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8日发(作者:云南特色文化)
客家人的由来以及相关文化根源
客家人的由来:
一般而言,客家人原来是住在中国北方的居民。活动范围约在今山西、河南、湖北间。
后来因为五胡乱华、黄巢之乱、北宋灭亡南宋成立等因素相继南迁,当地的居民称后
来的人为客,于是就有了客家的出现。
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南齐书州郡志云:『南兖州,
镇广陵。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大兴四年,诏以流民失
籍,使条民上有司,为给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
其后到了唐宋,go-vern-ment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
称,宋朝制作户籍时,当时将自古以来即居住在该地的土著称为「主」,以后从外地迁
来的即称作「客」﹔客家一词于此诞生。
客家并不是中国南方的土著,他们原本是北方的汉人,历史上汉民族为逃避战乱、
饥荒和政治不安而发生了几次的大迁徙,这些通常是以有丰富粮产的中国南部为目的
地。
所谓客家人其原始的居住地已很难正确指出。可是从他们的许多传承可以推测出
奇祖先应是黄河流域一带的居民。回溯历史上汉民族五次的迁徙情形。
第一次的大迁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期。秦代为防止异族入侵,乃派遣大军到广东
北部驻守,秦始皇死后他们也无法回到中原,其留下的后代子孙即被称为北江客家。
第二次南迁是在东晋永嘉年间,因五胡乱华,山西、河北、河南一带的人纷纷渡过
黄河向南逃亡。
第三次是再唐代时,因藩镇割据,黄巢作乱而受到迫害的人迁移到江西省西部、福建
省西部与南部及广东东部与北部。
第四次是在南宋末期,为了统一分裂成两个王朝的中国,蒙古人大举南进。 第五
次则是从明末到清初的混乱期。
客家人在向南方各省迁播的同时,又基于国内政治,经济和家庭等原因,从南宋末
年以来的700余年间,各地客家人先后分别由厦门、汕头、广州、海口、虎门、香港
和台山赤溪的家冲等港口乘船,冒险到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澳
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北美洲。 现在客家后裔已遍及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正所谓“凡海水所到之处,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客人”。
经过1600多年的发展,因内外客家人总数已达6560多万︰分布在国内大陆17个省、
180多个县市的约有5512万人;分布在港澳台地区的有595万人;散居在海外84个国
家和地区的约有454万人。因此客家人被誉为“日不落”民系。
河洛文化与客家人
“河洛文化”这一提法是近年才出现的。近年来,汉族南方支系的福佬人、客家人、广府
人等都把自身的文化渊源追溯到中原,认为自己根在中原,而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
游又是中原的核心区域,所以常常提到河洛,“河洛文化”的概念也就因之而起。明乎此,
“河洛文化”这一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代名词,是华夏正统文化的泛指,而并非是
指黄河、洛水交汇处的一个小小区域的文化。
汉族南方各支系都追根于中原,而以客家人的中原情结最为深厚牢固。其原因大致有
如下两端:一是在汉族南方诸系中,客家是最后形成的,其先民离开中原最迟,对中
原和中原文化的记忆也最为深刻鲜明;二是客家人常常处于弱势族群的地位,在与相
邻民族的竞争中,唯有中原文化是他们用以增强自身凝聚力、激励自己自强不息、奋
斗不止的力量源泉。正因为有此特点,因而在漫长而艰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客家人
就相对自觉地不断强化着自身崇尚华夏正统和崇尚正义的“崇正”精神。
客家人崇尚华夏正统文化,有很多具体的表现,而讲究郡望、崇文重教、尊崇礼教诸
端则是其中荦荦大者。翻开客家人的族谱,或者观赏客家民居的门联,你会发现各家
各户都有着中原的郡望。如陈姓出于颍川,李姓出于陇西,王姓出于太原或琅邪,谢
姓出于陈郡或陈留,何姓出于庐江,黄姓出于江夏,杨姓出于弘农等等。如果细细推
考起来,这样的标榜可能并不符合史实,但从文化学的观点看,则说明在客家人心目
中,只有来自中原才是光荣的、有地位有面子的,这是他们长期养成的中原正统观念
的一种表现形式。客家人崇文重教的具体表现是特别看重读书人,往往集中全家族、
全宗族的力量培养子弟读书,因而就有“讨饭也要供子弟读书”的佳话。在客家人家族祠
堂前的石旗杆是族中子弟中举人、中进士的标志,有多少石旗杆,就说明族中有多少
人获得了举人、进士之类的功名。因此,客家地区家族祠堂前的石旗杆实为客家人崇
文重教的明证。崇文重教与崇重礼教在精神上又是一致的,说明客家人想通过读书中
举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反过来又为国家推行
礼乐教化,实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至于客家人崇尚的正义,其核
心内容还是国家、民族之大义。客家人的国际性联谊组织“香港崇正总会”和世界各地区
的崇正分会以“爱国家、爱民族、爱社会”为会训,其原因就在于此。
回顾客家人的历史,其“崇正”的精神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又是在保卫国
家民族的重大斗争中发扬光大的。南迁汉人从中原和江淮一带初到赣闽粤等地的广袤
山区,要处好与土著民族的关系,要改造落后的环境,其根本的优势就是自身承载着
的华夏优秀文化。他们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把宗族的族群利益与国家的民族的利益
紧紧联系在一起,凡事讲究一个“正”字,即识大体,顾大局,行得端,做得正;同时又
讲究一个“义”字,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守望相助。这样,他们就在民族融合过程中
取得了主动的地位,他们携来的华夏文化的基本内容,就成了各民族各族群相互融合
而成的客家民系的共同观念,“崇正”也就成为客家人共同的精神财富。客家民系形成后,
历经抗金斗争、抗元斗争、抗清斗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变的
考验。在一次次抗御外侮、维护民族团结、保卫国家安全的斗争中,客家人总是冲锋
在最前,坚持到最后,千万客家优秀儿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家为民族谱写了
一曲曲壮丽的史诗,其“崇正”精神也因而得到不断提升和弘扬。
明清以来,客家人从赣闽粤等地开始向外扩展,大量移居川、黔、桂等西南地区,还
漂洋过海移居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在迁移和开发的过程中,客家人遇到的艰难困苦不
亚于当年其先民从中原与江淮南迁,而他们也和先民一样,是靠“崇正”的精神战胜困难,
逐步取得建设新家园、发展新事业的胜利。以台湾客家新移民为例,他们在迁移和开
发台湾新家园的过程中,坚持崇正精神,一方面是依赖与弘扬客家原乡文化,如“宁卖
祖宗田,不卖祖宗言”,顽强地沿用方言乡音;信奉原乡的乡土守护神,以之作为精神
支柱;按原乡的家族和宗族形式重新组织家族和宗族;民居建筑仿效原乡的形式;珍
视和保守原乡旧俗,发扬光大客家人的崇文重教精神等,而更重要的是恪守中华文化
共有的礼乐教化,弘扬爱国家爱民族的优良传统。在面对荷兰人、法国人、日本人的
侵犯时,他们坚持民族大义,高举爱国保种的旗帜,与侵略者进行拼死抗争,浴血奋
战,涌现了刘永福、邱逢甲、吴汤兴、徐骧、姜绍祖、胡嘉猷等一大批彪炳千秋的仁
人志士,为客家人增了光,为中华民族增了光!
现当代以来,时代变了,客家人的崇正精神的内涵也更加丰富,但对于河洛文化即华
夏正统文化的恪守却更加执着。许多客籍华侨,创业有成,他们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
验时,都一致认为得益于客家崇正精神,得益于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即华夏正统文化
的哺育。为了让子孙后代永世接受河洛文化的滋养,不断发扬客家崇正精神,他们一
次次携儿带孙回到大陆原乡祖籍地乃至中原发祥地寻根认祖,并发起一次次公祭客籍
母亲河的活动。近年来,东南亚和台、港、澳的客籍人士更组织了客家文化夏令营之
类的活动,让客属少年儿童到粤东、闽西、赣南客家地区参观访问,进行田野调查,
亲身追寻和体认客家文化。
客家源流異說
客家人,或者是說講客家方言的人在國內外至少有三千七百萬人以上。對於客家人如何形
成,最醒目的早期著作是1933年羅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導論》。羅先生在該書中,將中
國歷史上的五期移民作為客家人的源流,半個多世紀以來成為大家所接受的權威說法。雖
然還有其他一些觀點,如六期說等,但都只是對羅說的局部修正而已。事實上,羅說從方
法論上說來有較大的漏洞,無法分清客家的源與流。(可先看結語)
五期說的困境
所謂五期是指:1、西晉永嘉喪亂以後,2、唐未黃巢起義之後,3、北宋靖康之難以後至宋
元之際,4、清康熙初葉至乾嘉之際,5、清同治六年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客家人是北方
移民所形成,這點毫無疑問(當然是否所有客家人都是北方移民的直接後裔,則還有可討
論之處,這裏先不展開)。但其源流不能簡單地由幾次北方移民運動疊加而成。五期說的主
要困境有三方面:一、第一期的西晉永嘉喪亂以後的移民不可能與四五百年後的唐未黃巢
起義的移民結合而產生客方言。二、黃巢起義事實上並未形成全國性的自北而南的移民浪
潮。三、以族譜追尋移民年代不可靠。
方言認同
客家人的最主要的特徵是客家方言。應該從方言認同的角度來探討客家源流。中國本來重
視地域認同。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由於有土客矛盾的產生,方言認同的趨勢逐漸突顯。
客家人的認同顯然超越於地域認同之上。客方言不但是客家人凝聚力所在,也是區分客家
人與非客家人的根本標誌。
客方言源頭的探尋
客方言與其他南方方言一樣,都是北方移民在不同歷史時期先後來到南方形成的。客方言
的源頭則是中唐安史之亂以後來到江西地區的北方移民帶來的。要說明這一點先要解決兩
個前提:一是安史之亂的確引起由北向南的大規模移民,二是移民要在什麼條件下才能保
持原有的方言。
安史之亂引起的移民歷來被研究者所忽視。其實這次移民的規模不亞於兩宋之際的移民。
江西北部與中部地區在中唐以後接納了數量頗大的移民,估計贛北的移民可能達到當地戶
口總數的三分一以上,贛中則稍遜一成。這些移民必然帶來他們固有的方言,問題是這一
方言將以什麼方式發生變化,是繼續保留下去還是消融到當地方言中去。由於這次移民的
時間短,數量大,所以他們的方言必然要對當地方言發生很大沖擊,因此可以推測在江西
北中部出現了客贛方言的共同源頭。這些移民又經過一度或多次的再移民,進入江西南部
與福建西部丘陵山區,並在那裏逐漸形成了客家方言。留在北部與中部的移民則成為講贛
方言的人群。相對之下,中唐以後來到湖湘地區的移民,其所攜帶方言則成為今西南官話
的源頭,因為在地域上始終與官話方言區相連,而未發展出獨立的一種方言來。
第二步移民的分析
第二步移民從唐末五代到兩宋之際。但主要是唐末黃巢起義對江西影響最大。本來經過百
餘年的繁衍生息,北來移民與江西原有居民已感受到人滿土滿的壓力,有西去湖南東去福
建的短距離移民的趨向。黃巢起義使得這樣的移民以短時間集中的形式在唐末發生。這些
移民的指向是閩西,並以寧都為集散地。具體而言,贛中偏東的撫州再往東走建州、邵武
軍。贛中偏西的吉州往南走虔州(即後來之贛州),虔州往東走汀州。由人口的變遷與政區
的增置也可証實此推測。
由附表可見,宋初與晚唐比,江西西部的撫州與建昌軍增223.52%,南部的虔州增224.24%,
而增幅最大的是福建西部的汀州,增了8倍有餘,建州與邵武軍則增加近8倍。這樣的增
幅,不能是自然繁衍的結果,而是移民大師增加的結果。應當注意的是此時,廣東東北部
的潮梅二州也增加了近三倍。
新設置的縣也體現了移民的增加。贛南的虔州在唐末有七縣,但在五代至宋初數十年間,
竟增設六個新縣。比中唐加一倍(由於新縣的增加,後來又增加一個州級政區,即分贛州
三縣之地置南安軍)。所增新縣分佈在東、南、西、北四方,而且諸縣恰分居於章水與貢水
支流上游,亦即位於贛水盆地周圍的山區裏。可以想像,當數量不小的移民沿贛水來到贛
南盆地中心後,這裏早己人滿土滿,他們就向盆地四周散開,沿贛水的一級與二級支流進
入人口稀少的山區,定居下來,成為今日客家人的袓先。而這六縣正是今天的所謂純客縣
或客家重要居住縣。人口數字的變化讓我們知道有移民過程,新縣的設置讓我們知道這些
移民的去向。值得注意的是,從北宋中期到元代的三百年間,贛州與南安軍竟未再析置一
個新縣。由此益可反襯唐末五代的確存在由贛北與贛中向贛南方向的移民。
向閩西遷徙的趨向也可由同樣途徑看出。宋初,南唐分江西東部的撫州置建武軍(後改建
昌軍)。且撫州與建昌軍均增置一縣。在閩西,則分建州西部置邵武軍,新設三縣。這兩軍
分居武夷山兩側,建置時間相去不過十年,顯然與自贛東向閩西的移民有關。新縣的位置
直接與移民路線有關。汀州亦如此。宋初新設二縣與原有二縣都是今天的純客縣。進入汀
州人移民都取道虔化(今寧都)至寧化,再轉至他處。後來梅州的客家人又由汀州輾轉而
去,故客家人言其始遷地,往往說來自石壁村。
語言學研究的旁証
據有關專家研究“從聲調的聲母關係相比較來看,客家話和代表中原話的以洛陽口語為基
礎的《切韻》相差不大,約處於初唐時期。”這一研究表明,在中唐以前客家話與中原話是
尚未分家的同一方言,在中唐安史之亂以後,大量移民來到江西,客贛方言的源頭才逐漸
從原來的中原話分離出來。但當時客贛方言必定尚未分家,要等到唐末客家先民從江西北
中部又輾轉進入贛南與閩贛山區以後,客家方言才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客家人也才逐漸
形成。
客贛方言的分家大約是在唐宋之際。贛客方言的共同特點是古全濁塞音、塞擦音聲母一律
變成清送氣音。這是與吳、湘、粵、閩,及北方方言截然有別之處。而贛方言與客家話之
主要差異則是:客家話的古上聲次濁字今大部分讀陽平調,贛方言則無此現象。這個差異
應當是唐末以後才出現的。
南宋永春人(紹熙元年1190年進士)陳一新《跋贍學田碑》:“閩有八郡,汀鄰五岭,然風
聲氣息頗類中州。”
結論:客家方言的源頭必須由一次決定性的移民運動所產生,決不可能是歷次移民運動簡
單地疊加而成。中唐安史之亂來到江西的移民正是帶來了今天客贛方言的源頭。而後唐末
五代從江西北中部遷往贛南與閩贛山區的移民,又使客方言的源頭從客贛方言的共同源頭
中分離出來,並在相對封閉的山區環境中最終形成了客家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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