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不让张国焘跟随去台湾

2024年3月8日发(作者：灭火应急预案)

蒋介石为何不让张国焘跟随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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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史天地》2016年第13期

蒋介石对张国焘这样的中共叛徒，就是既利用，又提防。他曾在戴笠的一个请示报告上批了一句话：“凡是能叛变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叛变我们。”戴笠根据这一批示，提出了军统使用中共叛徒的八字原则：“尊而不敬，用而又防。”在军统内部，设立了督察室防奸股，专门监视中共叛徒的活动。

张国焘受到戴笠的重视

1937年9月，张国焘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张国焘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蒋介石在接见张国焘时，指着站在身旁的戴笠，很客气地说：“我想请张先生给他帮帮忙。”就这样，张国焘正式参与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工作。蒋介石还委任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但这只是一个空头衔。

张国焘到军统后，受到戴笠的重视。他主持所谓“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担任研究室的少将主任。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策反中共人员出谋划策。他还主办所谓“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为国民党训练特务，专门从事反共的特务活动。曾任军统总务处长的沈醉后来回忆说：戴笠最初对张国焘寄予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张国焘肯卖一点气力，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来培训一批专门人员，戴笠马上挑选各训练班毕业学生中最优秀分子送去给他训练。他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计划办理。这时，张国焘不仅是戴笠宴客时座上最受欢迎的佳宾，也是戴笠最得意的部属。

张国焘虽然为军统培养训练了一大批专门对付共产党和边区的特务，但是能够派出去的并不多。沈醉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听说经过挑选，只有极少数的人派往张所领导的几个‘策反站’去工作，其余大多数派在蒋管区内的一些重要兵工厂担任‘防共’工作。”

即便是少数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特务，派出去后也收效甚微。既打不进去，也拉不出来。戴笠想在延安设立一个延安站或延安直属组，张国焘用尽了一切办法，始终没有搞成。张国焘派人手持戴笠的信件，到太行山区请第27军军长范汉杰帮助进入八路军第129师防区活动，结果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连去的人也没有回来。最后，只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汉中设立一个特别侦察站，在榆林设立一个陕北站，在洛川设立一个延安站，并且没有多少作用。由于训练班的作用不大，使戴笠感到失望，所以只办了两期便停办了。

“失宠”之后无公可办

蒋介石和戴笠原指望利用张国焘这个“带头羊”，对中共进行大规模的策反工作，但张国焘到军统后的工作令他们大为失望。本来，蒋介石对张国焘这样的中共叛徒，就是既利用，又提防。他曾在戴笠的一个请示报告上批了一句话：“凡是能叛变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叛变我们。”戴笠根据这一批示，提出了军统使用中共叛徒的八字原则：“尊而不敬，用而又防。”在军统内部，设立了督察室防奸股，专门监视中共叛徒的活动。特种政治研究室的秘书黄逸公，就是被派去监视张国焘的。

“失宠”后的张国焘已没有往日的威风，有时出门办事也不得不坐起了公共汽车。

在重庆期间，张国焘还通过同乡甘家馨的关系，认识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经朱家骅推荐，张国焘被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张国焘无功受封，引起特务们的嫉妒和不满。张国焘在这里仍是没有太多的事可干，他曾无可奈何地感叹：“我无计可设，无公可办，每日去坐一二小时，颇感无聊。”

张国焘越来越没有多大用处了。1940年底，蒋介石安排张国焘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共中央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多次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提出交涉，要求取消张国焘的参政员资格，否则，中共参政员将不出席会议；如国民党方面尚愿顾全国共合作，“可令张国焘自动撤销参政员”。12月7日，周恩来致函张冲，要他代向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中共不同意张国焘和叶青出席国民参政会，并将意见转达蒋介石。由于蒋介石的坚持，1941年3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张国焘仍被安排参加会议，当了参政员。后来，张国焘又连续担任了第三、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由于他是中共的叛徒，为一些参政员所不齿。遇有共产党的参政员，他总是躲避一边。因此，他在参政会里也没有什么作用，“无政可参”。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国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8月，在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召见张国焘，让他草拟一个管理全国粮食和一般物价的方案。张国焘到处搜集材料，连熬几夜，写出一份洋洋万言的方案。送给蒋介石后，就没有下文了。

反共十分卖力却不得信任

1946年3月，戴笠乘坐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戴山，机毁人亡，军统也准备改组裁员。不久，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张国焘也趁机另谋出路。他通过同乡、时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局长的熊式辉，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推荐，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和江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张国焘一上任，就受到了江西省主席王陵基的排挤。原来，当年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与田颂尧、王陵基交战川北。田、王损失惨重，大败而逃。王陵基因此被刘湘撤职，拘禁数月。如今，张国焘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王陵基旧恨难消。于是，他让部下对张国焘冷嘲热讽，蓄意刁难。不久，张国焘不得不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1948年6月，不甘寂寞的张国焘筹集了约120两黄金的经费，在上海施高德路办起了一个创进周刊社，出版《创进》周刊。《创进》在代发刊词中，以貌似公正的面目出现，标榜自己是讲“老实话”的，但在实际上，它不过是为国民党捧场和进行反共宣传的工具。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治、军事危机，《创进》周刊发表文章，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挽救危机。在一篇题为《门神救国论》的文章中，把蒋介石发动内战比作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政权，鼓吹：“只要有一个像曾国藩那样气魄与做法的人，出面号召，决定可以完成救国使命的。”文章甚至说：谁能充当“现代的曾国藩”，“谁就是现代中国的救世主”。文章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之子蒋经国身上，吹捧说：“近来蒋经国在上海执行新经济政策，有声有色，人人喝彩。”“现实环境正需要这类人，才能有所作为。”蒋经国对于“戡乱建国大业，已然可以胜任愉快的”。

《创进》周刊发表的一些文章，把造成全国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的攻击。文章诬蔑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20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

但是，战局的发展却不像《创进》周刊的文章所说的那样，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官员纷纷逃往台湾。张国焘也惊恐不安，考虑自己的退路。这时，蒋介石指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要尽可能不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要劝他们留下。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中共叛徒决不会再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走，让他们去台湾，只能增加负担。蒋介石还特别指示毛人凤，让他劝说张国焘留下。

1948年冬的一天，毛人凤在上海家中请张国焘吃饭，邀沈醉作陪。

饭后，毛人凤还在重复他们谈话的主题：希望张国焘留在大陆，并说明这是蒋介石亲自决定的。张国焘听了立即表示：他已考虑过了，现在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台湾山明水秀处当老百姓，写一点东西。毛人凤则再三劝说张国焘，说经过多方面分析研究，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害他，留下便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大得多。张国焘低头沉思了几分钟后，慢慢地抬起头来，用低沉的声音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我实在受不了。”就这样，毛人凤同张国焘的谈话不欢而散。张国焘走后，沈醉问毛人凤：“为什么要让张国焘落入共产党之手呢？”毛人凤回答说：“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如果他不愿意留在大陆，台湾是不会欢迎他去的。”

张国焘没有听从毛人凤的劝说。他把《创进》周刊停刊，于1948年11月携全家去了台湾。他当时或许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张国焘去了台北，蒋介石认为他价值已经榨干，指使宪兵将他一家赶出台湾。张国焘和家人只好寄居香港，后来又远走加拿大，1979年冬冻死在多伦多一家老人医院，时年82岁。

（摘自《张国焘传》，张树军著，红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