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研究清史的学派）

新清史（研究清史的学派）

新清史 （研究清史的学派） 次浏览 | 2022.10.06 20:49:19 更新 来源 ：互联网 精选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荐 新清史研究清史的学派

新清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兴起的一种清史研究的学派。该学派与以往清史研究相比，反对“汉族中心论”，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一是重视利用满、蒙等少数民族史料，在理论方法、研究角度、研究观点上突破了以往中日清史研究的成规。

中文名

新清史

兴起年代

20世纪90年代

类型

一种清史研究的学派

兴起地点

美国

观点新清史代表人物罗友枝

清朝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政治风格、政治模式和政治统治。满洲人从未失去过自己的族群认同，以致满汉分殊一直到清末甚至以后都始终存在，而满汉分殊存在可以解释为何反满言论在十九与二十世纪都还能如此有力。

出现标志

罗友枝(Evelyn S. Rawski)于1996 年发表《再观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反驳何炳棣1965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对汉化的强调，由此又引发后者发表《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回应》。这两篇文章，成为新清史出现的重要标志。

代表人物

其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路康乐（Edward Rhoads）、欧立德（ Mark C. Elliott）、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罗友枝（Evelyn Rawski）等。

代表论著新清史四书新清史

柯娇燕的《半透明的镜子：清代帝制意识形态下的历史与认同》（atranslucent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欧立德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the manchus way :the eigt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路康乐的《满与汉：1861-1928晚清和早期共和国族群关系和政治权利》(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罗友枝的《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被认为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各自的著作亦是新清史的代表作，并被称为研究满族的“四书”。

综述

1.柯娇燕：《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认同》，( Pamela K.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 ;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Ideology.)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

2.欧立德：《满族之道：清朝的八旗与民族认同》，(Mark C. Elliott ,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

3.菲立浦·弗瑞：《规划承德：清帝国的景观事业》，(Phillippe Foret, Mapping Chengde: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0年。

4.乔迅：《石涛：清初的绘画和现代性》，(Jonathan S. Hay，Shitao: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

5.劳拉·霍斯泰特勒：《清朝的殖民事业：近代中国早期的民族志和制图学)，(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Ethnography andcartographyin .Early Modern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1年。

6.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 Susan Mann , 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译注:汉文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7.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一1864年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民族和国家》，( James P.Millward，Beyond the Pass:Economy，Ethnicity，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一1864.)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年。

8.罗友枝：《末朝皇帝：清朝帝制的社会史研究》，(Evelyn S. Rawski，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

9.司徒安：《身与笔：中国近代早期作为文本和表演的大祀》，( Angela Zito, Of Body and Brush:Grand Sacrifice as TextJPerformance in Early Modern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7年。

特点

既然是“新清史”，首先应澄清的一点，就是究竟“新”在何处？一是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一是重视利用满、蒙等少数民族史料。与中日研究相比，新清史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理论方法、研究角度和观点创新。

第一，理论方法。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无论从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不断变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旧观点则不断更新甚至淘汰。新清史的理论创新，集中表现在用族群理论解释满族历史和满族特有的八旗制度方面。

第二，研究角度。新清史的关注点，主要有满族形成、满族认同、八旗制度、清朝特色、统治模式等。而广义的新清史，其实并不局限于对满族与八旗的研究， 还包括对清帝国的“尚武”与军事扩张、物质文化与精神世界、公私领域的构建与互动、社会性别研究等。不过， 把清朝的“满族性”作为其研究重点，应无疑义。

新清史试图扭转以往对清朝的传统认识，更注重把满洲（满族）而非汉族作为研究中心（主体），更强调满族对清帝国所作的贡献。与此同时，更关注满族主宰下的多民族关系与多元文化的互动。这一角度，有助于矫正“汉族中心论”的认识偏差，从整体上评价满族在清朝的地位；有助于摆脱清朝史等同于中原王朝史的成见，并使众多边地民族跻身于历史大视野焦距下的中心。

第三，研究观点。新清史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大多比较宏观。其宏观既表现为研究专题的从“大处着眼”，也表现为一些学者将清史置于世界史和比较史的范畴内，与其他领域的学者共同讨论帝国、现代化、殖民、身份等问题。例如，濮德培(Peter C. Perdue) 在《中国向西进军：1600-1800年清朝对欧亚大陆中部的征服》（2005)一书中，有关满洲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比较。

综合来看，新清史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为了利于考察连续统一体和共时性(simultaneity)进程—既在那些清起着直接或精妙作用的，也在那些超出它们的直接统治的那些地区—我们不应该用二元对立，而是应不断地去除明显的界别。为了寻求事情的本真，就要求模糊区别。而且，清的这些特色方面常常并不新鲜，但仅仅是代表着对于现有模式的一系列精妙的运用。而这自身也构成了一个清与众不同的特点，作为新清史的一个成果，业已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尽管“新清史”的诸多研究概念令人眼花缭乱，但最核心的论点还是可以集中概括为两大方面： 一是研究对象主体的转换。“新清史”由摒弃满族汉化，即以汉族为中心的研究方式，转以满族自身为研究主体，强调清朝的“满洲”元素及其独特性质。他们或从满洲及清的形成、八旗制度的内部结构及作用等，来判定清朝有别于中原王朝的朝代特征。或主张从“满洲史”的角度用满文史料进行研究，强调没有被汉化的“满洲”认同，以及清朝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实施不同的统治政策才是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这里，他们引入了种族和族群特性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提出“新清史”有时也被称为“中国研究中的种族转变”等观点。

二是研究空间的移置，主张将清朝纳入世界历史的范畴，并重新定位在一个亚洲内陆的研究空间。他们认为“可汗体制”对清朝产生了重要影响，故“满洲政权要包含在草原帝国的范畴之中”，八旗中的辽东汉人，与八旗“满洲”、蒙古以及东北亚的部族一样，都认同他们与清政权之间为可汗制关系，认为正是皇权的这种复合与共主性使帝国权力得以多方面的扩张。而清朝对蒙古、西藏、东北和新疆等广大地区的征服，其意义在于清朝由此构建了其帝国形成的历史。

如果说“新清史”仅仅在上述研究视角与路径上偏离了中国学界的研究习惯，那么它带给学人的应该是新鲜异样感觉之后的某些理论思索，因为先前遭到激烈反对的对“满族汉化”的质疑，已经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反思。诸如郭成康的《也谈满族汉化》，即是从清朝如何抵制汉化过程中接受汉文明，并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满族个性的过程，讨论了满汉文化从冲突到融合并最终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双向互动过程。

定宜庄在其《由美国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一文中也认为，清王朝的儒化统治无论怎样的成功，都没能将其带到东北、西北以及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新清史”的研究理念以及它所带来的学术推动作用。在多数“新清史”学者看来，民国以来中国政府对边疆地区的宣布主权与两次世界大战以后风靡亚非拉的“去殖民化”的民族主义运动背道而驰，而从当下已经步入“后现代”和“后殖民”时期的21世纪的角度来观察就更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在政治上自然也就毫无合法性可言。“新清史”学者出于证明上述理论模式的有效性，不惜曲解史实以强证己说。[1]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