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建交（1972年中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日建交（1972年中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日建交 （1972年中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次浏览 | 2022.08.15 15:18:18 更新 来源 ：互联网 精选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荐 中日建交1972年中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972年9月29日中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文名称

中日建交

外文名称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China

对象

中国和日本

开始时间

1972年9月29日

基本简介

1972年9月29日中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9月25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25日，田中一行到达北京，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人到机场欢迎。25日至28日，周恩来与田中角荣进行了4次会谈。2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田中角荣，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29日，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

中日建交建交背景

中日比邻而居，但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阶段各异，因此两国存在分歧、矛盾、利害冲突不可避免。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日本当局追随美国，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政策，不承认新中国，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且在1952年签署了所谓“日台和约”。之后日本又顽固坚持与美国联手阻碍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使得中日关系在长达23年的时间内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1]

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官方交往基本没有。但是民间交往并未中断，而且随着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以及日本自身的需要，民间交往日益发展。

为推动民间友好往来，中国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中日关系，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并且身体力行做了大量工作。比如从政治上讲，日本是战败国，我们严格区别了少数军国主义者和广大日本普通民众，对大多数日本老百姓采取一种友好、合作、宽容和谅解的态度，既坚持原则，又注意团结大多数。中国政府对待遣返日侨、处理日本遗孤、对日本战犯的管理教育和宽大处理，以及对日本战殁者遗骨存放和交还等方面都体现出人道主义和以德报怨的精神。

另一方面，中日两国都需要发展经济，新中国百废待兴，日本经济在战后也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中日是近邻，经济困难时期发展贸易可以说是相互需要。特别是日本的中小企业对中国的原料和市场很依赖。一些中国特有的原料，关系到日本中小企业的生计。经济上互有需求，政治上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这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要求了解新中国，同新中国发展关系，甚至建立外交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

从国际背景看，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极大地震动了日本朝野。这是美日联手遏制中国政策失败的一个有力证明。在日本掀起了一场要求中日恢复关系、友好往来的群众运动，各种友好组织和友好人士遍及日本各地。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廖承志等做了大量工作，推动民间交往，“以民促官”。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上台后，在自民党内几个主要派系，如田中派、大平派、三木派以及中曾根康弘等人支持下，作出了中日建交的政治决断。

建交过程

1972年9月25日上午11时30分，北京首都机场。一架来自日本的DC-8专机徐徐降落。舱门打开，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走下飞机。已经等候多时的周恩来走近舷梯。中日两国总理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战后日本首相首次访问中国。随同田中访华的还有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人。田中一行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下榻。中午吃过饭后，周恩来和田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首脑会谈。周恩来首先问候田中：“你也没有休息一下，吃了饭就来了。”田中说：“中午的茅台酒好喝。”周恩来说：“茅台酒比伏特加好，不上头，疲劳的时候喝一点能起振奋作用。如果你觉得茅台酒好喝，我们送一点给你，把你的威士忌改成茅台。”周恩来的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周恩来回顾了田中执政40多天以来的情况，说：“首相阁下在外交上以这样高速度地进行，这在日本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我很欣赏首相阁下9月21日宣布访华日期时跟记者所讲的，一定要使会谈取得成功，而且肯定会取得成功。我们以这样的心情欢迎首相阁下来访问。”周恩来的赞叹是由衷的。刚刚执政一个多月，就毅然摒弃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把促进日中友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主张付诸行动，田中确实表现了政治家的勇气和果决精神。田中也表示了对周恩来的敬意。他说：“尽管从我的愿望来讲，希望加紧实现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但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如果时机不成熟，这种愿望也是不容易实现的。但周总理马上对我这个愿望表示了欢迎，并邀请我到中国来访问。我原来心里想，到中国来恐怕是不容易的。今天我能这么快到中国来访问，感到喜出望外。”

田中首先提出：希望在29日发表联合声明，这样可以不用在日本国会通过。田中还开门见山地表明，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要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就需要自动结束与台湾的关系。但要避免因此在自民党和国会内引起混乱。第二，不要因为台湾地位的变动，引起东亚形势发生变化而使苏联有机可乘。

关于联合声明，田中要大平具体谈一下。大平接着说：田中首相不顾政治生命和个人安危，下决心访华，以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大业，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因此一定要取得成功。在建交问题上，有两大问题：第一，我们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对中方所说的“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以废除”，我们无任何异议，也不要求贵国改变这种见解。可是从日本的立场来说，这个条约已经过日本国会的批准。日本作为条约当事国，是负有责任的。假如日本完全同意中方的见解，那就等于日本政府在过去20多年内一直欺骗国会和国民，日本政府一定会受到批评。所以我们的态度是，实现邦交正常化，与此同时日台条约即告终了。希望中方理解我们这一立场。第二，关于日本和第三国的关系问题，即日美关系对日本的存在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的立场是在维持日美现存关系的情况下，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这次带来的联合声明草案，既充分考虑了贵方的意见，同时也反映了我们上面所谈的立场。我们希望通过同贵国的商谈，搞出一个可行的联合声明。

大平说完后，周恩来谈了七点意见：

(一)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是双方的“大同”，也是第一位的原则。根据这条原则，其他问题总是好解决的。

(二)田中首相组阁以后，多次提到要站在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的立场上。在此基础上我们自会照顾日本政府所面临的某些局部困难。

(三)田中首相讲得很清楚，日本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一恢复，日蒋条约就自行失效了，日台外交关系也就中断，我钦佩你们的果断。

(四)同意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一些历史方面的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因此同意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而不采取条约形式，以后可以再缔结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友好条约。

(五)声明中要指出，中日友好不排他。对第三国关系，日美安全条约问题，我们虽有意见，但可以不触及它。这是你们的事。

(六)联合声明中要宣告结束战争状态。你们用了“确认”战争状态结束的措辞，我们不完全同意，因为这样写法可被理解为从缔结旧金山和约后，中日战争状态已经结束。我们请两位外长用用脑子，写出一句双方都能同意的话。

(七)声明中要写上你们理解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

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既坚持了原则，又体谅了日方的难处。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田中首相一行。周恩来在致词中赞扬田中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同时也指出：“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周恩来指出：“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中日两国人民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周恩来的讲话博得阵阵掌声。

第二天上午，中日双方举行外长会谈，具体讨论联合声明的内容。日方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的发言给中日谈判带来了阴影。高岛益郎首先发言，对日方方案作了说明。他提出了四点意见：

(一)不同意中方方案所说的“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因为这样会让人觉得日台条约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

(二)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应当分开写，第三条“日台条约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必须予以废除”不能上。

(三)关于台湾问题，根据旧金山条约，日本已经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现在没有必要对此再作法律上的认定。

(四)关于战争赔偿问题，蒋介石在缔结日台条约时已宣布放弃战争赔偿，因此没有必要再写入联合声明中。

高岛益郎发言的核心，是从什么时候算日中之间结束战争状态和如何处理战争赔偿问题，是以1952年缔结的日台条约为依据呢，还是由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之日起才算数？如果中方接受高岛益郎的说法就等于承认日台条约是有效的，从而间接否定我们在中日复交三原则中“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的原则。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姬鹏飞外长在会上对我方的草案作了说明，并表示不能同意高岛益郎的观点。会后，姬鹏飞把高岛益郎的发言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后很生气。外交谈判往往是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有时激烈的交锋是难免的。

26日下午，周恩来与田中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谈。针对高岛益郎上午的发言，周恩来说：“我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中日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中日)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就要同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条约、日台条约都拿来作根据，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说，只有在你们充分理解我们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照顾你们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相反。日台条约在于你们同台湾之间，但这个事实是当时美蒋关系造成的。这次在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但不能让我们承认这个条约的存在和合法。不然，就等于中国是从今天才算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这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

周恩来总理

在这番充分的说理后，周恩来话锋一转，严厉批驳高岛益郎关于战争赔偿的说法。他说：“你们条约局局长上午在外长会谈中的发言，我认为不是田中、大平先生的本意。说蒋介石已在日台条约中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所以这次联合声明中就不必再提赔偿问题了。这个说法使我们感到诧异。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在大陆。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要使日本人民因为赔偿负担而受苦。你们条约局局长对我们不领情，反而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条约局局长居然说出这种话来，使我们感到吃惊。我们在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照顾日本政府的困难，日本也应该照顾我们的立场。”周恩来的话入情入理，简明扼要地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田中对此表示完全理解。

在周恩来发言后，田中立即说：“我明白了。中国把恩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日本应坦率地评价中国的立场。关于如何表述两国间结束战争状态，也是会谈中的焦点问题。双方提供的草案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还有较大距离。中方草案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状态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宣告结束。”日方草案的表述是：“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此确认，日本国和中国间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这一表述的潜台词是，这个问题在日台条约中已经解决，此次只是确认而已。由于我们认为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因此对日方的表述难以接受。

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谈中曾要两国外长动动脑子，想出一句双方都能接受的话。两国外长主持的声明起草小组再三斟酌，也没有找到令双方满意的措辞。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说：让我考虑考虑。经过一番考虑，周恩来用“不正常状态”来代替原来正文中“战争状态”。这个建议使中日双方都感到满意。会谈中，田中还含蓄地表示，日本有一部分人有一种疑虑，担心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会不会输出革命。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不会输出革命，也绝不会称霸。两国外长根据两国首脑会谈的精神，主持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就有关分歧问题紧锣密鼓地协商联合声明的具体措辞。到9月27日下午，中日双方在几个主要的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剩下的只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了。

声明内容

《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布结束。”“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在《声明》中，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规定。《声明》宣布：双方决定以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及政府间的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决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中日建交特使促成

在日本，有一位类似基辛格这样的人物，他就是原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竹入在1972年以“特使”身份访华，商谈日中关系正常化。然而他的“特使”身份却是冒牌的。美中接触后日本人心里泛酸，战后，日本在外交上一直追随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对态度。但尼克松政府却在日本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派基辛格在1971年7月秘密访问了北京。同年7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尼克松将在1972年访问中国的公报。而日本首相佐藤在公报发布前3分钟才得知相关消息。这一消息对日本确实是个冲击。日本人首先想到的是美国人背信弃义，因为就在1970年10月的美日首脑会谈中，尼克松还向佐藤保证，在对华关系上两国将进行紧密磋商。没想到，时间过去还不到一年，尼克松就来这一手。1972年2月，当日本人看到中美首脑会晤的电视节目时，那酸劲就别提了。众议员古井喜实说，“北京机场首先向美国总统而不是日本首相开放”，“日本必须尽快地与中国恢复邦交”。

于是，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复交，就成了日本政要经常思考的问题。日本国内的舆论也呼吁说，“像美中恢复交往那样，推出一位‘和式基辛格’很有必要”。竹入想方设法争取首相授权，竹入见首相“特使”头衔拿不下来，便退而求其次，请求田中首相给自己写封推荐信，上写“竹入系本人密友”这样的话。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就是在这样的呼声中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地充当了这一角色。竹入曾在1971年7月2日率公明党成员访华，与以王国权为团长的中日友协发表联合声明。声明中，中国坚决要求废除日台条约。同年9月，竹入在作了谴责“美日反动派”的讲话后遇刺受伤，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等致电慰问，可见中国方面对竹入义胜比较关注。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