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清末政治派别）

洋务派（清末政治派别）

洋务派 （清末政治派别） 次浏览 | 2022.08.30 17:08:27 更新 来源 ：互联网 精选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荐 洋务派清末政治派别

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壮大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在中央是以清朝末年的恭亲王奕䜣、文祥为代表的满族官员，在地方是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员。

当时的中国在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上远远落后于西方，洋务派的主张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练兵方法，建设近代化国防。从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起初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在19世纪70年代，又提出了求富的口号。洋务派创办的企业有福州船政局、吉林机器局和奉天制造局等。

中文名称

洋务派

代表人物

恭亲王奕䜣、文祥

总部

北京

时代

清朝

贡献

发起洋务运动

释义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便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了。当時中国正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大起义冲击着满清王朝的颓垣残壁。可以说“内忧外患”一同并至，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分化为顽固派和洋务派。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同治帝的老师、工部尚书、大学士倭仁、宋晋等，地方上主要是一些内地的官员。[1]

历史沿革

184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编了《海国图志》一书。并且明确在书中阐明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鳚、文祥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们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前期(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口号为“自强”，后期（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口号为“求富”。尽管奕鳚贵为当时的恭亲王，并且是总理衙门的主持人，而且中央以满族官员为主，但是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势力并不是他们，而是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

主要是因为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势力太强大，洋务派并不敢在中央明目张胆的进行洋务活动。总理衙门尽管是洋务运动在中央的推动机构，但真正实施洋务运动的却主要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在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许后，掀起了一场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主要是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和民用工业（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同时还进行了筹划海防（建立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创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派留学生出国等活动，它也是洋务派的主张在经济、军事、和教育等方面的具体表现。

洋务运动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洋务派经营的这些近代企业，是在不改变封建统治为前提下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遭到了失败，攻陷北洋海军的基地威海卫，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发动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拯救清王朝，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走的是一条“实业兴国”之路。但是，事实并没有象他们期望的那样发展。

产生背景

早期，顽固派对洋务派的活动也是非常不满的。洋务派之所以敢逆龙鳞而顶风推行洋务运动，不怕遭到顽固派的阻挠甚至是打击。主要是因为，经受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和国内人民起义（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的冲击，清朝统治者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机。

而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镇压的过程当中认识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而且在镇压的过程当中也尝到了坚船利炮的甜头。所以他们决定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企图以此来迅速的平定太平天国运动。

由于他们不象顽固派那么冥顽不化，仇视一切外洋事物，而是愿意和外国人打交道，尽管目的是学习他们的军事技术。而西方人也希望清廷中能出现一批能和他们打交道的人。曾国藩等人的出现，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了落脚点，所以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被洋人吓破了胆的慈禧太后丝毫不敢得罪洋人，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有洋人的撑腰，而且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的确是功劳甚巨，慈禧太后保不定日后还得仰仗他们，所以并不敢对他们轻举妄动。

更重要的是，慈禧太后也希望早日把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且她在夺取清朝最高统治权的过程中曾得到过西方国家的支持或默许，因此并不敢轻易得罪西方国家。因此，在洋务派的活动没有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慈禧太后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活动至少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但在甲午战争中，慈禧挪用北洋舰队军费，以至于北洋水师无法更新新式军舰和火炮，导致其全军复没。直接使洋务运动破产，这说明改革不能不痛不痒的改，要大刀阔斧一针见血的改。

主要措施官办企业

19世纪60年代后期，清政府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洋务派官僚为强化地主阶级统治，有限度地采用西方生产技术而创办的近代企业。是中国人采用机器生产经营近代企业的开始。洋务派的企业全部是官办企业。

军用企业

清政府从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后，到1911年，40馀年中，相继在上海、南京、福州、天津、兰州、济南、汉阳等地创建了26个制造局（亦称机器局），制造枪、炮、弹药、兵船和修配武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1865）、福州船政局（1866）、天津机器局（1867）和湖南纺织厂（1890）大型军用企业的创办经费和常年经费都赖清政府中央的财政拨款。

1870年代以后，各省筹款建立的制造局大都是中小型的生产单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兰州机器局（1872）、山东机器局（1875）、吉林机器局（1881）、台湾机器局（1885）、奉天制造局（1894）和北洋机器局（1904）等。军用企业的产品不

进入市场，都由清政府直接调拨给驻扎在各地的军队、炮台使用。这些企业不计算盈亏，也不进行积累，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决定于企业自身力量，而取决于清政府的财政拨款。所以，这些企业虽然运用机器生产，也集中了相当数量的雇佣工人，但从其主要方面来考虑，乃是略带若干资本主义因素的封建官营企业。

民用企业

近代军用工业兴起后，急切需要相应的燃料工业、矿冶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作为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同时，军用企业的庞大支出，也非日见窘迫的清政府财政所能继续维持。所以，到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便积极转向经营航运、矿冶、纺织、电讯、铁路等民用企业，期望开辟新的财源。

洋务派企业从70年代到清末的40年间，洋务派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组织形式，经营民用工矿企业大约50馀处。官办民用企业数量不多，较为重要的有台湾基隆煤矿、兰州织尼局、湖北织布官局、湖北汉阳铁厂等，大多成效较差。官督商办企业在洋务派民用企业中居重要地位，在煤矿企业中有13处，金属矿企业中有21处。

近代煤矿中，如直隶开平煤矿、江苏利国驿煤铁矿、安徽池州煤矿、江西萍乡煤矿；金属矿中，如黑龙江漠河金矿、湖北大冶铁矿等都是在近代矿冶业的开发中较有成效的单位，其中尤以开平煤矿和漠河金矿成绩突出。其他如航运方面的轮船招商局、电讯方面的电报总局、纺织方面的上海机器织布局、铁路方面的中国铁路公司，都是官督商办企业中经济效益比较显着的单位。

至于官商合办企业在甲午战争之前有所尝试,如修建台湾铁路,规复在中法战争中被破坏的基隆煤矿及筹建湖北纺纱局等，都一度采取官商合办方式，但在经营过程中，商股深感官权太重,并且在企业管理的权限和发展方针上,官商双方常常存在着尖锐矛盾，以致商股大多中途撤退。甲午战争以后，商人对官商合办企业仍很冷淡,据统计,从1895～1911年，全国新设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厂矿有503家，属于官商合办的只有31家。

洋务派经营的民用企业，以商品生产为目的，吸收私人资本，追求利润，反映了早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这些企业的经营，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起了抵制作用。所以，与官办军用企业相比较，洋务派民用企业的创办和经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有积极意义的现象。

不过洋务派推行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两种组织形式，都是把代表封建集团利益的“官”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两种社会力量糅合在一起，“官”“商”在企业的经营方针和管理方法上格格不入，极不利于资本主义企业的顺利发展。而官督商办制度所固有的封建性，又大大便利企业内官权的膨胀。

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一些原来以商人为主要主持人的洋务派企业，如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电报局等，都先后进行了重大改组，将企业领导权过渡到封建官僚的直接掌握，反映了洋务派官僚集团对近代企业的控制。社会舆论一再抨击这种“本集自商，而利散于官”的现象。这种现象严重挫伤了私人资本投资近代企业的积极性，也表明了洋务派参预近代企业的活动，在实质上不是为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而是借以巩固封建阶级的统治。

但是，在中国出现的新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又大都是与这一时期创办洋务派企业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洋务派企业的经营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在客观上是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的。

兴办学堂

1861年京师设立同文馆，次年正式成立，学习外文及天文算学，培养近代专业技术人才。此后，洋务派又先后创办一批学习外语和专业知识的新式学堂，如1866年左宗堂在闽局附设“求是堂艺局”，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天津水师学堂等。这些学校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

派遣留学

从七十年代开始，洋务派又先后向外国派出留学生，去吸取西方科技之营养，以期为祖国的独立与富强作出贡献。铁路工程师詹天佑、飞机设计师冯如以及改良派代表人物严复等是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学成归国后为祖国发挥光与热。洋务运动期间，留学回国后发挥的作用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和引进西方科技的实践也培养出大批新型知识分子。

近代科学家华蘅芳、化学家徐寿就是在办洋务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在许多领域代替洋工程师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国产军都是由他们制成的。新式海军舰艇的管带、大副也大都由留学生担任，中国第一条独立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也是留美学生詹天佑设计修筑的，

失败原因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不改变封建制度，单纯学习技术，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求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但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第四、洋务派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由于没有一个健全的领导机构和统一的领导核心，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分化出几派。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形成了湘系集团，其中左宗棠又自成体系；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则形成了淮系集团；洋务运动后又出现了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集团。还有沈葆桢，丁日昌等。

这几派在发展的过程中基本都是各自为政、互不隶属的，而且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甚至发生攻讦的现象，相互之间形成一种掣肘。比如在甲午海战之后，由于李鸿章奉清政府之令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张之洞就借此攻击他为“卖国贼”。由此看出洋务派的力量很分散，不能形成一种集团效应，也就没有推动洋务运动的有效发展。

第五、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富裕强大起来。更重要的是，洋务派培养的一批近代人才，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且把这些思想进一步在中国传播，这不仅冲击了传统的封建思想，而且为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活动，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帝朝组织进行的维新变法，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最后是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可以说，洋务派培养的这批人才实际是清王朝的掘墓者。

历史评价总述

洋务运动史,是近代史中一段十分复杂的历史。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已经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与旧、侵略与反侵略、斗争与投降、失败与胜利、前进与倒退,都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社会发展上的过渡时期,在经济上,它诞生了资本主义因素,诞生了资产阶级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它准备了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演出维新的新剧;在思想上,它冲破了封建思想体系的牢笼,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向前发展的量变阶段。

1840年的鸦片战争，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大敌人的挑战，沉睡的中国里，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

他们从事研究了解西方情势，并提出模仿西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英法联军，更激起朝野若干士大夫的觉醒，开始具体的推动“师夷长技”以雪耻图强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他们在中央以奕鳚、桂良、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吏，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这次运动对中国政治、思想、军事、外交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技领域

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清政府的统治者长期以来昏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顽固派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把向西方学习看作是可耻可恨之事，许多聪明之士把青春消磨于八股文、试帖诗等无用之事，更有甚者封建统治者把科学视为至贱之艺，因此风化不开。一般士人迷恋于仕途，将其视为一步登天的阶梯，而对科学技术“不屑为”。洋务派的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了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落后。洋务运动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从此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为惟一理想，不再鄙视“奇技淫巧”的技术，奠定了“科学”的根基。

经济管理

对中国经济管理的影响

在洋务运动中的官办企业，机器设备由外国整套引进，技术人员由外方专家培训，高层管理则可能直接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虽然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都不得不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但杯水车薪没能改变清朝没落的命运，关键在于没有改变清腐朽的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这种落伍必定导致国弱民穷，而“弱国无外交”是国人以惨痛的经历所换来的结论。所以洋务运动让国人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也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积极投身科学研究。

思想领域

洋务运动引起思想领域的一次变革

洋务运动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先后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但是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洋务派在“富国”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等民用企业。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重农轻商”的观念。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最初萌芽于战国时期李悝的改革思想和实践。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到汉文帝的重农政策，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这种政策的体现。封建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抬高地主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压低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在封建社会初期，它保证了农业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巩固统治。

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经济阻碍社会分工，把农业和商业对立起来，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重农抑商政策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原因。

幸而日后由于时势的发展，洋务派领导人物体会到列强经济侵略的严重性，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萌生并渐渐成长。历史表明：农业是国家的根本，重视农业是正确的，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交流，人为抑商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只有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

中国军事

对中国军事的影响

一、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对清政府刺激很大，使其认识到日本将“为中永久大患”。洋务派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具体措施的“海防议”。李鸿章是“海防议”最坚决的支持者，他除了支持总理衙门和丁日昌关于建立新式海军和配备海防近代化枪炮武器外，还建议将沿江.沿海各省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清政府最终采纳了这些建议，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又决定每年拨银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

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1875年，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倡议，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调拨关税和匣金400万两作为经费，计划在10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三支水师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

二、设立海军衙门，中国海军得到较快发展中法战争中粤洋（福建）水师在马尾遭法军偷袭，几乎全军复没。战后，清决心大治水师。为此在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与国防的近代化。其中北洋海军发展最快、实力最强，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精良，拥有七千吨级铁甲巨舰二艘、巡洋舰七艘、其它船舰14艘南洋舰队也拥有了二千吨级主力舰四艘，千吨级炮舰三艘；广东、福建舰队共有千吨级舰艇八艘。四支舰队共八十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四位。

八十年代开始，还修建了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仅在旅顺一地，就装备了数百门德国克虏伯大炮，成为世界著名军港之一。至此清军队战斗力有所加强，对外国的侵略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外交

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一、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与英国签订条约的清朝官员，不谙外情、不懂外文，不懂国际公法，更谈不上谈判经验。英方代表曾说：“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中的字句与语法，而中国的代表们并不仔细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在洋务运动中，深感外交人才的极度缺乏，于是于1862年6月开办了“同文馆”，设英、法、俄文三个班，

随后又增加了算学、天文、外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课程。不仅培养科学技术人才，还培养了中国了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从同文馆毕业的学生中有二十八人后来做了驻外公使一级的外交官。从此中国外交官员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使清政府的外交有了起色。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1868年开始，陆续与西方列强进行修约谈判，由于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研究了对策，使西方列强的侵略阴谋没有得逞。如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在赴俄修约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利用俄国克里米亚战争之败，又倚仗左宗棠在新疆的重兵威胁，在长达七个月的谈判中，“反复辩论，凡数十万言”，终于挽回了《里瓦几亚条约》给中国造成的部分损失，争回了伊犁周围大片领土，以及有关通商、纳税等主权。

二、提出“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以夷制夷是清朝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从疑忌转向依赖的发展过程中的产物。

所谓“以夷制夷”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即利用国际关系上的矛盾，联合、利用或依附某国来对抗另外的国家，谋取实现本国的外交目的。中法战争中，由于近代化外交观念的影响，清政府能够比较合乎实际地估计敌我力量对比，从而坚持定见，毫不动摇。如醇亲王提出不论战争结局如何都不赔款的原则，就被政府始终坚持。李鸿章在法将威胁进军京畿时，轻蔑地微笑回答：法军“要晋京，先要经过津沽，有我在此，恐不易过。”

如此气概，是以自身的实力为后盾的。在战争中，清政府利用了近代全方位外交，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牵制法国。如清政府利用德法的世仇，令驻德使节与德国政府密切联系，并大量从德国订购武器，制造联德制法的的气氛，迫使法国不得不分心防备德国，不敢在远东投入太多的兵力。但是，“以夷制夷”外交本质上讲是一种弱国策略，是弱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手段。在自身的实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借用别国的一些力量，也就是打外国牌，有时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100年前的洋务运动，是中国人拥抱西方物质文明的一次努力，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近代化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