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变（1900年清朝与义和团发生的战斗事件）

庚子国变（1900年清朝与义和团发生的战斗事件）

庚子国变 （1900年清朝与义和团发生的战斗事件） 次浏览 | 2022.08.13 13:55:56 更新 来源 ：互联网 精选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荐 庚子国变1900年清朝与义和团发生的战斗事件

清朝末期，由于列强欺凌过甚，激起中国百姓普遍的愤恨，造成义和团的兴起，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和教民。清政府听信义和团能够刀枪不入，杀光洋人，便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五日对八国宣战。

名称

庚子国变

地点

中国北京、天津、直隶地区

参战方兵力

80000人清军，10-30万义和团50,255人（联军）50艘军舰

伤亡情况

15000-20000人（清军）600-2500人（联军）

主要指挥官

慈禧，聂士成，西摩尔，瓦德西

背景

义和团起于山东，初以拜神练拳为主，后因发生教案，逐渐演变为仇教团体，自诩有神助，能避炮火，有红灯照、蓝灯照等法术。戊戌政变后，慈禧以外人偏袒光绪，保护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分子，仇外情绪更烈，山东巡抚毓贤揣摩慈禧懿旨，暗中鼓励拳民，后毓贤调京，袁世凯署鲁抚，压制拳民活动，拳民遂转往直隶发展。直隶总督裕禄最初反对义和团，认为拳民乃恃众戕官之乱贼，应严行剿捕，以免致巨患。

然而慈禧不允，裕禄逢迎上意，改变态度，招拳民“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等人，待以上宾之礼，并向清廷保荐拳民可用，时义和团大批人马在涿洲、保定一带拆铁路、毁铁路，局势严重。慈禧密召拳民入京，旬日之间，竟有十万之众入京，太后召见拳民首领，言多奖励，从此亲贵争相信从，庙宇府第，遍设坛场，拳民出入宫禁，横行无忌，大肆烧杀，北京陷入疯狂混乱中。

原因

1898年夏天，慈禧太后废除了光绪皇帝尝试推行了103天的新政，再次剥夺了光绪的权力，并将他幽禁在了这里。

光绪被幽禁后不久，慈禧便开始考虑要废黜他，但这却遭到各国一致拒绝，皇帝的“废立”也是举国震惊的大事，慈禧的决定在清政府内部也遭到了反对。最后，在大多数人的反对下，“废帝”一事不得不搁置了下来。慈禧想用大阿哥取代光绪是想继续控制政权，但外国人的干涉导致废帝计划流产，使得慈禧认为外国人干涉了她的家务，这加深了他们和慈禧的矛盾。外国公使们在拒绝承认中国新皇帝的同时，向慈禧提出了一个他们更加关心的问题，他们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其马上宣布镇压两个反对外国人的秘密社团，“义和拳”和“大刀会”。

19世纪下半叶，西方主要强国通过同清政府签订条约，使西方宗教获得了在中国内地建立教堂和传教的权力，大批传教士自由地进入了中国。可是，大部分传教士利用各种手段在传教地侵占田地、聚敛钱财，甚至越俎代庖干涉中国地方政府的政令；一些入教的中国教民也在传教士的庇护下横行乡里。这种的情况下，以义和拳、大刀会为首的诸多民间组织开始在山东、直隶等地率领百姓攻打教堂、驱逐传教士和惩处不法教民。这一类活动被清政府称为教案，八国联军侵华前的40年间，全国共发生了各类教案800多起。

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深入，“反洋教”运动愈演愈烈，到1900年，义和拳等组织逐渐有了统一的名字“义和团”，并却提出了“扶清灭洋”的统一口号。针对如何处理同外国人的关系和其最为关心的义和团问题，清政府内部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两派意见：从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慈禧来讲，对于是否严厉镇压义和团，也一直是一种矛盾心理。她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杀和安抚并用的策略。

在1900年战争爆发以前的数年间，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一直是模棱两可的，但是外国人却无法接受这种骑墙的政策，于是，各国此时强烈要求清政府马上明确表态。

发展问题激化

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京津地区，两地的外国人更加紧张。在第一次照会清政府过去了近两个月还没有结果后，各国公使第二次开会并声明：一旦中国不发布上谕，他们就要进行海军联合示威。

在等待了二十多天仍旧没有结果后，各国公使于1900年4月6日再次发表联合照会，限令清政府在两个月以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代为剿平。一周后，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就出现了英、法、美、俄等国前来“示威”的军舰，事态开始扩大。

1900年5月20日到31日期间列强召开了两次会议，提出如果中国政府不立即采取行动，各国使节应马上调来卫队。在最后关头，慈禧退缩了。1900年5月31日，慈禧让总理衙门致函各国公使，撤回反对意见，同意各国派兵进京，但规定每个国家来京军事人员不得超过30名，一旦京都恢复平静，应马上撤退。从此，外国军队开始堂而皇之地向北京开进。从1900年5月31日晚到6月8日，携带新式武器的各国军队已有接近1000人进入了北京，其人数远远超过了规定的限制。

此时，剿杀义和团的命令已经发布，外国士兵也已经开始自行保护使馆和教堂，清政府完全在按照列强的要求行事，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而缓和下来。

局面失控

从1900年6月11日开始，大批的义和团团民开始涌进北京，很快就达到了数万人。从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来看，慈禧此时对义和团的政策并没有改变。默许义和团进京的并不是慈禧，而是朝中的主战派王公大臣，正是他们打开了京城九门，造成了义和团蜂拥入京的事实。到1900年6月12日，进城后的义和团团民们只是在北京各处建立坛口，聚众练拳，外国人所担心的恐怖事件一直也没有发生。直到12日这一天在北京出现了义和团焚烧教堂和部分洋行的情况后，外国人才开始受到攻击。

1900年6月9日，也就是大批义和团进入北京的两天前，各国公使开会做出决定，调遣大部队进京。1900年6月10日，大沽口外各国军舰的指挥官们便派出了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中将率领的2053名联军，从塘沽登陆赶往天津租界，并于当天乘火车向北京进发。

西摩尔率领大队联军向北京开进的消息传到北京城后引起恐慌，京城内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矛盾开始升级。在得知大部队即将赶到后，外国使馆的卫队开始主动出击寻衅，与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发生冲突。面对日益混乱的局面和可能爆发的战争，从1900年6月13日开始，慈禧发布了一连串的上谕，一方面慈禧做好最坏打算，进行备战；一方面为了求得列强的谅解，坚决镇压义和团。

1900年6月14日，西摩尔率领的联军在天津、廊坊一带受到数千名义和团与负责京津铁路防务的清军聂士成部的阻击，与外界的联系中断。从北京到天津，不再有人知道这支联军的情况，人们开始分别按照自己的逻辑，来针对这段暂时的空白而采取行动。在北京，14日这天，使馆卫队继续主动外出挑衅，杀死数十名团民。慈禧连发八道上谕，要求加紧镇压义和团。

1900年6月16日，慈禧紧急召开了“御前会议”，会上决定，派兵到京郊马家堡一带阻拦西摩尔联军，如果“不服阻，则决战”。慈禧此时要阻止联军大部队入京的态度仍非常坚决。由于清政府已经按照列强的要求，把天津海防前线的大批部队调去镇压义和团，所以造成京津一带兵力严重不足，而从外省调遣勤王军队短期内也无法到达。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开始出现了变化。

“御前会议”这一天，慈禧下令对义和团暂停镇压，要求将其中年轻力壮的团民编入部队。这一切表明，正是在战争迫在眉睫、自身统治地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慈禧才不得不开始考虑联合义和团抵抗洋人的可行性，而并不是列强认为的从一开始便想“联拳抗洋。”还是在这一天，双方的敌对行为进一步升级。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天津大沽口外联军的军舰已经做好了登陆准备，此刻，已经不再有人能够阻止这场战争的到来了。

1900年6月16日夜里10点左右，联军舰队向大沽炮台的清军阵地派出了一名俄国海军中尉，向63岁的炮台守将罗荣光宣读了一份联军的最后通牒，通牒限令：中国守军在次日凌晨2点之前必须让出南北炮台以便联军进驻，否则将开炮夺取。罗荣光当即拒绝了最后通牒，并将消息上报了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要求增援。

1900年6月17日0点50分，在距最后通牒限定的时间还有70分钟的时候，大沽口外海面上的22艘联军军舰开始向大沽炮台开炮，清军立即开炮还击，战争正式爆发。由于弹药库被炸和天津的援兵没有如约前来，炮台守军在抵抗了6个小时后，南北炮台相继陷落，守军大部阵亡。就在联军进攻大沽炮台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战争已经爆发。1900年6月17日，慈禧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

1900年6月18日，大沽炮台陷落的第二天，慈禧收到了直隶总督裕禄在第一时间派人送来的那份最后通牒。由于不知道大沽口已经开战，慈禧马上召集了第三次“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就在中国最高当局还在为是否与各国交战而争执的时候，战争已经在天津开始了。战争爆发第3天的1900年6月19日，大沽口已经开战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城内，京城上下群情激愤，义和团出现了要进攻东交民巷的迹象。慈禧急忙召集了第四次“御前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主战派的意见最终占据了上风。1900年6月19日下午3点，慈禧派人照会各国公使，要求他们在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当晚，公使们复函清政府，请求延期赴津，并希望能够在明天上午9点前得到答复。

克林德事件

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离开东交民巷，前往清政府总理衙门交涉公使撤离之事，在途中恰好遇上端郡王载漪的虎神营官兵巡逻，克林德被清军击毙，这就是著名的“克林德事件”。

克林德是在八国联军侵华这段历史中被打死的级别最高的外国人，西方世界认为，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克林德被杀，是当年八国联合出兵中国的直接理由。但事实上，联军在事件发生的四天前就已经向清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三天前就已经攻占了大沽炮台。在大沽炮台失守当日，慈禧才下令起草了被史学界称之为《宣战诏书》的上谕，但尽管如此，慈禧仍不愿冒险开战。在克林德被杀的当天下午4点，大批的中国人开始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

其实，早在义和团开始围攻北京的教堂时，慈禧为了保障使馆的安全，便派遣了自己的心腹大臣荣禄，率领他的武卫军中军前往东交民巷实施保护。东交民巷的内层防御有护馆洋兵，外层有中国政府军，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很难发动真正的进攻，因此，进攻使馆的主力不是义和团。

此外，除了荣禄的武卫中军，由董福祥率领的武卫后军也加入了进攻使馆的战斗。1900年6月20日下午4时整，清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于是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北京使馆有组织的进攻。

1900年6月21日，慈禧终于接到了裕禄派人送来的奏折，奏折证实了大沽和天津已经开战的传闻，这表明八个国家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

对外宣战

1900年6月21日，慈禧下令颁布《宣战诏书》，这份诏书实际上是一份对国内发布的战争动员令，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宣战诏书》对交战对象却没有明确交代，而是采用了一个略带蔑视的词“彼等”。

由于慈禧意识到列强对其统治的威胁已经远远超过了义和团，因此她要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来抵御外国入侵。在这种背景下，京津地区的义和团迅速发展，义和团的反洋教运动和抵抗侵略的行动结合了起来，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为了不伤害到大多数公使的人身安全，清军的进攻刻意避开了公使们聚集的英国使馆。显然，慈禧给自己留下了后路。但是，慈禧的这一策略却始终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干扰。

1900年6月29日，慈禧给清政府在八国的驻外使节们发去了电报，要求他们针对“宣战”一事向驻在国进行解释。从电文中可以看出，慈禧并没有下定决心与八国誓死一战。四天后，慈禧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给出兵最多的英、日、俄三3国元首发出了国书。

这些国书表明，清政府非正式地向列强表示了求和的愿望。可是，从6月下旬到7月初，不但这三个国家相继增兵，而且德国也做出了大举增兵的计划。

形势转变

在天津，从1900年6月23日晚开始，战争的形势就开始向有利于列强的方向发展。1900年7月初，租界的联军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主攻一个方向，将战场引向租界以外。1900年7月9日，清军聂士成部与联军在八里台展开了激战。八里台之战失败后，天津城外的众多战略据点均被联军占领，联军逐步完成了对天津城的包围。

北京方面，攻打东交民巷的行动已经持续了近20天。1900年7月8日，慈禧第三次致电李鸿章要求其马上来京，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政府已经开始在为日后和谈大臣的政治身份进行准备。

1900年7月16日清军停止了肃王府和法国使馆的进攻。这是清军第2次主动停火。使清政府惊惶失措的正是天津战局的急剧恶化。慈禧显然被这些完全背离她“以战促和”策略的消息所震惊，对眼下进攻使馆的行动再次产生了动摇。

1900年7月13日，当时的联军总指挥，俄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下达了总攻天津的命令，天津军民奋起反击，1900年7月14日下午，八国联军完全占领了天津。消息传到北京后，慈禧急忙下达了暂停对东交民巷进攻的命令。慈禧害怕了，她的“联拳抗洋”、“以战促和”的决心愈发动摇。

1900年7月16日，就在清政府再次下令停止进攻东交民巷的当天，身在广州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接到了慈禧对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在1900年的这场动荡中，李鸿章从一开始就向朝廷表达了要坚决镇压义和团的态度，但没有引起重视。随着北京时局的恶化，慈禧数次电召他进京，他虽然回复“立刻遵旨北上”，但却没有离开广州一步。

《宣战诏书》发布后，慈禧再度催他北上勤王，李鸿章的声音竟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他认为，在国家实

力十分脆弱的情况下，如果鲁莽开战，那么大清帝国将遭到灭顶之灾。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南方大臣，在获悉了李鸿章的态度后，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南方的大臣们还不断上书慈禧，希望朝廷能够尽快开始和谈，与此同时，李鸿章也在等待机会。

此刻，对他的这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书让他判断，自己的主张有了实现的可能；再加上天津如此迅速地陷落给他带来得震动促使他决定马上北上。第二天，77岁的李鸿章从广州登船沿海北上。五天后，李鸿章到达上海，但他却突然停下不走了。有两个因素促使李鸿章留在了上海，一个是他担心慈禧的态度出现反复，再一个就是他向各国发出的和谈请求还没有任何回音。

此外，在慈禧第二次下令停止进攻使馆之后，北京城内的局势出现了缓和。紫禁城和东交民巷间谈判书信的往来日趋频繁，联军也没有再向北京进军的迹象。可是就是在这期间，长江巡阅水师大臣李秉衡的出现使得慈禧的态度又重新强硬了起来。

1900年7月27日，慈禧召见了李秉衡，在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时，李秉衡回答：“既已开战，不能言和。”慈禧在召见完李秉衡的当天便下旨，令其帮办武卫军军务，并将外省赶来的几支勤王部队划归他来节制。并在1900年8月1日下令恢复对东交民巷的炮击。

联军的争吵

1900年7月25日，联军已经占领天津11天，各国仍没有就兵力对比问题达成一致。此时，联军再次收到美国公使在停火前从北京送来的密信，密信说“已经不能支持多久了，希望迅速前来救援”。迫在眉睫的威胁需要列强达成暂时妥协。无奈之下，各国同意日本增兵。几天后，日军第5师团赶到天津。7月底，日军在华兵力达到1万3千人，超过俄军，跃居联军之首。

各国为壮大自己的势力也都尽可能扩充了兵力的同时。在究竟由哪个国家军队的指挥官来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问题，各国吵得更是不可开交，从而使联军的进军计划一拖再拖。

向北京进发

1900年8月1日，联军终于确定将于3天后向北京进军。因为德国坚持要等到自己的远征军到达后再前进，所以此时向北京进发的实为“七国联军”。

1900年8月4日下午，联军部队从天津开拔，沿运河两岸

向北京挺进。为了阻止联军北进，清政府在京津之间构筑了两道防线，并派遣了装备精良的武卫军在两处驻防。此时还没有卸任的直隶总督裕禄领衔京郊防御战的总指挥，亲自到前沿坐镇督战。

1900年8月5日凌晨，8000名日军率先向北仓防线发起攻击，与驻防清军接火。随着英、美军队炮火的加入，战局逐渐明朗。清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出阵地退守杨村。

1900年8月6日上午的杨村阻击战只进行了90分钟，清军的防线就全面崩溃了。战斗持续时间之短，超乎所有人的想象。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裕禄举枪自杀了。裕禄死后的第二天，慈禧授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让他“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就在慈禧给李鸿章发去电报的同时，李秉衡的队伍也开出了北京城迎敌。

1900年8月9日，这支南下御敌的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在杨村以北的河西务布防，便与北上的联军遭遇，很快陷入被动。部队四散溃逃。两日后，在溃退到通州附近的张家湾时，自感无望的李秉衡服药自杀。

1900年8月12日，联军不费一枪一炮占领了北京的门户通州。当天晚上，联军召开了会议，商讨如何进攻北京的计划。

评价

庚子国变后中国主权彻底沦丧。庚子国变为中国人不堪外国人压迫之民族排外运动，不惜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炮火相抗，爱国精神可嘉，行动却愚昧。李大钊在其《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经此事变，清廷已成风中残烛，中国人则在受尽屈辱之后，更迫切地追寻振兴国家之道。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