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制度）

察举制（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制度）

察举制 （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制度） 次浏览 | 2022.08.12 11:03:37 更新 来源 ：互联网 精选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荐 察举制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制度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制度，由汉武帝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确立。文帝的两次诏举，明确订立了举荐制度，有了科目，有了考试办法，也分出了等级，这标志着察举制度正式形成。察举制不同于以先秦的世袭和后来隋唐的科举制，主要特征为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及选取人才，推荐予上级或者中央，被试用及考核后，再任命为官职。

中文名

察举制

英文名

Election system

拼音

chá jǔ zhì

制度作用

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实施日期

公元前134年

察举科目

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

变迁

察举制最早起源于战国时期的「军功爵制度」，又兴起「养士」之风，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

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但这些都不是完备的选官制度。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

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开「察举制」先河。

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前180年)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1]

察举科目

汉代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

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要求举贤良方正，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要求举孝廉，这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孝廉

在汉代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许多名人。「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显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这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汉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学的高官及富豪子弟。举「孝廉」之后，前程远大，升迁较快。「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起初举「孝廉」是以郡为单位。

至东汉和帝永元之际，又改以人口为标准，人口满二十万每年举孝廉一人，满四十万每年举孝廉两人，以此推之;人口不满二十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人口不满十万，每三年举孝廉一人。[2]

茂才

察举岁科之一「秀才」，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公元25－57年在位）讳，改作茂才（茂材）。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这是此科之始。后来，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时均有诏令，举「茂才异等」。西汉时，茂才并不是岁举常科。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此后才为岁举，往往与「孝廉」并称，表明其重要性。不同之处是，「孝廉」为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数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总计岁举「茂才」才约有20人。

「茂才」多为现任官吏，如西汉的茂才萧咸是丞相史。这些现任官吏举「茂才」后，因本身资历高，多起用为县令（千石）。「孝廉」则多为郎官，六百石。还有不少人先举「孝廉」，再举「茂才」。「茂才」中有许多升至高位，成为汉代名臣。如东汉的周举（？—公元149年），官至光禄卿，为「八俊」之一。

察廉

「廉吏」是汉代察举岁科之一。「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不是指「孝廉」。被举为「廉吏」者，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后，按原职升补；而举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为郎官，这是主要区别。而「廉吏」与「孝廉」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别，又可概括成以下四点：

（一）「廉吏」为长官报请上级迁补属吏优异者之科目，而「孝廉」则是郡国向中央「贡士」之科目。

（二）「廉吏」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员，而「孝廉」则开放予所有吏民。

（三）「廉吏」一般根据本秩（职位）直接迁补，而「孝廉」一般要入三署为「郎中」。

（四）「廉吏」之「举主」范围广泛，包括郡守，而「孝廉」之「举主」仅限于郡守、国相。

「廉吏」一科，大约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之前就有了，之后逐渐明确，成为一种岁举常科。被举的「廉吏」，最初都是小官，大概他们忠于职守，特别是为官清廉，才被「举主」看中，作为察举的对象。

光禄四行

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据上述元帝诏书的内容，说明「光禄四行」的几项重点：

（一）从永光元年开始，才有推举「光禄四行」一科。

（二）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或作节俭）是四种品行，也是「光禄四行」的选拔标准。

（三）「光禄四行」为岁举常科。

（四）「光禄四行」的举主为丞相、御史，被举者为光禄勋的属官。

（五）光禄勋每年依此科考核（「第」）他的属官。

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时，改「郎中令」置「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之事，属官有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谏大夫、谒者等。具上述四种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质朴的人，他们老老实实任职，没有什么突出成绩，长时间也没有得到提升，所以设立此科，每年从他们之中选拔一至两人，予以升迁。

贤良方正

古代比较贤明的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汉代察举制度设立「贤良方正」科，就是这个原因。

「贤良方正」是最主要的特科，始置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目的是「纳天下言」，即广泛听取对国政的意见。帝王们当时普遍认为，发生天地灾异，是自己犯了过失，即「人主（皇帝）不德，布政不均」。所以，这一科常常是在灾异发生之后举行。

而「贤良方正」又多与「直言极谏」相连，这是皇帝「求言」的一种方式，所以称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汉代的皇帝大多开过此科。「贤良方正」科的「举主」很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诸王侯、三公、将军、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皇帝很重视此科，被举者皆由他亲自主持对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为「九卿」者。

朝廷征求的人才也很广泛，包括儒生、有「道术」者，以及官吏等。有时也从贤良中直接选拔亲民的官吏，名目称为「贤良方正可亲民者」，如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曾进行两次诏举。

这类目的在于「广开言路」的选才办法，在汉代以后曾长时间实行，后演变为唐代科举的制科之一。到宋代，则以「对策」的方式向全国征求治国之道。

贤良文学

在汉代，选拔人才既注重品德修养，也注重文化质素。「贤良」的含义就是德行兼备。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文学」的涵盖范围实际指「经学」。这样看来，察举中常见特科「贤良文学」一科，所立的选才标准是：品德与文才兼备，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正式下诏举「贤良文学」：「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即位之初，曾发生地震，诏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不见于诏书的，在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就有「贤良文学」之举，晁错属此科。

可见，贤良与文学有时连称，成为一科，有时分开，各独立成科。不论怎样，此科是以文学为主，主要荐举对象是儒生。

在汉代察举制中，文学一科很受重视，西汉时每次察举「文学」的规模可达一、二百人。王莽时有四科之举：「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文学是其中之一。两汉时期「贤良文学」一科，出了许多名人，包括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地位显赫，成就卓异。

直言极谏

中国古代有敢于指出皇帝的不足之处，提出治国建议与方略的大臣，被称为「诤臣」。于是有了「直言极谏」这个词，意思是「正直的言论谏诤」。汉代名臣晁错写有一篇《举贤良对策》，是对「直言极谏」的最好解释。

所以，从汉代察举制度正式建立之初，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就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此后，举「直言极谏」一直延续下去。

但它不是独立的一科，而是与「贤良方正」相连，说明对直言极谏者来讲，应当具有公正无私的品德。无私才能无畏，才敢于「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古代就有了「文（指文臣）死谏」的说法，是文臣（特别是谏官）忠君的最高境界。

西汉官吏王吉，先举「孝廉」，再举「贤良」，任昌邑王中尉。昌邑王荒淫，他因时常劝谏昌邑王而遭到处罚。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召为博士、谏大夫，常上疏议论时政得失，但没有受到皇帝重视，只好托病还乡。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时召他为谏大夫，担任掌管议论的官员。

孝弟力田

<汉书>上说：「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意思是：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的正月，下诏选拔有孝悌（悌同弟）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为官。这时察举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死后，少帝立，由吕后（公元前187－前180年在位）临朝称制，特设「孝弟力田」官一人，秩二千石，地位很高。

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孝弟力田」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管教化的乡官。以后「孝弟力田」成为察举的特科之一。

为什么要举「孝弟力田」呢？「孝弟」与「力田」，有时分开作两科，因为这是两种德行。「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对父母尽孝，「悌」是对兄长尊敬。古时候中国人很尊崇孝道，因为它能使社会秩序和谐安定。

至于「力田」，因为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以农为本，农业「为生之本也」，希望大家勤于耕作，达到「家给人足」，国家富裕。在唐代，「孝弟力田」仍然是科举选士（举人）的科目之一，可见其仍受重视。

明经

汉代察举中的「明经」科，是最重要的特科之一。「明经」就是通晓经学。秦朝就有此科，到汉代地位开始突出。所谓「经」，原指先秦经典，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了。其实，察举各科都有经学内容，被举者也要熟习经学；把「明经」特立为一科，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之重要。汉代的读书人无不自幼苦读经书，目的都是为了应举、入仕。

西汉时举「明经」科不按人口，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开始，以人口多少定举数。后来加上年龄限制，年50至70才可入太学。但在东汉初，年纪轻而精通经学，也可应举「明经」。如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建武初，举明经。」

汉代许多名臣，如孔安国、贡禹等都是明经科出身，韦贤、韦玄成父子皆以明经科入仕，先后位居宰相。重经之风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唐代的「明经」科试帖经，以通经比例决定等第。可见经学在汉代察举制中地位之重要。

明法

汉代治国是儒、法并用的。选官时既选拔通晓儒学的儒生，也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因此设立「明法」一科，作为特科中的重要科目。

汉武帝时令举「四科人才」，其中第三科即「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这是设「明法」科的开始。在此之前，汉初就开始招天下明法之士，辅佐以法治理国政，可见朝廷对律令的重视。由于通晓律令而以明法入仕、位至高官者，汉代不乏其人。

如：郑宾位至「御史」，陈咸、陈忠位至「尚书」，吴雄位至「司徒」。郭射「家世掌法律」，世代通晓律令，有七个人当上廷尉，即国家最高司法审判官。唐代科举考试仍设「明法」科，选拔明习法令的人才，为常科之一。

明阴阳灾异

汉代大儒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说，认为天的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符；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亦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天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

汉朝的君臣们大都认为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所以，在察举的特科中设立「明阴阳灾异」一科，选拔有关人才。

由于这一科本身的特点，所以大都在发生天地灾异的年份才开科。如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因「风雨不时」，令「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是因为皇帝「不德」，造成万民饥馑，少数民族叛乱，特下诏，举明习阴阳等有识之士。

汉代是中国古代地震频繁发生的高峰时期，据统计，从公元96年到125年间的30年中，就有23次较大规模的地震，其中有的就发生在京城附近；以致汉朝的皇帝大为紧张，只好乞求于鬼神术数。大科学家张衡发明了可以观测地震的「地动仪」，可是并未被举「明阴阳灾异」科。可见，科学与迷信在汉代并非一途。

勇猛知兵法

在隋唐的科举考试中，有文、武两科，武科的渊源就是汉代察举科目中的特科：勇猛知兵法。作战勇猛又熟知兵法，能率军作战，这就是此科所选之人才。此科始于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这一年发生日蚀，成帝恐天下有变，下诏令「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其后，汉朝频开此科，只是名目略有不同。如：

（一）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灾异蜂起，寇贼纵横，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重以蝗虫滋生」，说明这一时期天灾人祸频发，社会动荡不已。所以，「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

（二）东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诏令大将军、三公等各举地方「刚毅武猛有谋，堪任将帅者各二人」。

（三）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诏公卿，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交车」。

从以上可知，主要是在「灾变不息，盗贼众多」的东汉，才急需较多军事征战人才。一般而言，汉代察举制仍以「明经」科为最重要的特科之一。

形成总述

察举是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主要方法。

察举制主要是依靠中央的三公九卿、郡守、列侯以及地方上的高级官员, 从平民或低级官吏当中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拔在道德、品行、才能方面符合当时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入朝为官。 [1] 

“选”的对象为没有官职的读书人，“拔”的对象是下级官吏。按规定，他们都必须是品德高尚、学识才干出众的人。由下而上推举官吏的办法，在秦代已有，但作为完整选士制度的“察举制”，则是在西汉时期才开始确立。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前195年在位）虽是“马上得天下”（靠打仗而夺天下）的，却深明不能以“马上治天下”（治国不能靠武力）的道理。所以高祖在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诏求贤，辅佐帝业。

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在即位第二年就下诏，说：“天下治乱，在予（自己）一人，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这便是察举制度的开始。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下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对策者百人，唯（晁）错为高第”。这里说明当时不但有了考试（对策），而且还有等第区别，显示此时察举制度已趋成熟。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士，规定非治儒术者不取，董仲舒取为上第。这正标志着察举制度的完备与正式确立。这时候，汉朝的统治者已从初期的与民休息、清静无为，转为积极进取，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法治绳之，达到了学术思想、政治体制、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结合，使中央集权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高祖召举三老

刘邦（公元前256年—前195年）在与项羽的“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建立汉朝，即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他当上了皇帝，是为汉高祖（公元前206年—前195年在位）。刘邦和他的谋士鉴于秦朝国祚短速，“二世而亡”，思考如何能长治久安。起初，刘邦瞧不起儒生。儒生陆贾与他谈《诗》、《书》，他说：“我马上得天下，《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治国不能靠武力。后来刘邦采纳了萧何、曹参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使乱纷纷的局面得以稳定。

早在刘邦立国的第二年，曾下令“诏举三老”，就是要求选拔年龄在50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者，协助地方长官推行政令。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又下诏，把选拔人才的事情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刘邦了解选拔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他命令郡国向中央推荐人才，记录他们的“行”（品行）、“义”（仪表）、“年”（年龄）。要求郡国按一定标准推荐人才，开启了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

文帝召举贤良

汉代在惠帝（公元前194年—前188年在位）、吕后（公元前187年—前180年临朝执政）时期，均曾下令诏举“孝弟力田”，可免其徭役，或厚加赏赐，让他们“为民表率”，做乡官。这是汉高祖（公元前206年—195年）“诏举三老”的延续。

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二年，第一次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因为这一年发生两次日蚀，他深信这是因为上天对他施政的不满警告，所以文帝希望通过下诏求才，“以匡朕之不逮”。

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再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并由皇帝亲自考试──“对策”。对策的内容有四项：“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宁”。这一次晁错被选为高第，升迁中大夫。

文帝的两次诏举，明确订立了举荐制度，有了科目，有了考试办法，也分出了等级，这标志着察举制度正式形成。不过，当时科目仅有一种，没有固定的期限，也没有人数的规定，所以制度还未臻完备。

董仲舒应策

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前87年），察举成为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举主为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丞相卫绾上奏说，被举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乱国政，请皆罢”，不是儒学出身的都不取。这说明以儒学为正统，从这时开始确立。这实际上是武帝的意见。

董仲舒是此次被察举者之一，由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认为治理天下，要靠皇帝的德政，不是靠天；并提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治天下不能光靠刑罚，又引孔子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因此，治国以宣德政、施教化为主。此外，董仲舒还提出培育人才的方法：“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关于用人，他说用“天下之贤人”，量才授官。最后，董仲舒提出，要推“孔子之术”，对其他各家“皆绝其道”。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这篇对策，武帝听了非常信服，就定董仲舒为第，任为江都相。

到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又诏举贤良，董仲舒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举人之数，以及“四科”之制，被采纳。这是董仲舒对察举制正式确立和实行所作的贡献，并奠定了察举制度的基础。

演变总述

汉代察举制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举士”（选拔人才）与“举官”（提拔官吏）没有分开。而且，“选举”与“考课”没有区分。察举的对象既有未入仕者（无官职者），也有入仕者（现任官吏）。选举科目的设置，也是对现任官吏的考课内容。总的来看，考试（考课）是辅助形式，不占主要地位。这说明汉代对选才、任职官吏的考核还未制度化、严格化。到了东汉光武帝（公元25年—57年在位）时，开始对选拔与提拔的对象，施行“授试以职”，即进行文字方面的测试，内容有策、经、笺奏（章奏文体）等。初在部分科目，后向所有科目渗透，说明考试这一环节变得愈来愈重要。

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诏辟四科，这所谓“四科”不是具体科目，而是与察举有关的四项标准。早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的一次对策中，就提出“四科”的概念。这两个时期提出的内容亦大体相同。

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时任尚书令的左雄提出“改察举之制”，主要内容是：

（一）“限年四十以上”；

（二）“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包括年龄及课试内容的规定。又提出“先诣公府”的办法，把考试分为两个层次，先在中央公府初试，再由尚书省复试。这是察举制度中考试环节的重大改革，是选才用才的一个进步。

东汉的察举人数

东汉时，由于察举制的弊端不断涌现，因而作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其中察举的有关科目在人数上时有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各郡按人口方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荐举名额。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诏各郡举明经之士，十万人以上推举五人，不满十万推举三人。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下诏，指幽、并、凉州等缘边地区，人口稀少，“良吏进仕路狭”，为此，令缘边各郡人口十万以上每年推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推举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推举一人。

不过，仍有不少科目是以郡为单位，不论人口多少，郡之大小，推举人数均相同。如：安帝本初元年（公元107年）令郡国举“敦厚质直”各一人。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令郡国举“有道之士”各一人。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令郡国举“至孝笃行”各一人。

东汉时对“举主”任职年限，也有不同的规定。如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定“视事（解作任职）一岁以上至十岁”得举。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又定“视事未满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这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做法。

年龄限制

汉代察举制度中，对被举者的年龄，在不同时期、不同科目中，有不同的规定。这里简述东汉时的规定。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下诏规定：“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举”，规定举孝廉必须在40岁以上。但又规定：“其有茂才异行，不拘此例”，就是对有特殊才干者，可以放宽限制。上述规定，源于尚书令左雄的意见。左雄在关于察举改制的建议中提出“限四十以上”，但对于“有颜回、子奇之类，不拘年龄”，即学识、才干特别高的人，年龄不受限制。朝中有人反对左雄的意见，但顺帝十分支持左雄的改革，最终颁布了诏令。

其实以上的规定也不尽然。如在征诏博士人才时，年龄限制则为50以上。到质帝（公元145年—146年）时，又令郡国举明经之士，年龄限制在50以上，70以下。从以上例子可见，东汉时期对被举者年龄的限制，普遍偏高，这并不一定是好现象，因为此举无疑是对于青年才俊仕途的压抑。

培养机制的建立

汉代察举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在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确立，但如果从国家的需要出发，想获得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必须建立相应的培养机制，而这个机制由西汉武帝开始，至东汉时期发展至高峰。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提出了“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说明董仲舒是很有远见的学者。而且把养士（教育）与选士相结合的做法，从长远看，对改善行政官员的质素，至为重要。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都城长安（今西安）设立了太学——国家最高学府。进入太学的称为“博士弟子”，条件是年龄18岁以上，仪表端正。甄选方法有二：

（一）由中央有关部门

（太常）典选；

（二）由地方郡县长官推荐。

博士弟子在太学里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有《诗》、《书》、《易》、《礼》、《春秋》等。每一年考试一次，是选拔性考试，通“一艺”（一种儒家经典）以上，可以任官，考获较高等级的能任“郎中”。如“一艺”也不通，该名博士弟子会被打发回家，而推选他的人还要受罚。这样严格的制度，不只能培养人才，还直接为国家选拔优秀的官员。

太学刚成立时，招收的学生只有几十人，以后规模愈来愈大。主要原因是课程（经）门类增多（如《公羊》、《左传》、《尔雅》等等），一种经就有若干博士。在成帝（公元前32年—前7年在位）时，博士弟子的名额增至3000员，东汉时更多达30000人，为太学规模之极盛时期。

魏晋时期

汉代之后是魏晋南北朝，从公元220年到581年，长达300多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分裂纷争，政权交错。这时的选官制度，针对东汉后期大族名士主持乡闾评议及控制选举过程的流弊，改行“九品中正制”。但察举选士的办法仍在实行，不过退居次要地位。九品中正与察举本质上代表着两种选官导向。由于以九品中正为主，所以察举受到它的制约：由察举入仕者，也须经过中正品第，而且，入仕者的成分、升迁、地位等也受到相当的限制。这时期的察举制，仍以举荐为中心环节，而当中有所变化：

（一）除岁科和常见的特科，如：孝廉、茂才、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等继续延设外，其特科的设置更为灵活，范围扩大，增加了许多特诏科目。

（二）察举的对象，由原来的儒生、文吏两途，融合为一，儒生成为主体人选。这改变是从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开始的，规定“贡士以经学为先”。

（三）考试范围扩大、黜落程度加深。东汉时仅对孝廉一科的考试、黜落较严，西晋时扩大到秀才科。

（四）门第限制较宽松。魏晋南北朝时，下层人士通过察举入仕者，占了接近一半，在汉代仅占四分之一。至于高官子弟入仕，另有途径，不再通过察举了。总之，察举制的门第因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呈下降趋势的。

评价

实行了300多年的两汉选官制度——察举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实际情况观察，察举制度确实为汉朝选出了许多人才。究竟什么原因令察举制度能如此成功呢？总括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察举科目多，涵盖了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选拔的范围也较广，为有才干的士人提供了较多晋身仕途的机会；

（二）相对而言，察举制度执行严格，对举主和被举者均有赏罚，特别是举主，不得不谨慎行事，因而减少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

（三）最重要的是选拔与考试相结合，为被举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此外，汉代察举之得人，还要归功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在此之前，有汉初的“文景之治”，加上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求贤若渴，于是大力推行察举制度，呈现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勃勃生机，造就了汉王朝成为当时的文明大国。

但由于汉朝选才之权集中在皇帝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员之手，人为因素对选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也是这一制度的根本弊端。当时被举者占四分之三是现任官吏，造成平民儒士中之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特别在东汉后期，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权门势家把持察举的结果，令流弊百出，察举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无遗。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