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刘志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刘志丹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次浏览 | 2022.06.16 17:46:03 更新 来源 ：互联网 精选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荐 刘志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刘志丹（1903-1936），男，汉族。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名景桂，字志丹，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刘志丹从青年时期起就投身于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入黄埔军校。大革命时代，刘志丹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处长等职，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奔走于湖北、陕西等省，从事组织起义工作。1928年，与唐澍等人组织领导了渭华起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及参谋长，后来，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刘志丹历任副总指挥、总指挥等职。1932年成立红二十六军，刘志丹仍负领导责任。1935年秋，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五军会师，成立第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同年，遭机会主义分子诬陷，被关押，得到释放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等职。1936年4月，刘志丹率部队东征，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33岁。

本名

刘志丹

别名

刘景桂

字

子丹、志丹

主要成就

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籍贯

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丁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03年10月4日

去世年月

1936年4月14日

职业

毕业院校

黄埔军校

政党

中国共产党

代表作品

《军事教育大纲》、《政治工作训令》

人物生平刘志丹

刘志丹（1903—1936），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03年10月4日诞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丁镇。

1922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任学生会主席，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同军阀井岳秀等封建势力作斗争。

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奉党的命令入黄埔军官学校。

大革命时代，刘志丹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等职，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奔走于湖北、安徽、陕西等省，从事组织起义的工作。1928年，与其他人一起组织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后，阎红彦、吴岱峰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刘志丹和谢子长按照陕甘省委的指示，与吴岱峰、阎红彦一起将晋西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对外暂称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后任总指挥），与谢子长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学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

1932年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仍负领导责任。

1933年9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1月后历任红26军42师参谋长、师长，率部北上庆阳、合水，与地方武装相互配合，开展游击战争。

1934年2月至4月，刘志丹指挥部队九战九捷，以劣势兵力取得了西华池等战斗的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同年5月任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兼任军政干部学校校长，与军校政委习仲勋、常务副校长吴岱峰一起亲自编写《军事教育大纲》《政治工作训令》等教材。

1935年2月，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红26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会合后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率红26军、红27军主力，以围点打援、出敌不意、各个击破的战法，经两个多月的机动作战，攻克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歼灭大量敌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8月，在陕北、陕甘边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刘志丹指挥红军主力，歼灭国民党晋军1个团，迫使晋军主力撤回黄河东岸。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9月，红26军、红27军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会师，组成红15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10月参与指挥劳山战役，后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肃反”中被逮捕，备受折磨，但他始终坚持原则。不久，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毛泽东、周恩来等迅速纠正了陕甘苏区党内“肃反”的错误，刘志丹从而获释。此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第28军军长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

刘志丹

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25军参加东征战役，在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现属柳林县）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33岁，柳林县三交镇南一公里许的党家寨鏊子圪达现有“刘志丹将军牺牲处”石碑。同年，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以志永久纪念。

1940年，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县城北修建了志丹陵园。

1943年陵园建成，将志丹灵柩运回志丹县。4月19日起灵柩于子长县，并召开了“公祭刘志丹烈士大会”。4月23日延安举行公祭大会，由西北局书记高岗主持，朱德、林伯渠等讲了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赠送了白绸挽联。24日，刘志丹烈士的灵柩在高岗、林伯渠、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张秀山等护送下运回志丹县，4月26日抵达县城。5月2日召开了万人公祭大会，高岗介绍了志丹的生平事迹，林伯渠、张秀山等先后讲话，尔后安葬于志丹陵园内。

1947年胡宗南进攻边区，陵园遭到严重破坏。

1953年照原样修复。

1975年又进行了修葺，使陵园面貌焕然一新。

毛泽东为他题碑：“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为他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张闻天为他题词：“子丹的路线，是我党领袖毛泽东的路线，是我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真正中国的马列主义的路线。子丹，精神不死！洛甫题一九四三年十月。”

刘志丹牺牲经过裴周玉回忆

2011年出版的裴周玉回忆录《开国将军裴周玉百年足迹》书来，其中《第五章 与刘志丹并肩战斗》就专门讲到了这一过程，终于让刘志丹牺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红二十八军渡过黄河在临县白文镇与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会师后在白文镇休息了几天后，红二十八军接到中央命令：为了配合红军主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山西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特令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

“三交镇是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河西是陕北苏区的吴堡县境。该镇沿黄河东岸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防御体系，构筑有坚固工事与碉堡，并有一主力团和保安团固守。”

“红二十八军4月13日刚到留誉村，刘志丹军长就不顾疲劳，爬上西山去观察三交镇方向的地形和情况。走在路上，他对我们说：‘咱们越向南走，离中央红军越近了，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好向毛主席献礼。为了打好这一仗，他几天几夜也没有好好睡觉。”

“4月14日拂晓，红二十八军围攻三交镇的战斗开始了。战斗打响后，刘志丹听说一团那边攻击不太顺利，便立即和宋任穷商议，让宋政委留在指挥所掌握全面情况。他要亲自到一团阵地去，便带着我和参谋、警卫员等几个人一起出发了。”

“我们来到一团前沿阵地，听取了黄光明团长，王再兴政委汇报敌人的情况与我军战斗态势后，同一团首长研究了战斗部署。这时已快中午了，刘志丹又提着望远镜，向阵地的最前沿走去。我们气喘吁吁地跟着往山上爬，一直爬到距敌不到百米的一个小山包上。”

“这个长不到100米，宽不到30米的光秃秃的小山头，和敌人占领的山头相对峙，中间隔着一条小溪，小溪的西头和黄河汇合处的南边就是三交镇。我们所在的那个山头是敌人火力压制的重点之一，上面无任何工事和隐蔽物，我们只好爬在山头棱坎下观察敌情。从这个山头上看去，镇上房屋巷道都历历在目，敌人的来往活动隐隐可见，我方的战斗进展也都看得很清楚。”

“刘志丹爬在山顶上，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观察敌情，我和警卫员几次劝阻说：‘这样危险!’但刘志丹非常兴奋地说：‘小裴，你看这个山头不是一个理想的观察所吗?’刘志丹把所观察的敌情与部队战斗进展的情况，让通讯员一一通知一团，并告诉他们应该采取的攻击手段与措施。而后，他坐在地上拿出小本子，把前线战斗情况给宋政委写了一封信，让通讯员跑步送回军指挥所去。通讯员临行时，刘志丹笑着嘱咐说：‘你告诉宋政委，过了中午，请他进三交镇去喝胜利酒。’”

“正当部队打开通往三交镇道路的时候，敌人的一挺机枪，迎面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刘志丹伏在山头上的一个棱坎后面，一手撑着地，一手拿着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对我说：‘特派员，你看见了吗?机枪是从小庙旁边那个碉堡里打出来的，等会儿部队冲上去一定把它夺过来，带给陕北根据地人民做纪念。’我回答说：‘好，一定夺过来，敌人活不了几个钟头啦!’”

“刘志丹在前沿阵地上看到阵地情况，有的连队成排或几十个人向敌人一个碉堡发起冲锋，但都被敌人火力阻击而不能奏效，战士们的伤亡很大，他还看到黄团长亲自带领一个排向敌堡冲锋。于是，刘志丹把参谋叫到跟前，要他马上去转告一团，不能光凭勇敢蛮拼，要讲究战术，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更大的胜利。参谋领受任务后，即刻向前飞跑而去。这时，山包上只剩下刘志丹、警卫员和我三个人了。”

“我们迎风站在高处，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动静，密切注视着战斗的进展。突然，敌人的一挺机枪射来一梭子弹，正好射中刘志丹的胸部，他两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要跌倒下去。我见此情景心里猛地一惊，赶快跑过去把他抱住，急忙喊道：‘警卫员，快去叫医生。’子弹是从刘志丹左胸部穿过去的，碰着了心脏，伤口处流血很少，他穿的土灰色棉军衣的左胸，只见有个枪弹打穿的洞孔。当时，他的面色变得蜡黄，呼吸极度微弱，昏迷过去。我急忙把刘志丹抱到山坡后边，找个隐蔽平坦的地方放下。”

“待了一会儿，他神志略微清醒，睁开了眼睛，环顾了一下四周，想用双手撑着身体坐起来，用劲抓住我的手，以极微弱的声音说：‘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只见他嘴唇动了几下，但再也听不见声音了。医生赶到时，刘志丹军长已完全停止了呼吸。”

刘志丹塑像谢文祥回忆

另一个目睹刘志丹牺牲的人，就是警卫员谢文祥。谢在回忆录中写到：

夺取三交镇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我军英勇作战，歼灭外围之敌，但由于地形对我不利，敌人火力过猛，红一团损失较大，三交镇没有攻下来。志丹非常着急，准备调红二团团长于占彪率领部队发起猛攻。他为了战斗的胜利，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到了一团二连的前沿阵地上。

这个阵地是个小山头，离寨子里的敌人不到300米，敌军居高临下，凭借坚固工事架有机枪，匪军还不停的摇旗呐喊。我二连指战员经过半天多的激战，大部分壮烈牺牲，前沿阵地上只有不到一个班的战士在坚守。

“老刘，我们离敌人太近。地势太低、目标太大，无法隐蔽，赶快转移吧！”我和那个班的战士多次异口同声地发出请求。

志丹沉着坚定地说：“观察地形和敌情要紧，快向敌人射击，摸清敌人的火力！”

我最后又请示时，志丹命令我接过战士的长枪，快向敌人瞄准射击！

我打倒了3个敌人。正在这个时候，敌人突然用多挺机枪向我们猛烈扫射。

我赶忙把志丹往下拉，由于他两手正在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没来得及爬下去，不幸左胸中弹，伤了心脏，当即昏迷过去。

我把他赶快背到隐蔽的地方。

他刚清醒过来后，仍以顽强的毅力，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不要管我……赶快请宋政委来指挥部队……消灭敌人……”

宋任穷回忆

军政委宋任穷赶来了，他记述了后面的情况：

裴周玉等几位将刘志丹抬到军指挥部所在的阵地上，我跪下身来摸他的心脏和脉搏，察看伤口，这时志丹因大动脉出血已昏迷不能说话，不多时却溘然长逝，年仅33岁。

裴周玉向我讲述了志丹中弹的经过。我们非常悲痛，肃立在亲密战友的遗体旁，脱下军帽致哀。

我对在场的们说，刘军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未完成的革命事业，更多地消灭敌人，为刘军长报仇。

我们把志丹的遗体抬上担架，把军大衣轻轻盖在他身上，一步一步地送下山坡。

我把志丹牺牲的消息立即电告中央。

我们赶紧筹划船只，制作了一具棺材装殓志丹的遗体，在场的数十人扶棺流泪，与志丹诀别。然后，派人护送志丹的棺榇渡过黄河，运往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敌方资料

史泽波时任国民党晋绥军第二O六旅第二营营长，曾与红军在三交镇作战。

他在自述中写到：（1936年3、4月间）我旅移驻临县。这时，陕北红军刘志丹率部渡过黄河，穿越临县、离石县南行。

我独立旅即派两个团尾随其后，准备吃掉这股红军。

途中，旅长方克猷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如何采取行动，我发言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应是堵其去路，截其来源。”

于是方克猷决定抽出部分兵力赶到黄河岸边的三交设防，其余主力继续追击红军。当时我在第二营担任前卫，行至离石县吉家中垣以东，突然发现前面山坡上红军在开会，我即报告团长章拯宇。

章用望远镜观察后便命令炮兵轰击，一发炮弹击中会场。红军急忙反击，双方展开激战。

在这次战斗中，红军遭到严重损失，其领导人刘志丹也在此战中牺牲。

历史贡献提出三色论

所谓“红色”，就是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所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刘志丹认为，人民军队是进行革命战争的骨干，必须走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道路，才能使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有光明的发展前途。他把分散的、弱小的群众武装逐步集中起来，先建立游击队，后上升为正规红军。这种办法与毛泽东建军路线是一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根据全国抗日救亡的新形势，率部同吴岱峰阎红彦等部会师，并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所谓“白色”，就是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大胆尝试。红石峡会议后，他返回家乡保安，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把该县民团改造成为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随后，他多次打入国民党军，以合法身份发展革命武装，多次被捕和关押。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等著名人士的营救而获释。刘志丹为了创建革命武装，以非凡胆略，一次次打入军阀部队，出生入死，毫不退缩，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本色。

所谓“灰色”，就是派人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一项成功实践。他认为，陕甘地区有许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侠肝义胆，由于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被“逼上梁山”。他们同官僚军阀、地主豪绅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复杂。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

创造三窟论

刘志丹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他创造性地开辟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探索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独特贡献。渭华起义失败后，他深深感到根据地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经过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成功地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后来又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毛泽东高度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使民得土地

刘志丹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领导这样的战争，必须把农民问题放在核心的位置上，引导与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政权。为此，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与此同时，刘志丹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连心。他每到一地，总是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刘”。

广筑统一线

实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刘志丹常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他坚决主张在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而在生活上要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允许富农分得一部分好田，使地主、富农也有安身立命之本。同时，他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和地主武装也采取区别对待政策，打击反动的，争取中间的，团结友好的。实践证明，他实行的这些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对于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巩固红色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搞活经文教

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刘志丹认为，在战争年代如果不重视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没有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就得不到改善。因此，他同根据地的其他领导人决定成立银行，发行布币，开办牧场和实行集市贸易，吸引外来商人经营，使根据地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军民生活有了改善。他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还创办了列宁小学等，使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所发展。

正是由于刘志丹创造性地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才使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具有战略基地作用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结束长征的立足点和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刘志丹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立下了重大功勋，永载革命史册。

积极反围剿

刘志丹坚持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会剿”和大规模“围剿”，取得辉煌的战绩。

在战略指导上，他注重把握全局，运筹帷幄，正确决策。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刘志丹立足战略全局，缜密地分析了敌情，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打击刚刚入陕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他认为：高部是“围剿”陕北根据地的主力，但他人地生疏，没有同我军作战的经验，更不善于山地作战，集中兵力首先打退其进攻，对于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乘胜打通与陕甘边根据地的联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高桂滋与陕北军阀井岳秀矛盾很深，难以协同作战，便于我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他命令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协同作战；留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骑兵团相机向外线游击；地方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于是，形成了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主攻方向与牵制方向相配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配合的阵势，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

他还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担任总指挥，加强对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由于战略决策正确、部署和指挥得当，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刘志丹获悉徐海东、程子华等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保安，非常兴奋。他认为，这是事关战略全局的大事，要求陕甘地区的各级党组织，迅速动员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并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迎接。

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同红二十五军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为了迅速打破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被人们称为“活地图”的刘志丹，提出了一个理想的伏击区——劳山，并积极协助军团长徐海东指挥了著名的劳山战役，全歼敌东北军两个团及一个师直属队，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主席题词

在战役战斗指挥上，刘志丹灵活机动，战法独特。他认为，处于防御地位的弱小红军，要打破强大之敌的“围剿”，必须抓住关节点，不能蛮干浪打；必须周密部署，有取胜的把握。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初，他周密地分析了敌情，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打击西渡黄河不久、态势孤立、立足未稳的阎锡山晋绥军。

他认为，打退晋绥军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具有关键意义。1935年8月20日，他率部在绥德、吴堡地区向敌军发起突然进攻，在定仙墕（今定仙焉镇）一仗就歼敌一个团，迫使入陕之敌退回山西。

避强击弱，是刘志丹灵活用兵的重要指导思想。他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

”刘志丹善于捕捉战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劣胜优，敢于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后，发动进攻，打破敌军的“围剿”。西北红军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仗越打越精明，战绩越来越辉煌，特别是西华池一仗，歼敌一个团部及两个整营，创造了步骑协同作战的范例。

严治军明赏罚

刘志丹在指挥作战中，还十分重视培养部队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他治军严格，赏罚严明。对于作战勇敢、表现突出的指战员，及时给予表彰；对于违反纪律的，不论哪一级干部，都坚决处罚。由于西北红军执行了严格的纪律，从而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创建西北红军过程中，刘志丹十分重视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他认为，党对人民军队的坚强领导，是红军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按照古田会议精神，在部队团以上单位设有党委，连设有支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机关，实行政治委员制；实行民主制度，在连、营、团各级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等原则。同时，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并且规定红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要担负开展群众工作、筹款、建立革命政权等项重大任务，使西北红军真正成为了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新型人民军队。

培养军政骨干

在西北红军建设中，刘志丹高度重视对党的干部的培养训练。他认为，加强干部培养，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定性因素。除了在战争实践中摔打、训练干部以外，他坚持开办红军随营学校、军政干部学校，亲自兼任校长，亲手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经常给学员讲课。在他的正确领导和培养教育下，陕甘地区涌现了一大批军政骨干，后来许多人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栋梁之才。

刘志丹识大体顾大局

在贯彻执行党的各项任务中，刘志丹总是率先垂范，以大局为重，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他一生虽然短暂，却经历坎坷，几多磨难，多次遭受“左”倾错误的排挤、诬陷和打击，多次被撤职、降职，甚至被关押，特别是在错误的肃反中，他和一批干部被关押。但他对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忠贞不渝。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解救了刘志丹。

刘志丹获释后，毛泽东、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并深情地对他说“你和陕北的受委屈了”。刘志丹十分感动，对党中央表示衷心感谢。他还多次告诫受冤屈的和西北红军指战员：“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在他的带领下，西北红军同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周恩来说：“刘志丹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这是对他的高度评价。

南梁会议

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原堡城中心的关帝庙，召开了有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惠子俊、杨森、张秀山、马文瑞、张邦英、蔡子伟、张策、黄子文、张庆孚等领导人和100多名工农兵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会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文件和法令。

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边金山任副主席，吴岱峰任参谋长。习仲勋被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和牛永清为副主席。朱志清任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郑德明任副总指挥，梅生贵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社会评价

为纪念刘志丹烈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并在城北建刘志丹陵园，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题词石刻。

刘志丹烈士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忠心赤胆，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毛泽东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相关文物刘志丹在革命战争年代使用的手枪。

在中国军事博物馆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战役展区里，有一支精致玲珑的手枪每天吸引着众多参观者的目光。这是一支比利时FN公司制造的M1900式7.65毫米勃朗宁手枪。在中国有“枪牌撸子”的绰号。此枪的特殊之处是枪的握柄两侧有刘志丹亲手刻下的“抗日救国”4个字。

枪的主人刘志丹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大革命失败后领导了陕西渭华起义，与谢子长等一起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夏，刘志丹率部转战数百里，歼敌1400人，缴获各种枪1200多支，建立了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支勃朗宁手枪，就是在照金镇一带打垮敌军后缴获的。

1935年2月，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所部连夺延长、安定、保安等6城，在20多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使陕北、陕甘边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此时，中央红军长征已过遵义，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刘志丹得知消息后十分振奋，便用小刀在随身携带的手枪握柄上方两侧刻下了“抗日救国”，以表心志。1936年4月，刘志丹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在晋西中阳县三角镇与敌军作战时，他被敌人机枪子弹击中左胸，壮烈牺牲，时年仅34岁。此后，刘志丹使用过的这支勃朗宁手枪几经周折，于1959年由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为国家一级文物。

荣誉表彰

1996年，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评选“１００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１００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活动，刘志丹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