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小说（发源于唐代的汉族文学形式）

白话小说（发源于唐代的汉族文学形式）

白话小说 （发源于唐代的汉族文学形式） 次浏览 | 2022.08.20 18:44:50 更新 来源 ：互联网 精选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荐 白话小说发源于唐代的汉族文学形式

白话小说，发源于唐代的一种汉族文学形式。中国白话小说的前身是汉族民间故事和所谓的“街谈巷语”，在古代汉族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小说经历了不断的丰富和拓展，到宋代的话本阶段基本成熟定型，直到明代才迎来了真正的繁荣，成为与抒情文学分庭抗礼的一大文学体系。

中文名

白话小说

发源

唐代

黄金期

宋、元时期

全盛期

明、清

发展源流

1.发祥期：唐代

当时，市人小说、寺院俗讲成为白话小说的两个发展源头。

2.黄金期：宋、元时期，开封、杭州等瓦舍勾栏处，“说话”艺术盛行，由此产生“话本小说”。这也是最早的白话小说形式，这种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短篇白话故事，篇幅较短，基本用口语叙述，有虚构性。

3.宋末及元代，在白话小说基础上出现了文人模仿此形式创作的拟话本小说。

3.全盛期：明、清

这一时期，产生了演义小说、长篇章回体小说等。如明代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长篇章回体演义小说》《金瓶梅》；明代的拟话本小说“三言”“两拍”；“三言”即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即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清代“双峰”：《儒林外史》《红楼梦》。而《红楼梦》更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辉煌的顶点。

白话小说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认为小说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的东西。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凡是不登大雅之堂、凡为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体都是‘俗文学’”，小说正是这样一种俗文学。班固也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他认为小说是末技，是小道小智所为。但小说的生命力极为旺盛，虽然饱经磨难和拒斥，却仍然有强烈的发展势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到唐宋之交，汉族市民阶层兴起，尤其是宋代，生产力发展迅速，市民阶层日益壮大，他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休闲娱乐的呼唤也日益强烈，城市文化越来越盛行，中国的长篇白话小说以此为契机，迅速的发展起来。

唐代传奇相对白话小说是雅，但拿传统的雅俗观来衡量它，却又可以说它为俗。雅俗问题与上述娱乐和教化、虚构和实录的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教化的内容是礼义，实录叫做雅驯，可见传统的雅俗观是贬低和排斥娱乐和虚构的。儒家道统文统的继承和发扬，阻塞了传奇小说的发展。传奇小说，一般的说是士人写给士人读的文学，它本来就产生和活跃在雅文化圈内。当它蒙上不雅的俗名，士人便疏远它，它便从雅文化圈走出来，逐渐向俗文化靠拢。宋代传奇小说作者的文化层次下移，同时创作倾向却向雅的方向攀附。“论次多实”、“采艳殊乏”，都是弃俗而就雅的表现。

降至元明，传奇小说俗化趋势愈益明显，从明代中后期流行的各种通俗类书如《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绣谷春容》、《燕居笔记》等竞相转载来看，它们在士人中还是颇有读者的。人们总爱附庸风雅，标榜不俗，而实际却有难以脱俗的一面。

这类半文半白的、篇幅已拉得很长的传奇小说继续走着俗化的路，到明末清初，它们干脆放弃文言，使用白话，并且采取章回的形式，便成为了才子佳人小说，完全与通俗小说合流。

如果说传奇小说是从雅到俗，那么白话小说的运动方向恰好相反，是从俗到雅。白话小说无论短篇还是长篇，都源于民间“说话”，它们的体制和叙事方式都保留着“说话”的胎记，与源于史传的传奇小说迥然有别。白话小说长时期在民间传播，其故事是生鲜的、同时又是稚拙的，版刻也很粗率。直到明代嘉靖前后，情况才发生重大变化。文人突然看好这种俗而又俗的文学样式，他们不只是评论，而且参与其间，进行搜集、整理、加工、编辑、出版。接着还有模拟这种样式的文人创作，如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拍”和陆人龙的《型世言》，等等。

这种情况的发生，与王阳明“心学”的崛起有着直接的关系。王阳明是主张人皆可以成为圣贤的，有利用俗的形式才能达到化俗的效果。他对俗的重视，在当时却有振聋发聩效果。嘉靖万历时代推崇通俗文学的文学家所依据的就是王阳明的这种思想。

白话小说的作者由不见经传的无名氏，渐次上升为大文人。他们的文化修养和社会地位都是早期白话小说作者所不能相比的。

白话小说的内容和风格也随着作者成份的改变而渐次由俗变雅。按创作方式，白话小说的演进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是“说话”的书面化；中期是作家根据现成故事进行创作；后期是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独立创作。文人独创的小说，不仅题材情节出自个人机杼，而且艺术风格也有鲜明的个性。白话小说发展到后期已有雅俗的分别。不过，白话小说的主流趋向于雅，却是不争的事实。

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它们的源头分别为雅和俗，它们的走向却相反，文言小说向俗靠拢，白话小说向雅接近。雅俗在小说范畴内达成了妥协。“雅”接纳了白话，承认了“虚构”；“俗”则承担起“教化”的使命。换言之，“雅”放弃了“雅言”和“实录”的原则，“俗”则放弃了娱乐惟一的宗旨。小说中雅俗共存是小说艺术成熟的重要际志。

中国小说的源头就存在着雅俗的分歧，雅的是文言小说，它从史传蜕化而来；俗的是白话小说，它从民间伎艺“说话”转变而成。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发展途程中，雅和俗构成两极，文言小说受到俗的引力作用，不断吸收俗的成分，显示出渐次俗化的倾向；而白话小说则受到雅的引力作用，不断吸收雅的成分，表现为渐次雅化的倾向。雅俗结合是小说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

明万历以后，不仅长篇小说的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而且短篇白话小说的创作也呈现出繁荣景象。

古典文言短篇小说作品衰微，这种文学样式在当时已不适应社会的要求，相反，白话短篇小说作品的创作却是一派生机盎然。这里的原因是比较多的。首先，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城市不断扩大，市民阶层的力量壮大，在社会上是一股极为活跃的、强大的阶层，他们要求在文学上能有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的文学样式和文学作品。

其次，宋元话本小说在明代得以继续发展，它是劳动群众小说创作自身发展的结果，显示出比文言小说更强的生命力。参予白话小说创作的作家大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善于吸收群众艺术创作的结果，语言通俗易懂，作品更多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内容，有一定的社会批判精神，因而有着更强的人民性，为广大群众所观赏喜爱。

明代印刷术发达，书坛众多，迎合人们的口味与喜好，书商也大量地刊行话本小说，因此话本小说慢慢地演变为供案头阅读之作的拟话本。

拟话本的体裁与话本相似，都是首尾有词，中间以诗词为点缀，故事性强，情节生动完整，描写人物的心理细致入微，个性突出，比较注意细节的刻画等。但它又与话本不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拟话本是“近讲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故形式仅存，而精采遂逊。”在口语运用和生活气息上，拟话本明显地逊于话本小说。

现在认为最早的话本集《清平山堂话本》，是嘉靖年间洪楩辑印的，分《雨窗》、《长灯》等6集，每卷1篇，共收话本60篇，故全书总名为《六十家小说》，今存15种。万历年间熊龙峰刊印的话本今存4种。这两种话本集都包括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在内。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喻世明言》（初题《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简称“三言”，每集收话本40篇，包括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两部分。“三言”对后世影响较大，此后拟话本的专集大量出现。明末凌蒙初在“三言”的影响下，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两个拟话本集，简称“二拍”。“三言”、“二拍”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成就，是由话本向后代文人小说过渡的形态，对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创作在明末以后继续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爱情婚姻的题材是明代拟话本的一个重要内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乐小舍拚生觅偶》、《玉堂春落难逢夫》等真实地描写了被糟践的妇女的悲惨地位以及她们对爱情婚姻的自主要求，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贯穿了对封建礼教及门第观念的批判，尤其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可称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篇中，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爱情婚姻观念。《俞伯牙摔琴哭知音》、《施润泽滩阙遇友》等篇描写了在冷酷的等级社会中真诚的友谊。《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卢太学诗酒傲王侯》、《灌园叟晚逢仙女》等篇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狰狞面目和无耻罪恶。《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等篇反映了明代社会商人的心理。

总之，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政治的黑暗，描写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生活与思想，歌颂市民阶级的勤劳诚实及对发财致富的追求，要求爱情与婚姻生活的自由，抨击科举制度的不合理和司法制度弊病等主题，共同组织成明中叶以后短篇白话小说的重要内容，显示了明拟话本新的思想特色。但“三言”、“二拍”中也包含着明显的落后和庸俗的因素，比如美化统治阶级、宣扬封建礼教、迷信鬼神等占了相当的数量，尤其又以“二拍”更为严重，这也是明代后期话本小说的通病。明末短篇白话小说集还有十多种，比较有影响的是《西湖二集》、《石点头》、《鼓掌绝生》、《醉醒石》等，成就都不高，但其中有一些篇章，文笔生动，形象鲜明，对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病有所揭露。

明清时代是一个充满进步与守旧、启蒙与顽愚、思想解放与钳制的时代。一方面，个性觉醒，人本意识抬头，不少进步人士张扬个性，追求自由，肯定物欲财利，这反映在小说里就是小说中人性涌动，追求物欲，情爱描写细腻等。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强化统治，中央集权突出，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由此也出现了一些理学观念浓厚、伦理说教明显的小说作品。此外，还有两种思想皆有，禁欲主义和享乐之风并行。明清小说内容丰富，类别繁多。

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1918年作者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一篇短篇作品，收录在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中。首发于1918年5月15日4卷5号《新青年》月刊。内容大致上是以一个“狂人”的所见所闻，指出中国文化的朽坏。《狂人日记》写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它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白话小说，也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的第一篇杰出作品。《狂人日记》的主题，据鲁迅说，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弊害”何在？乃在“吃人”。鲁迅以其长期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深刻观察，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呐喊：封建主义吃人！鲁迅曾说，《狂人日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的确，《狂人日记》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

《狂人日记》的研究

其次，结合鲁迅的创作情况来看，在鲁迅的小说中，有一些作品不像《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故乡》等作品侧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外现（形貌、言行、履历、事件等），而是以人物的内心及精神世界的某一因素的活动为主，展示其某一精神意识倾向，比如《狂人日记》、《白光》、《长明灯》、《伤逝》等。这类作品虽有人物的言行活动，但主宰作品的因素是某种精神意识。以《狂人日记》来看，小说开头的第一部分就采用这样文字：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小说一开场，登场的是人物的意识，鲁迅不用很亮很清之类的单一视觉的文字，而用“很好”这样综合意识来把握月光。接下来，“我”出场了，但对于读者来说，“我”无形无状，更不用说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年轻是年老，实质上，“我”即“我”的意识在继续牵着读者走：“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是对“很好的月光”这种感觉的意识重认；“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这一句，是意识再次把握；“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这是意识重认后新意识的出现；“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新出现的意识开始把新的客观对象纳入意识范围———注意，此处不是对赵家的狗那两眼的客观描述，而是意识对于这一事实的一种把握。“我怕得有理。”这一句，意识走向判断。依此分析的路子，使之贯串整部小说，都不难得出意识流动的轨迹。因此，从这一视角看，《狂人日记》是一部展示意识过程的一部小说，简单说，《狂人日记》是一部意识性小说。

再次，在小说的结尾，有这样的一句话：“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鲁迅此处冠以“我”有“四千年履历”，并把“真的人”与“我”相对，暗示着“我”并非具体存在的人而是一种艺术设置，当然，“我”只能是人，只有人才能承载某种人的意识，但在《狂人日记》中，这个人又不会是真实的具体的“迫害狂”病人，鲁迅作为艺术家不会像医生和心理研究者那样，去记录描述一个病患者的征状。在《狂人日记》中，假如从一个“迫害狂”患者的角度来看，鲁迅对其所作的能充分表现这一患者的特征规定是极少的，“我”无名无姓，没有病因解释，没有病史说明，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也有极宽的范围。而另一方面，鲁迅又极为精细传神地把握“迫害狂”这类患者的共同特征。这说明，“我”作为一个具体存在并不重要，鲁迅对于狂人的选择并不在于这个狂人是谁，而是因为选择狂人符合于鲁迅的艺术设置和艺术表述，假如小说中的“我”是一个一般的人，那么鲁迅就无法在其身上表述“多疑”的这一意识。从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这一狂人所表现出来的病状是“迫害狂”一类的共同特征。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承载物。一方面，“我”承载着狂人所共有的病状，以达到小说所要求的艺术真实的要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的病状在某一层次上与作家所要表述的东西相吻合。而在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中，作家不可能直裸裸地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作品中的人物，相反只能是遵从所选择的人物性格特点和发展规律，融入自己的东西。由于艺术选择加上艺术家的艺术表述能力，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方面极为真实地描述了“迫害狂”的征状言行，但另一方面又极为巧妙地昭示小说并不是要表现“迫害狂”的征状，而是要表述狂人所承载的合乎狂人身份其实是作者自己的东西。也即鲁迅之所以选择狂人是因为狂人有显着的“多疑”特征，它暗合着鲁迅“多疑”意识的内核表述。所以鲁迅选择了狂人来承载“多疑”这一意识，作者着重要表现的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我”所承载的意识“多疑”。

经过这样一番梳理，《狂人日记》这一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以狂人所承载的“多疑”并依据这一意识的某种特征展开的小说。

问题是：《狂人日记》中的“多疑”能够与鲁迅的“多疑”相联系起来吗？

这也是要谈的第二个条件。

鲁迅先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并以此去支配自己行动的人，这同样也体现在其文本创作之中。鲁迅曾一再强调作品中的自我意识：“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从宽泛意认上说，所有作家的作品都肯定包含着作家的精神意识世界的表述，但由于作家的艺术思维不同，其在具体的作品表现也不同。有时候，作品的客观内容与作家表述的精神意识相互分离，有时候，作品的客观内容与作家表述的精神意识融一。前者如《祝福》，透过《祝福》文本的客观内容，可以把握到鲁迅对于“祥林嫂”这类人物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而后者如《狂人日记》、《长明灯》、《过客》、《这样的战士》等，作者客观上描写某一人物某一事实，同时又把某种意识融入其中。举个例子说，《狂人日记》中“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诘问，可以是狂人的、也完全是鲁迅先生的诘问。对于鲁迅与《狂人日记》的关系，已逐渐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鲁迅的几乎所有的心理特征和表现，都能在《狂人日记》中一窥端倪。”“《狂人日记》中，那种‘迫害狂’式的病态心理，本身就是他（鲁迅）切身体验的‘变形记’。”“因此，‘狂人’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文化先觉者形象，是鲁迅反抗精神的形象外化。”这些看法都是中肯的，但没有注意狂人形象与鲁迅的差别。在《狂人日记》中，“多疑”这一意识的活动特征首先是归属于患“迫害狂”的狂人属性，这些属性是不能套在鲁迅身上的，而狂人这一艺术设置及如何设置、对于“多疑”的表述，则是按着鲁迅心灵对于“多疑”的解读和描述实现的，同时对于“多疑”的解读和描述，自然受着鲁迅“多疑”的主体支配。因此，从《狂人日记》去把握鲁迅的“多疑”成为可能，并具有重要意义，但要从中把握鲁迅的“多疑”的本质及个性色彩，必须进入作品，并以一定的方法对狂人的多疑与鲁迅的“多疑”加以分离。

古代白话小说的优秀代表作品

古代白话小说的优秀代表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红楼梦》等。[1]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