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屏汉(1907-1935年),原名庆良,别名志鸿,广东兴宁大坪镇白云村人。192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兴宁党组织、 东江苏区五(华)、兴(宁)、龙(川)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闽粤赣边区主要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兴宁、江西会昌县委书记、粤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1934年秋主力红军长征后,他在闽粤赣边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5年7月,在一次突围战斗中身负重伤而壮烈牺牲。
中文名罗屏汉
别名志鸿
籍贯梅州市兴宁大坪镇白云村
性别男
民族汉族
国籍中国
出生年月1907年
去世年月1935年
职业军事干部
事迹简介屏汉小学罗屏汉(1907-1935) 原名罗庆良,又名罗志鸿、罗伟杰。广东梅州兴宁人。就读于县立中学(兴宁市第一中学),参加学生爱国运动。 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冬中学毕业后,参加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 1927年春随兴宁县委领导人赴广州参加革命活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返回家乡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斗争。 1930年夏当地红军受挫,同年冬领导重建红军独立营。 1931年8月部队扩编为东江红军独立团,任政治委员。5月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协助书记邓小平积极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8月兼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政治部主任。 1933年4月接任中共会昌(亦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6月调任粤赣军区政治部主任,9月被选为粤赣省苏维埃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不久又被选为中共粤赣省委候补委员。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的南线作战。同年11月担任闽粤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率部队在兴宁、平远、寻邬、龙川边境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军南线进攻部队,策应中央红军主力作战。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再次奉中央重命到寻乌南部进行强有力的军事游击领导,重新整编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剑溪的桅杆下在共编了六个纵队分散深入到国民党粤军的“喉咙”要害。 1935年4月接到陈正人后,同周建屏、李天柱等率领的红二十四师余部会合,在寻乌最隐蔽的山区梨树溏(俗名坜塔坭)刘隆宝家成立了粤赣边军政委员会,罗屏汉率领第二大队进入龙川后被陷入国民党军包围。罗屏汉带着以往的贴身警卫员、现任粤赣红军独立营营长的潘秉星退到大坪咨洞村。[2]
历史罗屏汉纪念碑一、参与筹划、策应“罗塘谈判”,为主力红军成功突围发挥重要作用1933年冬,为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罗屏汉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和指挥游击队烧毁了粤东北通往赣南中央苏区的多座公路大桥,打破了陈济棠部运兵北上的通道。在中央苏区南线牵制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减轻了中央苏区腹地的军事压力。1934年1月,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曾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上撰文称赞:“在粤赣方面的游击队,他们曾在兴宁通寻乌的交通线上不断袭击敌人单个部队劫夺辎重,敌人颇受威胁。”对于赣南有声有色的游击战争,毛泽东也给予极大关注。当年7月,他在脍炙人口的《清平乐.会昌》的诗词中称赞南线开展的游击战争“风景这边独好”,“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他以词言志,表达了自己对北线“阵地战”、“消耗战”的忧虑,而从南线开展卓有成效的游击战看到了希望。 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和中央正确分析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利用陈济棠想独霸“南天王”宝座,欲借红军为“挡箭牌”抵制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同时又害怕与红军打仗以保存自身实力的矛盾心理,派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的何长工和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为军事代表和政治代表,前往寻乌县罗塘与粤军司令陈济棠代表进行秘密谈判,并签下了五项协议:“一、同盟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三、互通情报,设有线电话(器材由陈济棠负责)。四、我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相借道,各方战线后退二十华里”。 罗屏汉参与了筹划、策应“罗塘谈判”。史料显示:“1934年10月的一天,罗屏汉接到紧急通知,要求他火速前去见潘汉年与何长工。见面后,他们关了房门,进行了一整夜的长谈,命令警卫连不允许任何人靠近房子。他们谈了一夜,警卫连就守了一夜。第二天没合眼,罗屏汉带上警卫连又匆匆赶回部队……,制定袭扰和牵制敌人的计划。” 中央红军在转移的途中,为贯彻中央与陈济棠达成的“罗塘谈判五项协议”,罗屏汉率领赣南游击队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对敌策略。当敌人遵守罗塘协定,主动给红军让道时,罗屏汉率领赣南游击队就与之“和打”、“假打”,互不伤及对方。而当有些敌人拒不为红军、止路,罗屏汉就率领游击队神出鬼没地进行袭扰,与其“真打”,迫使其遵守“罗塘谈判协议”。由于中央与陈济棠秘密签订“罗塘谈判五项协议”,加之罗屏汉率领的赣南游击队的策应,中央红军与陈济棠粤军达成默契,双方保持了“外打内通”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减轻了红军主力转移途中的阻力和战斗消耗,不伤一兵一卒地顺利通过蒋介石设在赣南的第一道封锁线。[3]
二、受命于危难关头——留守领导粤赣边游击战争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后,敌人潮水般地扑向中央苏区,次年春,中央革命根据地全面陷入敌手。陈济棠从江西调回军队,加紧围剿粤赣边区和东江苏区。当时,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部分红军队伍、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面临异常残酷的斗争形势。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办事处,项英、陈毅分别担任中央分局书记、苏维埃临时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南方八省游击战争。罗屏汉根据中共中央分局的指示,担任中央分局后方留守处主任,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善后工作,积极做好中央红军撤离后留下的干部隐蔽、白区地下斗争、组织游击队等各项工作。 中央红军长征后,游击战成为中央苏区的主要斗争方式。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罗屏汉及时转变斗争的方式,把部队化整为零,开展隐蔽的游击战,在敌人的夹缝里寻找生存的空间。1934年l0月下旬,罗屏汉率领赣南红军游击队300多人,在兴宁、龙川、平远、安远、寻乌一带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他带领队伍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沿途收拢失散的红军战士,始终坚持革命的红旗不倒。 1935年4月初,部队在龙川上坪接收了从中央分局所在地突围出来的独立3团政委张凯率领的部队200多人,还有因病随队的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陈带病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分局陈、项的决议。决定成立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会议一致选举罗屏汉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周建平为副主席。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决定把会合在此的中央红军和地方游击队,整编成三个大队,分别在安远、寻乌和兴龙根据地战斗。周建平和病中的陈正人跟第二大队,由罗屏汉带往兴龙根据地进行斗争。[3]
三、最后时刻的战斗,为奋斗一生的革命事业壮烈牺牲当时,寻乌、安远一带白色恐怖特别严重。国民党为了隔绝红军和游击队亲近百姓,放火烧山,出兵搜山;在粮油、药品严加控制;实行保甲联防,妄图困死红军和游击队。罗屏汉领导的这几百人的红军和游击队艰难转战在长途跋涉途中,风餐露宿,饥饿难忍,缺医少药,战斗力大大削弱。 1935年5月中旬,罗屏汉带领一支队伍从丹竹楼堰塘厂下出发,继续前进。一路上不断地遭遇强敌,又出现叛徒出卖,部队死伤严重,地方红军和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曹进洪、罗义妹、古汉中等相继牺牲。陈济棠加派两个师的兵力疯狂围剿兴龙根据地,从龙川老隆一直布防到兴宁平远寻乌各地,白天搜山,夜晚设卡,严密封锁;数百个乡村设立民团、自卫队,层层搜剿。 而对险恶的局势,身已负伤的罗屏汉以大局为重,果断部署:一面安排地下交通员先后护送需住院治病陈正人、周建平疏散转移,取道梅县汕头分别去上海、香港;一面将第二大队分为三个小队,分兵杀出重围。 然而,罗屏汉这支游击队陷入了陈济棠部队的重重包围,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到7月初只剩下十多个人。7月9日,已经突出重围的罗屏汉带领12人转战到龙川径口,被叛徒告密,遭到陈济棠部重兵包围。敌人志在必得,向山上喊话劝降。罗屏汉对身边的战友说:“们,这一次肯定打不过敌人了,为了争取时间,保存力量,等命令一下全部向后山缺口撤退,全部分散突围,能走一个是一个,突围后全部到大塘肚集结!”罗屏汉指挥队员奋勇冲杀,当场牺牲和失散了十人。 再次负伤的罗屏汉带着警卫员潘秉星撤退到兴宁大坪咨洞村,又中弹至重伤。潘要背罗屏汉走,罗再三命令潘撤退!潘秉星含泪离开,一步三回头。只见罗屏汉把敌人火力引向自己,边打边退,最后撤到大坪鸭池村的一个坟地里。敌人从四周猛扑上来,罗屏汉从容地把最后一粒子弹射入自己的胸膛,壮烈牺牲,年仅28岁。他为掩护中央红军长征以及掩护中央分局,组织和领导粤赣边游击战争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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