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绵延

2024年3月3日发(作者：关于爱情)

爱阅读：3 文脉绵延（金台随感·诗词里的文脉(一)）

2014年10月20日 10:11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马涌

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听到诸如“中华两千年文脉断绝”之类的感慨。若说这种论调是“久已有之”，倒不如说是“古已有之”更为妥帖：诸如“崖山之后无华夏”之言，确实是每个时代都未曾断绝。文脉究竟是什么，此问大矣，我自认不敢作答。然而这一番言论，却引起我一番感慨。

前阵子去河南鹤壁，听闻当地一条河流号称“中国诗河”。乍一听，心里一动，想以中国之大，敢以“中国诗河”冠名，口气可谓不小，而我本就很少听闻鹤壁，更别说鹤壁还有一条“中国诗河”。惊奇之下，便去看个究竟，没想到竟然是诗经中“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的那条淇河。“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这条美丽的河水竟然自太古蜿蜒而来，以诗为媒接通了悠悠几千年的历史，这超乎任何诗人想象力的奇缘绝景，让我一度怀疑这淇河身份的真假，然而诸般考证齐备，更有无数文人墨客在此处的抒怀之作互相印证，诗歌的线索环环相扣，验明着淇河的正身。而这条从历史中走来的河流，却没有成为故纸堆中的文物，它依然奔流，依然充满活力，水鸟穿行，市民戏水，河滩上满是嬉戏玩耍的笑声，鹤壁市崛起的高楼大厦也掩映在河景之中。这样的一条河流，将诗词经典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串联起来，使这听起来虚无缥缈的千年文韵，有了一个具体可感的载体。

且不说“文脉”是否断绝，这承载着文章诗歌的河流，倒是确然没有断绝呢。

当然，河流虽未断绝，也并非一成不变，淇河也好，甚至作为民族文化象征与精神图腾的长江黄河，在历史上，其径流也几度变更，或于此时此处多绕出一道河湾，或于彼时彼处多分出一条支流。尽管如此，也没有哪位水文专家，会因此说黄河不是当年的黄河、长江也不是当年的长江。在这一点上，诗歌与河流似乎也有相似之处，在中国诗文的发展史上，从《诗经》到楚辞汉赋，从歌行古风到律诗绝句，从诗到词到曲，诗歌的形态如同河流的形态，始终在变化着，在每一次大的变化发生之际，也总是不乏惊呼声议论声辩驳声。然而时光荏苒，漫长的岁月之后，我们还是将那些曾经争得你死我活的文体，都纳入“古典诗歌”这个和而不同的大概念，汇聚出一条一以贯之的气数和流向。

诗歌之河源远流长，几经辗转蜿蜒，几多旁支合流，到今日，仍然浩浩荡荡，一往无前；而这诗歌之河汇入的、被称为“传统文化”的更伟大洪流，又何尝不是如此。诸子百家，秦汉峥嵘，魏晋风骨，唐宋气象，共同汇聚成了一个更加宏大而浑融的“中华”概念，我们至今多讲“中华文化”而非“秦文化”“宋文化”，正是绝好的注脚；土生土长的道家，历经变迁的儒家，本为“舶来品”的佛门释家，本有各自个性鲜明的思想，却共同成就了中国文化“儒释道”厚重的精神内质。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运行发展，并不是外来文化挤占了中华文化或者打败了中华文化，而是逐渐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兼收并蓄、择善而从，甚至和而不同——泾渭之水尚且合流，何况文化这条大河？

兼容并包，温故知新，古为今用，正是这样的智慧，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一条浩荡江河，一条不会干涸的活水。每思及此，便会对未来生出许多希冀。滔滔的文明之水，纵然几番起落百转千回，仍然可以听到它奔流的律动。前路之上，横亘的更多艰险崎岖，以及更多“断绝”的判词，也是可以预见的，然而安有千里坦途事？中华文脉终究不废江河万古流。

最是诗中家国情（诗词里的文脉（二））：

周舒艺

南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锦官城的一个四月春夜，或许还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被免去参议官的陆游在所寄居的城西南浣花溪畔，奋笔写下了这样一首《病起书怀》：“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一场病一晃就是二十多天，病后初愈的陆游，挑灯夜读《出师表》。他一定不是第一次读了，但这一次不禁又读出几分“通古今之变”的意味。

两朝老臣诸葛亮，心系社稷，一片忠心，“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宋代大诗人陆游，尽管距离京城千里之外，为一介寒素之士，却同样自警自励，“位卑未敢忘忧国”。由此，让人不由得想起同为宋代人的政治家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那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论身处何时何地，一以贯之的，依然是忧心苍生社稷的家国情怀。

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文化，向来极其看重“家国”二字。有意思的是，在上下五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样一种情感与情怀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恰是由诗文的形式传扬和传承着，并穿透时空，呈现在今天的人们面前。

最是诗中家国情。

家国情怀，在古诗文中有着最广泛的体现。再说回到陆游。曾有人做过研究，陆游是古代写诗留存最多的诗人，一生留下近万首诗作，其中有一半抒写家国情怀。其实何止陆游，中国历史上这样的诗人、诗文不胜枚举。还是在锦官城，还是在浣花溪畔，在陆游之前四百多年的唐代，一位诗人在他所栖身的草堂里发出了这样的呐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位诗人就是一代“诗圣”杜甫。那个八月的深秋之夜，怒号的狂风卷走了草堂屋顶上的茅草，诗人禁不住感叹身世漂泊、世道艰辛，然而，他考虑的不仅仅是自己个人的不幸，更为天下所有读书人呼喊：如何能得到千万间宽敞高大的房子，庇护贫寒的读书人，让他们开颜欢笑？诗人最后甚至说道：“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何等广阔、伟大的胸怀。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家”与“国”从来是一体，不可分割。明代的顾宪成撰写过一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为当时天下读书人关心家国大事、树立家国情怀的座右铭。从《礼记·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负大任，从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舍生赴死，从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到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念念不忘，从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迈义气„„展开古诗文的浩瀚长卷，我们读到的满是家与国的一体，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构共振。

“不学诗，无以言。”当我们回望历史时发现，古诗文这种形式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滋养，对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特别是青年一代家国情怀的形成，影响不可谓不深远。这在以“救亡与启蒙”为时代主题的近代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处在新旧社会转型时期的那一代人，儿时启蒙多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必是从小浸淫在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人的诗词中，读着、听着文天祥、岳飞等英雄的故事长大，因此，当国家和民族遭遇灾难时，他们像祖先们一样，如同那些诗文中所抒发

的，大义凛然地写下慷慨诀别的《与妻书》，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壮志豪言„„

时光流转，家国情怀不仅是永恒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基因。在今天的时代里，再读一点这些经典的古诗文吧，惟愿那份绵长的家国情怀永远赓续，在一代又一代的心中生根发芽，传承恒远。

千年往事凭诗见（金台随感·诗词里的文脉（三））

2014年11月03日 15:54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虞金星

“六十年间万首诗”，看起来似乎像道计算题：几乎每两天一首诗。当然，我们知道，诗不能这么读，诗的作者陆游老先生也无意让我们这么读。“脱巾莫叹发成丝，六十年间万首诗。排日醉过梅落后，通宵吟到雪残时”，与其说是透露一生诗作的数量，不如说是在自陈一种与诗歌紧密相联的生活方式。

与今天“诗人”作为职业身份不同的是，在古典诗歌的时代，诗人更多代表的，就是这种生活方式。诗几乎是一种介入甚至记录日常生活的文体，所以有孟浩然名传千古的“干禄”诗《临洞庭上张丞相》。诗作数量几乎居冠的陆游，则更堪称典型。而写诗，很多时候并不是为求利，甚至不是为求名，许多诗人结集却不外传——把写诗比作呼吸饮食，或许是夸大了，但将它视作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却并无大出入。

从古至今累累的诗文之集也恰说明，无论如何，古人都意识到了，身体易朽，文章不朽。而在与日常生活联结的层面，文章之中这样的不朽，以诗为盛。

所以，如果我们尚有对那些远隔千年先辈前贤的“好奇”，读诗，该称得上是最体贴入微的方式之一。从军边塞，风沙曾经怎样卷过诗人的面庞？明月几度，他们曾经有怎样曲折的思乡心绪？亲见兴亡，身经乱离，他们又曾如何面对、考量？我们所不见的千年往事历历，称得上“第一手”的见闻感悟，常在那浩如烟海的诗篇里。

又怎么能不“好奇”？他们所经所历，甚至他们本身，就是今天的我们所来自的地方。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面对事物的态度，隐隐传承于由他们构成的沧桑历史，由他们层叠的文化积淀。这种“好奇”，正是“我从哪里来”的好奇。即使不是所有人，也是大多数人，在人生到达一定阶段时，常会产生追问“我从哪里来”的冲动。辨明来路，近乎本能。

古典诗词里，就有我们的来路。

比如，我们曾经对离别充满怎样慎之重之的感情。“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中国地域广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古代，相见难，别亦难，有可能渭城一别，就一生关山阻隔再不能见。“西出阳关无故人”实际上是西出阳关故人远，这样珍重离别的情感，是千百年历史中一以贯之的。其中隐含的“折柳”典故，早可以追溯自“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晚可以绵延至李叔同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鲁迅的“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中国古典诗歌的“典故”之说，以初衷而论，从众多用得妥帖自然的作品来说，并不是为了增加阅读难度，而是巧妙地借用了人们心照不宣的共同意识，用最简洁的字句，铺展了最广的情感基础、传达尽可能丰富的涵义。这样的“心照不宣”，绵延的“共同意识”，不读诗，又何以知，何以感？

在古典诗词里，常留存着前人先辈对他们所处时代遭逢的反应。而这些反应，也未尝不在影响着今天的我们。即使是《长恨歌》这样记述爱情故事的诗歌，也不例外。据记载，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缘由，是有人告诉他，如李杨故事这样的“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在这个故事不“与时消没”、长“闻于世”上，白居易的《长恨歌》居功至伟。其中的抨击讽喻与同情歌颂并存之意，让人越千年而得见当时人对这段史事的观感，也影响了后人对这段故事的态度。“养在深闺人未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更成为后来人文学语言中常用的一部分。

这种存续影响的力量，虽在不经意间，却坚韧非凡。因为初唐一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虽屡毁却屡建二十多次，至今仍存的滕王阁，或许最懂得这种力量。毕竟，千年以降，多少楼阁早已雾散在时空里。

无情不作诗（金台随感·诗词里的文脉(四)）

《红楼梦》里黛玉与湘云曾月夜联诗。湘云看到池塘上惊起一只瘦鹤，出了上句“寒塘渡鹤影”，黛玉呢，见到一轮月儿冷冷清清，想了一会儿，吟出一句“冷月葬花魂”。这两句诗，看上去都只在描写一种外在的景物，实际上却字字传递着浓烈的情感。寒塘，鹤影，冷月，花魂，这样的诗，必是寄人屋檐之下、人生遭际相似的湘云与黛玉才能作出的，如果换了春风得意的王熙凤，肯定对不成。

为什么王熙凤就对不成？因为王熙凤没有黛玉的人生遭际，也就没有那种忧伤、萧索的情怀，对事物的看法就会不一样。寒瘦、清冷，这不是王熙凤的风格，她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式的。所以，字句可以雕琢，故事可以敷衍，唯独“情怀”二字作不了假，是怎般情怀，便作怎般诗，诗歌就是诗人情怀的一种外化与呈现。

我们读诗，其实就是在读人，读诗人的遭际，读诗人的情怀，读一个个远去的灵魂。好的诗歌，可以让它的作者千年之下依旧血气充满，栩栩如生。我们读《诗经》，最百读不厌的不正是那渭水河畔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爱情？读《离骚》，感动最深的不正是那憔悴诗人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情怀？读《古诗十九首》，念念不忘的不正是那天涯游子的羁旅乡愁与闺中少妇的无尽幽怨？等读到了建安诗人逸兴遄飞、光英朗练的佳句，读到了盛唐诗人洒脱自然、天地入我胸怀的名篇时，我们越来越坚信：优秀的诗篇正是人生情怀结出的花朵，优秀诗篇里必然流淌着诗人不同流俗的襟怀与独一无二的性情。

这样的襟怀性情，未必就一定是家国天下，先忧后乐。它可以是人生如寄的感慨，是来去亲疏的触怀，是儿女情思的表达，但无论何者，它一定是真诚的、健朗的、敏感的。诗人们咏之于

江边白露，舞之于月下乔木，寄意春花秋月，卧听松涛虫鸣，他们从一切自然事物中寻找诗意的触发，又在一切自然事物中寄托人生的慨叹。他们的诗中，一花一草莫不被赋予灵性，哪怕再私人化的情感，也都显得真诚动人。

李白是古典诗歌的巅峰。读李白诗，便如直面一颗赤子之心，天然去雕饰。他得意时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失意了又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心境豁达时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忧愁烦闷了，又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喟叹；他从不掩饰自己要为官入仕的志向，在长安供奉翰林时赞美杨贵妃说“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一旦疏狂之性发作，却又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的诗就是这样，真诚浓烈，略无矫饰，他简直把一颗心裸呈在了诗歌中。在他的诗中，你可以清晰看到一个放达不羁、天真可爱的诗人，看到这个诗人高才放纵、跌宕漂泊的一生。

因为诗歌重在表达情感，所以常常遵循的是情感的逻辑，但有需要，便会冲破现实框束，在一个更自由的层面上呈现情怀。李贺《苏小小墓》写道：“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这诗写得真好！兰花的露水，像苏小小哭泣的眼睛，坟头的青草，像她的茵褥，风是她的衣裳，水是她的环珮，她生前乘坐的油壁车，无主空自等待，她与恋人约会的西陵之下，如今只是凄风苦雨。诗人想象着苏小小鬼魂的遭际，读上去寒气森森、荒诞不经，但它所传递的情感，却如此幽怨深沉。通过苏小小生前身后的对比，诗人流露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寂寞永远是深藏在热闹之中，才成其为无凭的寂寞；伤心永远是跟随在幸福之后，才愈见出无尽的伤心。李贺还有一首《雁门太守行》，开头写道：“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用黑云比喻围城的敌军，用向日甲光比喻守城将士的英姿，爱憎之情见于笔端。有人却挑刺说：“方才黑云压城，何来向日甲光？”似这样的批评，便是吹毛求疵，是不入诗的表现，是把诗歌的情感逻辑与生活逻辑混作一谈。其实，岂止黑云日光可以在诗中同时出现，但有情感表达的需要，大雪芭蕉也可同台亮相，上穷碧落下黄泉，也一样畅通可行。

所以，《沧浪诗话》说：“诗有别裁，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歌之道，不在书，不在理，那在何处呢？也许就落在一个“情”字上。真情所至，方有高格。钱穆谈中国诗歌，认为贵在自抒己情，以待知者知，是把人生写进了诗歌里。真真入木三分。唐朝以后，写诗代不乏人，却时常脱离了性情一路，落入如《沧浪诗话》所批评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歧途，诗中常可见哲理议论、逞才使气、精雕细琢，却淡漠了生命情怀——也许，这正是唐之后诗歌渐衰的原因之一。

李贺诗云：“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世间有情之物都会枯谢，便是终古不变的苍天，如果有了感情，也将与人俱老。但是，世间万物往往宁可衰老枯谢，也不愿成为无情者，甚至，还常常用一个“情”字来对抗时间的审判。诗歌也正是这样，因为有了情，反倒得以天荒地老，永驻人心。

始可与言诗已矣(金台随感·诗词里的文脉（五）)：

胡妍妍

诗人西川说，母语就是你敢于在里面翻跟头、在里面胡打乱闹的语言，这才是一个人真正能够用来写作的语言。写作的人想必都有过赤手空拳地挑战母语、挑战传统的野心。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你很难确定母语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汉语言的博大精深让人探不到底，中国文学的源远流长更是让后来者心虚：自己翻的跟头千百年前是否已经有人翻过？

对于一个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人来说，很难避免这样的“影响的焦虑”：不仅焦虑如何超越过去的经典，而且焦虑自己究竟熟识经典几分，那浩如烟海的古典诗词常常只是一个笼统混沌的文学背景而已，哪里谈得上浸淫其间？这几乎是一种害怕无知、害怕没有受到影响的焦虑了。

于中华民族的文脉绵延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历史的辩证。反叛的、变革的、创新的一派，实际上并未脱离传统的静水流深的给养，反过来，它的反叛、变革与创新又被巨大的传统所吸纳、包容，成为传统的新质。一部中华诗词史，几乎就是这样不断裹挟着前进的历史，千江有水千江月，它不因变迁而耗损，却能从一切创造性的变革中增益光辉。

这样的一条诗词文脉，对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是迟早要回溯、迟早要用最大功力打进去再打出来的历史存在，对普通人来说，却是悄然涵养一生、“日用而不自知”的文化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通”和“化”的一面，文学艺术从来不只是外在的技能训练和知识赋予，人们读诗、谈诗、教孩子背诗，并不只是为了寻章摘句、舞文弄墨，很多时候是在借诗词出入经史、概括情事、教化人伦。从少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到暮年的“却道天凉好个秋”，古典诗词曾经内化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状态之中，随人生境遇而远近隐显，有时像是亲切、顺手的乡物家什，张口即来，有时又像是一个隐秘而顽固的文化磁场——多少人在游山玩水的时候，被残破斑驳的碑刻中一句清雅隽蔚的诗文击中，甚至唤起了对从未经历过的历史的回忆。这就是文化的认同，它清晰地让你看到自己迢递以系的传统。

延续诗词的文脉，除却孜孜不倦的训诂考据，靠的就是这样一种普遍的日常的亲切可感的阅读。诗是“采风”的产物，口耳相传的诗词曾经让大地上歌声如风，温润徐徐，而今，这风却被现实推到了远山青黛的那一侧，越来越远，我们正在失落那种生活在“无意的浸淫里”（朱自清先生语）的日子。朱自清先生说，“诗里无我，实生活里有我”，“读诗的人直接吟味那无我的情感，欣赏它的发而中节，自己也得到平静，而且也会渐渐知道节制自己的情感。一方面因为诗里的情感是无我的，欣赏起来得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这也可以影响到性情上去。节制自己和替人着想这两种影响都可以说是人在模仿诗。诗可以陶冶性情，便是这个意思，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也只该是这个意思。”

在诗教陶冶之中，是现实向诗意看齐，是人在模仿诗而不是相反。经由读古典诗词，人将自己投射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山水田园、边塞征战、思乡怀人、历史咏古，无关乎己却又让自己反复感念，同理心将我提升到一个超越了“我”的地方，从而能更开阔地看待历史，也能更历史地看待此间的世界。这也是孔子说“告诸往而知来者”“始可与言诗已矣”的道理所在。你得能举一反三，能同情同理，从已知理解未知，从过去读出未来，如此才能一起谈论诗。这是诗的门槛，也是诗的情怀。对现代人心灵上的脂肪来说，是需要吹一吹这来自古典的清瘦的风了。

今夏，我在挪威小镇乌尔维克拜访了挪威已故诗人奥拉夫·H·豪格的故居。在他一辈子没

有离开过的背靠着千年雪山的果园里，豪格一遍遍地读着英文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与陶潜、杜甫、李白、白居易神交。他写过一首名为《陶潜》的诗：“假如有一天/陶潜来看我，我要/给他看看我的樱桃树和苹果树。/他最好春天来，/在果树开花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阴凉处坐下，喝一杯苹果酒。/我可能给他看一首我的诗/——假如我找得到他喜欢的诗。/今日飞龙在天，留下毒物与浓烟/在他那个时代，龙飞的声音更轻些，/有更多的鸟儿啾啾叫。/我这里没什么他不能理解的事物。/他可能想隐居在这样的小果园，/但不知他是否会避世而问心无愧。”在读到它的那一刻，我想，豪格一定读过陶潜的《停云》，读过那句“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吧，这远隔时空的交相谈诗是多么美好。

隔代相知（金台随感·诗词里的文脉(六)）

荆心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30日 24 版）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上幽州台，四顾茫茫，感受到的，是一种广阔时空中的孤独感。但恰恰是这种孤独感，让他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不再孤独，让这首诗拥有无数拥趸。诗人的目光，贯穿时间这条长线，悲怆于既见不到“古人”，也见不到“来者”。诗却因这种“空前绝后”，吸引着源源不尽的来者。

好诗词，如这样简洁却充满无穷张力的精神结晶，是最能与时间之盾抗衡的矛。远远投来，一尖刺穿光阴，点到读者心头，即使是千百年之后，也让人不免悸动。惺惺相惜、心有戚戚或许言重了，但那种“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感觉大体还是有的。就像读《登幽州台歌》，想象的视角总止不住往那时间深处的原野上投去，落在高台上的诗人身旁，看看前方，回顾后方，与诗人一道叹息一声。

有的时候，好诗词的妙处之一，就是让人觉得：要说的，多少年前诗里早已说，怎样说，那前辈的诗人也已经找到了最妥帖的方式。“崔灏题诗在上头”，唯有加上引号郑重袭用，才是正途。

比如，形容少不更事又偏偏心事满满时，最容易想起的，是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写这首词时，辛弃疾正因弹劾去职，多数时间在位于带湖的庄园“稼轩”闲居。经历世事的波澜起伏，对这个北方义军出身的南归客来说，壮志难酬的痛苦不免日深。全词共三个“愁”字，分开了他人生的两个阶段。识愁不识愁，离不开这样时间的积淀、命运遭逢带来的认识变化，还有因缘际会的感物伤情。用句今日的俗话，这叫“只有经历了才会懂”。

这里的懂与不懂，也无所谓好坏。“少年不识愁滋味”，或许正是因为今日人们念叨的“少年壮志不言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最不能忘却的，依然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就像如今，中年人偶尔翻检到自己少年时的作文簿，读下来最易生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叹，除了自嘲，还有追怀；年长之后，世事洞明，又不愿轻易摧折自己的信念，最能体会“却道天凉好个秋”顾左右而言他的不尽之意。

不得不说，这位诗人在八百多年前，就写下了后来一辈辈人心中可能有的曲折。后来人吟之诵之，即使穿越到那时候，与辛弃疾对坐晤谈，也能找到一些共同语言。

这样的隔代相知，并不鲜见。许多绵延流传、脍炙人口的诗词名作，除了语言上恰如其分的精妙，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在精神层面与后代人产生共鸣。这样的共鸣，不能说是时时处处的，却总有被激发的时刻与场景。像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等短短二十字，幼年学记时或许只是爱它的音韵朗朗上口，但对长大后求学、工作于异乡甚至远渡重洋的人来说，却是字字千钧印在心头的。安土重迁与漂泊他乡的矛盾从古至今不曾息，而今尤其明显，《静夜思》的隔代知音，只会越来越多吧。

恍然又想起“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千年旅行。它出生在唐代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中：“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曾落在宋代的联中：“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也曾落在欧阳修的词里：“伤怀离抱，天若有情天亦老。此意如何，细似轻丝渺似波。”也落在元好问的《蝶恋花》词中……直到20世纪，它还落在“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里。有人因此称它为文学史中文气最强的七字句，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代代知音不绝的印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