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是《易》、《书》、《诗》、《礼》、《乐》、《春秋》六部书

2023年12月25日发(作者：春节家庭祝福语)

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导读

主讲教师康清莲

一、《六经》:

《六经》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书的总称。《乐》亡佚了,因此,又称为《五经》。《六经》的名称首先见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六经》是孔子用来教学的。儒家典范的著作共十三经:《诗》、《书》、《周礼》、《仪礼》、《礼记》、《易》、《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孝经》、《论语》、《孟子》。

(一)《诗经》——中国诗歌的源头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诗歌三百零五篇,人们常称之为“诗”或“诗三百”。

司马迁认为《诗》是孔子删定而成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语鲁太师,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所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实际上《诗》并非孔子删定,但孔子对《诗》称颂备至却是无疑的。如: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孔子是强调《诗》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意义的,“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左传》记载春秋时代各国燕享、庆贺、盟会、请求、救助、笑骂,等等都以赋诗见志,而且都不出“《诗》三百”之外。如:襄公二十六年晋平公囚了卫献公,齐景公和郑简公到晋说情,子展赋《郑风·将仲子兮》悟以“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晋侯于是放回了卫候。定公四年申包胥到秦乞师,依墙哭泣不绝声,饮食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他赋《秦风·无衣》才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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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说《诗》的有齐、鲁、韩、三家,稍后有《毛诗》。郑玄为《毛诗》作《笺》,《毛诗》得以专行于世。

(二)《易经》——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源头

《易》,指《周易》,因为是在周代编成的,所以叫《周易》。司马迁说《易》是周文王作的,《易传》的是孔子作的。《史记·周本纪》:“帝纣乃囚西伯于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也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韦编三绝”的典故就跟孔子学《易》有关。司马迁是权威作家,他这样一说,就成定论了。

《易》的八卦是象征性的,“八卦”相传为伏羲氏所作。八卦即(乾)、(坤)、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地)、兑(泽)。八卦由阴(--)阳(—)两种线形组成,阴阳是八卦的根本。八卦各代表一定属性的若干事物。八卦又以两卦相叠引以为六十四卦,以象征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八卦最早是上古人们记事的符号,后被用为卜筮符号。用以占筮吉凶。乾象天,坤象地,坎象水,离象火,震象雷,巽象风,艮象山,兑象泽。也许最初八个不同的卦,用以象征八种不同的自然物象,以类似文字的画比拟事物的形状及其变化的规律。以后占筮家逐渐从自然现象扩大到社会现象,由具体事物发展到抽象概念。

《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什么谓之“变”、“通”?“《系辞上》:“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系辞下》:“乐天知命。”

(三)《书》:汉以前称《书》。因是《六经》之一,所以也叫《书经》,是唐、虞、夏、商、周历代“典”、“谟”、“训”、“誓”、“命”:帝王对臣、民的训诰词,战争的誓师词,王室的大典礼、文书,等等,这些政治典诰是史官记载掌管的。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周诰殷盘,佶屈聱牙。”(韩愈)

(四)《春秋》:《春秋》是一部鲁国编年史,记载从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到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孔子去世前两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

“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铖”。衮:古代帝王或公侯穿的绣龙的礼服。

(五)《礼》:所谓礼,是包括两周社会政治制度、等级制度、风俗习惯、礼节仪式、道德规范等,所以别贵贱、定尊卑,明是非上下的。《礼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

二、先秦诸子

《汉书·司马迁传》引《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津。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他们都提出各自不同的学说或治法,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社会政治问题。

(一)、儒家——执著现实的人文精神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讲“仁”,孟子、荀子讲“义”,孔子、孟子、荀子都讲“礼”,是为适应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仁”与“礼”实质上就是“忠”与“孝”。“仁”是他们的道德原则,“礼”是他们的政治主张,而“仁”又以“礼”为准则。

“忠”、“孝”是互相通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

1、《论语》:

《论语》是孔子和弟子以及时人问答的话为弟子和再传弟子所记的零星语录。《古论法》21篇《齐论语》22篇,《鲁论语》20篇。

孔子提出“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君即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谓五常。克已复礼为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欤!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候,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人也”(《宪问》)他的仁学是建立在为政的实际效果上的。

《论语》:孔子对于“仁”的发展

(1)“仁”:“仁”不是孔子最早提出的,但他却发展了“仁”,《论语》一书提到“仁”的地方共109处。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2)对于“礼乐”文化的扬弃与升华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作为一种“人道”,主要在于“明份”,即确定人在社会上的地位。“礼”所提出的保持社会各种人“明份”从而使社会有序的思想,不仅适合于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也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思想。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仁”重在自律。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乐”与“礼”则重在他律。

(3)“为仁”之方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事之仁者。”《卫灵公》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阳货》

(4)“爱人”与“泛爱众的历史体现及其永恒价值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

(5)人格独立与对超凡脱俗的向往

孔子把个性培养和人格的塑造,看成一个人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他对于教

育重要性的强调,着眼于“仁德”的提高和人性的升华。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子曰:“由!女闻六吉六蔽矣乎?”对曰:“未也。”

“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治长》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学而》)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万里欢其行。”《公治长》

“知之为知这,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

2、《孟子》——人的主体性与共同人性

《孟子》一书,相传为孟子及其弟子万章之徒所著,上下七篇。

(1)人的地位及其主体性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

《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万章》上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度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淫,惑乱,“乱其心也。”)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一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出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

(2)孟子“仁政”的核心是“贵民”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

也。”(《滕文公》上)

“省刑罚,薄税敛”(《梁惠王》上)

(3)主张王道,反对霸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离娄》上)。

(4)把农民牢牢固定在土地上的封建生产方式:“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5)重视对自身素质的培养,“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怫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者也”。(《告子》下)“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告子》上)“向善四端”:恻隐之由,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3、《荀子》:天性平等与教养的决定作用

荀子是先秦继孟子而起之儒学最后一位大师。他创立了博大的儒家思想体系,又因为对先秦诸子思想均有批判吸收,他不仅是先秦思想史的重要环节,也是先秦思想史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思想家;他又是秦汉之际传授经学的大师,在中国古代经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荀子生当统一前夕,与孔、孟一样,为实行王道统一中国而周游列国,主要有齐、楚、赵、秦,见解虽受赞赏,但都不被重用。

郭沫若《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的。汉人所传的《诗》、《书》、《易》、《礼》及《春秋》的传授系统,无论直接或间接,差不多都和他有关。…他实在可以称为杂家的祖宗,他是把百家的学说差不多都融会贯通了。”他的著作,后人定为《荀子》三十二篇。

(1)隆礼和礼治

荀子从“人性恶”,“好利”的角度推论礼的起源: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而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

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天论》)“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富国》)

“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非相》)

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思,使其曲直、繁省、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论》)

(2)性恶论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亡焉。”(《性恶》)

(3)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人定胜天”的观点:“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天论》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礼论》)

(4)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善成德”,“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学不可以已。”(《劝学》)

(二)、道家——超越现实的人文精神

1、《老子》:人性复归与超越:

《老子》,共五千言,八十一章,里面包涵的道理玄奥而深刻,今存王弼的注本算是最古的了,明焦撰《老子翼》三卷和《考异》,较为完备。

(1)道,无名

老子认为“道”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法则,在老子哲学中,“道”意味着普遍存在的,视之不见的与物质世界不可分开的,主宰万物的法则。

“名”是《老子》特用术语,是称“道”之名。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1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第25章)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王候若能守,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第32章)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40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42章)

(2)无为:老子明确反对儒墨,认为仁义礼智是天下大乱和崩溃的表现,他反对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一切聪明才智之士,还极力攻击法家的法治和耕战政策:“法令滋章(彰),盗贼多有”(第57章)“兵者,不祥之器”(第31章)主张“不以兵强天下”(第30章)最理想的政治是使人民象婴儿一样,无知无识:“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第3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65章)“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第48章)

“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第7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22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37章)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57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第28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有为,是以难治。”(第75章)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第77章)

(3)“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40章)——“道”的运动是循环的,道的作用是柔弱的,《老子》和《周易》是先秦哲学史中包含朴素辩证法思想最丰富的著作,论述最多的是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向反面转化是运动的普遍法则。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43章)

“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第42章)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18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158章)“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第39章)“柔弱胜刚强”(第36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2章)

(4)揭示“礼乐”异化与超越

“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第38章)(礼是忠信的不足,祸乱的开端)“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第57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虚伪之文不足以治国),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9章)

(5)老子理想的社会:“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

2、《庄子》:

《庄子》书名,唐玄宗诏改称《南华真经》,也称《南华经》。现存《庄子》古注本有晋郭象注本,共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

(1)道

“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自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自辨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天下》)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

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大宗师》)天在内,人在外。…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秋水》)

(2)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激激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至乐》)

斯宾诺莎:无知的人不仅在各方面受到外部原因的扰乱,从未享受灵魂的真正和平,而且过着上帝对万物似乎一概无知的生活,活着也是受苦,一旦不再受苦了,也就不再存在了。另一方面,有知的人,在他有知的范围内,简直可以不动心,而且由于理解他自己上帝万物都有一定的永恒的必然性,他也就永远存在,永远享受灵魂的和平。(《伦理学》)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候之门而仁义存焉。”

“朝三暮四”,“东施效颦”,“庄周梦蝶”,“望洋兴叹”,“鸱得腐鼠”,“运斤成风”,“舐痔结驷”,“鼓盆而歌”,“濠梁之辩”(“濠上”指逍遥闲游,自得其乐之所,或将寄情玄言作为濠上之风。)

庄子齐生死,齐是非,齐美丑,齐万物。一切都以人的主观为转移。

(三)《墨子》:

《墨子》一书是墨家的总集。孙贻让《墨子间诂·自序》:“今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墨子》现有53篇。

墨子主张“兼爱”,反对儒家从宗法制度出发的亲疏尊卑之分;提出“非政”,反对各国之间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要求“节葬”,“节用”,反对奢华的生活方式以及礼乐制度,鼓吹“尚用”、“尚贤”,反对任人唯亲。他还坚信“天志”和鬼神的存在。

(1)民富国强之道

墨家强调“三利”: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

天利。……三利无所利,是谓天贼。”(《墨子·天志中》)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墨子·七患》)“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同上)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弹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丝,多治麻丝葛绪,捆布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非命下》)

“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节用》)

(2)尚贤尚同

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藉良宰。故当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尝不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则使之,面目姣好则使之。夫亲戚、无故富贵、面目姣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矣。(《尚贤中》)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尚同上》)

(3)兼爱非攻:参见《墨子·非政》

(4)尊教重学

天下匹夫徒劳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鲁问》)唱而不和,是不学也。智少而不学,功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多而不教,功适息。

(《墨经》)

(5)墨家哲学与科学

《墨经》是世界上最古的逻辑著作之一。(梁启超《墨经校释》自序)

墨家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一种高度发展的和科学方法的创始人.(胡适:博士论文)

“尚贤使能”,“不避贫贱”,“不避亲疏”,“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即“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尚竖》)

“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惟不相爱生也”

他主张“节用”是为了“国去其无用之费”。

他针对孔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的危害性提出“非命”。

(四)、《韩非子》——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1)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申不害“徒术而无法”,公孙鞅“徒法而无术”,“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屈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

法是法律,是“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是权术,是统治人民的手段或策略,“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难三》

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二柄》)

(2)法家和道家

冯友兰:“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道家的观念,也是法家的观念。韩非说:君主应当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大体》)换言之,君主具有种种工具和机器,用来进行统治,有了这些,就无为而无不为了。(《中国哲

学简史》)

(3)法家和儒家

冯友兰:儒家主张,治理百姓应当以礼以德,不应当以法以刑。…儒家要求不仅治贵族以礼,而且治平民也应当以礼而不以刑,这实际上是要求以更高的行为标准用之于平民。…在法家思想里,也没有阶级的区别。在法律和君主面前人人平等。可是,法家不是把平民的行为标准提高到用礼的水平,而是把贵族的行为标准降低到用刑的地步,以致于将礼抛弃,只靠赏罚,—视同仁。儒家的观念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观念是现实主义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总是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总是指责儒家迂腐、空谈。(同上)《韩非子》里有许多成语典故,如:自相矛盾,买椟还珠,郑人买履,守株待兔,狗猛酒酸,郢书燕说,不死之药等。

三、佛家——禅悟的智慧

《坛经》

(1)慧能与禅宗

(2)非心非佛

神秀偈曰: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

慧能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祖(弘忍)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葛獠,若为堪作佛?慧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葛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钝。迷人渐修,悟人顿契,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渐之假名。

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善知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则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生念。…是以立无念为宗。(定慧品)

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常自思己过,与道即相当。…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腿卧。(《般若品》)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去,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

(《疑问品》)

四、《楚辞》

刘向辑集屈原、宋玉、景差诸赋,附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裒的作品和刘向所作《九歌》为《楚辞》十六篇。王逸又加以所作《九思》和班固《两都》成《楚辞章句》十七卷。历代多有注释《楚辞》的作品,象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十七卷,朱熹的《楚辞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后语》六卷,清王夫之的《楚辞通释》,等等。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又在《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怨思而作《离骚》”。

《九章》据王逸注本包括:《惜诵》、《涉江》、《抽思》、《哀郢》、《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

五、《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春秋战国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大时代,汉代是我国史学、文学特著的时代。

“唐诗、晋字、汉文章”有其时代性。“文章同史”是汉代的特色,司马迁的《史记》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作。

《史记》这部书共分五个组成部分,郑樵称为“五体”的。即五种体例各自互相独立而又互相联系和补充。“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惟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手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

《史记》:是一部划时代的纪传体通史。司马迁作《史记》是在身受腐刑遭受极端折磨后,振奋精神以前人的成就自励写出的,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所

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继《春秋》而作的。“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事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六、班固的《汉书》

班固的《汉书》,即《前汉书》,也叫《班史》,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唐刘知几《史通》把它列为史学六家之一。六家是:一、尚书家,二、春秋家,三、左传家,四、国语家,五、史记家,六、汉书家。他说:“如《汉书》者,究两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兴废,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汉书》起于汉高祖之年(公元前206年),终于孝平、王莽之诛(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

《三义书》是四体,分: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汉书》改《史记》的《八书》为《十志》。新增《刑法志》记载法律,律令的变化。《地理志》记载郡国行政区域,山川,户口,物产以及风上民俗,海外交通等。《五行志》以五行灾异来反映政治上的得失,固然出于迷信,但也保存了有关自然灾害:地震、日月食的记载。《艺文志》记载学术、学派的源流及各类图书。

《艺文志》根据《七略》的分类,著录经、史、诸子百家各种图书,而有所出入增减,《艺文志》著录诸子百八十九家,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官。”“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七、许慎的《说文解字》

许慎的《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十五篇,篇分为二,三十卷。所录小篆

共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古文,籀文录为重文。共一千一百六十三字,接字源形符分为五百四十个部。字书以部首序次留传后世的以《说文》为最古,对后世字书影响也最大。近人丁福保说:“今日尚能见古人造书之旨者,赖有此书之存也”。《说文》是一部以部首排检首创之作,比在它之前的《尔雅》按字义排检和在后的《唐韵》按字音排检在使用上困难比较小。马融赞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且为后世言小学者所宗,称之为“标准字书”,称研究《说文》之学为“许学”,而研究《说文》的书,尤其是乾、嘉时期特别多,许学家们之间虽有争论,但无不以许书为“权威”之作。注解《说文解字》最有名的是段玉裁的段注本。

《说文》原是借文字以证经书,用经书考证文字,为“王政”服务的。比方,他解释:“王,天下所归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凡王之属皆从王。他解释:“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八、陈寿的《三国志》:即魏、蜀、吴三国史书,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它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为“汉四史”。

刘宋文帝以《三国志》过于简略,令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

九、《文心雕龙》与《诗品》

《文心雕龙》五十篇十卷,是我国封建时代文学理论评论家刘勰以儒家思想阐发文学理论之作,刘勰早孤,“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他七岁开始学文,“为文长于佛理”(梁书·刘勰传)以一释家信徒来宣扬儒家思想,是有他的时代特色的。《文心雕龙》的“文心”即“为文之用心也。”意即文学创作是为羽翼儒家经书之用,为现时政治服务的。

《文心雕龙》全书篇名组织次序是经过慎密考虑的。前五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为“文之枢纽”,以下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文体部分,自《神思》至《序志》二十五篇泛论文学创作理论、方法等。他认为文学之间有继承关系,说:“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

辞章,瞻望魏采。”在《宗经》里,他提出六条创作标准:“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芙”,“文丽而不淫”。提倡“文质并重。”

钟嵘《诗品》,亦名《诗评》。《梁书、钟嵘传》说他“常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名为《诗评》”。

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一样,在文学观上崇《经》抑《骚》,把源出于《国风》的曹植、陆机、谢灵运的诗歌列为上品,奉曹植为“典范”,称陆机为“太康之英”,谢灵运为“元嘉之雄”。把源出于《楚辞》的张华、鲍照、谢朓等诗歌列入中品,把“不知所出”,语言质朴,缺乏文采的曹操列入下品。

十、司马光(1019-1086年)与《资治通鉴》

《春秋》是一部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谷梁传》认为《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上尊天时,纪正人事。”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最早的纪传体史书。《史记》以后,《汉书》至《五代史》历朝史书都是断代史。司马光认为“《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刘恕《通鉴外纪·自序》)。因此,“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的通史,上续《左传》。”他从事编纂《资治通鉴》“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抉摘幽隐,校计毫厘,”“筋骸瘤瘁,目视昏近,”“尽于此书”(《进资治通鉴表》)。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治道,”“贤于荀悦《汉纪》,名之曰《资治通鉴》(《宋史·司马光传》)。”

这部书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止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参考了三百二十多种书,从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先后在开封、洛阳费了近十九年的时间,才编成全书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的巨著。这部书是在儒家“通经致用”思想指导下写成的。它的取材自然是以王权至上和正统观念“专取关国家之盛衰,系民生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进资格通鉴表》为准则。

这部书详细记载了历代王朝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以及重大政治事件的设施,措施,军事战略策略等。

①司马光认为“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人主不可以不观史,善者可以为法,恶者可以为戒。自生民以来,帝王之盛者无如尧、舜,《书》称其德,皆如稽古。然则沼天下者,安可不师古哉?”“故夏遵禹训,商奉汤典,周守文、武文法,汉据高祖之律,唐行太宗之制,子孙享有天禄或数百年”(《传家集·请更张新法札子》)。所谓“稽古”、“师古”不是复古,而是以古为鉴,吸取古代兴亡成败的经验和教训。

②在用人“因人成败”问题上,他举刘邦、刘秀、李渊之所以成功是:刘邦“唯其知人善任使而已,”刘秀“取良吏茂以为太傅,戒冯异以安集关中”,李渊“盖以太宗为之子也。”魏惠王,赵武灵王这所败是:魏惠王之有商鞅不能用,弃之秦,反使己丧地窜身。赵武灵王“用郭克之谗而弃谦颇、李牧,”“宗庙不血食。”因此提出:“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认为“彼贤能者,众民之所从也,犹草木之有根柢也。得其根柢,则其枝叶安适哉!故圣王所以能兼制兆民包举宇内而无不听从者,此也。”

③关于民的问题,他提出:“为政在顺民心,民之所欲者行之,所恶者去之,则何患号令不行,民心不附,国家不安,名誉不荣哉?”“民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民心向背,决定王朝兴亡”。民心这所以不附,是因为“疲蔽民

力,齑醢生民”以致“上下怨叛”,如:“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穷民之所以也”《传家集》。

宋王应麟誉为“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四库总目》谓“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资治通鉴上续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