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市城市规划历史与展望

2024年2月10日发(作者：五年级下册第一单元作文)

《丹东市城市规划历史与展望》学术报告

1 城市形态的概念及内涵

城市是一个由众多要素组合而成的复杂有机体。它包括了空间组合的具体的物态环境和反映各要相互关系的抽象的结构模式。城市形态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城市外部形状和内部空间结构。城市形态的演变是城市空间扩展和结构组等有形的物态表现，而就其实质内涵而言，它是城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交织作用的物化，是技术能力与功能要求在空间上的具体表现。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城市用地形态还未成为一个大家公认的学术领域。有关城市用地形态的探讨散见于城市形态、城市土地利用、城市空间结构等相关研究领域的论述中。鉴于城市用地问题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性1，由于不同的城市自然环境、区位条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对应不同的城市形态。分析城市空间形态，掌握城市用地时空演变规律，对于优化城市空间，推动城市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所指的城市用地形态主要由下列几个方面的因素构成:①城市的用地规模，主要是建成区的面积；②城市的用地形状，如带状；③城市的功能分区，主要是指各区域的功能划分及相【】互之间的关系；④城市的人口总量及分布2。由于丹东的城市具有沿江、沿海、沿边、沿线（大陆桥）的“四沿”的特征，但是用地沿鸭绿江下游狭长地带布局：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结构，而且这种布局对将来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还需要进行分析研究。

2 设置初期的用地形态特征

丹东地处中国东北的东南边陲，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历史悠久。在据今38—18亿年以前，就有了丹东地域的原始古陆。1982年8月，在东港市前阳镇山村子村一个洞穴里，发现了古人类头骨、颌骨、牙齿和股骨化石，经鉴定，距今已有18000多年的历史。这说明，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1987年考古认定的东港市马家店三家子村的原始村落遗址的大量文物，证明距今6000至7000年前，这里的先人已迈入新石器时代。1975年在宽甸天桥沟附近双山子黎明村出土的青铜剑、铜矛和铜镜，告诉人们，此地原始氏族社会的车轮已于3500至4000年前驰进青铜器时代。

自上古（伏羲时）至汉魏，约3000年，丹东乃至全东北，是汉人开发时期。在考古中出土的大量历史文物，雄辩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期和青铜器时期，中原汉人便来这里开拓了。除汉族外，虞夏时东北不咸山（今长白山）处已有肃慎（息慎）族活动了。之后，在东北见于史籍的还有扶余（与肃慎同称北胡）和东胡（包括室韦、契丹、鲜卑、乌桓）。各族共同开发东北这片广袤的大地，为中华民族的多彩和繁荣做出了贡献。

丹东地域在唐尧时隶青州，虞舜时属营州。

商末，纣王的诸父箕子劝谏，纣王不听，将其囚禁。周武王灭商后，将其释放。他率5000人出走朝鲜，被周武王封为朝鲜侯。当燕自尊为王时，他也自称为王。但他已受周封，不得无臣礼，故每十二年来朝。朝鲜实为周室藩国。所辖疆域包括鸭绿江右岸一部，丹东疑于其中。

战国时期，燕国由于乌桓、鲜卑等东胡屡屡犯扰，遂派秦开率军破东胡。又攻朝鲜西方，取地1000公里。丹东地区便直接隶属燕。公元前221年后，秦统一六国后，这里又隶于秦。

西汉初，原燕汉人卫满推翻已传40余世的箕子朝鲜，自立为朝鲜王，史称后朝鲜。卫氏多次煽动由于战乱而逃亡的汉人袭扰中原，还不肯奉诏入朝，并发兵攻杀汉朝辽东东部都尉。于是，汉武帝便于元封二年（109年），兵分两路征服了卫氏朝鲜，南疆至汉江、大同江流域，从而占据朝鲜半岛大部。之后，新置郡县，其中，在今丹东市振安区九连城镇上尖村设西安平县（或省称安平），并于今凤城市凤山镇刘家堡村置武茨县，二县隶属辽东郡。

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辽东太守公孙度自立辽东侯，自号平州牧，除领辽东、中辽、辽西三郡外，又渡海占领东莱诸县（今山东半岛之地），还统领玄菟等五郡，后增一郡。于是，西安平、武茨二县陷于公孙氏治下，处于地方割据之中。曹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春正月，司马懿奉旨率4万兵马征讨公孙氏，于8月平乱。武茨县、西安平县复归中原王朝。西汉末年，各地人民纷纷起义，

1

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乘机起兵，建立政权。从公元304年刘渊称王起，到439年北魏统一中国北部止，135年间，先后建立16国，史称“十六国”。

其间，于三国时期，居住在高句丽县的扶余族一支的高句丽（亦称高句骊）族盛起，逐渐内侵。魏齐王正始三年（242年），高句丽王宫（又作位宫）又兵犯西安平县。正始五年（244年），齐王命幽州刺史毋丘俭讨伐高句丽。正始六年初，又率万人，同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于沸水（今浑河）大败高句丽兵。10月，攻陷高句丽都城丸都（在今吉林省集安境内），取得了彻底胜利。之后，高句丽王虽返都，高句丽却一蹶不振。丹东地区又处于相对安宁之中。

公元265年，司马炎废魏建晋。他称帝后，曾亲临鸭绿江，见水流湍急如同箭离弦，于是将这条曾有马訾水、盐列水、淹水、施淹水、淹滞水等等诸多名称的大江，命名为“箭川江”，不久又改为剑川江，后又被称益州江、爱河。当时，仍设西安平县和武茨县，二县仍属于辽东郡。太康元年（280年），晋灭吴，统一中国。疆域东北逶迤至朝鲜半岛西北部，鸭绿江右岸皆在其中。

司马炎死后，晋贵族争夺政权，八王混战，立帝弑君。皇位更迭犹如走马灯，时间长达16年。史称“八王之乱”。这时，中原王朝无暇无力顾东北。结果，前燕慕容皝率先发兵占据丹东地区。接着，后赵石虎于晋成帝咸康七年（341年）遣将率舟自海道破安平，前燕、后赵遂占据今辽宁的一部分。349年，石虎死，后赵亡，高句丽便与鲜卑慕容氏争雄。高句丽极力扩展势力，开疆拓土，但西扩受鲜卑慕容氏阻挡，并两次被慕容氏烧宫毁都，便于335年挥师南下，初陷辽东等郡，404年再掠辽东等郡。从此，丹东地区被高句丽占据长达265年之久。

高句丽在建置制度上，多称为“城”，如西安平县改为泊汋城，并在凤凰山、浪头分别设置乌骨城、大行城，并置乌骨州以辖之。其中乌骨城位于今凤城市边门镇旭光村古城里，北西南与凤凰山主峰相连，东与一面山接壤，周长15公里余，屯兵可达10万余。至今，遗址犹存。

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于平壤。公元581年，杨坚代周称帝（庙号文帝），建隋朝。九年灭陈，统一中国。之后，于大业八年（612年）举兵伐高丽（即高句丽，从公元6世纪北魏正始年起称高丽，此后中国史书多用之。或称句丽、句骊，亦写作高夷、蒿离。朝鲜史书通称高句丽）。隋兵分道并进，皆会于鸭绿江上，结果失败而归。隋炀帝弑父登基后，三次发兵高丽，均以失败结束。

唐初，以高丽为藩属国，封以王号。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见高丽东郡大人泉盖苏文（姓泉，号盖金）弑其王建武，立高藏为王，继而联合百济进攻新罗，谕起罢兵又不听。因此，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诏营州都督张俭攻打高丽，却无功而返。于是，太宗决意亲征。御驾天讨，兵分陆水两路并进，先后攻克辽东10城，收复了一部分失地，置州设官，派兵驻守。后因天寒粮尽而班师。太宗亲征中，曾遣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统水路师，率16总管，由东莱渡海伐高丽。张亮分遣总管丘孝忠等“曜兵于鸭绿江”，逆乌骨江（古称大虫江，即今爱河）而上，猛攻乌骨城，未克。青丘道行军大总管薛万彻率军入鸭绿江口至百余里，于泊汋城大败高丽兵。接着，又与由高文率领的乌骨安地诸城来援的高丽兵激战，杀出了威风。进军至安市（今海城东南辽阳与盖州之间的营城子旧地，唐中叶废），唐将契苾何力率800劲骑，大破从乌骨城赶来的万余高丽援兵。

在鸭绿江畔，唐太宗曾经留下诗篇，并把其将士清洗战袍的大江称为“洗袍江”，但有人见江水绿若鸭头，却把此江叫做“鸭绿水”。鸭绿江之名始于此。唐太宗死后，高宗继位，于龙朔六年（655年）、显庆五年（660年）、乾封元年（666年）三次征讨高丽。其间，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曾于鸭绿江大破高丽兵。总章元年（668年），唐兵曾于虎山同高丽兵恶战。破敌后，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勣引军渡鸭绿江，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拔高丽都城平壤，擒其王高藏。唐代长达20余年的征伐高丽的战争，终于以胜利而结束，被高丽占据了265年的丹东地区，从此又归属中原王朝。

灭高丽后，唐在辽东及高丽其他旧地设置安东都护府，治所始于平壤，后内迁。以右威卫大将军、平阳郡公薛仁贵为首任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以镇守（安东都护府共置93年，薛任期2年，其后继任者约9人）。今宽甸隶于安东都护府极利州，现丹东其他地区均属于安东都护府辽城州。现今，丹东地区还流传着许多唐代征东（高丽）的故事，还留有不少唐时遗址和文物资料。

唐玄宗时，东北北部的靺鞨（即虞夏时的肃慎，亦作息慎、稷慎，秦汉多称挹娄，南北朝称勿吉，

2

隋唐称靺鞨）部已渐兴起，首领大祚荣自立振王，后被玄宗封为渤海王，自此有了渤海之号。至于926年被辽灭亡，渤海历史长达228年。

渤海疆域辽阔，以泊汋城为南界，其官制效法唐朝。立国初，各州多沿用高丽旧名。今丹东市区属于鸭绿江府神州，今宽甸古搂子等地和今凤城为西京鸭绿府桓州辖地。

渤海为唐一藩属，历世执礼颇恭，朝贡不绝。水路每次都经泊汋河（今大蒲石河）、鸭绿江，渡海赴登洲，转而西去西安。鸭绿江成为“朝贡道”，今虎山、九连城便为必经之地。但当羽本之后，渤海竟于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9月，发兵攻取登州，杀死登州刺史，其进军路线，水路依然经鸭绿江渡海。契丹失刺部大人（首领）耶律阿保机（汉名亿）合并各部契丹，于909年称可汗（庙名太祖。可汗，或称可寒、合罕，是古代蒙古等民族最高领袖的称号，宋元以后汉文史籍中省称汗），立国号为契丹。契丹国一经建立，便与渤海争斗，经20多年战争，于926年初，灭渤海国，遂将渤海的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并入契丹版图。阿保机在征战杀戮之暇，曾洋洋自得地“钓垂于鸭绿江”。

灭渤海后，阿保机将原渤海之地改称东丹，立太子耶律羽（一称倍）为东丹人皇王（他自称天皇王、王后为地皇王，与太子合称天、地、人皇王）。耶律羽多沿用渤海政治制度。但由于渤海遗族多次举事欲复国，他担心渤海遗民居于原地会继续闹事，因此将渤海遗民南迁，原渤海诸州也随之南移，多不在故地。原珲春县附近的盐州、穆州、贺州均迁入今凤城市境内。珲春县附近隶于东京龙原府的庆州，不仅于开泰年间南迁，而且更名开州（一说开封府改置），治所开远（今辽宁凤城市），依然隶属东京道，辖境相当今凤城以南直到鸭绿江下游一带，包括今宽甸一部分。并在今九连城置来远城。其时，丹东虽直接为熟女真之地，却控制在契丹人的治下。

契丹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国号契丹为辽（983—1066年，曾重称契丹）。辽景宗（耶律贤）乾亨四年（982年）东丹并入辽。丹东便为辽管辖，直到天庆六年（1116年）左右，金陷东京，取东京14州后，方移主于金。

东北继契丹兴起的是女真。女真亦称女直，之先出于黑水靺鞨，分生熟二种多部，活动于东北北部广大地区。首先崛起的是女真完颜部。其首领阿骨打起兵打败辽国，于1115年称帝，起汉名旻，建国号金，建都会宁（故址在今黑龙江阿城市南白城，1158年称上京。后，都南迁）。是年12月，又破辽兵于护步答冈，夺取开州，席卷辽东。1125年，于应州（今山西应县）擒辽主天祚帝（耶律延禧，契丹名阿果，被俘后降封海滨王）。辽灭，契丹宗室耶律大石率部分契丹人西迁建立西辽（又称哈剌契丹、合拉乞答、黑契丹）。1117年，灭北宋。丹东地区便成为金的辖地。1125年辽灭亡至今已有880多年了，历经沧桑，辽代大量的东西几经湮没，但契丹人在丹东地区统治达190年之久，许多遗迹是抹不掉的。例如，浑江口北侧的辽代瓦窑遗址尚存；1910年、1974年、1979年，多次在九连城、宽甸古楼子等地发现多枚铜印，还有许多钱币、陶片等文物。其中有“大辽尚书吏部之印”一枚、“万户之印”一枚、“劝农副使之印”一枚、“行军把总之印”一枚。为了解辽代的建制和历史，提供了极好的佐证和研究资料。

女真人实行的是猛安谋克制度，规定300户为一谋克（氏族单位），10谋克为一猛安（部落单位，亦称千户）。进入中原又施行“归附降人”政策。占据丹东地区后，遂于今凤城市境内设开州猛安、克剌阿领猛安。不过，在行政建制上，基本上沿袭辽制，在今九连城置婆速府路，属东京道，下辖凤城市境内的两个猛安、今宽甸及桓州（今集安）等州。金废开州后，仍于今凤城市境内设盐州。金宣宗（完颜珣）贞祐二年（1214年），以纥石烈桓端任宣差副提控知婆速路兵马都总管，对婆速府路进行军政管理。

然而，时局方定，兵燹又起。贞祐三年（1215年），金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叛金，占据东京（今辽阳），称天王，国号大夏（史称东真，或作东夏），建元天泰，却屡被金攻败。四年附于蒙古，以子入质，旋又杀蒙古所置辽东行省官，叛去南京（今吉林延吉城子山故城），后率10万余众横渡鸭绿江去海岛。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4月，他突然侵犯婆速府路，并破江东高丽大夫营。金哀帝（完颜守绪）天兴二年（1233年）9月，他被蒙古军擒拿灭国。鸭绿江下游一带方从战乱中解脱出来。

为抵御江东高丽来犯，金于鸭绿江右岸遍设边堡。其中，在今九连城镇西北部依山临河险要处建

3

筑的城堡，明朝始称九联城，后改称九连城。至今，丹东地区还有许多村落以“堡”称谓（清代，满族也称小平原或小盆地聚居区为“堡”，

现在这些村落的称谓也函盖在内）。1979年，在大蒲石河口遗址出土的金代“提控所印”，为研究金代在这一带建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蒙古族（史称蒙兀室韦，亦作萌古、朦骨、蒙古里，为古族室韦的一部，东胡的一支）领袖孛儿只斤铁木真（即成吉思汗，庙号太祖），建立蒙古汗国（1271年改号元），之后，大力扩充实力。蒙哥汗时，已陆续攻灭西辽、西夏、大理，并与南宋联合灭金。

对金联合作战，是宋将孟珙率先破城灭金的。论理，南宋作为重要的战争胜利的一方，应该收回全部或部分被金侵占的领土，然而南宋皇帝理宗不仅将胜利成果拱手让人，而且在蒙古连连进攻下毫无作为，只一意纵情声色，右宰相贾似道又密向蒙古称臣纳贡诈称胜利。结果，疆土日削，国势益危。丹东等地回归自然无望了。当帝昺祥兴二年（1279年）元灭南宋后，丹东地区遂长期被纳入元朝版图。

元沿袭金制，称婆挲府路，隶于辽阳行中省。至元三年（1266年）改置婆挲府宣抚司，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改置婆挲府，后又改婆挲巡检司，属于辽阳路。另设婆挲府屯田府，还在今九连城建驿昌站。并在今凤城市境内建龙凤站、斜列站、开州站、汤站。也在今宽甸境内建站。

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治下的民族分为四等：蒙古人地位最优先，色目人次之，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再次之，南人则最后。丹东地区的满汉各族便被列为三等贱民，在各方面都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言行受到严格限制，承担着极沉重的役税，因而激起满汉等民族的愤怒和反抗。至今，这里还广泛流传着“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故事（古代我国对北方少数民族统称为“鞑靼”，这里专指蒙古人）。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181年）4月，成吉思汗小弟弟帖木格斡赤斤的玄孙诸王乃颜（即斡赤那颜）叛乱，占据辽东。鸭绿江流域虽未遭其兵扰，但元朝为了镇压叛乱，抓丁抢粮，使这里百姓遭到涂炭。直至1268年3月，万颜余党被肃清，局势方稍稍稳定下来。

元顺帝（孛儿只斤阿速吉八）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庙号太祖）在南京即位，建立明朝，年号洪武。之后，挥戈北上，攻入元都大都（蒙古人称为“汗八里”，即汗城，址于今北京），推翻元朝。从此，丹东地区复归汉人主政的中原王朝。元朝灭亡后，残元逃到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去了，但还有一些蒙古族老百姓留住在丹东地区，经长期同满汉等民族共同生活，这里的蒙古族在风俗习惯上，除婚丧嫁娶等方面一些细节还有些传统特征外，同其他民族已无差别了。但古时蒙古人的足迹犹存。丹东市区北部五龙山的称谓便是一例。山上有五条山沟，从山顶蜿蜒直达山麓，每逢雨季，山洪滚滚而下，形若五条咆哮的长龙，蒙古人因其貌称之“达本套勒盖”（亦作“他本套勒盖”）。汉译为“山峦上五条沟壑像五龙奔啸”，这就是五龙山名称的由来。

明灭元后，退据草原的残元和逐渐强大的女真还对中原王朝经常侵扰。1439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不但几十万明军全军覆没，连明英宗（朱祁镇）也成了俘虏。面对严重的边患，明朝在进行宣抚和绥服的同时，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

修筑长城是措施之一。明长城，时称“边墙”。辽东副总兵韩斌受命主持修筑辽东边墙。《明宪宗实录》载：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十五年（1479年）6月，“修筑东路自开原抵鸭绿江边墙”。考古确认，九连城东爱河左岸的虎山便是明长城东端起点。边墙逆爱河北上，至老边墙、边沟，后经凤城、宽甸交界的蚂蚁顶，折而向东北再经窝头峪至爱阳，后经二台子、八里、大边沟入本溪境内，这丹东段全长约100公里。边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或石砌，或土夯，或劈山，或木建，虽建筑结构多式多样，却雄伟壮观。现复建的虎山长城，再现民众为明长城的修筑，付出智慧和汗水乃至生命。

明防御措施之二，是设堡置墩戍守。例如，明曾于女真入掠的必攻之地的西安平县故址建江沿台堡，此堡后移位于今丹东市振安区楼房镇石城村，再移建于虎山长城端。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二十五（1546年），于今宽甸杨木川土城子村南500米处，建辽东重镇险山堡，驻兵3700人。嘉靖四十三年设险山参将，驻镇险山堡，管辖爱河、汤站、凤凰城、草河，江沿台等13堡，设74边台。今宽甸双山子沟门有一块城堡石碑，上面“万历年”三字依稀可辨。

4

从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元年（1573年）起，明于今宽甸满族自治县境内，修筑宽奠堡（今宽甸县城）、长奠堡（今长甸）、永奠堡（今永甸）、大奠堡（今坦甸）、新奠堡（今赫甸村）苏奠堡（今长甸镇苏甸村驻地），史称宽甸“六堡”。当宽奠堡建成后，险山堡明军便移驻此地。现尚存的部分残垣断墙，特别是创筑大奠堡记碑，为研究明代边防建设提供了重要资料。史载，六堡是辽东总兵李成梁奏请主持修筑的。明朝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兴筑六奠堡之日，正是建州女真族崛起之时。

先是建州女真首领王兀堂挑起战争。明万历八年（1580年）初，王兀堂杀人掠地，寻衅滋事。李成梁发兵讨伐，3月5日，打败王兀堂，13日又与王兀堂激战于永甸。当王兀堂战败逃跑时，李成梁又率军猛追，至王兀堂的根据地鸭儿匮（今桓仁、宽甸境内），经过激战，攻破营寨，获得胜利。10月，王兀堂率兵复仇，所部千余骑摇旗呐喊，从村岗谷进入宽甸。明朝总兵姚大节受命督军迎敌，与王兀堂大战于宽甸。当王兀堂败走后，又追到葛绿寨，不久攻克葛绿寨。

接着是努尔哈赤起事。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5月，努尔哈赤于建州起兵攻打杀其祖父和父亲的尼堪外兰，当其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之后，又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合并了长白山、鸭绿江部时，他和三弟舒尔哈齐竟向李成梁勒索，“先后请金缯（丝织品）”，李成梁则竟乖乖地“即于爱阳、清河诸沿边田土摊派给之”。养虎为患，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统一了东北女真各部后，便于赫图阿拉（今新宾西南），称“抚育列国的英明汗”，即汗位（尊为太祖。汗，亦作罕，汉族称其罕王，久之，满族亦然）。国号“金”（史称后金），都名兴京（1621年迁都辽阳），建元天命。明朝命李成梁率重兵镇压。为避其锋芒，努尔哈赤曾率主力从新宾入本溪，进宽奠北部山区，在灌水镇北牛毛生（女真语“细鳞鱼”）河两侧屯兵养马，组建武装达15万军骑，分为10大寨。其中，牛毛寨设于今双山子镇甸心子处，马家寨置在今八河川镇鹿沟处，分别由努尔哈赤的八子皇太极、次子代善率军扼守。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努尔哈赤于萨尔浒（今抚顺东浑河南岸山名）等处大败前来镇压的明军。皇太极也于宽奠双山子、八河川、牛毛坞一带大败总兵刘铤率领的明军。天命六年（1621年），明辽东巡抚派游击毛文龙率军开赴辽东招降。毛文龙先后攻占镇江堡（今九连城）、宽奠、爱阳、金州等地，却被后金打败。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毛文龙又奉命依据今东港市椅圈镇南大鹿岛等海岛，镇守海疆及辽东重镇，但不久便被后金攻占。丹东地区遂全部被女真占领。后金为加强边境统治，派驻3000多官兵，将沿江一带居民全部内迁，划“十字街”以西为“禁区”，致使区内人烟寥落，土地荒废。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从辽阳迁都沈阳。第二年，他死去，皇太极（庙号太宗）即位，年号天聪。天聪八年（1634年），尊沈阳为盛京（1657年改为奉天府，1907年为新设的奉天省治所）。天聪十年（1636年），改国号为清。之后，定族名满洲（民国时改称满族）。

清顺治元年（1644年），顺治帝入关，定都北京，八旗均“随龙入关”。清廷为保护“龙兴之地”，从顺治年间起，东起黄海边，西至山海关，挖壕筑堤，插柳结绳，修筑长达450公里的边墙，俗称“老边”，又叫“柳条边”。丹东段，东起今东港市长山镇窟窿山，经黄金口、长安镇入凤城市杨木镇，出边门，折向东至爱阳，再经宽甸满族自治县二台子、大边沟，然后进入本溪县碱厂。禁止在边外农牧、渔猎、采伐、采矿，不准居民进入。从此，边外便成了荒凉之地。

穆宗同治年间，清朝经济开始衰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河北、山东等地大批灾民闯入关东，冲进柳条边，涌入丹东地区劳作谋生。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被迫宣布“东北地带全部开禁”。由于丹东地区人口和开垦的土地不断增多，清朝于德宗光绪元年（1875年）起，在安子山（今丹东市安民镇）等处设置升科纳税。次年，又于大东沟等处等办升科纳税事宜，建立大东沟木税局、沙河山货税局、长甸河口税捐征税局。是年2月，划大东沟至爱河一带，设置安东县，治所沙河子，初任知县四川华阳人张云祥。光绪三年（1877年），又设置宽甸县。二县同属奉天府，由凤凰直隶厅代管。

后金，实行“满民分治”，将女真人分为8旗，对汉人初用明制。天命七年（1622年），将凤城一带划正蓝旗管辖。清顺治元年（1644年），设凤凰城守官。圣祖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设凤凰城守尉，分设8个旗署，后增设蒙古巴尔虎旗。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将巨流河巡检司移驻凤凰城，更名凤凰城巡检司，属于岫岩厅（清设的厅，相当于分府，由同知职掌）。

5

丹东市的设置源于清朝时期的“东边地带全部开禁”。随着晚清国力衰落，加上天灾人祸，河北、山东等地的汉民冲破禁令涌入丹东，进行垦植、伐木、采参等活动。在沿江一带形成一些木材集散地和船舶停泊的村落，丹东当时又称谓“木都”。形成了沿鸭绿江右岸近20公里的一个条带状木材集散地。为了守住“龙兴重地”免受外国染指，被迫利用“禁区”富饶的资源“归化流民”，进行护土安边，到1874年规定“东边地带全部开禁”。“把凡认地耕种者，无论旗民一体编入户口册”，在1876年正式在鸭绿江边设置安东县。一些商民请求在沙河子地方选择地基，盖造铺屋，作为长久安身的处所，当时，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街，该街东起中富街与前聚宝街的交叉处，西至县前街，全长470 m，路【】宽10m，已有大小店铺几十家，前店后坊3。。在安东港域包含沙河子、六道沟的沿江码头到三道浪头，外港延至鸭绿江口。在港域之内，有停放下运木材的天然地势，六道沟还有贮木的水池，上游漂流下的木排更便于在港口附近存放、设卡检验。安东港独特的地理优势，它成为鸭绿江木材的中转港。

1910年以前，安东仅有柞蚕缫丝厂一家，用脚踏机器生产，油坊11家，用石油发动机和木机生产。到1916年，缫丝厂发展到7家，并且有了纺织厂。到1924年油坊已发展到26家，用汽桩机器生产，全年共制大豆60余万石，产油2590多万斤，豆饼510多万枚，油质提炼清洁，号称“精油”，畅销上海、汕头、山东、朝鲜、日本等地，豆饼远销南洋、东洋等地。同年，缫丝厂发展到28家，用蒸汽机代替了人工织机，茧丝柔韧而洁白，十分之九输出于日本，以柞蚕丝为原料的织绸业工厂有十几家，所织大绸和平绸品料优美，行销欧美，供不应求。木材加工业也极为发达，1929年有木器铺40多家，到1931年就有了110多家，1934年有日本人独资经营和中日合资经营的制材工厂19家，全年生产木材近840万立方米，价值近800万元。

榨油、丝织、木材加工工业，为安东日后发展成为新兴的轻工业城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居住用地主要考虑江水入侵，大多居住在七道沟、八道沟、九道沟口附近地势较高的地方。行政管理用地和公共建筑布局在元宝山前。

清末民初，安东商绅和东边道官府合办安东木植公司，每年放木排5万张，销售木材数百万株，“木都”安东闻名遐迩。从大沙河到浪头，沿江几十里，木排遍布，木垛如山，“木都”之称由此得【】来3。形成了城区长近20公里，宽度平均为3公里，是后来形成条带状城市的雏形。

丹东从l876年设治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应运而生。特别是在1906年开辟商埠以后，内外贸易迅速兴起，市场的发展紧随其后，从金融市场到商品市场，从批发市场到零售市场，从专业市场到综合市场，一应俱全。

金融市场(又称银市) ：当时使用的传统货币为镇平银。清末开始，现大洋、现小洋、奉票等货币也相继在市场流通。在多种货币流通的情况下，需要有统一的货币比价，不然就容易产生货币纠纷。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始，安东各主要商号以镇平银为本位，集中于财神庙街进行货币交易，称“银市”。这就是丹东最早的金融交易市场。l919—1920年为银市交易最盛时期，每天交易者达500多人。

1920年目本人在二道桥开设“安东取引所”，从事股票证券交易和商品买空卖空交易。这是丹东最早出现的证券交易市场。

粮食市场 随着商埠的发展，丹东逐渐成为鸭绿江流域的粮食集散地。20年代，在3号坝门(今粮市街)开辟了粮食批发市场。大批粮船云集丹东码头，各种粮食分别取样，在粮市挂牌出售。各地粮商进行批发交易。交易数量最多时l天可达数千吨。粮食批发市场吸引了很多外地客户，名盛一时。

蔬菜市场 丹东开埠以后，聚宝街一带人口迅速增多，于是蔬菜市场应运而生。在南起老海关门前，北至兴隆街、官电街口，成为蔬菜交易市场。以后这条街也由此得名为菜市街。

柴草市场 当时燃料主要使用柴草，商埠区烧柴都由艚船运来。在市内未修江堤之前，后潮沟是运柴草的船只出入口，大批柴草都在这里销售，从而逐渐成为柴草市场。市区修筑江以后，后潮沟被淤塞，柴草市场迁至镇安桥下。

水产市场 l910年6月开辟水产品交易市场，这是丹东最早出现的专业市场。经营海产品和淡水产品。丹东海域出产的黄花鱼、带鱼、鳗鱼和鸭绿江口特产面条鱼是交易的主要产品；其次是各种虾类和贝类。当时黄海渔场和鸭绿江口渔场水产品十分丰富，水产市场交易量很大。

6

综合市场 l929年12月丹东开设小卖市场，由40多家商号分别经营鲜鱼、干鲜果品、蔬菜、肉类和各种杂货，这是丹东最早建立的综合市场。

丹东早期市场的特点，一是各种市场的出现完全适应商品交易的需要。一些大宗商品如粮食、蔬菜、柴草需要集中交易，由此就产生各种专业市场}为了方便群众购买，就成立综合市场。二是各种市场都是自发形成的，就连金融市场也是由商人自发组织的。三是各种市场都不是由政府管理，而是由商会承办，受商会监督，各种市场都建有相应的章程，保证交易秩序。

丹东早期商业

从1876年设治到本世纪20年代，是丹东开发时期，特别是1906年开埠以后，以贸兴市，经济迅速发展。这个时期丹东商贸的一大特点是工商资本混为一体，商业兼作坊。

当时比较大的商号有：光绪三年(1877年)万韶九开没的李昌永，经营杂货业，同时兼营油坊业；两年后孙克恺开设双合栈，也是经营杂货业，同时兼营油坊和面粉业；光绪十九年(1893年)天祥顺开设的老天祥药房(原名天祥福)，既卖药又制药；民国3年(1914年)张守世开设的“和聚正”丝栈，既经营柞蚕丝茧，同时又经营“正记丝厂”；民国7年(1918年)姚鸿声等人开设的瀛西药房，以制造“一粒丹”“平热散”而闻名全国，在天津设有分厂，产品垄断了关内市场；民国8年马德成开设的华香春果品店，前店后厂，批零兼营，是丹东最大的糕点厂和经销店。到民国9年(1920年)号称丹东商业的6大家有：永远栈、广泰福、双合栈、双合西、老天祥。除永远栈是前店后仓外，都属于工商合一的民族资本。民国20年(1931年)出版的((安东县志》记载的商业绝大多数都是前店后厂，工商兼营。

丹东开发时期形成工商资本混为一体的状况，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首先丹东的民族工业是在手工业作坊的基础上萌发的，而有条件兴办手工作坊者，在城镇多数一些商人，杂货商既经营杂货铺，同时又开设油坊、面坊或烧锅；丝茧商既经营丝茧贩卖，又开设缫丝作坊或缫丝厂；药商既经营药店，又自制成药。其次是丹东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到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控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丹东开埠以后，世界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了丹东的经济命脉，把丹东作为原料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民族工业只能搞一些土特产，锗加工，所以油坊业，缫丝业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这些土特产品也正是丹东贸易的大宗商品，这样也就自然形成了工商兼营的状况。

工商兼营，产销台一，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一是由于当时民族工商业者资本微薄，只有资金及时周转，才能维持生产。工商兼营，产销合一，可以做到以销定产，市场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有利于资金的周转。二是信息灵，投资见效快。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国际市场上柞丝和豆饼、豆油畅销，民族工商业纷纷投资于缫丝业和油坊业，取得了很大的效益。以“和聚正”丝栈为例，当其在经销中看到中国柞丝销往日本加工成绸，就能获得厚利，于是就立即增加织绸生产；当发现日本漂白绸在国际市场上畅销，就立即增设漂炼车间。从而使生产不新发展，职工增至2000多人。三是工商企业部注重自己的信誉，提高产品质量，开拓销售市场。工商兼营，产销合一，本企业的工业产品又是商业销售的商品，一荣共荣，一衰共衰，因此工商都注重产品(商品)的信誉。华香春糕点，始终注重质量，产品久销不衰；瀛西药房的“一粒丹”“平热散”和华益氏药房的“消积丹”“祛热散”“华益氏药膏”都享有名气，因此分别在天津、青岛设立分号，占领关内市场。丹东医药左东北独占鳌头和丹东柞丝绸誉贯内外，与当时工商兼营、产销合一的经芦体制有直接关系。四是工商资本混为一体，可以做到以商养工，以工促商，工商共荣。

丹东早期外资企业

1906年丹东开埠以后，洋人外商纷至沓来，经商办企业者日益增多。其中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有独资经营的，也有合资经营的。当年的调查吏治委员高克明在“安东县工业简况”中指出：“安东自日俄战争之后，商业就发达，迄欧战之际，更蒸蒸日上，而各种工业亦渐次增多。其规模较大者多为日人所创设。惟柞蚕丝、豆饼油两项为本县之特产，其左券皆操之于华商。”当时丹东各业除缫丝、榨油工业之外，几乎全被日本人操纵。

金融业：从1909年至1925年，日本人在丹东先后创办了株式会社朝鲜银行安东支店、安东兴业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安东实业银行、株式会社协成银行、东洋拓植株式会社奉天支店安东县出张所、安东

7

昼夜金融株式会社、安东商事金融株式会社、安东信托合资会社、合资会鼓安东金融会、株式会社满州银行安东县支店和兴隆街支店、株式会社正隆银行安东县支店等l0多家，控制了丹东的金融业。

交通运输业：1906年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总部在大连)，经营以铁路、港口为中心的开发，l909年改建安奉铁路，l911年建成了鸭绿江大桥，重建了丹东港码头，以后又修建了凤灌(凤城至灌水)铁路，安大铁路(安东至前阳)。同时又修建了发电厂、瓦斯厂和自来水厂，完全垄断了海陆交通运输和城市供电、供水、供气等事业。

木材采伐加工业：1908年在日本旧压力下成立中日合资鸭绿江采木公司，采伐由鸭绿江右岸帽儿山至二十四道沟之间、距江面60华里以内的木材，资本300万元，中日各出一半，经营期限25年，几乎完全垄断了鸭绿江流域的木材开发与经营。

日本人还开办木材加工业。l9l7年八木元八开设大昌组制材厂，最盛时职工达到1800多人。1925年驹走三之助开设了鸭花制材厂，进行大批量的木材加工。当时丹东巾国人开设制材厂多达百家，但都是小规模经营，无法与日本的制材厂竞争。

矿产业：1917年中日公司开采青城子铅矿，1937年日本人彦中佐佐木开采通远堡石棉矿，1938年朝鲜人刘昌开采岫岩铅矿，1938年朝鲜人崔德星组成五龙矿业所和日本人浅田组织齐心矿业所，分别开采五龙金矿。1939年日本人清水和井仓勇组成清水矿业所，开采接梨树铜矿。此外，还有日本人开设的满洲矿山药株式会社，生产炸药和导火线。

丹东矿业资源开发全都操纵在日本人手中。

机械工业：1940年日本人宫崎、藤本合资经营东洋制锯所，l944年日本人大山食堂投资经营安东机械工业株式会社，同年中日合资经营满洲制针株式会社。

造纸业：1919年日本人中岛开办鸭绿江制纸株式会社，l936年日本人矢野茂与中国人合办安东造纸株式会社，l937年日本人井上出资开办朝日制纸厂。当时丹东的造纸业基本上被日本人所垄断。

纺织业：1917年日本人西原开办安藤洋行，纺出英制80／l52、60／152等细纱，专销南洋一带。1939年日本东洋纺绩株式会社开办东洋人纤株式会社安东工场。1940年日本人丰田开办满洲人造毛厂株式会社，产品全部运往沈阳，由泽田洋行外销。日本人还建立富士瓦斯纺织株式会社安东分厂，制造柞蚕纺丝。油脂化工业：1908年中日合资开设日兴油坊，l927年日本人川端水田开设鸭绿江胶皮工厂，l939年日本人经营安东商工株式会社，制造蛹油。建材业：1933年日本人荒川为首的8名建筑家开办协合窑，制造砖。1939年日本人静间开办安东窑业，工人达700多人。粮食食品加工业： 1925年日本人山县寅吉开办迁山洋行精米所，l935年朝鲜人与日本人合资经营兴和制米厂。

此外还有日本人开设的满洲饮料株式会社，大下酒造厂、日本清酒厂、满洲新式酿造株式会社，汽水工厂和制冰厂等。 当年日本在丹东开办这些企业，完全是殖民侵略，以武力为先导，贸易跟着国旗走，掠夺资源，倾销商品，为发展本国资本主义服务。但在客观上也为促进丹东近代工业的形成起到了“助产婆”的作用。

3 以对外开发口岸特征的用地形态布局

设置初期的丹东城市形态布局属于自发式的形态，而开埠以后的用地形态发展有一定的规划，这期间大体上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3.1安东开埠到日本占领前

安东县设置后，沉寂多年的“边外荒土”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人口的汇集，加上鸭绿江木材水运的便利，丹东逐渐成为东北东部地区的木材、粮食、山货、柞蚕的集散地。到20世纪初，形成以榨油业、木材加工业和丝绸业为3大支住的工业，产生以柞蚕、粮油、山货和药材为主的20多个行业，在沙河口港口附近的鸭绿江岸边出现粮市、菜市、鱼市、丝茧市、柴草市等许多专业市场。到1927年，城市人口已由设治时不足2000人，发展到100539人，丹东已经成为辽东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同时，也引来帝国主义国家的觊觎，1903年，清政府与美国订立《通商行船续约》，同年，与日本订立《中日通商航海续约》，在法律上确定了安东开放的合法性。1907年，清政府宣布安东为贸易港。开港后，民族工商业兴起，中外商贾云集，内外贸易兴盛，安东成为东北部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和东北三大贸易

8

口岸之一。 1911年建成的第一座鸭绿江大桥，充分考虑了航运的需要，特设一孔开闭樑，便于大型木帆船通行。每日开樑4次，开樑时商船鱼贯而下，扬帆远航，场景十分壮观。大桥的建成，把来自日本到朝鲜釜山港的货物，转经釜（山）义（州）铁路，过鸭绿江运抵安东，再经安东输往东北各地。安东成了东北亚国际铁路大通道的重要门户。可以说，丹东那时作为东北东部沿海港口城市、物流中心、出海口、商贸重镇和东北亚国际铁路枢纽的地位，就开始确立了。

商业金融用地：现在的县前、财神庙、前聚宝、后聚宝、中富、兴隆、官电、新柳等主要街道为【】中国市场，七道沟2800多亩地为日本市场4，主要在七经街。民国七年（1918年），县知事协同安东总商会筹议拓展北部地势平坦的东坎子为商埠区域。东自珍珠泡，西至大沙河，南至鸭绿江，北至分2水岭，界内均为市场，市政开始增修马路，商埠规划渐臻完善。民国13年，安东商埠区面积为15 km。

居住用地：分为日本人和中国人不同的居住区，七道沟、八道沟、九道沟等山前一带为中国人的居住区；日本人则居住在锦江山前到地势平坦的江边的附属的。

工业用地：江岸、六道沟一带已成为工业区，主要的木材加工业，如1908年在日本压力下成立中日合资鸭绿江采木公司，在沿江地带设有储木池，日本人还开办木材加工业，如八木元八开设大昌组制材厂、鸭花制材厂。当时丹东巾国人开设制材厂多达百家，但都是小规模经营，无法与日本的制材厂竞争。1929年市内有木器铺40多家，1931年达110多家，年加工木材七八方立方米。机械工业、造纸工业、纺织业、油脂化工业、粮食食品加工业、建材业等。不过这些工业主要是日本人为主。八道沟为全市重要纺织基地，自解放前始，便为私营纺织业之始发地。曾有著名的义泰祥纺织厂。

当年日本在丹东开办这些企业，完全是殖民侵略，以武力为先导，贸易跟着国旗走，掠夺资源，倾销商品，为发展本国资本主义服务。但在客观上也为促进丹东近代工业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公共管理用地：有英美领事馆、日本领事馆、日本江岸监察站、安东警察局等。

公园用地：主要是锦江山和元宝山公园。分别由日本人和中国人修建。

3.2 日本占领时期的城市空间结构

丹东市区属禁区。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属岫岩厅。清光绪二年（1876年）划大东沟至叆河地区设安东县。 安东县行政区划最初为六十四牌，继为四十八牌，分东、北、西、南四路区牌。 东路区牌 一区：珍珠泡牌、蛤蟆塘牌；二区：九连城牌；三区：栗子园牌、红石砬子牌；四区：石头城牌、大楼房牌；五区：梨树沟牌、榆树林牌；六区：汤山城牌；七区：老古洞牌、荒湾子牌。

北路区牌 一区：劈柴沟牌、金山湾牌；二区：五道沟牌、六道沟牌；三区：荒沟牌、乌景飞牌；四区：转水湖牌；五区：龙泉沟牌；六区：后小东沟牌、后大东沟牌；七区：高丽桥牌、边门牌、佘屯口牌。

西路区牌 一区：安民牌；二区：铜矿岭牌、汤池子牌；三区：山城子牌、挂网沟牌；四区：赤榆顶子牌、白菜地牌；五区：佛爷岭牌、小油盘沟牌；六区：长泡子牌、三截台牌。南路区牌 一区：前阳山牌；二区：石桥岗牌、大黑山牌；三区：鲫鱼筒牌；四区：棋盘山牌；五区：黄柏树牌、安民山牌、太平沟牌；六区：新沟崖牌；七区：七股顶牌、小寺牌；八区：八棵树牌。 以上四十八牌加县治沙河镇共四十九牌。 当时日本侵占安东市后，将市内划分为两大区域，一个区域为三纬路工业街之间，此区域被规划为日本人居住区，此区域以西被规划为日本管辖的工业区，如丹华火药厂、安东发电厂、铁路总局等。在三纬路以东和工业街往西的两侧区域才为中国老百姓的居住地区。

伪满洲国时期的用地形态从丹东市档案馆珍藏的“安东市近傍图”中清晰可见，这张老地图长3m，宽1.2m，印于1930年。当时的安东城市规模已初具雏形，街路四通八达。从三纬路以东，为中国人市场，如新安街、金汤街、县前街、财神街、前聚宝街等。

1934年3月，伪满洲成立后，安东省公署设立。为了长期占领中国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原附属地规划的基础上考虑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规划，《安东都邑计划》于1937年应运而生。

2该规划的都市规划区域面积为137km。规划分期进行。第一期规划为五年规划（1937～1941年），2实施区域为东坎子、六道沟一部分、五道沟、四道沟、三道沟、浪头之间。规划面积为2167.4万m。222铁道用地为41万m，公用、共用、其他用地为198.6万m，民用地为113.4万m。《安东都邑计划》

9

是安东有史以来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第一次从形式上确定从东坎子到浪头沿江带状城市雏形。其规划选择的城市建设用地大体是合理的。重工业区放在城市下游，符合安东气候、水流等自然条件。由于日本战败，此计划只实施很少部分。丹东这些规划对今后的丹东发展提供了一些参考价值。

4 解放后的城市用地形态

丹东市从解放后的城市用地形态大体上从封闭逐步走向开放的渐变式演变。

4.1改革开放前

首先是丹东的城市城市格局。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对照。（站前）原日本“租界地”城市道路经纬分明，而于家、八道、九道一带地区零乱不堪，很不规则。

其次是工业用地。丹东工业的一个普遍特征是种类多、规模小，以街道集体经济为主，导致工业用地的空间布局混杂于居住老区内，有工、商、住“三合一”等街道工厂等。这些分散的点状工业，从其当时的空间结构布局看，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如接近市场、方便民众，经营灵活等，但是对城镇生活环境干扰较大。五道沟、四道沟、三道沟位于市区南端，邻近郊区部分。这里聚落稀疏，有几座较大的工厂。如丹东化学纤维厂、汽车制造厂、轮胎厂、铁合金厂，化工一厂等单位。解放后，八道地区纺织业得到更大的发展，曾有丝绸二厂、棉织一厂、棉织二厂、丝绸印染厂、丹东印染厂等较大企业。七道沟除含两山间之谷地外，另又含北至坝岗街，西、南至铁路，东至鸭绿江边之大片平坦市区。此区片原为日本“租借地”，多为日式建筑。现该地区为振兴区人民政府所辖。市党政机关均坐落于此。全市主要的商业街——七经街主干部分通过此地。六道沟系指丹东站以南的大片地区，为全市重要工业区之一。分布有制药、制笔、纺织、食品等各大企业。

第三，居住用地。主要是北部的于家、八道、九道一带地区以及围绕工厂和单位的居民区以及日本人规划的居住团地。

第四，公建用地，主要指商业和行政管理用地。主要沿袭老衙门和老商业区，集中在站前到聚宝街之间。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曾经进行过城市规划，当时对丹东的城市性质确定为以轻工业为主体的中等2规模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市。人口远期40万人，用地规模到1985年控制26k m之内。用地发展方向城市用地采取充分挖潜、积极利用、由内向外、紧凑发展的原则，不向两端延伸。城市用地选择本着不2与农业争地的原则，充分利用建成区边缘的山区，甚至坡度在30%以下的地段9.6 m和半建成街坊的2空地3.9 m，作为城市居住建设的发展用地。1958年建成区当时人口为304129人，现状用地：58.86平方米/人均，总数17.9，远期用地73.36平方米/人均，总数3668.32公顷。总之，丹东市区地形特点，东面平直（江岸）而西部参差的“锯状”城市。（见图2：丹东改革开放前用地形态示意图）

表2.1 1957和1963年安东市规划用地平衡表 单位：ha

1项目

一、工业用地

二、生活居住用地

三、对外交通运输用地

四、仓库堆栈

五、其他用地

市区人口

1962

67

354.00

770.04

135.70 3.0

42.50 3

938.10 0

31.19983

466

2083

2360

84.00

87.60

34.550

70

1999

6065

1703

113

269

5699

51人均用地

114116

10

955

435

990.7

160.6

74.3

368.1

2

7.1

总计

2029.2

4

2240.34

6

2954.0

5.2

3140

9.4

4880

4.2 改革开放初期

1978年，丹东市开始重新修订城市总体规划。但是，这次的丹东城市规划仍然是修补性质的规划，主要的用地结构没有大的改变，如工业用地集中在六道沟、东坎子、八道沟、浪头四个传统工业区。东坎子工业区，主要以造纸、灯泡、玻璃制品等轻工业为主；八道沟工业区，主要以纺织、印染等纺织业为主；六道沟工业区，主要以电视机、无线电、金笔、手表、仪器表等工业为主；浪头工业区，主要以化工和重工业为主。并作为工业扩建和有害工业迁建的主要用地。现有工业用地进行规划调整，东坎子工业区的棉三、棉四、棉五厂集中到蛤蟆塘或九道沟、蔡家沟；六道沟工业区内化一、化四厂集中到浪头化工区；今后必上的大型新建项目，安排到西部三、四道沟，在浪头工业区内安排137ha山坡地作为工业发展备用地。

对外交通用地和仓储用地主要是扩建，随着大东港的新建，浪头港、丹东站的扩建，规划中扩大了仓储用地面积，同时将原有分散的仓储用地相对集中。主要颁布在丹东站、四库沟里、白房沟、通天沟和四、九道沟一带，用地224.55ha，占城市总用地的5.53%。

生活居住用地：按每人45 m2。北部山区的小东沟、爱民街、新华街；三、四道沟为工厂住宅区发展区段；在六道沟福春广场附近相应增设影剧院、百货同商店、行政机关等大型设施，逐步形成丹东市第二个商业、文化中心。

确定为分区段组织生活区和工业区，形成站前和六道沟两个中心区，合理调整城市布局，由内向外，适当向北侧沟里、山上发展。

在80年的规划中确定了蛤蟆塘逐渐形成文教区；五龙背做为独立的疗养区和轻纺城镇。仓储用地主要集中在南丹东站、四库沟里、四道沟、九道沟、白房沟一带，站前以西的六道沟至帽盔山一带为生活用地，站前一带原则上不再安排住宅建设。国内货物编组站场在金山湾扩建，建设丹东港大东港作业区，改造浪头港作业区、浪头军民两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

4.3改革开放后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丹东的“轻纺中等城市”的定位出现了问题，由于整个轻工业系统经济效益滑坡严重，城市发展乏力。为了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在1992年，在原丹东港位置建立的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总面积为6.3 km2（以后又顺江而下开发了江湾现代产业园区、金泉高新技术园区、文安国际商务区、临港工业区）。在临近二十一世纪的1997年，根据城市建设面临的矛盾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当时，城市用地紧张，用地结构不合理。1999年底，丹东市主城区城市建设用地为48.8 km2 ，人均建设用地70.3 m2（详见用地平衡表）。丹东市重新修订城市总体规划，这次规划的城市定位是辽宁东部重要的口岸和轻型工业加工区、商贸旅游名城。

这次规划与80年的规划有几个不同：（一）城市规划区范围扩大，原三区：振兴、元宝、振安三区面积也相应调整扩大，市区范围由563k m2 扩大到875后扩大到1510.21 km2。（二）强化功能分区，依空间功能结构划分为主城区、副城区、近郊区三部分。主城区由安民新区、老城区、蛤蟆塘、五龙背4个组团组成，总面积315.08 km2，其中安民新区、老城区、蛤蟆塘为中心城区；副城区由东港城区和前阳镇2个组团组成，总面积259.31 km2。

2006年，由于辽宁省提出了打造沿海经济带的发展目标，全省对外开放的重点将放在辽宁丹东临港产业园区等五个区域，形成“五点一线”的格局。由此，丹东由重新进行规划修编，将自身明确定位为“中国东北东部现代化沿海港口城市”。 目标是建设成为国家级边境国际金融商务中心。为此，丹东市的用地形态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全面推进丹东东港同城化，原副城区的东港和前阳和新城区、孤山镇作为“四大组团”架构大丹东；丹东新区以发展综合性新中心城区为目标，将逐渐担负起丹东市行政、商贸、文化、体育、医疗等中心职能。形成了东起虎山，西至大东港沿江沿海50公里开发开放带、物流枢纽及产业基地。

11

工业用地由沿江经济合作区延伸到江湾现代产业园区、金泉高新技术园区、文安国际商务区、临2港工业区到大东港区，形成97km的临港工业园，重点发展仪器仪表、船舶制造、粮食加工、石化、造纸等与港口关联度高的产业；在东北部东平大街沿线以曙光汽车为中心发展电子、环保节能、汽车制造、无水印染等具有集聚优势的城区工业；在北部展空间，在金山和五龙背分别建设金山工业园和五龙工业园。

对北部原先没有重点考虑北部九连城镇。则以马市岛的开发定位则是旅游、度假、观光为主，旅游居住、商贸服务为辅的都市生态涵养区。

老城区着重进行环境改造，改变了沿江的工业特征，以打造人居环境和商业氛围为前提，迁出工厂，增加绿地景观。形成游览休闲用地。

（见图3：丹东新规划示意图）

结论和问题

从丹东的城区用地形态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出，未来的城区形态以沿江和沿海为主，沿江的驱动因素是人居环境的要求，从水景和边境景观来讲，鸭绿江岸的居住区已经随离岸距离的远近房价变化明显；沿海的驱动因素是城市的未来发展定位，因此现代化港口城市是丹东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形成大规模临港产业，把丹东建成东北东部区域性的物流中心，外向型经济和港口经济发达并成为城市支柱产业之一。

丹东在目前已经从规划角度实现了从沿边、沿江城市到沿海港口城市的转变，并且正在实施此战略。但是，要想实现顺利的转变，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朝鲜的内外政治经济政策的不利影响还没有消除，而此影响关乎极大；二是丹东的工业体系问题，应当看到，丹东的工业新体系主要靠招商引资，并且这些工业项目在产业链中属于低端的较多，能否做强做大，如何顺利地产业升级等问题都是未知数；三是港口的吞吐能力能否持久，由于鸭绿江口属于淤泥质海岸，泥沙淤积始终是困扰大东港发展的瓶颈，由于西水道的治理能否奏效也需要时间检验；另外，由于上游水库蓄水和跨流域调水，势必造成鸭绿江口的入海流量减少，进而影响港口的淤积问题；四是城市的发展要有人口的集聚，目前，仅靠丹东地区的242万人是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城市规划项目，而人口的集聚不仅仅是硬环境，还要有良好的软环境。要解决上述问题，是需要持久的努力。

[7] 陈松贵.丹东市志(5)[M] .丹东市地方杂志协会室,1996. (45-50)

[12] 王公介编：《安东县志》卷1疆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31年铅印，1974年影印本，第72页

[13][日]安东商工公会调查课．跃进する大东港[M]．安东商工公会，康德9年，1944：

[14] 丹东市总体规划说明书.，2000，36-42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