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犀牛是生长在中国的三种犀牛(印度犀、苏门犀、爪哇犀)的种群统称,一般体长在2.1-2.8米,高1.1-1.5米,重1吨。曾广泛分布在中国南方各省,栖息在接近水源的林缘山地地区。皮肤有又硬又黑呈深灰带紫色,上面附有铆钉状的小结节;在肩胛。颈下及四肢关节处有宽大的褶缝,使身体看起来就像穿了一件盔甲。
雄性鼻子前端的角又粗又短,而且十分坚硬,所以人们又称之为“大独角犀牛”。犀牛角是一种珍贵的清热凉血中药材,其皮和血也可以入药,在中国宋朝就有用犀牛角的记载,但由于人类的活动和过度开发,使得它们的栖息地逐年减少;再加上它们头部的犀角的经济和药用价值极高,使它们从远古时代便受到人类的大肆猎杀,且被捕杀数量离近代越近越多,就这样它们终于在20世纪初在中国几乎踪迹全无,并于1922年在中国彻底消失。
中文学名中国犀牛
界动物界
门脊索动物门
亚门脊椎动物亚门
纲哺乳纲
亚纲真兽亚纲
目奇蹄目
科犀科
属独角犀属
种大独角犀,双角犀,小独角犀
分布区域曾广泛分布在中国南方各省。
基本介绍中国犀牛中国犀牛是人们对生活在我国的亚洲犀牛(印度犀、苏门犀、爪哇犀)的统称,它们在中国生存了几千年,曾经广泛分布于大半个中国,自从远古时期便和人们一起生活在一起。由于人类的活动和过度开发,使得它们的栖息地逐年减少;再加上它们头部的犀角的经济和药用价值极高,使它们从远古时代便受到人类的大肆猎杀,且被捕杀数量离近代越近越多,就这样它们终于在20世纪初在中国几乎踪迹全无,并于1949年建国后在中国彻底消失。
体态特征中国犀牛中国犀牛一般体长在2.1-2.8米,高1.1-1.5米,重1吨。它有许多独特的外貌特征,异常粗笨的躯体,短柱般的四肢,庞大的头部,全身披以铠甲似的厚皮,吻部上面长有单角或双角,还有生于头两侧的一对小眼睛。它们虽是身体庞大,相貌丑陋,却是胆小不伤人的动物。不过它们受伤或陷入困境时却凶猛异常,往往会盲目地冲向敌人,用头上的角猛刺对方。它们虽然体型笨重,但仍能以相当快的速度行走或奔跑,短距离内能达到每小时45公里左右。[1]
息地环境中国犀牛曾广泛分布在大半个中国,主要栖息在接近水源的林缘山地地区,由于自然气候的变冷,和人类的开发活动对它们生活环境的不断破坏,使得它们的栖息地逐年速缩小。
相关种类中国原有三种犀牛:大独角犀(印度犀)、小独角犀(爪哇犀)和双角犀(苏门犀),现在这三种犀牛原本土生土长在中国的种群已全部绝种。其中,爪哇犀的两个亚种不仅是在中国境内灭绝,而且也已从世界上消失。
印度犀Rhinocerosunicornis又称大独角犀,有一个鼻角,身上的皮肤似甲胄,体型较大,是仅次于白犀的大型犀牛。印度犀现分布于印度北部和尼泊尔等地,虽然数量不多,仅千余头,但仍是目前亚洲数量最多的犀牛。
在我国于1934年灭绝。
爪哇犀(印度亚种、印支亚种)Rhinocerossondaicus又称小独角犀,外形和印度犀很接近,但是体型略小,仅雄性有角。爪哇犀原分布于东南亚广大地区,现仅存的印尼亚种不足60头,仅分布于爪哇岛极西部地区,且无人工饲养,是目前世界上最珍贵的动物之一(越南亚种已于2010年灭绝)。
分布在我国境内的为印度亚种和印支亚种亚种,这两个亚种分布于1957年和1885年在我国绝迹。
现可能已于1960年代分别灭绝于缅甸和2010年灭绝于越南。
苏门犀(北部亚种)Dicerorhinussumatrensis是现存体型最小和唯一披毛的犀牛,和爪哇犀一样原分布于东南亚的广大地区,现在分布较零星,但尚比爪哇犀分布广泛,数量也略多,现存数百头。
分布在我国境内的为苏门犀体型较大的北方亚种,在我国于1948年绝迹。
苏门犀最后一次目击是1990年在云南,这个亚种很可能已灭绝。也很可能残存在缅甸、柬埔寨、老挝三国的深林里,数量应该在10-30头。
灭绝原因种群下降中原大规模的猎犀,到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就已成为绝响。已经去世的珍稀动物研究专家何业恒教授生前研究发现,六七千年间,犀牛栖息地一直往南移,春秋时期还广泛分布于大半个中国。
何业恒曾着文指出,殷商时期犀牛所能到达的北界,或还在殷墟之北的内蒙古乌海一带,经六盘山往东,过子午岭、中条山、太行山,直至泰山北侧,长达一千八百多公里。春秋时期的北界,则已缩减到了渭南山地、汉水上游、淮河流域直至长江下游;到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中原就已经没有犀牛了。
唐代犀牛分布北界则是青海西宁至福建漳州一线,包括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北部等西南地区及长江中下游等,那时犀牛已经“仅仅生活在温暖的南方部分地区”,因在中原难得一见,以至于唐人在云南地方及民族史着作《蛮书校注》里提到茫蛮部落(傣族先人)用陷阱捕犀、用犀牛皮制盔甲的情景时,大感惊讶,似乎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实际上,两晋以后,有关犀牛的文物——不论是绘画还是雕塑(献陵石犀不计),几乎成为绝响。后来明朝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犀牛画走了样,陈梦雷的《古今图书集成》更是画得莫名其妙。
南宋以后,犀牛栖息地继续南移。唐代湖南、贵州、湖北、四川交界处,原本有十五个州郡出产犀牛,是重要的犀牛栖息地,这时已经只剩一两个州郡还有犀牛了,此后犀牛栖息地继续缩减到只剩温暖湿润的岭南两广地区和云南。
此后犀牛栖息地缩减速度,甚至超过了习性相近的另一种大型温带食草动物亚洲象。但历史上野犀分布的地区,曾较野象更为广大。个中原因,除了人类持续大规模的猎杀外,何业恒与人合着的《中国野生犀牛的灭绝》一文指出,气候逐渐变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犀牛是一种喜欢温暖气候的热带、亚热带动物。
印度爪哇犀从公元前500年前后黄河以北气候明显变冷开始,该地区的犀牛种群持续南迁。到唐朝时,黄河以北地区已完全不适合犀牛生存,唐贞元年间那头得到最高礼遇的犀牛,白居易诗中描述的生活情形是“驯犀生处南方热,秋天白露冬无雪。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岁严寒月。饮冰卧霰苦蜷局,角骨冻伤鳞甲缩。”《旧唐书·德宗纪》记载,797年(贞元十二年)冬天,“大雪平地二尺,竹柏多死”,这头犀牛就冻死在了长安皇宫动物园中。
此后,唐人放生驯犀一般都要送回原产地去,如东南亚送来的带回东南亚去,渠州(今四川广安一带)送来的也带回原籍放生,而不是就地放生,这正是因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变冷,已不再适合犀牛生存。
中国犀牛到1050年前后,似乎不仅长江流域的气候也开始变冷,冬天连岭南郁林州(今广西兴业县)的犀牛都要“掘地藏身而出鼻”,也就是犀牛在地上挖个坑,把自己整个身体躲进去,仅留个鼻子在外面。
栖息地每年压缩500米
以犀牛在商周之际的1800千米的北界作一条边,以最西北端屈吴山作原点,由原点向南与云南西南端连一条线、与中国东部海岸线的弧形之间围成的扇形区域,就是中国古代犀牛分布的总面积。
根据这个扇形面积的缩小速度,东北师范大学的王振堂教授等人进而提出,三千多年来,中国犀牛栖息地北界线一直在以每年500米的速度向西南移动,直到当代归零,造成这种改变的外力,不仅是气候改变和直接大量捕杀,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人口压力增加,无形之中就一直改变着犀牛栖息地环境。
“人口压力较低时,人口种群的生活地区与犀牛生存地带相间交错分布。犀牛只因直接捕杀而减少。但栖息地与人类交错的野生动物,都会承受一定的人口压力,因为人类数量超过一定范围后,必然焚烧山林、薮泽,开垦丘陵及湖畔,永久性破坏其生存环境,大面积占据其栖息地。”
犀牛也是如此,在气候与人口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其生存空间遭到永久性破坏后,便出现了地域性灭绝。
王振堂研究古文献后得出,古代犀牛在最适生境区内最高密度可达每100平方千米6-7头,但在古代州郡建制的大范围内,只能达到每600平方千米l头。结合犀牛的被捕杀频率,以及犀牛近两年才产一仔的繁殖率,他用数学模型计算出,犀牛所能承受的最大人口压力为4人/平方千米。
王教授还统计分析了唐代34个产、贡犀或犀角的州郡,发现其中除连州人口压力为3.17人/平方千米、玉林为3.03人/平方千米外。其他各州皆小于2.90人/平方千米,且有10个州郡人口密度小于1人/平方千米。
中国犀牛400年后的宋代,唐代曾有犀牛生存的各州,除云贵高原外,其他州郡的人口压力皆已在4人/平方千米以上,其中除2个州郡尚偶有犀牛记载外,其他各州已无犀牛生存。
到明清时期,中国犀牛已仅在云南省有残存了,此时云南省境内,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都在5人/平方千米以上,甚至15人/平方千米,只有普洱府、镇元府、沅江府人口压力低于4人/平方千米,当时尚有犀牛记载的州府,也正是这几个。
走向濒危人们把犀牛角当成珍贵的药材,同时也将它与象牙一样用来雕刻制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人还将犀牛的皮和血入药,在宋朝就有用犀牛角的记载。由于犀牛数量稀少,因此越发显得珍贵。到了清朝,南方各省官员为了使犀牛角成为官府私有的财产,发出公告,不许民间乱捕犀牛,只许官方猎杀。
这样,犀牛遭到了官兵的狂杀滥捕,他们打死犀牛,当场把犀牛角锯下,然后多数进贡给他们的上司和皇上,为自己以后升官发财铺平道路。当时最多出动上千官兵,一次能捕几十头犀牛,当时民间一些人为了发财也大量偷猎犀牛。如此疯狂捕杀,到了公元20世纪初,犀牛在中国所剩无几。这时的犀牛角更显得珍贵,但据当时官方资料,在公元1900年到公元1910年,仅10年间,官方和民间进贡的犀牛角就有300多支,这还不包括偷运到国外的!而这之后,犀牛就极少能捕到了。
完全灭绝人们把原本一直生长在中国南方山林中的印度犀牛、爪哇犀牛(印度亚种、印支亚种)和苏门答腊犀牛(北部亚种)统称为中国犀牛。
中国爪哇犀犀牛角是一种珍贵的清热凉血中药材,其皮和血也可以入药,救人无数,在就有用犀牛角的记载,另外犀牛皮也在古代被广泛用于士兵皮甲制作,这加速其灭绝速度。
由于滥杀,犀牛数量越来越少,因此越发显得珍贵。于是只有有权,有财的人才能享用。到了清朝,南方各省官员为了使犀牛角成为自己私有的财产,发出公告,不许民间乱捕犀牛,只许官方猎杀。这样,犀牛遭到了官兵的狂杀滥捕,他们打死犀牛,当场把犀牛角锯下,然后多数进贡给他们的上司和皇上作为珍贵药材,为他们以后升官发财铺平道路。当时最多出动上千官兵,一次能捕几十头犀牛,当时民间一些人为了发财也大量偷猎犀牛。
1916年,一头双角犀(苏门答腊犀)被捕杀;1920年,一头大独角犀(印度犀)被杀;1922年,一头小独角犀(爪哇犀)被杀;在民国建立后的十余年间,共捕杀只有10头左右。此后,犀牛几乎在中国踪迹全无了。据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兽类专家王应祥教授调查发现,1924年、1934年和1945年还有云南的当地居民捕到过犀牛。
滇南最后3头犀牛应是分别于1948或1949年在腾冲、1950年在勐海和1957年在江城被捕杀。因为,滇南是云南犀牛的最后一个分布区,而云南是整个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片犀牛栖息地,因此,犀牛在中国的灭绝时间应是1957年。
北部苏门犀北京动物园工作人员曾在1955年至1976年间在西双版纳蹲点狩猎,其间没有见到野犀。而昆明动物园工作人员的调查情况也大体类似。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又从海外引进了一些犀牛,尽管9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可以从中国的动物园内目睹和光赏到犀牛,但是,原本土生土长在中国野外环境里的犀牛,却永远一去不复返了。虽然这三种犀牛至今还存在,但是它们依然处在濒危和极危状态,仍然急需我们人类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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