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剿匪（人民解放军进行的剿匪作战）

西南剿匪（人民解放军进行的剿匪作战）

西南剿匪 （人民解放军进行的剿匪作战） 次浏览 | 2022.11.06 09:52:33 更新 来源 ：互联网 精选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荐 西南剿匪人民解放军进行的剿匪作战

大西南剿匪记我国西南地区崇山峻岭连绵不断，原始森林密布其间，石灰岩地形造就的奇异山洞众多。这些，为据山为王者提供了优越的天然条件。因此，这一地区历来土匪众多。他们神出鬼没，打家劫舍，横行天下。1950年至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所属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在川、康、黔、滇地区进行了剿匪作战，剿匪成功，收复了多块失地。

名称

西南剿匪

地点

西南地区

时间

1950年

参战方

人民解放军 ，西南土特武装

结果

人民解放军胜

伤亡情况

西南土特武装 116 万余人

计划

1950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西南局召开会议，决定把剿匪作为全区工作的中心任务。在剿匪步骤上，确定首先歼灭腹心富庶地区和交通要道周围之匪，尔后推至边缘贫瘠山区。在西南军区的统一部署下，人民解放军第3兵团、第4兵团、第5兵团、第18兵团和第1兵团之第7军，共13个军、37个师另2个团的部队，相继投入剿匪作战。从1950年3月起，各剿匪部队采取分区包干的办法，以主力对大股土匪进行重点围剿。鉴于四川的匪患尤为严重，解放军驻川部队根据西南军区的指示，推迟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集中兵力全面进剿四川各地的股匪。

由第3兵团(兼川东军区)指挥第11军、第12军的6个师，负责进剿川东地区的土匪，由第10军(兼川南军区)指挥第10军、第18军、第15军的8个师，负责进剿川南地区的土匪；由第60军(兼川西军区)指挥第60军、第62军、第7军的7个师，负责进剿川西地区的土匪，第61军负责进剿川北地区的土匪；第62军负责进剿西康雅安、西昌、康定等地的土匪；第4兵团指挥第13军、第14军及15军一部负责进剿云南地区的土匪，第3兵团指挥第16军3个师负责进剿贵州地区的土匪。剿匪部队采用合围与驻剿、奔袭与穷追搜剿相结合的战术。

过程与结果

1950年2月6日至10日，翠¤中央西南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晓萍总结了部队进入西南地区以来的

情况，提出了今后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方针。会议认为，剿匪已成为西南地区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农村工作的心中任务是“剿匪生产”；剿匪工作应坚决贯彻“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正确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在剿匪部署上，会议确定，加强对各主要交通干线的守备，采取分段包干办法，集中兵力首先歼灭平原富庶地区大股土匪，尔后逐步向边沿山区扩展；迅速净化四川腹地，以保春耕生产，不误农时。会议以后，西南军区根据会议精神，对各进剿部队进一步明确了清剿重点。

3月15日，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联合发出了《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根据指示要求，各军区和军分区部队，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了各级剿匪委员会，并将一定数量的野战部队改为地方武装，大力开展地方工作。从1950年3月起，各进剿部队按部署对各地股匪展开重点进剿。

川东军区部队首先集中兵力围剿了涪陵、巴县、南川地区的股匪，在1个月的作战中，歼灭股匪2.3万余人。接着又对武隆、彭水以南地区和贵州桐梓山进行了重点清剿，对黔江、彭水、荣昌、永川、泸州等地组织了会剿。到7月底，川东清剿部队共歼灭股匪9.5万余人。9月以后，川东部队主力转向黔东北地区清剿，在各分区部队和人民武装的配合下，先后对川黔边区的道真、正安、务川、德江、沿河和印江、思南、江口、铜仁、松桃及梵净山进行了重点清剿和会剿，歼灭“黔东北人民自卫军”、“川黔湘鄂人民自卫军”和“西南剿共总指挥部”

等股匪3.2万余人。在追剿作战中，由于粮食供应困难，部队经常吃不饱饭，没有鞋袜，就用草捆脚或干脆赤足爬山涉水，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在各族人民的帮助下，到1950年底，共歼灭匪特19.3万余

人，基本肃清川东股匪。

川南军区部队，1950年3月集中兵力对兜子山、螺观山、古楼山和桐子林、马边股匪展开重点清剿，经过1个月的积极作战，歼灭匪特1.6万余人。接着，又经过半年的作战，共歼灭股匪14万人。从9月上旬开始，川南军区与调入泸州至宜宾线的第15军部队，联合对川康黔滇边的股匪展开清剿，歼匪2万余人，到12月底，川南地区共歼灭股匪29.3万余人。

川西军区剿匪部队，于1950年4月间，镇压了龙潭寺、西板滩地区的两起大规模的匪特翠¤，歼灭匪特1.9万余人。随后，又对邛崃、大邑、总岗山区和双流地区股匪组织多次围剿作战，至7月底，共歼灭股匪5万余人。8月以后，川西剿匪部队转向汶（川）灌（县）彭（县）边和川康边的羊儿岗、天台山以及懋功、抚边、绥靖（今丹巴）地区清剿，歼灭股匪2.6万余人。到12月底，川西军区全年共歼股匪8.3万余人。

川北军区剿匪部队，在三四月份歼灭股匪9305人，基本平息川北腹地的匪乱，但北部地区的匪情仍较严重。5月以后，川北军区采用分区包干清剿，经过3个月积极作战，歼灭股匪1万余人。到1950年底，川北大股土匪被基本剿灭，共歼灭匪特8万余人。

西昌战役后西康军区部队便集中兵力对雅安、西昌、康定地区之土匪，采用分区包干办法清剿。各清剿部队在少数民族地区执行任务，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明纪律，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在人民群众的支援帮助下，在1950年的剿匪作战中，西康军区部队共剿灭股匪1.5万余人。

贵州军区所辖范围宽广，兵力不足，开始时又未能集中兵力对大股土匪进行重点清剿，因而开始阶段剿匪成效不大。1950年3月，军区召开剿匪会议，调整了剿匪部署，并决定主动撤出27个县，集中兵力清剿交通线两侧及经济富庶地区的股匪。4月份即歼灭股匪1.08万余人，取得较好成绩，到5月底，共歼灭匪特3.9万余人。从7月开始，贵州军区剿匪部队对盘踞石阡、雷山和黔南长顺、紫云、惠水地区的股匪展开合围进剿，到1950年底，先后歼灭了“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黔东南绥靖司令部”和“贵州人民反共救国军”、“川黔湘反共自救军”、“黔桂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等主要股匪。在全年的剿匪作战中，共歼灭股匪19万余人。

云南是采取和平方式解放的，开始由于对土匪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重视不够，加上起义部队不断发生叛乱，致使土匪数量迅速增加。楚雄地区的新平、易门、牟定、广通县城先后被股匪占领，玉溪地区的征粮工作被迫停止，蒙自、文山以及滇缅公路两侧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据1950年5月份统计，云南地区的股匪人数已达4.5万余人。针对这一严重情况，云南军区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分片包干的办法，以第13军9个团、第15军第43师和第14军第42师等部，分别对楚雄、玉溪、新平、昭通、华坪、永胜等地股匪展开重点围剿。各进剿部队按照统一部署，在积极开展军事清剿的同时，大力进行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匪部。

到1950年底，全省共剿灭股匪6.2万余人，收复被股匪占领的县城10余座。残存土匪大部转向省县边沿和国境线附近地区活动。

西南地区军民，经过1950年的积极进剿，共剿灭股匪85万余人，社会秩序和人民生产、生活趋于正常。矛老人家在收到西南军区1950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后，非常高兴，于1951年1月28日复电说：你们1月6日送来的1950年一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85万人，缴枪40万余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

1950年，西南地区主要股匪被歼灭以后，大量残匪流窜在省县结合部山区和滇缅（甸）边境地区。在四川西北、大小凉山及云南边沿少数民族地区，溃散土匪利用边区地形险要交通不便以及原有的社会关系进行潜伏，以伺机建立新的反动组织。他们挑拨民族关系，拉拢少数民族上层反动分子，有的还混入人民政府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据川东地区统计，在此期间，新发现反革命组织59个，破获反革命翠50余起，发生暗杀解放员及地方干部157次，投毒223起，纵火事件316次。

各地土匪在扩充实力的同时，还极力与台湾国民党联系，争取空投补给，妄图在四川边沿山区建立所谓“陆上台湾”。在1952年内，他们就接受台湾空投10次，除补给物资以外，空投特务14人、电台13部。活动于黑水地区的傅秉勋和川甘青边之马良匪部，在此时期均发展到数千人。这些土匪四处骚扰破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重建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党中央、矛老人家十分关心西南地区的匪情变化。1951年2月25日，矛老人家看了川西军区的剿匪报告后指示：西南的经验是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清匪委员会，保有清匪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的组织。再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相结合进去，必须杀掉匪首、惯匪与恶霸，并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根据矛老人家的指示，西南军区于3月15日发出剿匪命令，要求各剿匪部队认真学习川西军区的经验，普遍成立各级清匪组织和捕捉队，追捕匪特。并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地方武装，加强对重要点线和城市的守备，保证党在各地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1年上半年，贵州军区协同云南、广西部队，对黔桂滇边、黔桂边组织了会剿；西康军区围剿盐边、盐源地区的土匪；云南军区对滇西南之镇康、耿马、双江和滇南之红河地区进行了清剿。在清剿作战中，各地区部队在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组织联防联剿，在1至4月份的清剿作战中，歼灭土匪7万余人。到1951年底，西南军区剿匪部队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地区共歼灭匪特20万余人。从1952年至1953年，剿匪部队在大力剿灭散匪的同时，还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会剿股匪战斗。1952年7月至9月间，剿匪部队继在川西北歼灭懋功地区股匪后，又以9个多团的兵力发起黑水剿匪战役，剿灭直接受台湾特务机关指挥和接济的傅秉勋股匪3600余人，毙俘匪首傅秉勋和黑水地区反

动大头人苏永和等人。6月20日至9月底，云南军区用3个多团，对滇越（南）边花龙地区股匪周光禄部展开清剿，全歼该匪2200余人。

1953年3月至5月间，西南军区除以4个多团兵力配合军区剿灭草地股匪马良部外，还争取阿坝大土官华尔功成烈交出窝藏流窜于川康甘青地区的“川康反共救国军”第3路中将总指挥、军统特务周迅予，中统特务何本初，“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少将主任、“川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少将主任、“川南游击总指挥”、军统特务王旭夫等匪首。据不完全统计，经过1951年至1953年的清剿斗争，西南军区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地区共歼灭土匪24万余人，基本肃清了西南地区的土匪。

至1953年西南地区，先后共歼灭匪特116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700余门、各种枪60万余支

纪实

新中国建立之初，土匪特务武装不断制造暴乱，其中爆发规模最大，危害最烈，影响最坏的当数西南地区。我剿匪部队经过长达13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完全彻底地将其平息。

晚年的邓小平，在回忆进军大西南这段往事时说：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硬仗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邓小平说话简练，关于进军大西南的事，他只讲了40多个字。可见西南剿匪斗争在他心中的分量。[1]

1950年2月，一份邓小平亲自草拟的“关于西南情况和工作方针”的加急电报，放在了毛泽东的案头。邓小平在报告中写道：鉴于西南匪患的猖獗，剿匪已成为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当时，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封建地霸武装，沆瀣一气，妄图颠复新兴的人民政权。

在毛主席的批示下，3月22日，邓小平、刘伯承与贺龙联名发布了剿匪布告。邓小平指出，这一任务“要比普通的军事斗争复杂与艰苦得多”，“仍然包括流血和牺牲”，而且“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要取得胜利，不仅需要坚定勇敢，更重要的是要有智慧、有策略、有办法。一场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就此拉开序幕。

蒋介石封的“西南反共救国军第2路绥靖总司令”是个疯狂不可一世的“双枪老太婆”，她落败于解放军的“黑虎掏心术”

智擒“双枪老太婆”

抗战初期，满洲女贵族赵洪文国将家产变卖一空，带着家人从关外逃到华北，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拉出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从此，赵洪文国去掉金钗旗袍，放开小脚，打上绑腿，腰插双枪，完全一副巾帼女杰的装束。

1940年春，她作为抗日英雄，被国民党接到陪都重庆，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与她合影留念，还亲书“游击之母”四个字赠予她。一时，登门祝贺、目睹其风采或聆听其抗日义举的各界人士，纷至沓来。人们见上了年纪的她仍腰插双枪，便称她为“双枪老太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封她为“第2路绥靖总指挥部”中将总指挥。她这时已全然忘记了共产党对其抗日游击队发展、壮大乃至每一次战斗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公然与共产党为敌。

1949年秋，赵洪文国所部在解放军的打击下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她带着家人狼狈逃到了重庆。蒋介石逃离重庆前夕，亲派蒋经国对她封委许愿。在重庆上清寺的公馆里，赵洪文国接过了蒋经国颁给她的“西南反共救国军第2路绥靖总司令”的委任状。自此她带上两个儿子和女婿，连同一些心腹，领了蒋介石亲赠的大批弹药，踏上了川西平原，利用当地袍哥和股匪，兴风作浪。

1950年2月9日，四川什邡三河乡，赵洪文国正式粉墨登场。

她公然以“西南反共救国军第2路绥靖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公告。一时间究竟封了多少官，她也记不清。粗粗一算就有百十号人被她分封成名目繁多的队长、司令。靠蛊惑人心、发官许愿，她居然纠集了5000多乌合之众。

正式扯出黑幡的第二天，她就将三河乡20多名农会干部和工作人员杀害了。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她亲自指挥匪徒活埋我10多名征粮队员。据什邡武工队统计，在她为匪作乱开始的10多天时间里，匪徒们杀害武工队员和群众就达200多人，烧毁房屋300多间，抢走耕牛200余头，各乡老百姓的粮食被洗劫一空。

2月13日，黄昏的川西坝子笼罩在暮霭沉沉中。赵洪文国亲率5000多名匪徒，浩浩荡荡直奔什邡县城。她要实现蒋介石反共复国的迷梦。

土匪的队伍中，她乘坐一顶宽大的滑竿，特别显眼。伴着匪徒们的吆喝声，她的上身于滑竿的颠簸中一起一伏，加之手持双枪挥来挥去，活像一个跳大神的巫婆。

早已得到情报的解放军537团，抽调一个炮营和步兵营设伏阻截。

炮营在山上架好8门迫击炮，对准匪队一阵猛烈开火。她所纠集的乌合之众顿作鸟兽散，她的滑竿也被逃窜的土匪撞倒，她重重地摔在地上，痛得龇牙咧嘴，两个轿夫也没命逃走了。她儿子拼死挤上来，背起她跑回三河乡，她才侥幸逃脱。

面对赵洪文国的屡屡进犯，川西军区决定，智取她的指挥部。4月初，解放军537团1营担负了这个任务。

绵竹县境内的大石坝一带，是人烟稀少的大坝子。东南部为道路崎岖终年积雪的大山。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曾路过这里。1营战士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道路，从茂县出发，翻越土门大雪山，不顾朔风严寒，高山缺氧，经过200里的强行军，直抵大石坝。

选择这一奇险路线，一是为了出敌不意，二是由于大石坝一带山区曾是红军根据地，群众基础好。果然，他们抵达后群众纷纷来到部队，要求带路追击土匪。他们说：“匪司令部就驻在红庙场村南头号的一座大庙里。”去红庙场村要通过一个竹索桥。营长李佐军派3连长刘志全带两个排长和几名战士，由老乡带路去实地侦察，结果发现竹索桥没有敌人防守。敌人没想到解放军会“从天而降”。

当夜12时，准时发起攻击。3连两个尖刀班悄然通过竹索桥，直捣匪巢。他们搭人梯翻过一丈多高的院墙，与敌人展开了近战夜战，仅十几分钟就解决了战斗。但却未见“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原来她眼见大势已去，装扮成农妇，带着几名亲信，潜藏在附近一群众家中，但很快就被我搜索部队擒获。

1950年7月6日，川西军区军法处判处赵洪文国死刑。赵洪文国，终以她人生最后的反动劣迹，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彝族匪首逃到佤族山寨，被当作“祭鬼节”祭品，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在即将身首异处之时，解放军成了他的救命恩人

祭祀台上救匪首

云南是一个民族众多、地形、地貌复杂多样的边疆省份，国民党败逃大陆前夕，曾派遣大量匪特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利用土司头人的民族戒备心理挑起民族矛盾，煽动闹事。这些潜藏的匪特按照国民党事先制定的“总体战”开展游击活动。短短时间里不少地区暴乱频起，由于人数多、范围广、突发性强，更由于事关我们的民族政策，所以使得这里的剿匪工作十分艰巨。

当时，云南全省股匪已达250余股，人数达45000人，尤以玉溪、楚雄更为严重，仅征粮干部就有600余人被害。

而楚雄匪乱又是云南少数民族匪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950年4月的一天夜晚，在楚雄盐丰的一所彝族土司官寨里，昏暗的灯火摇曳出两张神秘的面孔。

身披黑色斗篷、腰挂“盒子炮”的彝族土司普光才正恭敬地将一块肥硕的砣砣肉敬奉给藏匿于此的国民党中将特务范宇舟。

这位颇有点嘴上功夫的中统特务正按上峰布置的“应变计划”，努力游说彝族土司叛乱。

4月底，盐丰彝族土司普光才，在特务范宇舟策动下，组成“滇西青年抗粮军”，辖1个师，3个团，约1000余人。他们杀害了我征粮队员和工作人员20余人后，哄抢了数十万斤征粮。

在普光才匪乱大旗下，楚雄地区匪患多处爆发。国民党退役营长杨永寿和广通县盐警队长汤固，勾结地主恶霸势力，组成“中国义勇救国军”，约有1000余人，成为普光才匪部的又一支骨干力量。

滇西的5月，赤日炎炎，溽暑难捱。

118团接到师部的命令，由团参谋长王争带1、2营奔赴楚雄，执行剿匪任务。

5月5日黄昏，118团顺利抵达楚雄。此时，部队已十分疲劳，连吃饭和休息不过4小时，又直扑广通。

广通是位于成昆路上的一处大型交通驿站。暗夜，通向广通的山路极为陡滑。剿匪部队80里路程仅用了6个小时，至次日拂晓部队悄然潜至广通城外。土匪们浑然不觉。

待到发起攻击，在一阵枪弹声中，土匪们方才如梦初醒。零乱的队伍七拼八凑赶到城墙隘口，却被解放军的火力压得毫无还手之力。土匪们意识到遇上了解放军的正规部队，稍事抵抗后，在一片惊慌声中，丢下了40余具尸首，落荒溃逃。

残匪普光才和杨永寿逃往城北30余里外的凋翎山。我剿匪部队乘胜直捣凋翎山。这一仗除普光才带着少数匪徒在我军追歼之前就悄悄离开匪队外，其余大小匪徒包括杨永寿在内悉数被擒。

5月28日，有群众报告，普光才躲在盐丰昙花乡的一座山上。

王争命118团机枪连搜索围剿普光才残匪。经过几天的政治争取，普光才老婆被说服，答应上山劝他投降。

但是，由于惧怕被清算，普光才决定先让40多名骨干下山自首，看看解放军如何处置再定。闻听敌人投降，翌日中午，118团参谋长王争顶着烈日，亲自到山下迎接，但却不见土司普光才。

自新匪徒说：“普土司害怕大军。他讲，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宽大，唯独他不会。”

“那他到哪去了呢？”王争急忙问。

“他带了一个贴身娃子（奴隶）往佤族寨走了。他让大军不要找他，他不会再干坏事了。”

“不行，一定要找到普土司，找不回人，118团的剿匪就不能算全胜。”王争斩钉截铁地对大家说。

说完，他带着两个连翻山越岭寻找普光才。

佤族是个奇特彪悍的民族，主要分布在滇西南一带和缅甸、老挝境内，保留有许多古朴雄浑的民族文化，但也有一项原始落后的习俗，即解放前阿佤山区盛行的“祭鬼节”。

每到春华秋实季节或遇有旱涝天灾，佤族便会举行盛大法事，将外族人或仇家抓来，当众“砍头祭鬼”，期望风调雨顺。直到1956年，毛主席听说后，在北京接见佤族代表岩波时劝道：“我看‘祭鬼节’上用人头祭鬼，能不能改一下？比如用牛、羊之类的作替代。”岩波回到佤族山寨，传达了毛主席的劝告，这个习俗才被废除。

1950年6月的一天，大坡村过起了“祭鬼节”。佤族小伙轻衣简装，腰别砍刀，表演着上刀山，下火海，摸油锅；姑娘们则着节日盛装，吟唱着怪异的神曲。倒霉的普光才带着贴身娃子跌跌撞撞闯进了村庄。受佤族“祭鬼节”的吸引，普光才也挤入人群忘情地看起来。

主持祭鬼的法师正愁找不到人头来祭神，忽见两个神色慌张的家伙钻入了观看队伍，心里就有了主意，决定拿他们开刀。

3天后，大坡村佤族神庙里，巫师涂着大花脸，焚香告庙。佤族人齐聚庙前，个个凝神屏气。一番法事过后，巫师站了起来，清了清嗓子，就要宣布杀头的号令。

普光才俩人顿时筛糠般颤抖起来，他们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千钧一发之际，一声“刀下留人”，解放军潮水般冲进了神庙。领队的正是王争参谋长，“佤族父老乡亲们，千万不要用他们的人头祭鬼。彝族和佤族是亲兄弟、亲姐妹呀！”

经过苦口婆心地说服，佤族人终于答应放还普光才二人。

“我……我向大军……投诚”。

普光才悲喜交集，拉着王争的手热泪直流。毛主席说，人家诸葛亮擒孟获，还敢于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

释放“贵州女孟获”

贵州匪患中，程莲珍是一位名可见史传的人物，被称为“贵州女孟获”。

1953年初，贵州匪患基本肃清，潜逃在案的匪首纷纷落网伏法，而名噪夜郎的程莲珍作为一名女匪首，却杳无踪迹。

在《贵州剿匪大事记》中，记载着当年对她的通缉令：“匪首陈大嫂，本名程莲珍，布依族妇女。解放前就骑马玩枪，游乡串镇，威慑群众……体貌特征：身材修长，面目清俊，肤色白皙，貌似良家女子……该匪首狡诈多变，行动敏捷，枪法甚精，捕捉时务必提高警惕。”

程莲珍入匪有着特殊背景。其夫罗绍凡是惠水县有名的富家子弟，本为一介书生，曾就读于贵州一中专院校。但其夫兄罗绍铨却是匪首曹绍华的骨干，任职为匪“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副总指挥。罗绍凡因之被其兄委为团副。匪首曹绍华带着敌匪的司令部进驻程莲珍的家，亲封她为团长。

1950年3月，曹匪攻打惠水县城，3000余名土匪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弃甲。但程莲珍却多了个心眼，她没按预约时间赶至惠水城外。当匪兵溃逃时，她的一团布依族兵才姗姗来到，随即，马上掉头随匪部撤去。由于她的一团人马无一伤亡，于是被人谬传成神机妙算、刀枪不入的女奇人程莲珍在以后随曹匪攻打贵阳至惠水的重镇青岩、花溪、长顺县城及附近的大小乡镇，甚至密谋攻打贵阳，她都颇为卖力。

贵州匪乱中一个被神化的布依族女匪首由此而凸现出来。

程莲珍被我捕获后，群众纷纷要求公审处决。

根据时任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吴石的回忆：1953年5月，西南军区李达参谋长赶赴贵阳，吴石亲自负责保卫工作。在省委书记苏振华的套间卧室里，他立于外间，李达和苏振华在里间，俩人关于处理程莲珍的谈话清晰可闻。

苏振华说：“程莲珍民愤大，下面的人要求杀！”

李达说：“毛主席有指示，不能杀！今年3月下旬，我从朝鲜回国，毛主席接见我，我汇报了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情况，专门谈到了程莲珍的问题，我说，主席，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毛主席说，她在当地有影响力咧，不能杀！人家诸葛亮擒孟获，还敢于七擒七纵。我们擒了陈大嫂，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不久，贵州军区发布《关于释放匪首程莲珍的指示》。1953年6月5日，在惠水县城城关镇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当场释放了程莲珍。

程莲珍由此被人称为“贵州女孟获”。

程莲珍被释放后，在清匪反霸中配合我们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她经常身背斗笠，怀揣干粮，风餐露宿深入到长紫惠地区崇山峻岭中，寻找匪徒踪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宣传共产党的宽大胸怀和民族政策，说服他们缴械投降。在她的努力下，一些匪徒走出深山密林，向人民政府投降自新。

程莲珍后来被安置在惠水县一个布依山寨居住。1998年夏病逝。

苏联卫国战争中,马特洛索夫用胸膛堵住敌人碉堡上的机枪口,开辟了胜利的通道。剿匪斗争中,我军也第一次出现了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

剿匪中的“马特洛索夫”

1950年初冬，贵州军区剿匪东集团在黔东“铁壁合围”取得巨大胜利以后，又调动了野战部队的3个团另2个营、贵阳军分区的2个营以及安顺军分区的部队，对长顺、紫云、惠水县的土匪进行围剿，史称“长紫惠铁壁合围”。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年仅19岁的马特洛索夫为夺取乔尔努什卡村战斗的胜利，毅然用胸膛堵住敌人碉堡上的机枪口，为连队进攻开辟了胜利的通道。时隔7年后的这次剿匪斗争中，我军也第一次出现了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他就是原贵州军区140团1营2连1班副班长肖国宝。

在我军“长紫惠铁壁合围”下，敌匪“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顷刻土崩瓦解。上级把追捕敌匪总司令曹绍华的任务交给了140团，团里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1营。肖国宝主动找到营教导员李继田请战。他请求说：“我一定要想办法把曹绍华捉住，为民除害，为部队争光，请党组织让我参战吧！”

1营立即组成了78人的武工队，由李继田率领，在当地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循着曹匪留下的蛛丝马迹，搜索追踪，终于在11月13日拂晓将曹匪余部包围在长顺观山槽的斗蓬中。

此时，曹匪已与其1、4两师及2、5师残部会合，共计有400多人，企图冲出我合围圈，逃往罗甸和广西。

李继田认为匪徒数量虽多，但都是遭我沉重打击之残匪，斗志不高，于是决定趁匪徒立足未稳，对我情况不清时，采取突然袭击。

斗蓬中地势十分险峻，四面被陡峭的石山环抱，中间是一条长300多米的凹沟，除了三个垭口外没有别的出路。李继田率部兵分三路出击：3连两个班实施正面突击，抢占西垭口；2连两个班迂回堵住南面的大小垭口，切断土匪南逃之路；肖国宝所在的2连1班和3连4班一起奉命直捣匪巢心脏。

战斗首先从正面的西垭口打响。上百名匪徒企图从西垭口突围，遭我迎头痛击后，转向南面大垭口突围。此时2连1班和3连4班趁机从匪徒背后冲了上去。匪徒们腹背挨打，弄不清来了多少解放军，顿时乱作一团。

敌匪总司令曹绍华万没想到解放军来得这样快，他拔出手枪，声嘶力竭地吼道：“兄弟们，给我顶住，来的都是些土花儿（指民兵）。”

匪徒们作困兽之斗。敌匪参谋长马启忠隐蔽在一块巨石后面，挥舞着驳壳枪，指挥四挺机枪织出一道严密的火力网，封住了我正面进攻之路。

冲击中，肖国宝回头一看，身边没剩下几个人了。后面的部队也被匪徒机枪压得抬不起头来。他怒视着吃人的敌机枪口，暗下决心，拼死也要打掉它！他机警地在弹雨中左冲右突，端着冲锋枪扫倒一片挡住去路的土匪后，正欲冲向敌机枪火力口，不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腰部，顿时鲜血汩汩流出，染红了大半个腰际，他昏倒在第一个土坎内。

敌火力愈来愈猛，我军的伤亡在不断增大。他苏醒后，强忍着剧痛，身体一跃，扑到了第二个土坎。

这时他已可以清晰地听到匪参谋长马启忠狂妄地吼叫。

肖国宝拼命向前，向前……前进中他的左胸又负了伤，一连打了几个趔趄，险些栽倒在地。他以顽强的毅力冲上去了，举起冲锋枪用力砸向马匪。马匪吓得目瞪口呆。肖国宝顺势夺过马匪的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匪徒的机枪还在吼叫，李教导员和战友们伏在地上心急如焚。猛然看见，浑身是血的肖国宝扑向匪徒的机枪口。

“们，冲啊！”“为肖国宝报仇！”“活捉曹绍华！”战士们带着复仇的呐喊，一齐冲向匪阵，活捉了“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总司令曹绍华，一举全歼了匪徒。

肖国宝饮弹七处，壮烈牺牲。新华社以“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肖国宝”为题报道了他的英雄事迹。1951年2月，西南军区授予他“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命名他生前所在连为“肖国宝英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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