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璈(1889年-1979年),字公权,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1889年出生在上海宝山县的一个大家庭。是一位银行家、实业家,1979年病逝于美国。主要作品有《关于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关于旧中国的铁路建设》等。
中文名张嘉璈
别名公权
国籍中国
籍贯江苏宝山人
出生日期1889年月日
逝世日期毕业院校东京庆应大学
职业银行家、实业家
家庭祖父是晚清时代的县官,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家里拥有很多地产和文物收藏。旧式大家族的规矩很重,但非常重视教育。老太爷对子女们礼节上的规范要求极严,但在学业上却非常开通,既请了家庭教师,常年教孩子们读古书,也主张读“新学”。所以张嘉璈在10岁以前读私塾,以后就进江南制造局的广方言馆学外语。他中过秀才,也读过北京高等工业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为他进入金融界打下了基础。
就在他赴日本读书期间,他家因意外事件而家道中落,以至于他的读书生活变得非常艰苦,不得不依靠公费。但是他们兄妹12人(八男四女),个个自知发奋,居然有一半成了上海滩乃至现代中国的知名人士。大哥张嘉保,是上海棉花油厂的老板,二哥张嘉森(君劢),也曾留学日本,是国家社会党的创办人,曾任民主社会党中央主席,是民国时期颇为活跃的政治家;九弟张禹九,是30年代新月派诗人,还是著名的新月书店的老板,在海派文坛上挺有名气;八弟张嘉铸,是开发黄豆多种用途的先锋,任中国蔬菜公司的老板;二妹张嘉玢,即张幼仪,是中国第一家女子银行—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还是南京路上著名的云裳服装店的老板,但她最为世人所称道的,还是她是徐志摩的第一位妻子,以贤惠和忠厚闻名;小妹妹张嘉蕊是服装设计师,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本人则在中国现代金融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所以上海金融圈的老人们,只要提起张嘉璈,就会扯出一连串张家人的名字来。
详细介绍张嘉璈17岁入北京高等工业学堂,翌年,去日本留学。从日本留学回国后,1909年,先在北京任《国民公报》和《交通官报》中任职,辛亥革命后回到上海。北洋政府时期,因与梁启超的关系,曾回北京任职。由于厌恶官场习气,1913年12月弃官就商回到上海,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这一年他才28岁,当时经理是宋汉章。
宋汉章是银行界的老人,清末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时,他就是最早的职员之一,还当过北京储蓄银行的经理,1912年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在金融界人头熟,办法多,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银行家,还曾当过上海总商会会长。张嘉璈则运用他在日本学到的关于银行、理财方面的现代知识,主张对中行落后的地方加以改革,如采用西式簿记,注意对顾客服务,加强人事管理,提拔新式人才等等,为健全新式银行制度,做出了贡献。
张嘉璈回沪的第二年,就与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人物李铭(馥荪)、蒋鸿林(抑卮)、叶景葵(揆初)、陈辉德(光甫)、钱永铭(新之)等人成为莫逆之交。为使上海银行界同行联合对外,他发起成立由各行经理参加的星期五聚餐会,借以交流金融信息,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张嘉利用这个聚餐会,广交朋友,分析各种信息,传播科学的经营方式,很快打开了局面,使得这个聚餐会逐渐扩大,后来由此演变成上海银行工会。
北洋政府时期,财政极为匮乏,袁世凯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军,拼命扩大军备,增加军费,而各地的督军大多自立为王,不向北洋政府纳税,北洋政府的财政,就始终是个“破落户的财政”。在袁世凯看来,银行有的是钱,开动机器印钞票就是,所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个半官方的银行,都不得不印发巨额钞票,为袁世凯垫付了巨额资金。中国银行发行钞票,1913年只有502万元,1915年猛增到3844万元。交通银行更多,1914年钞票发行为893万元,1915年增到3729万元。为政府财政的垫款,中国银行达1000多万元,交通银行竟达4000万元。钞票发行过多,这就不能不引起银行的信誉动摇。交通银行总办梁士贻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这时出谋划策,主张将中国、交通两行合并,以集中现金,为老袁所用。那时北方早已人心浮动,这一消息传开后,立即引起了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地区的两行钞票持有者,纷纷前往银行要求兑现。交通银行的情况尤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眼看银行库存危急,北洋政府国务院为稳住金融盘子,于1916年5月下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存款止付。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整个中行系统中,居有重要地位,一直是策应总行和各地分行的枢纽。张嘉璈和宋汉章事先就得到消息,认为事态非常严重。一个银行若不能兑现,等于卡住自己的脖子,今后就无法开门营业,银行就等于自取灭亡。他们研究之后,决定“抗命”。一方面由宋汉章去找有关律师,咨询相关的法律依据,做到有理有节;而张嘉去联络南三行及其他同行,商量好计策,请他们在此关键时刻,一定要为中行撑腰。南三行大都是中行的股东,利益相关,自是团结对外,一致作为中行的后盾。张嘉并与外滩的外国银行联系,争取声援。外国银行深知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的支柱,中国银行一旦垮台,整个局面不堪收拾,对外国银行也不利,势必影响外国人的在华利益,所以也坚决支持中行上海分行抗命的立场。
他们计算了一下,中行当时库存有200多万现银,恐怕不足应付,就与外国银行订立了200万元的透支契约,做好一切准备,决不做对不起储户的事情。为此,张嘉璈还访问了张謇,决定成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由张謇任会长,并且登报声明,上海中国银行行务全归商股联合会主持,上海中行的钞票随时可兑现。
5月12日那天,交通银行服从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了钞票兑现,老百姓一片怨声。而中国银行因为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来者照样兑现。尽管如此,中行门前还是人山人海。前来兑现的队伍排了几条马路之遥,有数千人之多。张嘉璈曾在日记中记下了那可怕的局面:“余自寓所到行(汉口路三号),距址三条马路,人已挤满,勉强挤到门口,则挤兑者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钱或五元纸币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看到这种情况,张嘉璈反而心中有了底。第一天兑现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仍不减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来应该休息,银行为了应付兑现,仍然照常开门,来者不拒,并登报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兑现者人数减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而兑现者只有100多人了。渐渐地市民发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是完全守信用的银行,不必紧张地去兑现,到19日,一场风暴就渐渐平息了。
这场风暴过去之后,中行上海分行的声誉骤然提高。有钱人和生意人立即把钱存入中行,吸收的存款反而比挤兑之前大为增加。中外报纸纷纷报道,总是把张嘉璈和宋汉章两个名字并列,称他们是“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赢得了“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的称号。
人物成就1900年从陈庸伯读书,次年入上海江南制造局方言馆,习法文,后进宝山学堂。1904年考取秀才。次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学堂,半年后,赴日入东京庆应大学进修财政学。[2] 1909年毕业回国,任邮传部路政司司员,负责编辑《邮传公报》。 1911年,参加筹建民主党。1913年,任北京参议院秘书长。 1914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16年被提升为总行副总裁。 1922年出席北洋政府召开的全国财政讨论会,次年任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中国银行总经理。 1931年,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并参加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 1935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委员会副主席,3月任中央银行理事会常务理事及监事会监事。同年辞去中国银行总经理,12月任铁道部部长。 1938年1月仍任改组后的交通部部长。在任铁道部长、交通部长期间,他积极推动铁路事业的发展。1936年1月,修筑新赣路南昌至萍乡段;2月,修筑湘黔路株洲到贵阳线。 1937年修筑湘桂路衡阳至桂林段。1938年修筑滇缅铁路等。在全面抗战处于十分困难的1937年至1942年,他领导完成新建铁路达1000英里,对支持抗战作出了贡献。 1943年辞职赴美考察。 1944年10月在美出席国际通商会议。同年与陈光甫等筹建中国投资公司,任董事。抗战胜利后,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银行总裁、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等职。 1948年5月辞职。1949年5月移居澳大利亚。1953年赴美。1979年10月15日病逝。著有《中国铁道建设》、《通货膨胀的螺旋:1939——1950年在中国的经验》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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