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这首奋进向上的《游击队歌》，是青年作曲家贺绿汀1937年冬在山西省临汾市西郊刘庄村八路军办事处体验生活时写的一首战歌。1938年，在八路军高级干部晚会上，贺绿汀指挥救亡演剧队演唱了《游击队歌》。此后，《游击队之歌》以其简单明快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曲调，迅速传遍山西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而传遍全国各抗日战场，成为八路军战士们苦中作乐的精神力量。
中文名游击队歌
所属专辑《红歌100首献给党诞辰90周年》
歌曲原唱合唱
编曲贺绿汀
音乐风格群众歌曲、抗战歌曲
演唱者田彦
作词者贺绿汀
语言中文
和声男和声
发行时间在延安抗日战争时期
创作背景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文化界成立演剧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到全国各地宣传抗日救亡。音乐家贺绿汀怀着对侵略者的强烈仇恨，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一队。
1937年冬，上海救亡演剧一队辗转来到山西抗日前线，为抗日部队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引起强烈反响。年底，他们到达山西重镇临汾。在城郊的一个八路军办事处(现在临汾尧都区刘村镇)，他们与指战员有了更直接的接触，并对游击战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尤其在听取了朱德、任弼时、贺龙等首长的报告，从而，对抗日战争的形势和策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要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不仅要靠正规战，也要靠运动战、游击战。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贺绿汀对着小小的油灯，将那些零碎、片断的音乐形象一下子缀成一个整体，连词带曲，一气呵成创作出了歌曲《游击队歌》。
1938年1月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洪洞高庄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会议期间，贺绿汀指挥演剧一队的全体队员们为与会代表演唱这首《游击队歌》。
由于这首歌曲准确刻画出游击健儿机智、灵活的英雄形象，其歌词更接近红军游击战法，尤其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两句与会议的主题还十分贴近，故受到与会的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高级将领的一致好评，认为当时部队正需要这样的歌曲。
于是，这首歌曲便迅速传遍山西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而传遍全国各抗日战场。1938年夏，贺绿汀又将其改编为四部混声合唱曲，成为20世纪中国最经典的合唱单曲之一。
抗日战争初期，红军挺进华北、华中，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所谓“游击战争”，即“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首《游击队歌》用歌曲的形式为红军游击战法作了一个形象的注脚。但可惜的是，《游击队歌》的第二段歌词后来未保留。
八-一三”淞沪抗战歌曲鉴赏《游击队歌》旋律轻松流畅，生动活泼的歌曲是我国著名作曲家贺绿汀1937年创作的。“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贺绿汀随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一队沿沪宁、陇海、同蒲铁路线作抗日宣传工作，于1937年底到达晋西南的临汾，住在城郊的刘庄八路军办事处。此时他创作了这首献给八路军全体将士的歌曲，在洪洞县高庄召开的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将领会议的一次晚会上首次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歌曲随即在华北各敌后根据地传唱开来，并迅速流传到全国各地。直到多年后的今天，还一直保持着经久不衰的魅力，赢得了国内外群众的喜爱，这是与其内容的战斗性和音乐形象的鲜明生动、群众性的语言和通俗的形式分不开的。
歌曲结构《游击队歌》以ABA再现二部曲式为结构。前八小节为一个乐段，后八小节为一个乐段。
第一乐段在节奏上模仿小军鼓的鼓点，给人以行进的感觉；弱拍后半拍起为特点的节奏型贯穿全乐段，唱起来统一和谐；以四度大跳后上下级进为主的旋律线给人以紧张、活泼的感觉，这些因素的巧妙组合，使游击队员乐观、机智、顽强的性格特征，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第二段前四小节在节奏上有所变化，曲调也安排了两小节的同音反复。以近似数板的音调刻画了游击队战士风趣、乐观的性格和对强大敌人的蔑视。这段音乐从节奏变化、旋律进行、调式色彩都与前段形成了对比。给人以新鲜的感觉。紧接着再现了第一乐段的前两乐句，使歌曲既有变化又很统一，完满地结束在主音上。
歌曲旋律《游击队歌》其旋律部分来自于《英国掷弹兵进行曲》。它曲调轻快、流畅、生动、活泼，以富于弹性的小军鼓般的节奏贯穿全曲，既给曲调以进行感，又表达了游击战士们巧妙、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伺机消灭敌人的典型形象。全曲音域集中，形象鲜明，语言通俗，这也是这首歌能在群众中久唱不衰的原因。
情感表现《游击队歌》融入了作曲家对抗日将士的真挚情感，对敌军的愤懑与藐视，对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创作上，作者做了精心的构思与安排：先将节奏写出来，然后按节奏谱写旋律，再依曲填词。富有弹性的小军鼓节奏，轻快活泼的小乐句，唱起来琅琅上口，适合部队行进时边走边唱。
对比统一的曲式结构，西方作曲技巧的应用，生动鲜明的音乐形象与曲调高度协调一致，使得乐曲和谐而完美，游击队战士在艰苦环境下的机智勇敢性格，紧张愉快的生活场景跃然谱上，战斗性的内容，群众性的语言，朝气蓬勃的音调，无论是合唱亦或独唱，无论是演唱者还是听赏者，都会被歌曲的乐观情绪所感染，都能感受到革命与集体的无穷力量，从而信心倍增，奋勇杀敌。
社会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后，《游击队歌》一直在全军中广泛传唱，并多次列入总政治部向全军推荐的歌曲，成为红军歌咏活动的必唱曲目。《游击队歌》也曾有其各种改编曲，其中作为军乐曲的《游击队歌》更为动人。
在1964年首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根据《游击队歌》编排的《游击队舞》无疑是这首军旅歌曲最形象的阐释。
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延安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时，郑重地提出：“在这里应该挂上一幅《游击队歌》曲谱照片。”由此可见《游击队歌》的重要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这首《游击队歌》毫无争议地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2015年8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投票结果，《游击队歌》是入选的10首歌曲之一。
作者简介贺绿汀贺绿汀（1903~1999），原名贺楷，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文工团团长。建国后，历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主要音乐作品有《天涯歌女》、《四季歌》、《游击队之歌》、《嘉陵江上》、《牧童短笛》等，管弦乐《森吉德玛》、《晚会》等。着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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