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吾（中国近代思想家）

李宗吾（中国近代思想家）

李宗吾 （中国近代思想家） 次浏览 | 2022.11.27 17:38:49 更新 来源 ：互联网 精选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荐 李宗吾中国近代思想家

李宗吾(1879.2.3－1943.9.28），四川富顺自流井（今四川自贡市自流井）人，其早年加入同盟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系四川大学教授，历任中学校长、省议员、省长署教育厅副厅长及省督学等职。中国近现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畅销书小说作者，他曾撰写了轰动一时的《厚黑学》。1936年，他还发表了被人称为扛鼎之作的《中国学术之趋势》。1938年，又将以前曾发表过的短文《心理与力学》重新整理成书同名发表。他曾撰写了轰动一时的《厚黑学》。

中文名

李宗吾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自贡市自流井

毕业院校

四川高等学堂

职业

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

代表作品

《厚黑学》

籍贯

四川省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879年2月3日

去世年月

1943年9月28日

宗教

三民主义

简介

自称是火德公之后，在南宋建炎二年，由福建汀州府上杭县，迁到广东嘉应州长乐县（现在长乐县改名五华县，嘉应州改名梅州）。广东一世祖敏公，二世祖上达公……十五世润唐公，在雍正三年乙巳，举家入蜀，住在隆昌县萧家桥，李润唐公时年六十一岁。李润唐为入蜀始祖，公为儒医，卒年八十二，葬在萧家桥，后迁葬到自流井文武庙后之柳沟坝。李宗吾家族入川后字辈为“唐景正文永，山高世泽长”。

生平介绍

李宗吾，原名世铨，入学后改名世楷，字宗儒，意在宗法儒教，尊奉孔夫子，25岁思想大变，与其宗法孔孟之道，不如宗法自己，故改名为宗吾。[2]其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其职位油水丰厚，而离任时清贫潦倒。

1912年，他以“独尊”之名，撰写了轰动一时的《厚黑学》，以后陆续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包括1927年发表的《我对圣人之怀疑》。1928年发表了《社会问题之商榷》。自诩学说与道、儒、释相提并论，被誉为蜀中奇人，研究古之帝王将相权谋成功之道和英雄豪杰不外"面厚心黑"而已，触类旁通二十四史都可一以贯之。吴稚晖称其为当代的了不起的思想家。厚黑之说在抗战末期以后以至于台湾、海外都曾风行一时。

1936年，他将历年所作文字的一部分，融合自己的新观点和想法，重新以随笔体裁整理为文，在成都《华西日报》上开辟《厚黑丛话》专栏，连载发表，以后同名结集单独成书。

1936年，他还发表了被人称为扛鼎之作的《中国学术之趋势》。1938年，又将以前曾发表过的短文《心理与力学》重新整理成书同名发表。因作者认为此文所言是厚黑学在学理上之根据，所以人们称此书为《厚黑原理》。

作品分析

作者的基本思想线索是在研究人性中，提出了“厚颜黑心”之说，由此而生“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变化”之说。作者认为后者，使“厚黑学就有哲理上之根据了”。

其论人性、论经济、论政治、论国际关系、论学术，均循此线索。他自己认为世人多注意其“厚黑学”，而对其他作品“不甚注意”，其实，后者才是作者更为着重的作品。

这些着作八十年代又成为台湾、香港地区及日本的畅销书。作者以强烈的使命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对封建社会的政治黑暗和官场腐败予以深刻揭露和严厉抨击。

文笔犀利，讽刺辛辣，许多见解令人叹为观止。作者视角独特，观点新颖，自成一家，使人不能不佩服其对传统文化的切肤感受与妙悟能力。

《厚黑大全》收集了李宗吾的重要论文和专着，通览全书，可以了解作者的思想全貌。就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而言，《厚黑学》

、《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厚黑丛话》、《中国学术之趋势》、《社会问题之商榷》堪称是李宗吾的代表作。

以“独尊”之笔名，旨在取佛祖“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意，从此便以“厚黑教主”自号，被誉为“影响中国20世纪的二十大奇才怪杰”之一。它就像一面镜子，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丑陋的中国人》等一系列抨击落后国民性着作的先河之作。

其书有后续，是说男女关系，名曰《老婆经》，怕老婆才能有大发展，是现代中国人生活幸福的指导教材。

其有作品：《厚黑学》书最后是老婆经，《厚黑学后传》，《心理与力学》，《厚黑大全》，《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厚黑丛话》，《中国学术之趋势》，《社会问题之商榷》。

后世影响

宗吾先生的着述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甚至畅谈物理学、经济学，凡百余万言，在经历40年代的轰动效应之后，逐渐在思想史上展露出深远的影响力和冲击波，开启了对国民性反思的思辨之路。

在华人学术领域，林语堂、梁实秋、柏杨、李敖、南怀瑾、张默生、李石锋等等学问大家对李氏思想进行了多方位的推演和研究，纷纷指出，李宗吾在文化史尤其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僭越性，是四川人为中国现代思想所做出的不可多得的贡献。张默生先生的《厚黑教主传》也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

解放以后，海外对李宗吾的研究已经推演至更为广阔的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各出版机构纷纷出版李氏着作，达数十种之多。其传记也作为研究课题进入了大学课程。

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王磊等人专门写出了30万字的李氏思想传记《厚黑教主李宗吾传奇》，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促进了李氏学术思想的发掘和研究。

在清华大学传播学系2002研究生的课程里，“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到李宗吾的《厚黑学》”的专论，已经进一步体现了其学术、思想的生命力。

当代学人谷照明、王善生、铁波乐、笑蜀、陈远、李加建、邓遂夫、陈思逊、李波等人均从不同的层面对宗吾先生的多方面成就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其思想具有的“当下性”价值予以了特别关怀。

在对待宗吾先生的问题上，鬼才魏明伦倒是显得比较理智，他在《奇奇怪怪的四川人》、《台北访李敖》等文章里高度颂扬了宗吾先生的精神与人格魅力。

厚黑大师历史发现

面对这样一位“近代之新圣人”(林语堂语)，许多学者感到奇怪：李宗吾身后怎会如此萧条，竟没有—张照片，一页手迹，一件遗物，—篇遗稿留存于世?直到近年，这一令人扼腕叹惜的奇怪现状，才在其家乡自贡—批热心文化人的不懈努力下得以突破，有了惊人的发现！

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与一群"黑学"痴人地处大西南一隅的自贡，是一座以“盐之都、龙之乡、灯之城”闻名于世的历史文化名城，仅在近百年历史进程中便涌现出一大批名震华夏的历史人物：红岩英烈代表人物之—的江竹筠，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阵亡于遵义城下的彭德怀的军事搭档、红三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邓萍，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戊戌变法”六君子之—刘光第，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的民主主义革命家雷铁厘，还有杰出的诗词书画大师赵熙，著名盐业资本家侯策名等。

自贡因盐设市之前本属富顺县和荣县分别管辖的两个大的盐业区—一自流井和贡井，现自贡市所辖四区两县320万人口，两县即包括富顺县和荣县，前者为有名的“才子之乡”，后者则为有名的“诗书之乡”。“厚黑大师”李宗吾正是在这样人杰地灵的人文环境和历史氛围中脱颖而出的。然而由于诸多原因，他在曾经的辉煌之后，却在故乡沉寂了，长久不为人知。

自发研究

当时间跨人21世纪后，在自贡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里，有一群人终于坐不住了。他们自发地行动起来，研究《厚黑学》，开展李宗吾身后事件的大追踪，揭示李宗吾的思想真谛，恢复李宗吾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和地方文化名人中应有的地位。他们突然发现，这位已经辞世半个多世纪的瘦弱、高挑的老人，身后竟留下了—座精神富矿、思想宝库，为后人留下了足可构建一座学术殿堂的“厚黑”奇学。而这—群人，就是被笔者在本文中称之为‘黑学”痴人中的一拨热心于文化事业的人。

2004年大年三十除夕，天下着漾漾细雨，有3个人来到了自贡市区一家名叫“天一阁”的茶坊里品茗论诗。这天街上并不热闹，市民大多在家中与亲人团聚，宰肉、杀鸡、炖汤忙乎吃喝。茶坊在这—天也并不见拥挤，反而有几许清静。

在这—老两少3个人中，一个是前面已经提到的青年诗人、散文家蒋蓝，一个是年近七旬的市文联退休老干部、市作协名誉主席李加建，另一位30出头的年轻人是李加建的学生龚伟。3位平时舞文弄墨的人今天聚在一起，竟没了以往的诗兴和豪语，不知是谁把话题拉到了李宗吾的《厚黑学》上，自然也是一番感慨，之后便各自心情沉重起来。

邓遂夫早在10年前便开始关注李宗吾的研究，于2001年初从北京回乡，与陈思逊、蒋蓝等文友共商研究厚黑学、探寻李宗吾遗迹遗物之事，紧接着便写了—篇长文《李宗吾断想》在故乡《蜀南文学》上发表，同时还向市领导写信建议尽陕建立李宗吾故居纪念馆、成立李宗吾学术研究会等。

后来他—直为此四处奔走呼吁，终于在2004年2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偶然听说自贡市第二天就要召开人大、市政协“两会”，便决定借此机会搞一个能够真正引起人们重视的活动——以一个故乡文化人的名义直接向“两会”上书。当天晚上他就起草并打印好一份题为《关于尽陕建立李宗吾故居纪念馆的建议》的意见书，然后在第二天早上打电话找到了正准备出席会议的市政协委员邓科，请他在市政协会议上代为宣读并递交这份意见书。

邓遂夫接着又去市人大送交材料，希望同时引起市人大代表对此事的关注。邓科长期在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工作，深知这—材料意义重大，便在宣读了邓遂夫的意见书后，与市中院副院长钟达文、市政府副秘书长漆成康、《自贡日报》副总编林念劳和市公安局局长杨卫等委员—起，联名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建立李宗吾故居纪念馆的建议》的正式提案。大会《简报》很快以《尊重历史，打造品牌》为题，摘录刊发了邓科的相关发言，引起与会委员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墓地的真相

自贡李宗吾学术研究会成立之前，筹备组成员便达成共识：设法解开这样一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即李宗吾本属现代名人，去世时间并不长(1943年)，为何却没有留下—张照片、—页手迹、一件遗物？比如李宗吾的照片，他去世之前照相馆在社会已很普及，难道就没留下一张与家人、与友人的合影?他本人难道就没有一张生活照、社会活动照?现在所知的李宗吾像，仅有其好友张默生所着《厚黑教主正传》一书的封面画像，那上面写得明明白白的是“厚黑教主李宗吾造像”，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照片。

至于李宗吾的其它遗物，目前尚未有任何发现，也未见任何有关报道。还有，李宗吾一生着述颇丰，其着作手稿难道没有被其后人收藏，没有一篇文章手迹散存报馆、流落民间，没有只字片语的题签、书信被人保存?过去已知的李宗吾唯一手迹，仅为其赠送给北京太庙图书分馆—本书上的签字：“太庙图书分馆惠存，李宗吾谨赠”。作为一代大师的李宗吾，其手迹就仅仅这13个字存世?大家都觉得应该各自努力去寻踪觅迹，争取在这几个方面有所突破，为此后建立李宗吾故居纪念馆积累实物实证，为学术研究提供依据、拓宽领域。

此外，现在已知的李宗吾墓在市区的红旗乡大岩村七组，人们传说那里是李宗吾的衣冠冢。那到底是衣冠冢还是真正的李宗吾墓?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在人们心里打上了一个又一个大问号。好在这些自贡的“黑学”痴人们纷纷行动起来了。很快有佳音，那就是确认了李宗吾墓的真正处所。

2003年，是李宗吾辞世60周年，自贡市诗词学会会员李仁勋是《厚黑学》研究爱好者，与诗词学会副会长陈思逊多有来往，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研究心得。他在这—特殊的日子很想为这位名震海内外的先人做点什么，于是想起了去李宗吾墓地拍照，配上文字在会刊《紫薇诗简》上发表，以纪念大师。于是，李仁勋寻访到了大岩村七组，拍下了李宗吾墓碑的照片，并记下了碑文：

吾祖李宗吾乃前清单人，同盟会员，四川自贡市人.。生于一八七九年元月十三日，卒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终年六十五岁。早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历任富顺县立中学校及四川省立江油中学校长、省教育厅督学、省府政闻编审委员、省官产清理处长、四川省府秘书、四川大学教授、省参议会参议员、省府委员、顾问等职。

1992年5月，李宗吾墓周围经数十年变迁，已是房屋密布，老宅也已成了居民住宅街区，又因建设征地，埋于此处的各家坟墓均被通知迁移。李宗吾之孙李长靖、孙女李若英等孙辈后代，代表李家后人，准备好经坛、香烛、纸钱，前往富台山为祖父母迁坟。此时，所埋墓坑中的遗骨已无法辩认分装，只好将祖父母的遗骨收殓到一起放入经坛，考虑到此后有赖李氏宗族后人就近照看，也由于坟地之需，他们便将祖父母的遗骨送去了李氏宗族的祖居地之红旗乡大岩村七组，埋于青龙山上，并立了墓碑。

至此，李宗吾墓是衣冠冢的说法已不能成立，这里确为真正的李宗吾墓，只是从原埋葬地富台山迁葬刊师已。但让人不曾想到的是：李宗吾作为一代大师，其身后竟遭如此大劫！

2004年4月4日清明节，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筹备组诸同仁和部分文艺界人士，自发地组织起来前往大岩村为大师扫墓，其情景一如媒体在报道时用的黑体标题那样——《“厚黑宗师”身后不寂寞》。

手稿追踪

寻源觅踪，大师手稿今何在对于红学家邓遂夫来说，一个研究对象的手稿，对于研究本身有何等重要的价值，那是再清楚不的事了。早在3年前，他就开始追踪李宗吾的手稿。

他坚定地相信，李宗吾从读书开始到此后服务于社会直至最后去世，一生中几乎在四川度过，虽然由于写了《厚黑学》，使得不少人对他产生误解，真正的知心朋友并不多，但他晚年着书立说之地毕竟在家乡自贡，且其孙辈人数不少，是个大家庭，他的一些文稿的手迹应该极有可能在自贡被发现。

几经努力，邓遂夫得到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李宗吾的堂侄、20世纪40年代便颇有名气的李石锋，曾于80年代去世之前，将一批李宗吾遗作手稿托友人转交给自贡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希望在《自贡文史资料选辑》上面世。但此后这批遗稿似乎并没见刊出，下落亦不清楚。

得此线索后，2002年春节前夕，邓遂夫再度从北京回到自贡，请求市政协文史委知情的工作人员协助查找相关资料档案，结果只查到一篇署名王善生的《我对李宗吾先生的回忆》在该刊刊发。至于李石锋托人交来的李宗吾手稿有没有刊用以及后来的去向，因当年经管此类工作的何青、王柔德等人均先后谢世，则无从说清了。

文史委热心的何桂清女士见邓遂夫很着急的样子，便答应再为他在现存的80年代的来稿登记案卷中查找一下。何女士查出来的结果，除发现孙柏蔚、梁思尧回忆李宗吾的文章各一篇登记未用外，其他再未找到以李宗吾署名的或别人写李宗吾的文稿。既然是这样一个结果，邓遂夫也就只好作罢另觅他途了。

事情过去两年之后，闲时爱去旧书摊淘书的邓遂夫，偶然在旧书摊上见到一本《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期，一翻目录，其中有署名李世楷的3篇文章一一《廖绪初小传》、《杨泽溥事略》、《王俭恒小记》。邓遂夫刹时心跳加剧：李世楷不就是李宗吾的本名吗?此前文史委的没有查到李宗吾的文章，看来还是由于不熟悉李宗吾的各种名讳。这千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文章既已刊出，保存其原稿就应该是常理，邓遂夫急不可待地立即联系上在家养伤的何桂清，再次前往文史委查找历年已用稿件的档案。很快便查到了那3篇文章的原稿。但让邓遂夫吃惊的是：经仔细辨认，这3篇稿子并非李宗吾手稿，而是文史委作为编辑用的—种抄件。

李宗吾手稿又到哪里去了呢?当年转交这几篇文章的金文达老先生明确告诉邓遂夫：文章是用毛笔书写在一种陈旧的黄纸上的，而不是现在见到的用圆珠笔和钢笔写在稿纸上的。那么，李宗吾手稿会不会因其弥足珍贵而送交市档案馆保存呢?邓遂夫又请市档案局局长兼市档案馆馆长许建代查一下，许建爽快地答应了，查的结果还是没有。邓遂夫又请当年负责处理这3篇稿子的何青遗孀曾德彬女士查找一下何青遗稿，看能否从中查找到一些线索。曾德彬女士当即回答道：“我因整理出版何青遗着，已对他的遗稿作过反复的清理，并没有发现你说的这几篇稿子。”

现在，所有的线索似乎都中断了，那么李宗吾手稿会不会直接退还给了提供稿子的李石锋后人呢?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邓遂夫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李石锋的四子李长志家，但因李长志外出而未能见面。接下来的日子，邓遂夫因忙于参与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便暂时放弃了对李宗吾手稿的追踪。但他—直放心不下此事，后来研究会筹备工作进入尾声并终获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审批机关正式批准，其成立大会也定于2004年8月8日召开。邓遂夫便想利用研究会成立之前的短暂时间作一次最后的冲刺，看能否查找到李宗吾手稿。这—次，他决定到文史委去用笨办法——亲自对—些堆积如山的散乱文稿等资料进行一件件排查。

炎炎夏日，闷热难当。邓遂夫在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量文稿堆里埋头苦干，直弄得汗流浃背、灰头土脸，连续忙了两天下来，仍无任何收获。万般无奈之下，他又去清查文史委工作人员借阅文稿的登记册和来往公函，在这些让人极可能忽略的东西中，邓遂夫终于有了重大发现。首先，他从1984年明7日的登记中，发现了已去世的王柔德有—次在借阅这3篇文稿之外，还同时借阅过—份题为《谢绶青事略》的稿子。邓遂夫在随即查到的省政协文史委公函里证实：当年李石锋托人转交市政协文史委的稿子中，确有一篇题为《谢绶青事略》的李宗吾稿，而且后来将其转交给了省政协文史委，省政协文史委甚至还给在文稿上署名的李世楷发了一封回执函：

李世楷：

来稿《谢绶青事略》共一件，已收到，办理情况，另行奉告。

此据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印)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日

收据编号：3243

有意思的是：当年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的经办人员也不知道李世楷就是李宗吾，更不知道李宗吾已去世41年，以致这份根本无法送达作者本人的公函，便被市政协文史委搁置保存了下来。如此看来，李宗吾的遗稿就并不只《自贡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过的3篇，而是4篇。但这篇《谢绶青事略》，市政协文史委并没有保存，只能到省里去查。但省文史委的资料档案肯定更加堆积如山，而且经过20年的变迁，能否找出也是一个大问题。正在为难之际，邓遂夫无意间查看了—下过去未加注意的一份稿件审阅处理意见表，上面清楚地批写着当时任文史委委员的王柔德签署的意见：“据何青说，李世楷即李宗吾，有名人也。此文作于1932年，不知是否曾在报刊发表，如未发表，同意编人15辑，定稿时请李石锋将原稿携来核对一下，以免讹误。王柔德84、5、4。”这—处意见上明确写着“定稿时请李石锋将原稿携来核对一下”，说明至少在此之前，李宗吾的原手稿已经不在文史委。这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原稿已退还李石锋，二是李石锋主动来要回去了。无论哪一种可能，都说明手稿还在李石锋家里。

得到这—结论走了多少弯路啊！邓遂夫盯住那份审稿意见表，好一阵发愣，良久才长叹—声，转身直奔李石锋之子李长志家。

找到李长志后，邓遂夫了解到如下信息：李石锋共有子女队，现在有3个儿子居住在自贡，其余则散居在湖南、北京、陕西、台北等地。李石锋因在反“右”运动中错划为“右”派，纠正平反后又患多种疾病，晚景十分凄凉，于1984年去世。去世前将自己的文稿装在一个编织袋里，交给了好友李加建保存整理。过于—段时间，李石锋的子女们从各地赶回自贡吊唁，听说父亲去世前已将文稿交李加建保存，觉得不太妥当，便去找李加建要回了父亲的文稿，存放于四子李长志家。李长志后来又将文稿交给了来家探视的、原在市政协文史委工作的父亲生前好友关继西，请其代为整理保存。而在此之前，李家兄妹均未清理过这批文稿，亦不知道其中是否有李宗吾手稿。

邓遂夫得此信息先向李加建打听，回答是当时还来不及翻看这批遗稿，就被李家的后人要回了。邓遂夫经过多方打听，与关继西之子关白明联系上了，才知道关继西早已在12年前去世。邓遂夫给关白明讲清情况后，关白明回答道：“我爸爸这一辈子受了许多磨难，吃亏就吃在舞文弄墨上。他老人家去世后，我想这些东西留着也没什么用处，就清拢—堆，烧了。”但他又说，他在烧父亲的遗稿时，并没有见到邓遂夫所描述的别人用毛笔书写的稿子，不知道父亲在世时是否见过，也不知父亲是否放了稿子在其他什么地方。他答应今后再找找。

线索追查到这里，似乎是真正地断了。

那么，关白明烧掉的那些文稿中，有没有李宗吾的手稿?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让李宗吾这7000字手稿保留在人间?笔者同李加建在同一个单位共事，他退休后也同笔者多有交往，曾谈及此事。李加建忆起往事，十分伤感，说：“石锋临去世之前的前三天晚上，曾带信把我找去，将一大塑料包文稿交给我代为保管，并嘱我以后在可能的条件下，将他未发表的文稿发表一些出来。我将文稿带回家后，第三天他便去世了，我—直沉浸在悲痛中，—直无心打开塑料包整理那些文稿。后来他的子女们来要文稿，我有什么理由不交还他们呢?如果这批文稿中有李宗吾的手稿，以后又被无意间烧掉了，也确实是太可惜了！”

邓遂夫确实是努力过了，虽然最终未能寻觅到李宗吾的原手稿，但也不是—无所获，毕竟查出了3篇遗作的抄件，可是第四篇还能找到吗?邓遂夫仍抱着一线希望。他和李石锋的诸多后人在查找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因而继续请求他们不要放弃在各自的家里寻找有关李宗吾、李石锋的照片、文稿、遗物的努力，争取能有所发现和突破。这—愿望果然很快有了结果。

李石锋之女李长淑在外地勃口工作后很少回到家乡。在邓遂夫反复动员下她答应尽陕抽时间翻找一下家中的旧物。她说以前只记得父亲曾经放过一点旧稿在她家里，但放的究竟是些什么内容的稿子，已记不清楚了。

就在2004年8月8日早上8时，邓遂夫驱车前往参加获批准的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的途中，手机突然响了，是李长淑从陕西打来的。李长淑告诉邓遂夫，找到了—部父亲在解放前写的书稿，是关于李宗吾先生的，里面正好附有李宗吾的俏遗稿。邓遂夫一听，心立即提到了嗓子眼上，赶紧问：“那4篇附录的遗稿是李宗吾的手迹还是你父亲的?”李长淑回答说是父亲的。邓又说：“你在电话里给我念一念4篇附录稿子的标题。”李长淑就念了，当念到第三篇《谢绶青事略》时，邓遂夫差点在车上跳起来。于是，他请李长淑将她保存的这部书稿复印一套寄给他。很快，邓遂大便收到了厚厚的一大袋书稿复印件。

邓遂夫一看书稿题名为《破风楼文丛五：关于李宗吾先生》，是一本回忆录性质的书稿，书中写到了李宗吾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甚至专章写到了李宗吾“恋爱的谜”。

查到了李石锋书稿的手稿，又找齐了李宗吾的4篇遗稿，这当然也算是对邓遂夫倾心努力的回报了，但他仍然感到不满是——没有查找到李宗吾这4篇遗稿的手稿。

同时，在李石锋这部书稿的目录中，还提供子—个让人充满希望的信息：第一行列着一一李宗吾先生单照一帧;第二行列着——李宗吾先生与作者合照一帧;第三行列着——李宗吾先生遗墨。既已列入目录，当然是要刊于书中的，这说明李石锋这部书稿中，原本附有李宗吾的照片和手迹，同时也说明：李宗吾与家人及亲戚间都曾有照片的交换，有时还会—起合影留念。但迄今为止，却一张也没有找到。就连找出了这部遗稿的李长淑，也始终没找到目录上列出的照片，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难解的谜。

9月9日，邓遂夫、邓科、黄鹤邦鼎请自贡的文物鉴定专家杨源对李宗吾笔筒的文物质地和价值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李宗吾笔筒为清末民初瓷器一—珍珠瓷堆塑松鼠吃葡萄笔筒，其本身文物价值并不是很高，但因属名人之物，价值自然不可估量。

后裔寻踪

应当说，邓科几乎是在一开始筹备李宗吾学术研究会时便注意起一件事来，那就是寻找李宗吾的后裔。

正是因为李宗吾为“黑学”痴人们留下了太多的谜，寻找他的后裔并试图在他的后裔中寻求更多的突破，显然是一种最便捷可行的办法。如李宗吾照片、手稿、题签、书信、遗物、与友人交往中的礼品等等，通常情况下是最容易在他的后人中发现的。

李宗吾原名世铨，后改为世楷，字宗儒，25岁时基于以其宗法儒家不如宗法自己的想法，又改字宗吾。8岁入塾，20岁就读于自流井三台书院，次年入东兴寺炳文书院，中秀才。1902年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加入同盟会，190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学部特授举人，随即返乡就任富顺中学教习、监督。1912年应邀出任四川审计院第三科科长，旋出任四川官产清理处处长，此后先后担任过自贡地方议事会议员，教育科长，富顺县视学、省立二中校长等职。1916年，升任省视学，1918年任省长公署教育科副科长，次年冬辞职返乡，至北伐战争开始后再度人省府任编纂委员职，1938年解职回乡隐居，着书立说，于1943年谢世。

以上大抵便是李宗吾的简历。

相对而言，李宗吾的子女并不多，仅两男两女(其一女在6岁时即夭亡)。这在他所处的时代，应当说生育还是有节制的。且由于其长子泽恒、次子泽文均英年早逝，所遗后人并不算太多，尤其是泽文一房，仅—女一男，次子还是遗腹子。即便如此，其后人也达六七十口。另外李宗吾兄弟姐妹有8个之多，李宗吾行六，他在老家至晚年时，人称李六爷。如以堂房计，从他那一代算起，李氏后人当逾千口以上。如果弄清李氏各支后人，实在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非民间社团能力所能及。邓科决意先弄清李宗吾一房的后人情况，以作联系之需。

寻找到李宗吾嫡孙女李若英，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喜讯。当邓科、邓遂夫、黄鹤邦鼎、陈思逊等人先后和李若英女士见面后，才发现这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思维清晰敏捷，言谈儒雅得体，不愧是李宗吾的后代！通过李若英女士，邓科很快记录下了李宗吾现健在孙辈的联系电话。统计下来，李宗吾后人的分布地区大体为：自贡、重庆、都江堰、乐山、马边、犍为、河南、台湾等地，其后人已至五代，孙辈即达12人。

至于李宗吾第四代、第五代的后人，由于分散在各地，平时来往不易，连李若英女士也弄不太清楚了。

2004年明8日，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成立这天，李宗吾的部分后人应邀来到自贡作为嘉宾与会。邓科便想利用这次机会对李宗吾后人来一次全面统计调查，把名单搞出来。但后来正式与会的只有李长城、李长玉、李咏雪、李素明、李若芳等少数几人，邓科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这是由于到会的李宗吾的孙辈和曾孙辈人士虽能大致说出其他各房孙辈、曾孙辈、玄孙辈(包括外孙、外曾孙、外玄孙的人数，却说不全所有人的名和确切地址、联系方式。所以，会后邓科一翻笔记本，连他自己也傻了，已记录下来的李宗吾后代姓名，有的没有分房，有的没有列名，有的竟连辈分也分不清了。

邓科决意重新统计登记，这—次，曾干过会计的邓科决定采用会计学统计法，将李宗吾后代分房、分代列一个统计简表，统计登记完毕后再整理成—个检索表。有了这个检索表，便可以一目了然地尽知李宗吾后代各房各代的情况了。

邓科再次来到李若英女士家里，重新核对了孙辈各房的分布情况和电话号码，然后回到家里，分别打长途电话一房一房地了解记录，最后终于形成了—个较完整的《李宗吾后裔检索表》。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到以李宗吾为第一代，其子女为第二代，并由此传下各房后裔的大致晴况。

邓科说：“目前这—统计结果表明，李宗吾后人有69人，但还不能说完全准确，只能说较为准确。因为目前在第五代中还有认只搞清了姓而未弄清楚名，这是不完备的，我们目前还在想办法联系，以求最终编制出准确的李宗吾后人检索表。”

现在已知的李宗吾后人中，不少的人已成为高素质人才。他们中，有高级工程师、主任医师、高级教师、科学工作者，还有不少的人担任教委主任、科委主任，直辖市人大代表和专业学(协)会理事长等职务。总之，在各条战线上的李宗吾后人均多有建树，有功于国家和人民。若一代大师李宗吾地下有知，也该大感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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