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上海事变）

一·二八事变（上海事变）

一·二八事变 （上海事变） 次浏览 | 2023.02.15 12:06:39 更新 来源 ：互联网 精选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荐 一·二八事变上海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1月28日晚，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2月14日，蒋介石命令由前首都警卫军87、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第五军，以张治中为军长增援十九路军参战。3月初，由于日军偷袭浏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3月3日，日军司令官根据其参谋总长的电示，发表停战声明。同日，国联决议中日双方下令停战。24日，在英领署举行正式停战会议。

名称

“一·二八”淞沪抗战

地点

上海市与周边

时间

1932年1月28日－3月3日

结果

签署停战协定；上海非军事化

参战方兵力

中国 少于50,000人日本 约70,000人

参战方

中国，日本

伤亡情况

中国 14,104人日本 3,091人

主要指挥官

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盐泽幸一

历史影响

上海非军事化

事变回顾

一·二八事变(日本称上海事变或第一次上海事变、淞沪战争)，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支援和配合其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掩护其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丑剧，自导自演在上海挑衅引发的冲突，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1932年1月28日夜对上海当地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随即起而应战。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吸取九一八事变期间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专依国联的教训，在“一面积极抵抗”之际，也“一面交涉”，与日本进行谈判。国民政府=希望在“不丧失国权”的情况下以最小代价达成停战。5月5日，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自签字之日起停战;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留驻停战线、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周边一带驻军(但中国保留行政权和警察权);日本军队撤退到1932年1月28日事变之前的状态。[1]

背景信息

九一八事变与伪满洲国的筹建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蓄谋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一段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挑衅，悍然发动了对东北军沈阳北大营的进攻。事变爆发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而南京国民政府鉴于国家军阀割据、国力孱弱，又为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的“不扩大”声明所迷惑，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国民政府虽有助防、抵抗的意愿，但限于客观情况，事实上还是过于依赖国联和寻找外援，激起国民的不满，各地纷纷爆发激烈的反日游行，抵制日货，甚至发生了赴京学生殴击国民政府高官的行为。随着日军进一步扩展其军事行动，蒋介石被迫于1931年12月下野，国民党粤系的孙科继任行政院长，但却软弱无力无法应对时局。日军进逼锦州时，孙科南京政府再三命令张学良抵抗，张却于1931年1月公然抗命不战而退，日军占领几乎全部东北。日本碍于国际影响，不敢直接占领中国东北，于1931年11月将前清废帝溥仪接到东北，企图建立伪“满洲国”来掩盖其侵略事实。但当时国际上对日本的压力很大，国联已于1931年12月决定派李顿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日本为了转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注意力和舆论，意图在其他能引起关注的地方挑起新的冲突以掩护伪满洲国的建立。

日本海陆军争功和在上海的挑衅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配合其东北行动，从1931年底起，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中国内地和沿海城市制造一系列事件，以制造混乱、寻找新的侵略借口和转移视线。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长期存在着所谓的“陆海军之争”，一直延续到二战日本战败。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在东北建立了“功勋”，获得了大批经费和日本国民的“尊敬”，引起了海军的妒忌，日本海军急欲“争功”。

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是首都南京的门户，也是南京政府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地，同时还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的学生、工人和人民群众，集会示威，抵制日货，组织抗日义勇军，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而上海也是日本在华最大经济据点，上海民众抵制日货给日本厂商和航运业造成据说高达4120.4万日元的损失（数字据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这些正义之举，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件的借口。

日本在沪侨民，以中国排日为由，于1931年10月、11月间连续举行4次侨民大会，声称要惩罚“暴戾”的中国，并到处寻衅滋事。1931年10月，日本海军派遣军舰4艘到上海示威，并开进长江，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将部分军舰集结在汉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电召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田中于1931年10月1日前往沈阳。板垣告诉田中，为了在“满洲独立”时转移各国注意力，请田中在上海“搞点事”，并给田中2万日元经费。田中应允。

宁粤妥协和十九路军驻防沪宁地区

1931年5月底，国民党内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及其他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反蒋，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同时派人拉拢华北石友三部反蒋，并派其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会见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8月5日，中原大战失败后蛰伏大连的阎锡山秘密乘日本军机返回山西重新主政。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针对粤方军事行动，蒋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何应钦暂停剿共，除以一部监视共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等地集结，准备“讨逆”。双方一时剑拔弩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于9月21日被迫下令“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并“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但广东国民政府提出，要粤方人士赴南京谈判并建立双方统一的南京政府，必须要蒋下野，并先变更京沪卫戍部队以保障安全。粤方并提出以粤系出身的陈铭枢麾下的十九路军为京沪卫戍部队。陈铭枢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蒋介石于是在1931年9月底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总司令兼代淞沪警备司令。10月15日，陈铭枢下令十九路军从江西开赴京沪地区驻防。宁粤双方在随后的谈判中互不相让，胡汉民、孙科等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蒋不得不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由粤系孙科任行政院长组建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和苏区发展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等宣言，谴责日军侵略。但认为，日军侵略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第一是为了进攻苏联，第二才是为了镇压中国革命。九一八之后蒋介石被迫下令中止第三次“围剿”、将剿共计划“悉行停缓”时，中共中央开始非常乐观地谈论起革命的前途和形势来，要求红军迅速“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见《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第401—415页）。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于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同时宣布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这之后中共中央又提出全面进攻，以逐步攻占国民党统治区，根本推翻国民政府的战略部署。在这些文件指示下，各苏区的红军部队趁国民政府忙于应付九一八事变之际，不断进攻国统区以扩大苏区。如江西中央苏区在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时，总共不过控制瑞金、石城、长汀、雩都、会昌5个县的范围，“初瑞金全县赤化外，石汀雩会四县大部尚是白色”。而到1932年4月之际，江西中央苏区的面积已经跨有18个县，完全占有了7个全县和县城。仅中央苏区的面积已达约7万平方公里，控制人口约240万左右。加上闽西苏区近10县，总共已有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控制人口300余万。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闽浙赣苏区，也都有了很大发展。

历史背景策划阴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量土地，并试图扶植前清朝皇帝溥仪建立满洲国。但此一行动刚开始就受到了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于是日本决定在上海这一国际性的大都市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

除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的板垣征四郎大佐外，东京的裕仁天皇的文官党羽“十一人俱乐部”（成员包括木户幸一、近卫文麿、牧野显声等），也参与了“一二八事变”的策划。该组织主张日本在完成对中国东北的征服前，需有一个“思考间歇”期，以应付国内外的许多问题。为此在这期间，日本需要在上海发起一场“假战争”。

1932年1月5日，板垣征四郎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得到裕仁天皇破格接见，并向天皇和日军参谋本部报告侵占东北的情况。随后板垣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制造事端

上海的田中隆吉接电后，将2万日元经费交给了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即金壁辉），让她具体策划实施。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2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3名日本信徒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去生事。日方5人在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投掷石子挑衅，引发冲突。而之前川岛芳子早已经雇佣打手扮成工人模样混入人群。冲突中日方5人遭到不明人士攻击，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然而警察并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中国人的工厂纠察队所为。此即所谓“日僧事件”。

1月20日凌晨2时许，数十名日侨青年会成员趁夜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又砍死一名、砍伤两名前来组织救火的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通牒增兵

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1月21日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承诺缉拿焚烧三友实业社的凶手之余，同时提出了无理的四项强硬要求：1、上海市长对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2、逮捕和处罚作案者；3、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4、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声称上海市长如果对松井所提4点要求不做令日方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行动”。

之前板垣征四郎和参谋本部早就安排好了“假战争”的准备。“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以保护侨民为由首先调兵遣将，向上海增派军舰。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陆续驶抵上海的军舰外，于1月21日从本土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1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于23日抵达上海。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航母，1.4万吨，载机6架）也驶抵上海。

1月22日，日本政府开会，“决定立取适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机处置之”。25日，日本海军省首脑与外务省首脑联合举行会议，“协议如中国方面不表示诚意，不实行日本之要求，决以实力务期要求之贯彻，并协议万一时的具体方策”。26日，海军省召开最高级会议，“决定在一二日中发挥实力，其方法如下：（一）驻沪兵力如不足，可遣第二舰队，（二）就地保护留沪日侨，（三）自吴淞至上海航路由日海军保护，（四）在吴淞口外拘留一切华籍轮船，（五）加派军舰到南京、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等埠，并使浪人同时暴动。”日海军的军事行动得到了裕仁天皇的许可和批准，26日裕仁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主持下，训令在上海的盐泽幸一“行使自卫权利”。同日（26日）日本海军省又命令从日本国内急调第1 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0驱逐队，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2特别海军陆战队460余人开沪，并于28日下午到达。

至此，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4艘，飞机2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1月28日，日海军省又下令调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3艘及水雷舰4艘从本土出发开赴上海。）

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对四项要求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

忍让避敌

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国军是粤军的十九路军，由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十九路军的领袖是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主张应付日军挑衅。

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做了错误的判断，将日本掩护伪满洲国建立的“假战争”行为，误判为日军将“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见蒋介石《第二期抵抗方案》），认为战火将迅速扩展至全国，“中国重要各地亦随时均有重大危险发生”（见《外交部致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照会》），甚至认为“国亡即在目前”（见蒋介石《告全国将士电》）。有鉴于这种严重判断，国民政府认为国家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拮据，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所以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

1932年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长孙科在与汪精卫、蒋介石详商后，急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见《行政院急电市府避免与日本冲突》电稿）同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亦致电吴铁城，重申“沪市为我经济中心，总以和平应付、避免冲突为是”。23日何应钦还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布防。一二八事变前四天，张静江邀请蔡廷锴到杜月笙家中，劝第19路军“……最好撤退到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蔡廷锴猜测张是受“蒋介石所授意”。（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

）在得知国民政府的态度后，蒋蔡等人感到沮丧，但是也表示会服从军令撤出上海。蒋光鼐说：“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1月27日下午，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宪兵第6团接替第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地区的防务。该团27日晚8时从南京车站上车，28日正午抵达真如，其先头一个营下午到达上海北站，准备次日（29日）拂晓接替十九路军第78师第156旅第6团在闸北的防务。

事变爆发

1932年1月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后，上海市长吴铁城在国民政府和上海各界的要求下，乃于28日13时45分复文村井，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1月28日夜11时零5分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日方村井给吴铁城和上海市公安局长的回信，对上海方面接受日方四项要求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吴铁城接到该回信已经是11时25分。夜11时30分，不等中方答复，日军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我十九路军第78师156旅翁照垣部随即起而抵抗（前来接防的宪兵第6团一部也一起奋而抵抗），战争爆发。

中共应对

发动群众支援反日活动

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中共临时中央洞察日本帝国主义即将侵略上海，于1932年1月27日发出《中央紧急通知》，呼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号召党组织动员无产阶级与一切劳苦群众给敌人的进攻以致命的打击，并号召上海工人群众实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90页）2月2日，中共发表《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号召举行罢工、罢市、罢岗、罢操，“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武装海陆空军出境！”（见《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61页）

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积极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战。他们通过各社会组织募集前线急需的交通工具、通信器材、工事物资、医药用品等。他们还组织郊区人民分区炊制和输送前线战士每天的两顿伙食。总工会动员募集了几万只空烟罐，赶制“土炸弹”运往前线。

1月30日，中共领导的上海各厂举行代表大会，决定自31日起全市工人开始总同盟罢工，并建立上海各厂工人抗日总同盟罢工委员会。中共领导的上海民众反日联合会（简称“民反”）积极支持淞沪抗战。1月31日，“民反”召集有5000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决议自即日起开始总同盟罢工，组织工兵代表会议。“民反”义勇军在上海市大约有两三千基本群众，以闸北、沪西、沪东、浦东四个区受党团影响较大的工厂为主。

左倾冒险主义的极左思想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中共临时中央处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之下，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如强调在反对日本侵略的同时，必须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将国民党内反蒋派别视为“反革命的在野派别”，必须打倒；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否认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主张以主要力量进行打击。这些错误认识在淞沪会战中导致了一些错误行为。

上海淞沪抗战刚一打响，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就公开发表宣言声明：“囯民党各派军阀和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声称“一些国民党军阀及政客（如孙科张发奎陈铭枢及一切的狗蛋）黄色工会的官僚工贼，上海资产阶级流氓痞子，现在弄各色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97页），把国民党一些派系和其他工会、民族资产阶级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的行为和主张，统统都说成是愚弄百姓。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极力号召劳苦群众立起革命战争，要求革命民众要“把子弹向着帝国主义囯民党开放”（见《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96页-98页），号召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号召近郊农民“武装起来”，夺取土地，“进行游击战争”，号召“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

在淞沪抗战正酣，国民党军队奋勇抵抗、流血牺牲之际，中共临时中央却依然如此号召，在中共党内也有很多人不理解。上海部分地方干部就对此表示消极。他们明确认为：在十九路军做革命战争时，各区不应发动战争，否则将成为捣乱后方。但中共临时中央显然是把上海事变看成是类似俄国十月革命一样的重要历史机遇，当年俄国就处在对德战争中，正是利用对外战争的乱局，布尔什维克趁机主导革命成功。因此，临时中央领导人面对这样千载一时之机，也备感兴奋，极力推动士兵工作。显然，他们的阶级斗争思维模式使他们认定天下乌鸦一般黑，反动阶级中没好人，认为十九路军将领的抵抗，不过是为了欺骗士兵和民众。他们甚至断言，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根本上是沽名钓誉，是图利谋财，是为了“骗取”民族英雄的荣衔和民众的捐款（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142页）。他们甚至硬说十九路军将领“丝毫不想乘胜追击日本的军队到租界上，根本消灭日军在路上的根据地”，说十九路军将领“有意把士兵放在日本军队猛烈的炮火之下，不给士兵以有力的援助，好让士兵士兵之后自动退却”，是在故意“牺牲十九路军士兵，使战争遭到失败！”（见《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胜利？》，1932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卷第142-145页）临时中央领导人还指斥十九路军将领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抗日军阀”（张闻天《上海事变与中国的统治阶级》，《斗争》第3期，1932年2月9日），提出党的策略是“拥护士兵自动抗日的斗争，而反对他们的长官，利用一切机会揭破这些长官的欺骗”；号召革命的士兵与民众联合起来，把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甚至认为“要作战胜利必须杀掉他们反动的长官”。（张闻天《士兵的反日战争与我们的策略》，《斗争》第2期，1932年1月31日）。

3月2日，因日军从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不得不撤至第二防线时，临时中央领导人更加认为自己判断正确，公开声称“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别、任何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奴隶，南京政府、广东政府，马占山、蔡廷锴，都是一样的东西。”呼吁士兵们“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军命令，枪毙反动的长官，持枪到闸北、吴淞、南市去，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告上海民众书》，1932年3月5日）。这些宣传损伤了共产党的形象，为国民党的攻击留下了把柄。

中共历史中央还做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决定。2月11日，中共中央在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一封信中说：“目前反日反帝运动的一切宣传及行动，必须与武装拥护苏联，反对世界大战，拥护红军、苏维埃等更紧紧地适合地联系起来。”（《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61页）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主张由武装的工农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142页—144页）

上述这些错误有相当一部分在实际斗争中得到贯彻，如左倾领导人计划趁十九路军和第五军3月1日撤离第一道防线之际，翌日发动武装暴动，占领闸北，结果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发动赣州战役

就在淞沪抗战激战方酣之际，江西中央红军猛攻赣州，此即赣州战役（1932年2月4日至3月7日）。赣州战役牵制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援沪作战（如牵制了中央军陈诚第18军、第9师等），蔡廷锴甚表不满地说：“此次我军与暴日在淞沪激战最烈时，江西的‘赤匪’不特不能为国难所激醒以合力御外，反乘机猛攻赣州，企图夺取赣南重要城市，以捣乱我后方，这种行为，不啻为暴日张目。”（见《蔡军长对官兵训话》，《大公报》1932年5月5日）一二八事变期间红军的这些进攻，也为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提供了口实。

意义影响积极的影响

1，促进了国内团结。一二八事变前，蒋介石下野，国民党内宁粤对峙并未结束，群龙无首。事变后，国民党各派系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团结，汪蒋合作，蒋介石复出，自此南京政府的地位相对稳固。而国内各阶层、各界人士，也因支援淞沪抗战，激发了民族精神，促进了团结。

2，建立了抗战的信心，转变了国际观念。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外战争几乎逢战必败，而且几乎每次都以割地赔款告终。淞沪抗战期间，国军屡挫强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而最后的停战协议中，既无割地内容，又无赔款条款，实为百年来所罕见。一二八抗战中，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广大爱国官兵表现的高度爱国热情和抗日救国的英勇牺牲精神，表明了为民族生存而战的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装备远不如敌军，但抗日卫国的正义性质，和广大人民的支援，使中国军队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也为在沪西方人所亲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清末以来西方人轻视中国军队的心理，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形象，改变了中国的国际观感。

不利的影响

1，日本借上海事件，成功地转移了中国和西方列强的焦点，完成了筹备伪满洲国的工作。1932年3月1日，日本策划的伪满洲国宣布成立。3月8日，溥仪在“新京”正式宣布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伪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

2，日军虽然依据《淞沪停战协定》完全退到“一二八事变”爆发前的地界，中国也完全恢复了日军曾经占领地区的行政区和警察权。但是《淞沪停战协定》第一条规定“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第二条称“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在中国领土发生的停战疑问，需要第三国查明处理，中国军队还无权单方面决定在自己的领土上恢复“常态”，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中国军队后来以保安队的名义仍然进入了该区域。）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日军在上海租界仍保有一定的陆战队兵力，据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海军作战史》第156页记载，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前，日军在上海保有陆战队2200余人。（该数字与一二八事变前的日军驻沪陆战队人数差不多。见上书119页）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一二八事变时，国民党指责中共又乘国军在上海浴血抗战之时，扩大湘、赣、粤、闽苏区。国民党惊呼“中共豫鄂皖边区旷继勋部，与鄂中段德昌部、鄂西贺龙部、湘东赣西李明瑞部，互相呼应企图包围武汉。一时扰乱范围，遍及七省；‘赤化’面积，达200，000方里。大有燎原之火，不可收拾之势。”

蒋介石声称鉴于“九一八”、“一二八”两次事变，中共皆乘机“扩大叛乱，涂炭生民”，国军难以全力抵御外侮，乃于1932年6月9日，在庐山召开“五省‘剿匪’会议”，宣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蒋介石胡乱地类比历史称：“大家都要明白，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因为一方面抵御外侮，一方面还要分力剿匪，那就与明末的情形一样，明末之时，陕西的土匪猖獗，明朝没有先去缴清，因之满清乘机入关。假使当时明朝只是在山海关以全力抗战，何尝不能抵御外侮。可是后方的土匪李闯猖獗，打到了北京，结果只有亡国。多尔衮写给史可法的信也说：他的天下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这虽然是他的狡辩，可是我们细按当时的情形，却不得不承认明朝的亡，不是亡于满清，而是亡于匪乱。现在我们的困难，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只要把国内的匪剿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也能够稳固自强，终久是可以挽救转来的，如果我们内部意志不一，步骤零乱，既要对内打土匪，同时又要对外御外侮，试问我们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结果也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

6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北平外交大楼接见新闻记者，以江西红军在淞沪抗战中不仅不支持抗战反而攻击援军为借口，说：“中央认定不‘剿共’不能抗日，故派蒋委员长、何应钦担任剿匪工作，努力进行，务期消灭。”（《抗日必须剿共》，《大公报》，1932年6月12日）

同年12月14日蒋介石又在内政会议称：“攘外必须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的媒介。我们要明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希望大家共同一致，认定目标，对外是日寇，对内是赤匪。我以为如果赤匪的祸乱能够消灭，我们国内就可以安定；如果国内安定，我们一致对外，那么，日本就没有问题了。”——见蒋纬国《抗战御侮》第一卷第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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