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族与日本和韩国人BMI值的比较

2024年2月20日发(作者：曲尽其妙)

中国汉族与日本和韩国人BMI值的比较

郑连斌;宇克莉;李咏兰;席焕久;包金萍;张兴华

【摘 要】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于2009-2013年在中国36个地区测量了16

501例乡村汉族成人的身高和体质量,涵盖北方、中部、南方汉族共11个汉语方言族群,由此计算BMI值,并且将其与日本人和韩国人的BMI值进行比较.同日本人相比,中国吴语族群、闽语族群、客家人的BMI值与日本人较为接近,中国其他8个族群与日本人存在较大差异.同韩国人相比,中国西北方言族群、西南方言族群、江淮方言族群的BMI值与韩国人接近,其他8个族群的BMI值与韩国人存在差异.在存有差异的族群中,中国北方汉族的BMI值通常大于或接近日本人和韩国人,南方汉族的BMI值则多数低于日本人和韩国人的数值.

【期刊名称】《吉首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年(卷),期】2017(038)004

【总页数】6页(P63-67,77)

【关键词】身体质量指数;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

【作 者】郑连斌;宇克莉;李咏兰;席焕久;包金萍;张兴华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天津 300387;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市动植物抗性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387;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天津 300387;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市动植物抗性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387;内蒙古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辽宁医学院生物人类学研究所,辽宁 锦州 121001;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天津 300387;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市动植物抗性重点实

验室,天津 300387;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天津 300387;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市动植物抗性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387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Q984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营养状况得到了极大地改善，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营养过剩造成的肥胖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问题[1-3].肥胖能够引起多种疾病，如Ⅱ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癌症等[4-5].因此，有必要对个人和人群的体内脂肪做出正确评价[6].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判断成人全身性肥胖的指标.随着BMI值的增加，肥胖相关疾病的危险性也增加.世界卫生组织以BMI值为分类标准[7]来判断西方人群的超重和肥胖：BMI值在25.0～<30之间为超重，BMI值≥30为肥胖.学术界目前采用的适宜中国成人的标准[8]是：BMI值<18.5为体质量过低，BMI值在18.5～<24.0为体质量正常，BMI值在24.0～<28.0之间为超重，BMI值≥28.0为肥胖.

根据2010年11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总人口约13.71亿，其中92%为汉族.汉族的体质特征基本代表了中国人的体质特征.汉族存在不同的汉语方言族群.按照方言可将汉族分为北方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吴语、赣语、客家人、闽语、粤语和湘语共10个族群.北方方言族群可再分为北方方言东北族群和北方方言华北族群.北方方言族群、西北方言族群、西南方言族群、江淮方言族群同属于北方话族群.不同的汉族方言族群由于遗传、环境、饮食习惯等的差异，有可能形成不同的体质特征.S H Xu等[9]发现汉族人群的遗传结构非常复杂，可分为北方汉族(相当于华北方言族群、东北方言族群、西北方言族群)、中部汉族(相当于江淮方言汉族和吴语族群)和南方汉族(相当于另外6个南方方言族群).在人种学上，中国汉族、日本人、韩国人同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10].Y M Hur等[11]

在日本长野县上田市和韩国南方忠清道大田采集了日本人和韩国人的体质数据值.C

Choi等[12]研究发现韩国人的头面部类型可分为北方类型(长脸和高鼻，薄唇)和南部类型(圆脸，高和宽鼻子，厚嘴唇)以及中间类型，大田位于韩国中部，大田人属于中间类型.根据M Kohama[13]的研究，日本人群可分为操东北日语的人群和操畿内日语的人群，长野地区上田市位于畿内和东北地区的中间.

目前，关于中国汉族与日本人、韩国人身高和体质量比较的研究已有报道[14].由于Y M Hur等的样本测量时间(2004—2005年)与本研究时间接近，具有很好的可比性，本研究拟通过中国人与日本人、韩国人BMI值的比较，分析东亚类型族群BMI值的现状，探讨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族群之间BMI值的相同点和差异，并分析中国人与日本人、韩国人BMI差异产生的原因.

1.1 研究对象

2009—2013年在中国22个省(自治区)测量了36个地区汉族乡村成人16 502例(男性8 175例，女性8 327例)的身高、体质量值，采样点均为汉语各方言区中最具有族群代表性的地点.

调查人群年龄在20～75岁，分为20～>30、30～<40、40～<50、50～<60、≥60～≤75岁共5个年龄组，各个年龄组样本量基本一致.

1.2 研究方法和质量控制

测量严格按照文献[15-16]所规定的方法进行.被调查者均为世居当地3代以上的健康汉族人，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遵循知情同意原则.测量前对测量仪器进行校正，要求被测者头部以眼耳平面定位，呈标准立姿.使用江西宜春青云谱计量仪器厂生产的人体测高仪测量身高(精确到1 mm)，使用经过校准的电子体重计测量体质量(精确到0.1 kg).

1.3 数据统计

调查数据采用Excel 2003、SPSS17.0软件统计处理.BMI计算公式为：BMI值=

体质量/身高2(单位为kg/m2).对中国汉族的BMI均数(合计)与日本人、韩国人的BMI均数进行u检验，当P<0.05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1 中国汉族各方言族群的BMI值

中国汉族各方言族群的测量地区和样本量如表1所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的BMI均数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中国11个男性汉族族群中，20～39岁组BMI值在21.6～24.1 kg/m2之间，40～59岁组的BMI值在22.4～24.6 kg/m2之间，60～75岁组BMI值在21.1～23.8 kg/m2之间.11个族群中除粤语族群外，其余10个族群的BMI最大值均出现在40～59岁组，粤语族群40～59岁组的BMI值与20～39岁组的数值相等，均高于20～39岁组.北方汉语族群的BMI总体上高于南方族群.

中国女性11个族群中，20～39岁组的BMI值在20.4～22.9 kg/m2之间，40～59岁组的BMI值在22.8～25.4 kg/m2之间，60～75岁组的BMI值在21.3～25.3 kg/m2之间.西北方言族群、西南方言族群、江淮方言族群和吴语族群中，60～75岁组的BMI值最大，其次是40～59岁组.其余7个女性族群中，40～59岁组的BMI值最大.与男性族群相同，北方女性族群的BMI值总体上也高于南方族群.

2.2 中国人与日本人BMI值的比较

中国11个汉族族群的BMI值与日本人、韩国人的比较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男性20～39岁组中，中国吴语族群、闽语族群、客家人的BMI值与日本人的BMI值接近(P>0.05)，其余族群的BMI值均大于日本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0～59岁组中，男性粤语族群的BMI值小于日本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10个族群的数值与日本人接近(P>0.05).60～75岁组中，除赣语族群和粤语族群的BMI值小于日本人外

(P<0.05)，其余9个族群与日本人接近(P>0.05).

女性20～39岁组中，东北方言族群、华北方言族群、西北方言族群、西南方言族群、江淮方言族群、赣语族群、湘语族群的BMI值均大于日本人(P<0.05)，其余4个南方族群的BMI值接近日本人(P>0.05).40～59岁组中，11个中国族群的BMI值均显著大于日本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60～75岁组中，华北方言族群的BMI值大于日本人，粤语族群的BMI值小于日本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9个族群的BMI值与日本人接近(P>0.05).

2.3 中国人与韩国人BMI值的比较

由表2和表3可以看出，男性20～39岁组中，除中国北方方言东北族群的BMI值大于韩国人(P<0.05)、 闽语族群和客家人的BMI值小于韩国人 (P<0.05)外，其余8个族群的BMI值与韩国人接近(P>0.05).40～59岁组中，除粤语族群的BMI值小于韩国人外(P<0.01)，其余10个族群与韩国人接近(P>0.05).60～75岁组中，除赣语族群、粤语族群的BMI值小于韩国人外(P<0.01)，其余9个族群的BMI值与韩国人接近(P>0.05).

女性20～39岁组中，东北方言族群的BMI值大于韩国人(P<0.01)，闽语族群、客家人、粤语族群的BMI值小于韩国人(P<0.05)，其余7个族群与韩国人接近.40～59岁组中，华北方言族群的BMI值大于韩国人(P<0.05)，闽语族群和粤语族群小于韩国人(P<0.05)，其余8个族群的BMI值与韩国人接近(P>0.05).60～75岁组中，东北方言族群、华北方言族群、西北方言族群、西南方言族群、江淮方言族群的BMI值与韩国人接近(P>0.05)，其余6个族群的BMI值小于韩国人(P<0.05).

3.1 中国汉族与日本人、韩国人BMI的综合比较

BMI值主要反映了相对于身高的体质量的发育水平.中国汉族族群同日本人相比较，中国男性20～39岁组中，多数族群的BMI值大于日本人；40～59岁组、60～

75岁组中多数族群的BMI值与日本人接近.中国女性20～39岁组中，7个族群的BMI均数大于日本人，4个族群的BMI值接近日本人；女性的40～59岁组中，11个中国族群的BMI值均大于日本人；女性60～75岁组中，多数族群的BMI值与日本人接近.总的来看，中国年轻人的BMI值大于日本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BMI值大于或接近于日本人.中国与日本女性的差异较大，男性的差异较小.中国吴语族群、闽语族群、客家人的BMI值与日本人较为接近，中国其他8个族群与日本人存在差异，北方汉族族群的BMI值往往高于日本人，南方汉族族群的BMI值则低于日本人的数值.

中国汉族族群同韩国人相比，中国男性的华北方言族群、西北方言族群、西南方言族群、江淮方言族群、吴语族群、湘语族群的BMI值与韩国人接近，其他5个族群的BMI值与韩国人存在差异.中国女性西北方言族群、西南方言族群、江淮方言族群的BMI值与韩国女性接近，其他8个族群的BMI值与韩国女性存在差异.综合男性和女性资料，可以认为中国西北方言族群、西南方言族群、江淮方言族群的BMI值与韩国人接近，其他8个族群的BMI值与韩国人存在差异，北方汉族族群的BMI值常常高于韩国人，南方汉族族群的BMI值则多数低于韩国人的数值.

3.2 东亚类型族群体部特征的多样性

在人种学上，中国汉族、日本人、韩国人同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族群.中国汉族是古代炎黄、东夷族群融合了苗蛮、百越和戎狄，于汉代形成的稳定共同体[17].自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明清时期时汉族继续迁入中国西北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族群互相融合、发展，逐渐形成西北方言族群.华北、中原地区是汉族最重要的聚居区之一.历史上，华北、中原汉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南迁，而北方少数民族连续不断内迁，逐渐形成华北方言族群.从清中期以后，河北、山东汉族大量移民东北，最终形成了现代的东北汉族.南方各个汉族方言族群的形成是南迁的北方汉族或多或少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的结果.明朝初年大规模“移民屯田”之后，确立

了沿袭至今的滇黔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族群共存并立、交错杂居的局面.四川人主要是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代.江淮自古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区域，是中原汉族向吴越地区迁徙的必经之地.传统的吴越先民(百越人)与华夏先民在不断交往、融合中逐渐形成吴语族群.秦始皇时期50万大军南征百越，是汉族迁入华南之始.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原汉族曾4次大量迁入华南，最终形成了粤语族群.秦汉时期，福建还是土著族群闽越人聚居的地方，汉武帝时闽越国覆灭，汉族开始入闽.孙吴时期、两晋、南朝、唐末五代出现过4次汉族入闽高潮.中原汉族与当地土著人群(如闽越、山越等)长期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今天的汉族闽语族群.北宋亡时，金人南侵，长江流域的客家先民举族众南迁，客家人形成于明中叶以后.湖南、江西既是古代中原汉族南迁的目的地，也是南下两广、福建的必经之地.南迁的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融合形成了今天的湘语族群和赣语族群.大量江西人的入湘以及周边土家、苗、侗族的融入也促进了湘语族群的形成.

朱泓[18]认为，南方和北方汉族在体质特征和遗传基因方面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南方汉族在长期历史形成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了更多的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血缘成分，但二者作为汉族群体遗传基因的主流是一致的，他们的主要种系成分都是蒙古人种东亚类型.罗金斯基等[19]也认为，中国人按人种类型划分应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

本项研究发现，在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族群中，中国人与日本人、韩国人的BMI值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与遗传基因、地理环境、饮食成分、劳作强度等都有密切关系，遗传因素对体质特征的形成起主要作用.H Suzuki[20]研究认为，港川人可以看作为柳江人的“堂兄弟”.18 000年前，通过当时在亚洲大陆与冲绳和日本本土之间存在的陆桥，原蒙古人种主干之一的华南支一支迁移到冲绳，另一支迁移到日本本土西部，港川人、牛川人、三日人和浜北人等可能就是从华南迁来的移民或者移民后代.王令红[21]研究发现，日本旧石器时代的港川人、绳文时代和现代人与大约

同时期的中国华南居民有最接近的亲缘关系；从绳文时代到现代日本人的时代变化具有与华南居民(以及华北居民)相同的趋势.中国目前一些南方族群(吴语族群、闽语族群、客家人)的BMI值与日本人较为接近，也支持中国南方一些族群与日本人存在亲缘关系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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