮而没有自我创新与自我造血功能的国家,除向列强买军舰、送订单,别无其他选择。纵观30年的“洋务新政”,清廷对待西方的态度是既惧之(制度、实力)、又厌之(人种、文化),实行的是有距离的接触政策,只及器物、不及制度,只知皮毛、不知根本,充其量是“不介入、跟着走”,这与日本采取的主动追随融入的战略迥然不同,其发展速度与效果也由此差异巨大。
以对西方的考察为例,清廷也曾派出斌椿考察团、蒲安臣使团前往欧美各国,但这些人回国后大多被弃置不用;而同一时期,日本派出岩仓具视考察团前往欧美,其成员回国后大多成为朝中巨子。再以教育为例,日本仿照西方制订了规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计划,其“政府主导、全国动员、全民参与”的模式在数十年后成果斐然,到十九世纪末,日本小学入学率接近95%,而中国却是科举依旧,学习内容陈腐依旧,与时代越走越远。
表面上看,清廷在甲午前的30年保持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经济有所发展,年财政收入也恢复至8000万两左右,但值得警惕的是,人口与国土面积远少于中国的日本,其甲午前的财政收入也已接近清廷,而其投向军事的开支远高于后者。由此可知,所谓的“同光中兴”,不过是“蛋壳里的中兴”,在真正的考验面前,其“表面繁荣”势必一捅即破。
军事甲午战争期间,清廷主战派们意气风发,认为日本不过“蕞尔小国”,必定一战而胜,但外方评论对中方却大多持消极态度,如上海《德国新报》称日军与德国劲旅无殊,与中国交兵必操胜算;英国海军情报处也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日本军队之与中国军队,就像十九世纪的文明军队之与中世纪军队一样”;“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
事实究竟如何呢?当时的清廷,确实号称有百万大军,并大体换上了近代枪械火炮,但扣掉60万完全不中用的八旗、绿营,其他湘淮勇营加上部分由绿营改编而来的练军,可用兵力不过40万人,其中李鸿章掌握的淮军精锐只有5万人。与日本25万的可用兵力相比,清军并不占优势,更何况在营制、训练、指挥、参谋、后勤等方面都要远远落后于日军。
至于当时国人引以为傲的北洋舰队,此时也早已是明日黄花。不错,北洋舰队在1888年成军时,确实是樯橹如云、旌旗当空,并被国外军事年鉴排为“世界前八”,但从这一年开始,北洋舰队再未添过一舰一炮,而同时期的日本却以每年增加一艘新军舰的速度扩大规模。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实力已经超越了北洋舰队。
当时的世界海军技术可谓日新月异,日本后来者居上,无论是定购还是自造的军舰,装备的都是最先进的设备和武器,其平均航速远超北洋舰队,而军舰上大规模装备的速射炮,更是北洋舰队所不具备的。就事论事,甲午前的北洋舰队除“定远号”、“镇远号”两艘铁甲舰在装甲、吨位和巨炮上占据绝对优势外,其他几乎都处于劣势。就这样一支疲弱之师,最终被赶鸭子上架,输得毫无脾气。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场悲剧?长期的文治主义倾向,对时代与大局的误判,对海军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等等,这些似乎都可以推到“女人当国”的替罪羊上,但归根结底,还是农业社会的底子、“小政府”的治理模式导致清廷严重缺乏战争动员能力与机制,国家虽大、人口虽多、资源虽丰富,但根本应付不了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近代战争。
政治明清以后,中国传统宗藩体制日趋成熟而稳固,但好景不长的是,随着欧美列强的东来及日本的崛起,这一体制从四面八方都面临着解体之势。其中,守卫东北藩篱、最为清廷重视的头等朝贡国朝鲜,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遭到了日本强有力的渗透。
早在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使馆及人员被毁被杀,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乘英舰逃回国内。事后,日方不肯善罢甘休,但就在日本出兵的同时,清廷一改此前的拖沓而果断下令派庆军入朝平乱,结果清军在北洋兵舰的护送下抢先进入韩京,在兵力远少于中方的情况下,日方只得知难而退。
事后,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并帮助其训练新军,朝鲜的外交事务与海关也掌握在清廷委派官员手中。由此,日本在朝势力被大大压制而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为增强。两年后,心有不甘的日本人勾结亲日的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大肆杀害亲华的朝鲜重臣并控制了局势。危急关头,庆军营务处总理袁世凯挺身而出,一举挫败了日方及“开化党人”。由此,袁世凯崭露头角,继而成为“朝鲜监国”,一代枭雄就此起步。
甲申政变后,李鸿章也意识到,“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话虽金石之言,但国势如此,李鸿章又岂能力挽狂澜?
文化同光年间中国京剧艺术走向成熟,涌现出大批优秀的京剧表演演员。徽调、昆腔的徽班进京后扬名的13位著名京剧演员最为突出,他们是:程长庚、卢胜奎、张胜奎、杨月楼、谭鑫培、徐小香、梅巧玲、时小福、余紫云、朱莲芬、郝兰田、刘赶三、杨鸣玉等13人。
历史评价但是同光中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兴”。清朝自乾隆中后期就一直走下坡路,以后没有可以称为“治世”或者是“盛世”的。[1]的确以休养生息为主要目的历同治、光绪两朝,清朝的经济得到恢复,并且逐步引入了西方的生产技术,我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发展阶段。
当然,满清的对外开放不是统治阶级自主的对外开放,是被别人强暴后的被迫开放。但是,毕竟也尝到了甜头。随着江南制造总局、福建马尾船政的成立,一部分民族工业开始涌现、复苏,天津、江浙纺织工业、湖北张之洞设立的金属冶炼工厂、广东的水陆运输等行业、产业,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经过近30年的同光中兴之后,中国,拥有了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一只外表强大的海军。
但我们在肯定“同光中兴”的同时,我们也清楚的看到——正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衰落,始终无法取得与其同期的日本的成就。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改变了国体,改变了社会制度。由过去的幕府、君主政体,改为君主立宪制政体。
当然,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君主立宪制在当时是前基本符合潮流的,是先进的政治体制制度,但对比欧美的共和制,还是有很大的弊端的,是相对落后的。正是由于制度上的改变,使得日本在短短的20年,经济取得了极大的飞跃,一举超过了当时满清同光中兴取得的成就。清朝同光中兴时期,中国仅仅是逐渐吸收、引进、建立了单独的某个企业、某个工厂、学校。是属于个体的西化,其国家整体的建设,仍然以儒家思想、封建制度而建设的。
所以,企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受到了当时既得利益者——封建势力的严重制约。铁厂缺矿石,成品卖不出去,整个社会没有进入机械化大生产阶段,单一的建造个别的工厂企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整个社会、国家的落后局面依然继续。1895年的一次海战,使清朝的自信心再次受到重挫。“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目的远远没有达到,反而再次被“蕞尔小国”击败,不能不令人遗憾。中兴的神话也就此破灭。总之,晚清的同光中兴虽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绝对不能拔高到“治世”或者“盛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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