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村遗宝（西安市碑林区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银器）

何家村遗宝（西安市碑林区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银器）

何家村遗宝 （西安市碑林区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银器） 次浏览 | 2022.08.08 20:52:57 更新 来源 ：互联网 精选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荐 何家村遗宝西安市碑林区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银器

在西安市碑林区的何家村出土的一批唐代金银器共1000多件，分别埋藏在2个大陶瓮和1个银罐之中。其中各式精美的金银器做工精细，造型美轮美奂，艺术价值极高，多为唐皇室的日常用品。更有不少被中国国家文物局认定为国宝，部分珍品是全球范围内的孤品。

中文名

何家村遗宝

出土地点

西安市碑林区的何家村

出土时间

1970年

类别

唐代金银器

简介何家村遗宝

轰动世界的西安何家村金银器自1970年出土后一直秘不示人。2004年5月，何家村金银器精品在北大首次集中亮相。京陕两地文物专家联手攻关，在何家村遗宝中破解了大唐皇室诸如杨贵妃佩戴的“香囊”、风流天子唐玄宗的舞马、神秘的“金开元通宝”等等谜团。

2004年5月底，北京大学隆重举办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10周年庆典。作为庆典的特殊“贺礼”，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在国家文物局特批下，联合举办了西安何家村金银器精粹展。65件（组）精心挑选的金银器精品亮相北大。据了解，这是何家村金银器自1970年发现以来，首次集中对外展示。

遗宝见证何家村遗宝

为了破解、验证历史上的诸多疑问和谜团，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专门抽调精兵强将，首次对何家村遗宝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解读和破译。

我们知道，唐王朝是非常尊崇马的，在唐代，马不仅广泛地应用于战争、交通、运输等方面，而且还大量用于宫廷贵族的社交和娱乐活动之中，最让人憧憬的就是风流天子唐玄宗时期的舞马。

文献记载，玄宗时，宫廷专门驯养了百余匹舞马，玄宗经常亲临现场观看并训练。每到唐玄宗千秋万岁节（玄宗的生日）时，这些舞马就在兴庆宫勤政、花萼楼下给唐玄宗跳舞。舞马都披着非常漂亮的锦绣衣服，挂着璎珞，牵马的壮士也都着金挂玉。高潮时，舞马就会跃上三层高的板床，壮士们把床板和马一起举起来，舞马衔着酒杯给玄宗敬酒祝寿。舞马也随之喝了酒，醉了，“舞马衔杯醉如泥”这句唐诗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舞马赋》曰：“……或进寸而退尺，时左之而右之……知执辔之有节，乃蹀足而争先。随曲变而貌无停趣，因矜顾而态有遗妍。既习之于规矩，或奉之以周旋。迫而观焉，若桃花动而顺吹；远而察之，类电影倏而横天……”

以往我们只是依据文献记载展开联想，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真的。何家村遗宝中的鎏金舞马衔杯银壶上的舞马造型竟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专家充分考证后表示，舞马祝寿确有其事。

唐玄宗除了喜好舞马之外，还常在高兴时为下属赏赐金钱。他常在承天门（遗址在莲湖公园内）楼上设宴娱乐，兴致高昂时，便向楼下抛撒金钱以作赏赐，并由此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金钱会。由于这种赏赐活动热闹非凡，以至于数十年后，流落民间的宫女还不断向人们讲述此事，“开元皇帝掌中怜，流落人间二十年。长说承天门上宴，百僚楼下拾金钱。”

这里的金钱指的就是“金开元通宝”，它是不流通的，仅供赏玩。钱币收藏家们做梦都想有一枚“金开元通宝”，哪怕是见一下也好。可他们也仅能在文献中品味历史了。真正的“金开元通宝”出自何家村，而且一共出了30枚，这是“金开元通宝”迄今惟一的一次发现。

杨贵妃的香囊原为金银所制

何家村遗宝中，还有一件与杨贵妃有关。文献记载，杨贵妃被勒死后，唐玄宗非常想念。他从四川回来，专门命高力士一定把杨贵妃的尸体找到。高力士在马嵬坡发现了杨贵妃的尸体，他对唐玄宗说，尸体朽坏了，“唯香囊犹在”。

“过去我们不理解，香囊就是个丝织的香包，怎么还没有坏呢？我们现在知道，唐代的香囊实际上是金银制成的。”韩伟说。

何家村遗宝中就有这么一件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其实，类似这种东西以前也出过。考古界将它们称之为“袖珍熏球”。后来法门寺中也出土了一件，唐人在埋藏的物账上点明这叫香囊。香囊是唐贵夫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之物，无论狩猎、出行、游玩，均随身携带，所过之处，香气袭人。何家村出土的香囊再次印证了唐代的香囊确属金银所制。

这种香囊设计精巧，不论外部球体如何转动，中间的香盂总是保持平衡，里面的香料也不至于撒在外边。专家介绍说，唐代香囊中的持平装置完全符合陀螺仪原理，这一原理在欧美是近代才发明并广泛应用于航空、航海领域，而中国最晚在1200年前的唐王朝时就已掌握了此项原理。

何家村遗宝中还有一套药具值得注意。据文献记载，唐代帝王多喜好服食金丹以求长生不老。其中6位皇帝的死亡跟服食金丹有关。何家村出土的一整套炼制金丹等的药具和大量的丹砂药（丹砂是炼丹的主要原料），正是这种宫廷时尚的真实再现。

申秦雁说，除了反映宫廷丰富多彩的生活及隐秘外，何家村遗宝也是漫漫丝绸之路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创新过程的生动再现，比如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形制上虽然还保留着粟特带把杯的遗风，但褒衣博带的仕女已完全中国化了，这很可能是唐代工匠在粟特银器影响下改造、创新的制品。

何家村遗宝的制作工艺也代表了唐代的最高水平。有关唐代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文献记载很少，对何家村金银器的研究，使我们对唐代金属冶炼、机械设计及加工、焊接、贵金属制作等都有了直观、深入的认识。从金银器上的修整痕迹看，加工刀具多种多样，而且精密度很高。所有金银器皿焊接处均未开裂，如金梳背上焊接的直径0.08厘米的金丝盘编的花纹和直径0.05厘米的小金珠，至今牢固如初，没有丝毫的裂缝和脱落。使用的什么钎料，用什么方法焊接，一直是未解之谜。

挖出陶

这批金银器的发现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是1970年10月5日下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一个收容所（现水文巷）内，基建工地现场一片忙碌。民工们像往常一样打地基的打地基，运土的运土。

当地基下挖到距地表0.8米的时候，突然露出了一个灰不溜秋的陶瓮。“出宝贝了！”不知谁大喊了一声，民工们都撂下家伙围了上来。瓮盖一打开，眼前顿时金光闪闪，耀得眼发酸。

“有金子！”收容所负责人赶忙将这一情况报到当时的革委会，最后到了陕西省博物馆。省博物馆立即派韩伟、雒忠如、杭德州、王玉清等前往清理。“为抢时间，我们坐着当时省博物馆惟一的一部车赶往现场，”韩伟先生回忆说，“那可是二战时的美国吉普。”

专家们一面保护现场，一面继续向四周普探。1970年10月11日，在第一个陶瓮出土地北侧不远处，考古人员拿着洛阳铲打下去以后，铲子突然闪了起来，随之传来清脆的金属声，“有货！”。他们赶忙用手铲将周围的活土清理掉，第二个陶瓮露了出来，其大小和形状与第一个陶瓮基本相同，只是上面盖了一层银渣。

第一个打开这个陶瓮的戴应新先生回忆说，瓮口是一块方玉，方玉下面摞着银盘、银碗。金盆、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玉带、银盒和鎏金鹦鹉提梁银罐等器物都在里面，琳琅满目，令人惊叹不已。洛阳铲正好在瓮沿的下部打了一个洞，直接打到了一叠银碟子上，碟子和碟子之间有间隙，所以挖的时候就把铲子闪了。打开鎏金鹦鹉提梁银罐的盖子，里面还盛着水，几团金箔漂于水上，12条小金龙井然有序地立在上面，红、绿、蓝等宝石也全部在水中。

考古人员在陶瓮的旁边还发现了一个小银罐，美轮美奂的兽首玛瑙杯（现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躺在里面。玛瑙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以一整块世间罕有的红玛瑙制成，颜色艳丽，形态优美。杯的造型模仿兽角，故也称角杯。杯底作牛首形，整只杯的装饰重心也是在牛首部位，以镶金作兽嘴，唇边有刻划细微的毛孔、髭须，牛圆睁双目，两角曲而长，角尖分别与杯口两侧相接，双耳向后竖起，真是惟妙惟肖，生动无比。

此玛瑙杯具有明显的西方特色，但有学者坚信应是出自唐工匠之手，兽首杯在制作之初，可能也想模仿西方风尚采用羚羊之形，但终因对题材的生疏，制成之后就成了现在的面目。此物的制作年代大约是公元8世纪前期。这样一件内涵丰富的器物，因其文化价值独特，艺术价值罕见。

两陶瓮

这些文物当时被紧急运往陕西省博物馆内进行清点、登记。好家伙，一共1000余件。按类可分为金银器皿271件，银铤8件，银饼22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枚，玛瑙器3件，琉璃器1件，水晶器1件，玉带10幅，玉臂环1对，金饰品13件。另有金箔、玉材、宝石等。金器总重量达298两，约14900多克，银器总重量3900多两，约195000多克。

光里面的钱币就达39种之多，既有唐土流行的开元通宝，又有西域高昌国的高昌吉利、日本元明天皇铸造的和同开尔，还有波斯的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等，时代跨度达千余年，涉及面东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这在钱币史上还是第一次，是钱币收藏史上一次空前的大发现。

出土的银铤、银饼、银板上面的文字涉及到年号、地区、赋役种类等，全面反映出唐代的经济制度。22枚银饼中，有4枚庸调银饼，这是庸调银实物的首次发现。这批珍宝中，还有一套完整的药具和多种药物，这些药物在唐代均属名贵药物，其中仅朱砂一项，就有7种规格。这是迄今为止唐代药具及药物最系统、最完整的一次发现，也是中国古代医药史上一次大发现。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钻探并对照文献记载，初步判断何家村金银器窖藏所在地位于唐长安城兴化坊内。这批珍宝均为唐宫廷之物。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研究员申秦雁说，何家村金银器的发现在学术发现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西安是唐都长安的所在地，在京城内发现这么集中、丰富的唐代金银器宝藏，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惟一的一次。

何家村窖藏珍宝还呈现出浓重的多种文化因素。除上述的异域钱币外，还有由粟特输入的素面罐形带把银杯，西亚的镶金兽首玛瑙杯，罗马风格的狩猎纹高足银杯、仿照波斯多曲长杯制作的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等等。

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偶然能出上一两件有关丝绸之路的文物就了不起了，像何家村这么集中的发现十分罕见。申秦雁说，何家村金银器窖藏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宝库，丝绸之路上的很多亮点都集中到了这里。

秘不示人何家村遗宝

何家村金银器自发现至今已有30余年，由于历史原因，所有文物从来没有全面、系统地展示过，除了少有的三四件外，基本上藏之高阁，秘不示人。据说，江青曾派人将其中的金碗拿去仔细赏玩，文物部门费了好大劲才要回来。

唐代金银器研究权威专家、北大博士生导师齐东方，将何家村金银器窖藏称为“何家村遗宝”。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西安地区有唐代金银器窖藏20多个，何家村如果也叫窖藏的话，有点太委屈它了。其他窖藏根本没法和它相比，称之“遗宝”，是有意加以区别。

齐东方说，他走上唐代金银器研究这条路，就是受到何家村遗宝的“诱惑”。回忆起第一次亲手摸到它们时，齐东方说，就像第一次碰到心仪已久的女子的手，让人心跳。金银自古以来就被视为珍贵财富的象征，金银器制作最成熟和繁荣的时期在唐代。

“当时的宫廷金银器主要出自中央金银作坊院。它和一般的作坊是不一样的，只要做得好，不计成本。”齐东方说，“唐代金银器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唐朝把它作为一种等级的象征，三品以下不得以金银为食器，这实际把金银赋予了社会等级化的内涵。”

过去，人们只能借文人墨客的浪漫描述，来领略大唐盛世的风采。作为唐王朝的都城，西安所能见到的唐代的实物非常有限，而且大部分都是陵墓中出土的陪葬品，地上的东西很少。真正沾有唐王朝生活气息的生活用具少之又少，唐代宫廷的实物更是凤毛麟角。唐王朝是中华民族最浪漫、最开放、最有为、最青春的王朝。何家村遗宝的发现，如同揭开了一位美丽新娘的面纱，她美丽的魅力摄人心脾，雕琢精巧的金银、洁白温润的玉石、充满异域风情的丝路精品……呈现出一个跌宕起伏、变幻莫测的世界，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蓬勃朝气。

遗宝主人

领略了何家村遗宝的风采之后，我们自然会问：这批珍宝的主人是谁呢？自遗宝出土后，学界关于遗宝主人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最初的考古发掘简报这样描述何家村遗宝的发现地点：“兴化坊的坊街以南，北距坊街55米，西距清明渠遗迹约240米，在兴化坊中部偏西南部位。”而唐代重要文献《两京新记》中，关于兴化坊的条目里有“西门之北，今邠王守礼宅，宅南隔街有邠王府”的记载。在这本现存的最早描述长安城市建制的记录中，还详细说明了唐长安城的北面是皇帝居住的宫城和中央行政机构所在的皇城，其余部分称为郭城，郭城的面积约占全城面积的1/8。

宽155米的朱雀大街纵贯南北，作为整个长安城的中轴线，另外一些较窄的街道垂直交叉，十字形街道将郭城划分为排列规整的108个方块，每一个方块都有居民居住，称为里坊。结合文献记载可知，何家村遗宝出土地点兴化坊位于郭城北面偏西的位置，靠近皇城附近，是当时王族贵戚和达官显要居住的黄金地段。

遗宝中明确标有年代的租庸调银饼，上面刻有开元十九年（731）的字样。由于租庸调银饼不能充当货币进行流通，通常会按需制成其他器物，所以存留时间一般较短。

因此，历史研究人员首先将开元十九年作为何家村遗宝埋藏年代，再结合唐代时长安城兴化坊的居住者，探讨了何家村遗宝的埋藏者。根据《两京新记》和《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唐长安城兴化坊中曾经居住过的达官显贵有：邠王李守礼、京兆尹孟温礼、驸马都尉元孝矩、密国公封德彝、嗣虢王邕、晋国公裴度、都官郎中窦泉、长安主簿李少安、职方郎中萧彻、尚书租庸使刘震。其中与文物所属时代能够吻合的，即最有可能拥有这一批珍宝的首选人物是邠王李贤的儿子嗣邠王李守礼。

有学者提出“窖藏的主人是搜集古钱和外币的爱好者”，是一位“收藏家”，进而进一步提出窖藏的主人就是章怀太子李贤和其子李守礼。李守礼之父李贤生前曾被立为太子，因为反对母亲武则天持政，被废之后贬到四川，在32岁时便悲惨地结束了他的一生。李贤的儿子李守礼被长年囚禁在宫中，直到唐中宗时才得到平反。李守礼释放出来之后，继承了其父邠王的王位，另外还担任过刺史、司空等官职，其中司空一职相当于现在的工业部长，主管皇宫手工业作坊和金银铸造业。正是基于这一点，学者们认为他最有条件接触到这批财宝，并据此推测这批器物是邠王李守礼埋藏在邠王府内的。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何家村遗宝中大量的金银器皿包含了从初唐到中晚唐的不同器型与纹样。由于每个时代流行的事物与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生产必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学家通过对不同时代的花纹进行研究，找出它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演变的规律，由此鉴定出出土文物中年代最晚的是几件鎏金银器。这几件器物最明显的特征是装饰着阔叶大花，而这种风格是在唐德宗时期开始流行起来的，也就是780年～805年之间。同时宝藏出土遗迹表明，这些物品都是在慌乱之中埋藏的，只有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故变革，它的主人才会在慌乱之中埋下这些珍宝。

学者们潜心研究金银器上的花纹样式，最终将器物所属年代又缩小了，判定埋藏时期是在“安史之乱”到德宗皇帝之间，即755年到805年的50年间。结合唐兴化坊中贵族居民的资料看，元孝矩、封德彝、嗣虢王邕生活的年代早在705年之前，年代太早，当然可以排除；晋国公裴度是在06年之后身份才逐渐显赫起来的，萧彻死于835年，此二人的年代又太晚，也可以排除；都官郎中窦泉和长安主簿李少安的官职又太小，不可能与这些皇室极品宝物发生关联；而孟温礼家宅的位置明显与宝藏发现地点不合。

经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北大的专家学者们精心研究，何家村遗宝的主人终于浮出水面，他就是唐代官位显赫的尚书租庸使刘震，而遗宝的埋藏年代应在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爆发的泾原兵变中。

齐东方说，据唐韦述《两京新记》和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租庸使刘震就居住在兴化坊中。“租庸使”，是唐代中央专门设置的征收租庸调税的官员。何家村出土的银饼上的“怀集”、“安”等地名，说明它们是来自“怀集”、“安”两地的税银。因为从地方征收到中央的赋税运抵京城后，先要送到一个输场，经检验合格后再由输场送往国库。整个过程中只有租庸使能够完全接触，从征收到输场检验一直到国库最后的验收，租庸使全程负责，其他人则完全没有这个权力。何家村遗宝中的庸调银饼是否也暗示着租庸使刘震宅与何家村遗宝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呢？

《唐两京城坊考》记载，泾原兵变时，租庸使刘震让人押着“金银罗锦二十驼”出城外逃，自己则与家人随后赶来。这段文字透露出刘震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财富珍宝。租庸使的职责之一就是保管朝廷的财物。也就是说，何家村遗宝与刘震有关，却不是个人财产，而是收缴上来的庸调及保管的宫廷珍宝。

齐东方做了这样一个推测：在突遭战乱时，连皇帝都逃离京城。谁也无法预料事件发展的结果。有条件、有权力处置官府财物的刘震，先派人带走“金银罗锦二十驼”，而自己则与家人随身携带经精心挑选的宫廷珍宝逃跑。何家村埋藏的珍宝都是体积小、价值高、少而精的珍品，便是很好的旁证。

还有一重要文献《无双传》也对刘震出逃做了记载：当时城门守卫得知刘是朝廷要员不敢开城门，刘震只得又往其家所在的方位跑去。我们可以设想，在难以出城的紧急情况下，刘震不得不返回家中，将这些珍宝埋藏起来。而据该文献记载，刘震还做了叛军的命官。很快，唐军收复了京城，刘震夫妇被斩。刘震私藏的珍宝也就永远不被外人所知了。

艺术价值

何家村遗宝有银铤8枚，银饼22枚，银板60枚，这类器物表面粗糙，无艺术价值，却有学术意义，是一次空前的发现。有些器物上面錾刻或墨书文字，涉及到年号、地区、赋役种类等等，尤为珍贵。

唐代在780年前以均田制为基础，实行租庸调制，租是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粮食；“庸”是人丁不为官府服役时，要缴纳的赋税；“调”是随乡土所产缴纳的赋税，庸、调原本皆为布帛，开元、天宝年间，政府又规定“凡金银宝货绫罗之属皆折庸调以造焉”，即可以把庸调应收的布帛等折变成轻货运到京师国库，其中包括用金银折算。东吴时期金银的货币职能出现了铤的形式。

何家村60枚银板中刻有“朝”字的达56枚，据《唐六典》中记载唐代：“绢曰匹，布曰端，绵曰屯，丝曰绚，麻曰綟；金银曰铤，钱曰贯。”这些银板也就是铤，有的还刻“十两太北”、 “五两太北”等标重。在唐代，银矿开采要以银铤的形式缴税，庸调也可以折成银铤缴纳。何家村出土如此之多，超过以往发现同类物品的总和，很可能是国库之物。[1]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