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吹（中国儿童文学作家）

陈伯吹（中国儿童文学作家）

陈伯吹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 次浏览 | 2022.09.08 11:46:14 更新 来源 ：互联网 精选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荐 陈伯吹中国儿童文学作家

陈伯吹（1906年8月13日~1997年11月6日），原名陈汝埙，曾用笔名夏雷，江苏宝山（今上海市宝山区）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作家，陈佳洱之父。

1923年，他开始了儿童文学写作，写出了第一部中篇小说《模范学生》（后来改名为《学校生活记》）。两年之后，1925年2月，这位十分用功和敬业的小学教员，又被调到县立淞阳小学（今宝山实验小学）任国语和算术教员，同时担任初级部主任，兼任三、四年级班主任、1980年，在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大会上，小说选《飞虎队和野猪队》获荣誉奖、1980年接受团中央、文化部等八部委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二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的荣誉奖、1985年接受中国福利会颁发的樟树奖、1988年接受全国妇联、文化部等颁发的儿童文学创作荣誉奖。

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教育家。他把毕业精力奉献给儿童文学事业，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代宗师，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他对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做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儿童文学创作、翻译和理论研究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宝贵遗产。著有童话集《一只想飞的猫》，评论集《儿童文学简论》等。1983年创立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鼓励国内作家参与儿童文学创作，至2007年已是第27届。陈伯吹先生被誉为“东方安徒生”，他创作并翻译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为中国儿童文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中文名

陈伯吹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上海宝山

出生日期

1906年8月15日

逝世日期

毕业院校

大夏大学教育学院

职业

作家

代表作品

《一只想飞的猫》

人物经历

1906年8月13日出生。原江苏省宝山罗店镇（今属上海市）人。小学毕业后辍学，

曾当过学徒。20世纪20年代，从事乡村小学教师，同时，业余创作儿童文学。

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学校生活记》。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

1929年“四·一二”事变后，流亡到上海，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攻读于大夏大学高等师范科，同时兼任上海幼稚师范学校教师（直到1938年）。

1930年起至抗战，在北新书局、儿童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了多种儿童小说、童话、理论著作及翻译作品。主编《小学生》半月刊。同时编辑《小朋友丛书》《北新小学活页文选》。

“九·一八”事变，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先后写了讽刺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童话《爱丽思小姐》和讽刺剥削者腐朽生活的童话《波尔乔少爷》，小说《华家的儿子》和《火线上的孩子》等。

1934-1937年，任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辑《儿童杂志》《常识画报》和《小小画报》。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立报》《译报》《文汇报》先后写了《新流亡图》《缠黑布的人》等二十多篇揭露和控诉日寇侵华罪行，反映国难中儿童生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并致力于翻译欧美儿童文学，先后出版了《伏象神童》《出卖心的人》《绿野仙踪》《空屋子》等十多种外

国儿童文学作品。1942年离开上海赴四川，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并在复旦大学任教，业余从事创作和儿童文学研究。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作者队伍组织工作。

1943年，在重庆任中华书局编审。

1945年4月1日，《小朋友》杂志在重庆复刊，任主编。中华书局迁回上海后，继续任该书局编审。

1946年5月，与教育家李楚材发起组织“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联谊会”。

1947年任《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主编。同年，加入上海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热情投入中小学教师“反饥饿，争生存”的民主活动。

1948年，在《大公报》兼任儿童副刊《现代儿童》主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伯吹担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把全副精力投入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工作中。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儿童文学课程。[4]

1949-1959年，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连续不断为孩子们写了近百篇作品，出版

了《一只想飞的猫》《中国铁木儿》《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女孩》等童话、小说、散文集。1950年至1954年，分别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任兼职教授，讲授儿童文学。

1952年12月，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任副社长。1952年起，被选为历届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副主席、顾问。

1954年11月，奉调至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

1957年6月起至1960年11月，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20世纪50年代，在中华书局、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东风文艺出版社等出版了多种创作和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以及理论著作。

1960年11月回上海，继续担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他被迫停笔。

粉碎“四人帮”后，又连续创作数十篇新作。出版了小说集《飞虎队和野猪队》

《一场比赛》《直上三千八百坎》等作品。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新蕾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出版了多种创作和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

1979年起，被选为历届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

1980年，在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大会上，小说选《飞虎队和野猪队》获荣誉奖。

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981年，捐款5.5万元设立“上海儿童文学园丁奖”（后改名“陈伯吹儿童文学

奖”），每年评选一次。因儿童文学创作的成就，分别于1980年接受团中央、文化部等八部委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二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的荣誉奖、1985年接受中国福利会颁发的樟树奖、1988年接受全国妇联、文化部等颁发的儿童文学创作荣誉奖。1989年、1992年、1997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陈伯吹文集》1～3卷(童话、小说、诗歌散文)。75年来，著、译儿童文学作品及理论近300万字，出版了近百本书籍。

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特殊津贴证书。

1997年11月6日，一代儿童文学宗师陈伯吹，在上海华东医院仙逝，享年91岁。去世前他将自己一生积攒的全部藏书捐赠给了浦东新区筹建中的一座儿童图书馆。后这座图书馆被命名为“陈伯吹儿童图书馆”。

2006年8月是陈伯吹诞辰100周年。

个人生活一、故园风雨

1906年，陈伯吹出生在上海市宝山区宝山县的罗店镇上。他的小学时代是在宝山县立罗阳小学（今罗店小学）度过的。之后又在宝山县甲种师范讲习所（相当于今天的初中）念了3年书，毕业后分配到杨行乡朱家宅第六国民学校（今朱宅小学）当教员。

1923年，他开始了儿童文学写作，写出了第一部中篇小说《模范学生》（后来改名为《学校生活记》）。两年之后，1925年2月，这位十分用功和敬业的小学教员，又被调到县立淞阳小学（今宝山实验小学）任国语和算术教员，同时担任初级部主任，兼任三、四年级班主任。

1926年10月，北伐军已经从广州北上，攻克了武汉。不久，北伐军又顺着长江东下，进入南京和上海一带。爱国的人们都在心中幻想着，军阀割据的时代就要结束，新的希望到来了。一个十分寒冷的夜晚，在设在宝山文庙内的城中小学，陈伯吹神色庄重地参加了一个秘密的入党宣誓仪式，加入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地下组织。

1927年4月，蒋介石突然叛变了革命，把屠刀挥向了猝不及防的革命者。腥风血雨和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在此后的那些日子里，淞阳小学的校园，看上去虽然像往常一样平静，但是在陈伯吹的心中，却翻卷着汹涌的巨浪。没过多久，陈伯吹就被安排在这一带的学生和群众中间散发和张贴传单，揭露蒋介石的罪恶行径。

1928年2月的一天，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等报章的“吴淞地方新闻”栏里，都刊载了这么一条新闻：共产党员黄忆农，年十九岁，致力赤色鼓动，妄图颠覆政府，着即执行枪决……。不幸的消息使陈伯吹和他的三位同事既震惊又愤怒，此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个被处决的黄忆农正是出现在小学校园里的革命青年。

1928年6月里的一天早上，陈伯吹正在教室里给学生讲课，突然，几个宪兵冲进了教室，逮捕了他。这几个宪兵是吴淞宪兵司令部派来的。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同事徐文学。

这件事平息之后，陈伯吹和徐文学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继续在宝山待下去，恐怕会遭遇什么不测。这年年底，他们一同辞去了在宝山县立淞阳小学的教职，然后一起离开故乡，来到了上海。

二、初到上海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上海，已经是一座散发着现代气息，放射着Light（光）、Heat（热）和Power（力）的国际大都会，号称“世界第五大城市”，并被誉为“东方巴黎”。它是当时许多向往现代文明的青年文学家所倾慕的地方。

1929年2月，23岁的陈伯吹来到大上海。他先是在上海私立幼稚师范学校当了一名地理课教师。像法国《昆虫记》作者法布尔一样，他并不满足自己仅有的那点学历，于是又报名参加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修班的考试，最终被录取。这样，他在上海总算有了一点立足之地。上午他在幼师学校给学生上课，月薪只有14元；下午就到大夏大学当学生听课；到了晚上，就躲在幼师所在地槟榔路（今安远路）潘园的一间只有5平方米的宿舍里，彻夜笔耕。

为了挣钱养家，一开始时他什么题材都写。他根据自己失恋的经历写过一个中篇小说《畸形的爱》，接着又把这段经历写成了长诗《誓言》。他给当时有名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投稿，却得到了该刊主编、著名作家郑振铎的一个忠告。郑振铎做过《儿童世界》主编，熟悉陈伯吹的“强项”在哪里。

他从陈伯吹的职业优势和创作专长考虑，劝他扬长避短，专攻儿童文学，那样前途会更广阔。这是一个决定了陈伯吹此后人生方向的忠告。陈伯吹欣然接受了。或许这其中早就有某种因果联系，正所谓“茎里有的，种子里早就有了”。也如诗人弗罗斯特笔下的“林中的道路”：“当我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从此以后，陈伯吹就心无旁骛，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全部的命运，与儿童和儿童文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三、红蓝铅笔

“欲把名声充宇内，先将膏泽布人间。”陈伯吹用一支红蓝铅笔作为参与社会、改造社会、创造生命价值的工具和武器，从1929年2月起，他在上海幼稚师范学校担任教职长达10年。1930年起，他为北新书局主编《小学生》半月刊，同时还为小学生编写了《小朋友丛书》等儿童读物。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吴淞口发动战争，对上海进行了疯狂轰炸，致使这座大都会的经济、文化、民生设施都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上海的书刊出版业也没有幸免。当时，雄霸上海滩书业的商务印书馆损失最为惨重，不仅收藏繁富的中西文图书馆毁于炮火，印书馆的印刷设备也几乎瘫痪。

那一段日子里，陈伯吹把手里的红蓝铅笔握得紧紧的，奋笔创作了中篇小说《华家的儿子》、《火线下的孩子》等作品。《华家的儿子》是一部“战斗性”很强的作品，小说里的“华儿”是在屈辱中奋起的中国人民的形象，他想通过这样一个形象，唤醒全国的少年儿童，坚强起来、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而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这部小说在当时的《小学生》杂志连载后，又出版了单行本。

它不仅是陈伯吹创作生涯中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的一部名著。后来，在新四军领导的抗日地区的一些学校里，这本书成为学生课外阅读的补充教材。除了《华家的儿子》，陈伯吹在1932年和1934年又先后写出了他的另外两本童话名篇《阿丽思小姐》和《波罗乔少爷》。

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战事暂告结束，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书刊出版也百废待兴。从1934年起，陈伯吹担任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主编《儿童杂志》、《儿童常识画报》、《小小画报》三种杂志，同时还和儿童书局的同事一起，编辑了一套有两百本之多的《儿童半角丛书》，120本《我们的中心活动丛书》等。

童话大师安徒生在自传里说到过，他青年时代为了童话而付出的努力，“就像一个山民在坚硬的花岗岩上开凿石阶一样”。陈伯吹也是如此。在忙碌而沉重的编辑工作的同时，他又在1940年至1941年间攻读了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的课业，获得了教育学学士学位。

日本人在太平洋发动了珍珠港事件，上海这座最后的“孤岛”也随之沉没了。1942年10月，陈伯吹化装成商人，悄悄离开了上海，辗转到达四川北碚，担任北碚国立编译馆教科书部编审，负责小学国语教科书的编写。当时，中华书局也搬迁到那里。中华书局创办的《小朋友》杂志，从1922年4月6日创刊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被迫停刊，每期都发行5万多份，一直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首。

不久，陈伯吹受聘筹备《小朋友》杂志的复刊工作。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这本在中国儿童期刊史上资历最久、影响最大的杂志，终于在1945年4月1日又跟广大小读者见面了。陈伯吹担任了《小朋友》主编，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个刊物的编辑工作之中，编稿、写稿、审稿，一支小小的红蓝铅笔，描画着他生命的全部色彩。抗战胜利后，他返回上海，仍然主编《小朋友》杂志。1947年又兼任《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主编。

四、培育幼苗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吹感到，中国儿童文学的春天来到了！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新生的共和国的教育和文学事业中。这时候，他仍然担任着中华书局的《小朋友》杂志主编，同时还被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女子文学院等聘为兼职教授。他在这些大学里开设了“教材教学法”、“儿童文学”等课程。

1952年12月28日，新中国第一个少年儿童出版社宣告成立，陈伯吹被任命为副社长。《小朋友》杂志并入少年儿童出版社继续出版。1954午10月，陈伯吹调到了北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5月，他又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这个时期，他不仅为新中国的孩子们写出了许多美丽的童话、诗歌和小说，如短篇小说集《中国铁木儿》、童话集《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散文集《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孩儿》、论文集《儿童文学简论》等等，还经常到中小学校、青少年宫与孩子们座谈、交朋友，参加少先队员们的夏令营和冬令营，与国内外许多少年儿童建立起了真挚的友谊，经常通信往来。

五、家教风范

陈伯老的儿子陈佳洱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195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20世纪60年代曾在牛津大学就读，回国后从事粒子加速器的研究工作，并任北京大学教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并担任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亚太物理学会联合会主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父爱之心和以身作则的人格力量，不仅对自己的儿子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力，陈伯吹先生作为一位诚恳和辛苦的兄长，也像慈父一样，言传身教地把自己最小的弟弟陈汝惠，培养成了厦门大学的教授和学者。

良好的教育风范使陈汝惠先生的一个儿子陈佐洱，也如堂兄陈佳洱一样，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材，担任过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等职务，在香港回归祖国与英国的谈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陈伯老的另一个侄子陈佐湟，则是一位誉满东西方的著名音乐指挥家。

人物影响一、童话创作

陈伯吹，1919年考入县立甲种师范讲习所，毕业后任小学教师，业余时间开始创作。1927年创作了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学校生活记》，反映乡村小学的师生生活。1929年在上海工读时创作了书信体小说《畸形的爱》，次年底受聘于北新书局，开始主编《小学生》半月刊，并编辑《小朋友丛书》。

九一八后怀着爱国热忱，写了《阿丽思小姐》等抗日反侵略的小说、童话。1934年在儿童书局担任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辑《儿童杂志》。抗战期间曾任职于国立编译馆。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与教育家几楚材共同发起组织儿童文学工作者联谊会，进行创作和理论研究。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华书局编审，主编《小朋友》与儿童文学丛书。解放后，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继续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编辑、翻译和理论研究工作，写出了《摘颗星星下来》《桔灯的故事》等数十种童话、小说散文作品。他的作品文笔流畅，亲切自然，鼓励孩子们学习，赞美勤劳勇敢。近年又写出了《三只小喜鹊说的》、《访问高士其》等在少年儿童中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品，为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3]

二、设立“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陈伯吹先生在1982年将自己因平反所得家产赔偿5.5万元全部拿了出来，设立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基金。“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是中国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的文学奖项之一，对鼓励和促进儿童文学的创作、培养儿童文学作家起到了极大作用。“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自1981年举办第1届评奖到2007年已经举办了27届。几乎每年都会出版一本获奖作品集。

作家高洪波曾因一组儿童诗获第8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金波、任大霖、任溶溶、曹文轩、秦文君、郑春华、秦牧、韩静霆、王安忆、赵丽宏、沙叶新、叶永烈、陈丹燕、程乃珊、林焕彰、桂文亚、何紫、严吴婵霞都曾获此奖项。

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会已宣布成立。基金会的成立将对开展儿童文学各项活动、活跃儿童文学创作、维护“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这个品牌，促进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捐书儿童图书馆

1997年11月6日，一代儿童文学宗师陈伯吹，在上海华东医院仙逝，享年91岁。去世前他将自己一生积攒的全部藏书捐赠给了浦东新区筹建中的一座儿童图书馆。后这座图书馆被命名为“陈伯吹儿童图书馆”。

后世纪念

2006年8月是陈伯吹诞辰100周年。在陈伯吹的家乡上海宝山区，举行了“纪念陈伯吹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捐赠仪式。陈伯吹之子陈佳洱夫妇向宝山区政府捐赠了其父的作品手稿、文史资料等。捐赠的陈伯吹先生文史资料265件，实物130件，照片200余张，都收藏在2006年8月11日正式开放的“陈伯吹纪念馆”。

主要作品一、著作

《学校生活记》（文学故事）1927，商务印书馆。

《畸形的爱》（小说）1929，芳草书店。

《誓言》（诗集）1930，芳草书店。

《阿丽思小姐》（童话）1932，北新。

《儿童故事研究》（文艺理论）1932，北新。

《火线上的孩子们》（小说）1933，少年书局。

《波罗乔少爷》（童话）1934，北新。

《华家的儿子》（小说）1934，北新。

《永久的情书》（长篇小说）1934，北新。

《儿童文学研究》（文艺理论）1935，北新。

《老虎的尾巴》（故事）1947，上海华之书店。

《爱国姑娘》（故事）1951，中华书局。

《小黑人笑了》（故事）1952，中华。

《友爱的同学们》（故事）1952，中华。

《吹口哨的孩子》（故事）1953，中华。

《红面小公鸡》（童话）1953，少儿。

《射击英雄魏来国》（故事）1953，少儿。

《坐火车》（儿童故事）1953，少儿。

《听妈妈的话》（儿童故事）1953，少儿。

《儿童文学简论》（文艺理论）1957，长江。

《师范学校儿童文学讲授提纲》1956，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只想飞的猫》（童话）1956，少儿。

《毛主席派人来了》（儿童故事）1956，少儿。

《作家与儿童文学》（文艺理论）1957，天津人民。

《宋景诗》（剧本）1957，少儿。

《漫谈儿童电影戏剧与教育》（文艺理论）1958，少儿。

《摘颗星星下来》（儿童故事集）1957，长江。

《一个秘密》（童话）1957，天津人民。

《小火车头上学校》（中篇童话）1957，东海文艺。

《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道路上》（文艺理论）1958，少儿。

《从山岗上跑下来的小女孩》（散文集）1958，作家。

《哈巴狗和红天鹅的故事》（童话）1958，天津人民。

《十个奇怪的人》（科学童话）1958，长江。

《中国铁木儿》（短篇小说集）1959，作家。

《三门峡工地上两少年》（散文集）1959，少儿。

《小朋友大跃进》（儿歌集）1959，长江。

《飞虎队和野猪队》（儿童小说集）1959，少儿；1979，人文。

《最好的一课》（儿童故事集）1959，长江。

《幻想着张着彩色的翅膀》（童话集）1959，东风文艺出版社。

《礼花》（诗集）1962，百花。

《一场比赛》（儿童故事集）1979，湖南人民。

《幻想着张者彩色的翅膀》（童话集）1980，陕西人民。

《作家的童年》（5）1981，新蕾。

《抓阳光》1982，山西人民。

《摘颗星星下来》（少年儿童故事集）1982，人文。

《直上三千八百坎》1983，陕西人民。

《陈伯吹作品选》1983，四川少儿。

《魔鬼吞下了炸弹——上海》1983，福建人民。

《他山漫步——陈伯吹序文集》1984，广东人民。

《海堤上遇见一群水孩子》（少年儿童故事集）1986，安徽少儿出版社。

《天涯芳草——陈伯吹序文集》1987，海燕。

《陈伯吹作品选》1987，少儿。

《陈伯吹文集》（童话、小说等合集）1988，上海少儿出版社。

二、翻译书目

《神童伏象记》（童话）英国吉卜林，1944，中华。

《蓝花园》（童话）英国柏涅特夫人著，1944，中华。

《普希金童话诗》俄国普希金著，1944，中华。

《一家人都飞去了》（童话）英国AlieDerlgh著，1944，中华。

《出卖心的人》（童话）英国尼司蓓蒂改写，1944，中华。

《象童》（童话）英国罗·吉百龄著，1946，三民。

《兽医历险记》（童话）英国戴维·洛勃司著，1950，中华。

《小金鸡》（童话诗）俄国普希金著，1950，中华。

《沙皇撤尔丹》（童话诗）俄国普希金著，1950，中华。

《牧师和工人》巴尔达（童话诗）俄国普希金著，1951，中华。

《红面小公鸡》（故事、诗歌合集）法国F·勒菲甫尔著，1951，中华。

《鱼夫和金鱼》（童话诗）俄国普希金著，1951，中华。

《一文奇怪的钱》（童话）俄国达哥门诺夫著，1953，中华。

《改过的小老鼠》（儿童故事）美国佛拉克著，1953，中华。

《象伯之的喜剧》（儿童故事）美国罗伯脱·蒲特著，1953，中华。

《绿野仙踪》（长篇童话）美国鲍姆著，1953，少儿。

《小夏蒂》（长篇小说）瑞士斯比亚著，1954，儿童读物。

《出卖心的人》（童话）德国威·梅德节写，1956，天津人民。

《吉诃德先生的冒险故事》西班牙塞外提斯原著，英国威·隆克莱节写，1956，少儿。

《野东西》（童话）以色列露丝·芙尔著，1956，天津人民。

《黑箭》（长篇小说）英国罗·路·斯蒂文生著，1958，中青。

人物评价

陈伯吹先生是跨越了中国现代和当代两个历史时期的儿童文学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和教育家，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代宗师和巨擘。在他91年的生命履历中，有75年是在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创作、翻译、编辑、出版和研究中度过。他的一生是为儿童的一生。他献出了毕生的心血，为幼芽和小苗洒上泉水。春蚕吐丝，落英成泥。他善良和纯净的灵魂，将伴随着他留下的无数篇童话、小说、诗歌、散文和翻译作品，在人间飞翔，在一代代小读者的记忆里存活和流传，直至永恒。

陈伯吹，他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与奠基人”，被誉为“东方安徒生”。他的执著和激情“在无数个人的童年期点燃了美丽的良知之灯”。

王一方认为：陈伯吹置身于20世纪上海这个新教育、新文学、新出版的“高地”，他奉献出了全部热情、敏锐、忠诚与智慧，成为大时代的求索者、建设者，继而成为组织者、引领者，他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大写的人。他的奋斗、他的思考、他的道路，是近现代中国文化生活蜕变、精神世界演进的路标。

陈伯吹的独子、中科院院士、原北大校长陈佳洱说：自己五六岁时就开始阅读父亲写的《火线上的孩子们》等充满爱国热情的作品，尽管懵懂，但“种子”已在心中萌发。“我记得，我小时候父亲根本没有闲空，不是在家埋头写作，就是到小朋友中座谈。无论何时何地，他的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儿童’。”陈佳洱说：“在父亲心目中，儿童就是天使，他视儿童为自己的生命。我以有这样的父亲，一生自豪。”

作家梅子涵曾在获奖作品集里由衷写下：“我对他老人家只说谢谢怎么够！在中国的儿童文学中，陈伯老是个伟大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樊发稼说：第一次到上海瑞金路陈老家，见到他的早餐只是一碗薄薄的大米稀饭、半个咸鸭蛋和几根咸菜丝；1993年陈老从北京儿子家返沪的前一天，问他是否买到软卧车票，他却说家人要给他买软卧，他没同意。周基亭说：“陈伯老平时都只喝白开水。而且，他虽是出版社的领导，但从来不沾公家一点便宜，投稿或是为作者回信，一直都是自己买邮票贴。”

宝山区委副书记康大华说：“陈伯吹是家乡宝山的一张文化‘名片’。纪念他不仅是为了怀念，更是为了继承和发展；我们不仅要追随他的道路，更要学习他的精神。”

金波：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夜陈伯老为我留下的灯光

有一年冬季，金波参加少儿读物评奖工作，跟陈先生同居一室。一夜，金波外出办事，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但他走近宾馆大楼，仰望居室的窗子，依然亮着，他以为是陈先生在伏案写作。

走进居室一看，陈先生已经睡着了，但依然为他亮着灯。

第二天，金波向陈先生致歉，但陈先生却说，我怕你回来晚了，熄了灯，给你带来不便。陈先生说的那么平静、谦和，让金波感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也正如金波所说：“为儿童写作的人应当心地善良，对生活、对未来怀有极大的热忱。从陈伯老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从事儿童文学工作者的风范。”[5]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