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农民收入8分钱 【猫眼看人】

2024年2月22日发(作者：北京景山公园)

文革期间农民收入8分钱 【猫眼看人】

[转帖]文革期间农民收入8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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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ping_xp 于 2016/4/14 20:19:3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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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人 文革期间农民的收入和负担 作者：雅可夫 农民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积重难返的主要问题。由于这个问题的客观尖锐性，我国的“老左”和“新左”一起上，似乎只有他们可以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了，农民又有了“大救星”了！ 我是在左倾路线横行的时候当过农民的人。可以说，不管老左怎么说得天花乱坠，他们都没有资格代表农民。许多倾左的年轻人，不了解当时农民的负担，也不知道当时农民的苦楚。他们可能只知道现在的农民负担沉重，却不知道，过去农民的负担比现在更重。 一、当时农民的收入

我在农村当农民的时候，收入最好的一年是每10分工0.58

元（大概是1971年）。它是以砍完一山培育了22年的杉树和一山竹子为代价的。除此之外的年成就差得太远了。我们邻近的一个公社，有一个生产队每10分的工分值只能分8分钱。 没有经历过老左治下农民生活的人，对这样的分配可能还不一定懂。它的含义是，一个成年男劳动力从早晨6点劳动到下午6点（有时晚上还要开晚工），计工10分，这10分，年终分配可以得8分钱。成年女劳动力，每人每天只能计6分工。如果工分值是每10分工分8分钱的话，则六八只能得4分8厘钱。我第一次出集体工只评了2分的标准分（因为年龄小、个子小、劳动力不行）。按这个准，我每劳动一天，只能得1分6厘钱。当时的米价是1角6分钱买1斤。这就说，一个成年的男劳动力，劳动两天才够买一斤米。至于穿衣、看病、红白喜事，就只好由读者去想象了。 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除了从集体劳动中分得劳动果实之外，其它收入微乎其微。1972年，我奶奶在房子前边的空地上种了一蔸苦瓜，都被勒令拔掉了，还罚了5角钱款。我家是贫农，所以没有因此挨斗。要是其它成分的家庭，这一蔸苦瓜可就要招徕不少斗争了。家庭养鸡、养猪当然是政府提倡的。但是，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而是所谓“支援国家建设”。其它副业生产，在个人是禁止的；在集体，也被“以粮为纲”冲得几乎为零。 当时农民的收入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二、农民的日常生活

支出。 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只能按这样的工分值标准来进行“多劳多得”的核算和分配。可是，这还只是毛收入。生产队分红薯、分粮食、分苎麻、分黄豆；端午节、春节、中秋节开点预支都得要在年终结算里扣除。穷生产队平时没有这些预支项目，所以扣得就少。至于日子怎么过，你自己去想象好了。我们队收入好的那年，端午节、春节、中秋节都开过一点预支（现钱）。我家里最多还被预开过3元8角钱。扣除这些以后，到年终，许多人家超生产队的支。即全家劳动了一年，不但没有一分钱过年，还欠了生产队的钱。公社干部来了，还要给一个“劳动不积极、出工不出力”的批评。文化大革命还把这种结局归罪为：“没有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三、关于农民的负担。 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农民负担”一说。也没有人敢如此胆大提出“农民负担”问题。是改革开放政策才有了“农民负担”这个词。不过，没有这个词，不等于当时的农民没有负担。 当时的农民究竟承担了那些负担呢？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不知道。其实，大略算起来，“老左”强加给农民的负担远比现在要重得多。可以大致分析如下： 1、上交征购粮。 “征购粮”其实分成两部分，一部 分是“征粮”（相当于现在的农业税）。它是按照土改时的“四固定”核算下来的。另一部分是“购粮”（国家订购粮）。它是“统购统销”政策的产物。理论上 讲，“购粮”是国家先付一些定金给农民，秋收以后农民把国家定

购的这一部分粮食上交给国家。不管你丰产还是歉收，都要交。而实际执行中，国家没有付给过农 民任何钱，粮食照样要交。美其名曰，“支援国家建设，农民最有自觉性。”

2、上交物质（包括牲猪和经济作物产品）。 这一部分不属于无偿上交，是强行廉价要生产队卖给公社供销社的。每个生产队要按规定完成国家任务。不完成国家任务的生产队，不准分配这些国家统 购物质。比如，没有完成上交牲猪任务的生产队，过年过节不准杀猪。这就是当年我们的农民，作田的没有饭吃，养猪的没有猪肉吃，种麻的没有衣裳穿的原因所 在。由于自由市场被取消了，国家是按“一口价”强行摊派、强行收购的。与供销社结帐是干部的事，农民根本不知道。干部从中贪污、截留是经常的。因此，农民 从这样的上交中得不了几个钱。 3、上交“三超粮”和“战备粮”。

老左治下的干部好大喜功、汇假报成风。本来减产，他硬要说成增产。为了表明自己的政绩（当时没有“政绩”这个词，而是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丰硕成果”之类），就强迫农民上交“三超粮”（究竟哪“三超”，我至今不明白）。“战备粮”是中苏关系恶化后出现的新名堂。有一年，我们生产队的队干部 和社员反对公社收“三超粮”。马上就招徕公社干部下队来“反瞒产私分”，说是干部隐瞒了产量给社员私分。他们整起人来，比现在的干部要残酷的多，而且上级 支持他们，不但不批评，而且还要表扬他们“斗争坚决”，“阶级立场坚定”。

经过这样的搜刮以后，新谷8月才上场，到春节，我们生产队就有半数社员家里没有 过年米饭了。1969年起，我家里也加入了这个缺粮户队伍。这一年，13岁不到的我跟着大人走120里路去买红薯（3元7角钱买100斤）度饥荒。1976年，是我家里最困难的一年。当时，我家有9口人，从小年24到正月15，队上杀猪共计分给我家里9斤带皮带骨的猪肉，另外国家按人口发给农民每人4两白糖。干部私分了一部分，融化掉一部分，实际到户只有3两7钱。就是这9斤肉、每人3两7钱白糖，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我们过完了1976年的春节（从小年24到正月15）。 4、向农户摊派上交物质。 每到过节、过年，国家就会有人下农村催交鸡、鸭、蛋品之类，也没有一分钱给农民。名义上是“工农相互支援”，实际上则是强行征缴。干部解释说，工人老大哥为我们生产了工业品，农民应该保证城市里的工人老大哥过好节、过好年。 有一年（大概是1974年），我们隔壁队一户贫农，又是民办教师，他们村子发过鸡瘟，什么也没有。正好他老婆生了孩子，他家亲戚刚刚送给他一只 鸡看月婆。鸡正在生蛋，于是，这个身为民办教师的贫农不舍得把鸡交给国家，想留给老婆吃。谁知没有藏好，鸡一叫就被妇女主任发现了。于是，这位民办教师与 收鸡的干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气愤之下，这个民办教师把鸡举起来狠狠地摔死在地上，嚷道：“老子就是不交！”然后又骂到：“你们比

过去的国民党还厉害！” 事情过后，对这个贫农出身的民办教师被生产队开了一次斗争会，经大队部讨论，公社批准，开除了他的民办教师资格。 这是个典型事例，一般情况下，农民从来没有反抗过。最倒霉的地富分子，他们养鸡养多了是“梦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养少了有交不起国家任务。真的左右都不是。 5、平调风 没有经过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平调”？所谓平调，就是农村的上级领导机关（县、公社、大队）无偿向下级生产部门抽调物质和劳动力去盖公社礼堂、修路、兴办社队企业（为公社赚钱）之类。 1974年，我们县的一个革委会的干部（大概是革委会副主任）死了，就向每一个大队抽调了7个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壮劳动力去为他家里送葬、埋死人。 1974年，我被公社抽调去采矿8个月，赚的钱主要交给公社和大队，生产队所得甚少，我则按照公社划拨下来的工钱记工分，参加生产队分红。 6、扣罚工分 前面已经说了，文革期间的农民主 要依据工分来分配集体劳动成果。可是，工分也是可以扣掉的。只要干部不高兴，你的劳动工分就可能被扣掉。我爷爷74岁时按照工分定额承包了一块油茶山的铲 山任务，清除荆棘和乱七八糟的野生植物，并松土。我爷爷心眼实，把茶树脚上的小枝全部理掉了。按照生物的生长特点，理掉一些多余的枝丫可以避免郁闭，产量 会更高些。可是，大部分农民不

懂。生产队会计与我家又有些疙瘩，于是，本来应该得300个工分的劳动被扣掉了120分。就是说，与现在对农民的滥罚款相对 应，过去存在着滥罚工分的情况。 7、养知识青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民并不欢迎。一是知识青年到农村经常偷东西。他们没有时间和经验养鸡、种菜，只好偷贫下中农的吃。二是农村要负责安排他们 的住房和劳动。农村土地是相对固定的，多来一个知识青年就得多分一份，农民不高兴。1970年－1978年，我们队100口人，负担了6个知识青年。 以上列举的农民负担，各个地方可能有所不同。但总体按可比的相对数算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农民负担大约是现在农民负担的2.5倍。只不过，当时是集体化的农业体制，大部分上交都不是直接从农民手上拿的，而是生产队集体上交的。所以，农民没有象今天这样有切肤之痛。

******************* “文革”时的农民负担 作者:甘志刚 “农民负担”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名词。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农民负担”一说，而且也没有人敢如此大胆提出“农民负担”问题。但没有这个提法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农民就没有负担。笔者在“文革”“左”倾路线横行时当过农民，对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有过亲身的体验，现在通过历史的回忆和理性的思考，介绍一下“文革”时期农民负担的大致情况。 一是上交征购粮。“征购粮”又分成两部 分，一部分是“征粮”，也称“公粮”（相当于现在的农业税），它是按照土改时的“四固

定”核算下来的。另一部分是“购粮”（国家订购粮），它是“统购统 销”政策的产物。理论上讲，“购粮”是国家在农民交完公粮后付给一定的收购款收购的余粮，时价为每百斤９．５元。这在现在看来，几乎是劳力不算钱的成本 价，不管你丰产还是歉收，都要交。而农民往往交了公购粮，自己的口粮就不够了。 二是上交物资。上交物资（包括生猪和经济作物产品）这一部分虽不属于无偿上交，但是强行要生产队廉价卖给公社供销社。每个生产队要按规定完成国家任

务。不完成国家任务的生产队，不予分配国家统购物资，如：布匹、生活用品的票证等。此外，还有一些强制性的措施，如：没有完成上交生猪任务的生产队，过年 过节不准杀猪；而没有完成生猪上调任务的农民往往要花高价去买猪，再低价卖给国家，其中差价往往达四五十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劳动力几个月的工分价值。 三是交“三超粮”和“战备粮”。“文革” 中干部好大喜功，弄虚作假成风。本来减产，他硬要说成增产。为了表明自己的政绩（当时没有“政绩”这个词，而是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之 类），就强迫农民上交“三超粮”（究竟哪“三超”，我至今不明白）。“战备粮”是中苏关系恶化后出现的新名词。有一生产队的社员反对公社收“三超粮”，公 社干部马上下队来“反瞒产私分”，说是干部隐瞒了产量和社员私分。他们有上级支持，整了人不但不受批评，还因“斗争坚决”受表扬。交完“三超粮”和“战备 粮”

以后，许多生产队半数社员家里就没有过年的粮食了。

四是向农户摊派上交物资。每逢过节、过年，上面就会派人下农村催交鸡、鸭、蛋之类农副产品，基本上是以低廉的价格征购。名义上是“工农相互支援”，实际上是强行征缴。干部解释说，工人老大哥为我们生产了工业品，农民应该保证城市工人老大哥过好节、过好年。 五是平调物资和劳动力。没有经过上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平调”。所谓平调，就是农村的上级领导机关（县、公 社、大队）无偿向下级生产部门抽调物资和劳动力去盖公社礼堂、修路、兴办社队企业（为公社赚钱）之类。那个时候，秋收以后，农民大部分时间都要去修水利工 程，“我们农民志气多，一头被子一头箩，叫我挑垱就挑垱，叫我开河就开河”。这是当时农民兴修水利的真实写照。至于修哪里的水利工程，农民自身有没有利 益，这不是农民自己考虑的事。国家叫农民无偿修水库，水库里的水浇灌农民田地，当时的生产队还要交款付费，但也没有人去管这样做是否合理合法。 六是随意地扣罚口粮和工分。这是当时的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的特权。只要哪个社员他看得不顺眼或与他有些疙瘩，他就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找个理由扣工 分或扣口粮，扣下的工分和口粮就充公。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受罚的农民只能自怨自叹，从此再也不敢得罪干部了。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干部之所以很有威信，

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掌握了农民生产生活的制约权。当然，那时的干部很少贪污，和农民一道过苦日子，一样劳动，也是产生威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七是养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当年毛泽东发了一句话：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于是，农村就迎来了许多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其实对此农民并 不欢迎。因为他们都不会干农活，再说农村土地是相对固定的，没有新的科学技术，产量也提高不了多少，这批人的到来，只会分掉农民口中粮食，使农民们更加吃 不饱。再说，下放干部和知青虽然和农民一道出工，但他们干活经常是“磨洋工”，干出来的农活很毛糙，还要农民过一下“二遍手”，再拾掇一下才行。除了争工 分，分口粮外，当时的生产队还要动员农民让出本身就很拥挤的房子或出资给他们盖住房，谁也不会意识到这是增加了农民负担

九月九多喝酒 发表于：09-11-17 11:44 0 第2楼 贫下中农吃忆苦饭。 乐康乐队 发表于：09-11-22

14:44 0 第3楼 还是现在的日子好过啊！可是就有一些人睁着眼睛说瞎话，真是往事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