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哲学家胡适的先秦哲学思想史专着。该书原是胡适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17年他根据此编成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的讲义。1918年7月，经过整理，8月，蔡元培作序，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轰动一时，不过两月就再版。《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地应用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写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具有反封建的进步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哲学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全书共分12篇，10余万字。第1篇《导言》，第2到11篇，以人物为主题，系统地论述从老子到韩非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第12篇古代哲学之终局，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哲学作了总结。作者以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观点考察中国古代哲学，基本上摆脱了中国传统的经学形式。在中国哲学史，甚至在各种专史和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堪称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书，是五四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完成上半卷，虽然胡适在有生之年一再承诺要将下半卷付梓，但这本书始终是一本上卷书。胡适的名作《白话文学史》也只有上卷，人称善作半卷书。
书名中国哲学史大纲
作者胡适
类别历史，哲学，宗教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页数372页
定价36元
开本32开
装帧平装
ISBN9787100085328
纸张胶版纸
语种简体中文
所属系列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二辑
外文名The Outline of the Chine Philosophy History
主要内容《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书。近年颇多学者承认，此书的出版，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1]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宇宙论”，相当于中国哲学的自然观或“天论”，其中分述了中国哲学的本根论、大化论，后来补录了形神问题。在本根论的“气论一”和“气论二”两章中，主要阐述了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颜元、戴震的思想。
此书的第二部分是“人生论”，指出“人生论是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而且“‘天人合一’乃是中国人生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这一部分的内容丰富，论述也较详，占了全书多一半的篇幅，其中分述了中国哲学的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及人生问题论。对于人性论之注重，是中国哲学特点之一，而“人生论之中心部分是人生理想论”，此即“关于人生最高准则的理论”。对中国哲学的道德理想主义的阐发主要集中在人生理想论和人生问题论，他晚年注重对中国哲学的“价值观”的研究亦是以此为基础。另外，把“历史观”问题也列入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围。
此书的第三部分是“致知论”，指出知识问题虽然不是中国哲学所注重的，但其“论人论天，都在知中；既求‘闻道’，便亦不能不研讨‘闻道之方’”。因此，“认为中国哲学完全没有知识论与方法论，其实是谬误的”。“致知方法与德行涵养有相依不离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在这一部分中，分述了知论和方法论，包括知之性质与来源、知之可能与限度、真知问题、名与辩问题等等。
出版意义中国古史因资料缺乏和观念上的原因，不断地堆砌了大量杜撰和编造的内容，真伪难辨。长期以来，人们对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多深信不疑，且视为信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首次对没有可靠材料依据的中国古史的内容采取了拒绝的态度。这部书在叙述古代哲学史的时候破天荒地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尧舜汤禹的传说，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这种作法，不仅前人没有过，就是同时代的谢无量、陈汉章等人撰写或讲述的哲学史，也都没有摆脱旧有的思想框架。胡适此举产生了极大影响，书出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
《中国哲学史大纲》还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胡适在导言中界定了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史的目的等研究哲学史首先应当明确的基本概念。他写道：凡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在于明变、求因、评判。
胡适以开阔的视野指出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进而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作了阶段划分，最后就研究哲学史的史料及史料的审定与整理作了分析。他希望国中学者用这些方法来评判我的书，更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阐明这一系列学术研究的规范，胡适是第一位，其首倡之功固不可没，并且有些内容直到今天仍然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引起的震动，不仅仅是哲学史研究本身，而是中国当时整个的文化思想领域。就史学界而言，这部书除了在使用了证明的、分析的、系统的等研究方法而给予当时的史学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的启蒙作用。人们开始从中认识到，历史学必须建立在有所依凭的、可信的材料的基础上，摒弃杜撰和编造，只有追求历史的真实，才是科学的历史学。因此，后人称《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具有示范、典型、典范、划时代意义的书，也可以说，这部书使中国史学开始具有了现代史学的基本观念。
作品评价蔡元培给此书以很高评价，指出它有四种特长第一证明的方法，第二扼要的手段，第三平等的眼光，第四系统的方法。
胡适本人自信的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梁启超在一场演讲中评此书：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着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冯友兰回忆：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着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着作是以自己为主。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冯友兰后来也写了一本《中国哲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作为比较时，一般都认为后者胜于前者。
序言我们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就是真的，其中错简错字又是很多。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纪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着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
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可算是心灵手敏了。我曾细细读了一遍，看出其中几处的特长：
第一是证明的方法。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若不能辨别他遗着的真伪，便不能揭出他实在的主义；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辩证的方法，便不能发现他有无矛盾的议论。适之先生这大纲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不是穷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这都是闹意气罢了!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古人记学术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说过了。适之先生此编，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便是从老子到韩非，古人划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
以上四种特长，是较大的，其他较小的长处，读的人自能领会，我不必赘说了。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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