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名书院

2023年12月24日发(作者：点刺舌)

中国古代著名书院

书院之名起于唐开元六年（718）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集贤殿书院。置学士，掌刊刻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是政府的秘书机关。

北宋有六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始于唐李宾客隐读，盛于南宋朱熹复兴，绍隆于明清，有千余年历史，坐落于江西九江庐山五老峰南约 10公里处的后屏山南麓。原址江西庐山五老峰东南，原为李渤兄弟隐居读书处。根据文献记载，“渤养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后来李渤任江州刺史，旧地重游，于此修楼建亭，引泉植花，遂成为一处游览胜地，取名白鹿洞。唐代（公元618-907年）时。白鹿洞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完备的书院，与岳麓、雎阳、石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曾被誉为“海内书院第一”，“天下书院之首”。五代南唐升元年间，在此建立了“庐山国学”；宋（公元960-1127年）初扩建为书院，并正式定名为“白鹿洞书院”。太平兴国二年（977）诏赐国子监刊“九经”。南宋朱熹为南康军守，手订学规，讲学其中。明清仍为书院。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白鹿洞书院有着幽静的环境，宽敞的院舍，颇具实力的师资，求知若渴的生徒；它有完整的教规，有效的教学方法，以资生徒读书的图书，教学经费所需的学田。因此，在它兴教以来，延续时间达1000余年，曾为封建社会培养出一批批人才。

石鼓书院：石鼓书院位于衡阳市北门外石鼓山。山似半岛耸立于蒸水与湘水汇合处，海拔69米，面积4000平方米。宋至道三年（997）衡阳郡人李士真创建书院，景佑二年（公元1035），钦赐“石鼓书院”匾额，与当时的睢阳书院、白鹿书院齐名，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集孔孟学说之大成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在此讲学，使石鼓又空前为之一振。还有政治家范成大、文天祥、军事家、词人辛弃疾，思想家王夫之等分别到紫游览或讲学，并吟成不朽的诗篇，镌出不可磨灭的碑记，详尽生动地描绘了石鼓的形胜。

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唐末五代（约958年）智睿等二僧办学。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嗣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式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除建筑文物外，岳麓书院还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闻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等。

嵩阳书院：址河南登封太空山。原名嵩阳寺，在登封县城北2．5公里嵩山脚下，创建于北魏太和八年（484年）。隋唐时名嵩阳观，五代后周名太乙书院、宋初名太师书院，后改嵩阳书院，与睢阳

书院、岳麓书院、白鹿书院并称我国“四大书院”。北宋理学家程领、程颐曾在此讲学。院内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游嵩岳时，见三柏高大茂盛，封为“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三将军”明末毁于火，今仅存两株。“大将军”周长约 6米，“二将军”周长近15米，世所罕见。

在嵩阳书院门前有一通意地观感应领碑刻，该碑刻于唐天宝三年（744年），雄伟壮观。隶书端正工整，笔法俊逸遒劲，为唐隶中之佳品。书者徐浩为著名书法家，《新唐书》有传。景日畛《说嵩》评云：“是碑为徐宣公浩古隶，笔法遒劲，姿态横生”。撰文者唐大臣李林甫，以“口蜜腹剑”著称。

应天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宋代的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应天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时的后晋。当时有邑人杨悫“乐于教育”，在将军赵直的支持下，聚徒讲学。杨悫去世后，他的学生楚丘人戚同文继承师业，继续办学，培养出诸如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等后来都成为台阁重臣的著名人物。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也出自这所学校。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戚同文病逝，学校一度关闭。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应天府民曹诚实资雄厚，藏书丰富，慨然继承戚同文的办学事业。由他筹资三百万，增建校舍一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大中祥府二年（1009），曹诚呈请朝廷，以学入官，得到了宋真宗的赞许，并正式赐匾额为“应天府书院”，以曹诚为书院助教。从此，应天府书院便由应天府幕职官直接“提举”的官方书院。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仁宗景祐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

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应天府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其地位也高于其他一般书院。宋哲宗时，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幼弟曾肇知应天府，更是“积公帑之余，大兴学校，亲加训导，养成人才为多”。应天府书院历经北宋一百余年而不衰，在宋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茅山书院：处土候遗所建，在江苏江宁，教授生徒兼饮食之。

南宋书院极盛，主要有四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为北宋原有，经朱熹、张拭等振兴。 丽泽书院是吕伯恭讲学之地，象山书院为陆九渊讲学之地。

丽泽书院，原名丽泽堂，亦叫丽泽书堂。为南宋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吕祖谦（1137-1181，金华人）讲学会友之所，设于宋乾道初（约1165-1166）。“其地在光孝观侧（清金华县学后，今市内一览亭东北），四方学者皆受业于此”（宋·楼钥《东莱吕太史祠堂记》）。因屋前临二湖，故取堂名为“丽泽”，人称“丽泽书堂”。“丽泽”之名取于《周易》“兑封”象义：“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丽泽”意为两泽相连。其水交流犹如君子朋友通过讲会而交流知识、学说。吕祖谦这一讲学会友之所，系其曾祖父东莱郡侯吕好问于建炎年间宋室南迁时携全家自开封迁居金华时所借之官屋。后吕祖谦将此屋归还官府，另置新居于城之北隅，而讲学会友之所丽泽堂也随之北移。宋孝宗乾道、淳熙时期，吕祖谦与朱熹、张栻齐名，被称为“东南三贤”。 吕祖谦是金华学派的奠基人，并开南宋浙东学派之先声。他除自己在丽泽书堂教授生徒、著书立说外，还先后邀请当时的著名学者朱熹、张栻、陆九渊、陆九龄、薛季宜、叶适、陈亮等前来讲学，以探讨学术、交流思想。吕祖谦为丽泽书堂制订了学规，并以“孝悌、忠信、明理、躬行”为基本准则，学生中如有“亲在别居、亲没不葬、因丧婚聚、宗俟讼财、侵犯公财、喧噪场屋、游荡不检”等行为者，即令其退学。他还为书堂编著了《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近思录》（十四卷）等教材。书院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教学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与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切磋、研讨之风甚盛。书院每月授课2-3次，一年举行一次考试。吕祖谦的嫡传弟子即有吕祖俭、叶邽、楼昉、乔行简、王瀚、戚如琥、王深源、李大有等89人。至淳熙八年（1181）8月，吕祖谦谢世，丽泽书堂便由其弟吕祖俭主持。

象山书院，首创于南宋谆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当时称作“象山精舍”。贵溪应天山“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陆九渊登而乐之，乃建精舍居焉。学生也悄悄结庐其旁。早晨鸣鼓“揖升讲座”，从

容授学。讲授五年，求学者超过数千人。当时已负盛名的理学家朱熹写信给陆九渊说：“闻象山垦辟架凿之功益有绪，来学者亦甚，恨不得一至其间观奇揽胜”。

象山书院几经风霜，几经迁徙，直至清同治年间迁至县城东重建书院，又因战祸，荡然无存。然而，它的影响始终存在。它为贵溪乃至相邻各县的文化发展、培养人才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宋、明时期，贵溪学子中进士者两百余人。南宋嘉定至淳熙四十四年间，贵溪籍郑天佑祖孙三代11人中进士。明嘉庆年间有被誉为“精忠贯日月，芳誉溢乡间”的宰相夏言。有刚正廉洁，“一介不取，一介不予”的应天礼经考官江以朝。他被海瑞称赞为：“江公百世师表，称之天下不愧，世世不愧”。徐九思、徐贵明父子更是明嘉靖年间有名的为民兴利除弊的水利专家。陆象山的哲学思想（包括他的教育思想）由于历史的局限，固然有许多唯心主义成分。但是，他的“六经皆注我，我何注六经”的无畏精神；他反对的“自暴、自弃”，强调“自立、自重，不随人脚跟，学人言语”的开创精神；他的“往哲之言，因时乘理”的深刻见解，不无可取之处。陆象山以他的博学卓识吸引学生，从而使象山书院成为当时全国著名书院之一。清代学者全祖望评价说：“岳麓、白鹿、丽泽、陆氏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

元代书院多由官办，近于地方学校。

明代初年太祖曾设诛泗、尼山书院，不甚发达。后书院又四遭禁毁。明末东林书院最为著名，影响颇大。址江苏无锡。

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当时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号龟山）长期讲学之地。后废。“东林书院”名称来历与杨时游庐山时所写“东林道上闲步”这首诗有关。南宋时,邑人建杨时祠堂于此。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僧月秋潭于其上建东林庵。直至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僧人信谅又加重修，百余年间，其地成为僧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罢黜里居的顾宪成，偕弟允成，及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叶茂才、史孟麟、薛敷教、钱一本等人，为继承杨时讲学遗志，共同倡导仪捐款重建兴复。 顾宪与高攀龙讲学其中，以清议为武器，抨击阉党，被称为东林党。及兴党狱，诏毁全国书院，东林居其首。崇祯末年曾重修。抗日战争胜利后，无锡著名人士因东林书院岁入失修 ，集议恢复旧观，发起重修。唐文治撰写了碑文，“发明性理之根源”，并略述书院建置始末，“惟愿我乡邦人士 ，景仰前徽，保气节于将坠。”碑后列有发起人姓名。唐文治，祖籍太仓，国学大师，长期在锡地办学，声名卓著。碑今存无锡东林书院。

清代书院，就其教学内容的重点而论，可分为三类：

其一重视义理与经世之学，如李二曲之主讲关中书院，主张“匡时”，还如颜元议漳南书院及晚清时康有为的万木草堂。

漳南书院，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在河北肥乡县兴建义学。后郝文灿就原址扩建，改称漳南书院。二十五年（1696年）颜元主持院事，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书斋。旋因漳水泛溢，淹没院舍，未及半年颜元即离去。后经修复，屡请颜元主其事，皆辞而不往。教育家颜元（1635—1704），号习斋，直隶博野（今河北博野）人。抨击理学，强调实学，主讲漳南书院，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改变宋儒“读书静坐”和侈谈“心性命理”之风。其学生李土恭（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发挥师说，世称“颜李学派”。后人将颜元《四存编》、李土恭《恕谷文集》等编为《颜李遣书》。

万木草堂，出著名学者康有为于光绪十七年(1891)在广州长兴里创建。康有为出身子书香门第，自少淹博旧籍，并读过一些家藏的西方书籍，从小就立有远大的志向。十九岁时师从当时名儒朱次琦于礼山草堂，苦读三年。后来历游香港、上海，接触到大量的西书，自称“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进。”(《康南海自编年谱》)面对民族的深刻危机，他萌发了学习西方之长，实行维新变革，挽救民族危机的维新变革的思想。光绪十四年(1888)冬，康有为毅然进京上书变法，不但没有任何结果，反而遭人讥讽。光绪十六年(1890)春，他举家迁往广州，并开始讲学。由于他以布衣上书的名气很大，致使当时正在学海堂书院读书的陈千秋、梁启超等人纷纷前来请益，并为他的学识所折服，愿为弟子。这时，青年学子也慕名闻风而来，康有为应陈、梁之请，便租赁长兴里邱氏书屋，正式开办学舍，创建万木草堂。

万木草堂创办之初，康有为就主张“脱前人之窠臼，开独得之新理”。草堂的命名，就离有培植万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意思。1891年3月，康有为撰写了《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学规，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对学生施以德、智、体教育。在德育方面，康有为提倡厉节、慎独、主静、养心、检摄威仪、敦行孝梯、崇尚

任恤、同体饥溺等传统道德修养，其中的内容仍然没有脱离封建教育案臼，但他的目的则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从而发奋图强。在智育方面，当时万木草堂开设四种课程：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之学、宋明理学、泰西哲学等；经世之学，包括有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应用学、群学等；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等；文字之学(词章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这些课程，虽然还是以传统的学术为主干，但与当时专学八股、帖括词章的传统学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因为万木草堂是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心学、西学为用，所以它的讲学也颇具特色。这表现在：一、中西学术结合。在讲义理之学的同时，又讲泰西哲学；在讲考据经世、文字之学时，往往增讲万国史学、地理、数学、格致群学、外国语言文字等西学内容。二、重视体育。除规定上体育课之外，康有为又将体育与习礼结合起来，寓体育于礼仪音乐之中，并举行兵操和射击练习。三、推崇今文经学。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认为，历代统治者所崇尚的古文经典都是“伪经”，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用以“饰经佐篡”，是替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提供理论依据，应称之“新学”；“新学”谬托圣人而捏造的“伪经”，完全湮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和“托古改制”的原意。康有为借考辨今、古文经典的真伪，来攻击清朝统治者所祟奉的古文经学，以动摇封建主义的理论基础，打击顽固派“恪守祖训”的思想根源，为变法维新扫除思想障碍。四、重视陆五心学。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宋明理学时，着重讲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心学，这也是万木草堂讲学的重要内容。梁启超著草堂弟子籍时，曾向康有为请教“为学方针”，康有为即回答：首先教以陆王心学，而后讲一些史学、西学。这是因为当时的士子，一无所志，又无所知，唯利是图，“唯帖括之学”，思想受程朱理学的束缚。他讲陆王心学，就是重精神，贯德育，强调发挥人的主观精神作用，从而培养出了陈千秋、梁启超、徐勤、韩文举、曹泰、麦孟华等一批著名的维新变法人才。由于万木草堂明确提出中体西用为办学宗旨，而且采用中西并重的教育内容。对当时的书院教学影响很大，后来梁启超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时，基本上因袭了万木草堂的办学精神。

其二以考科举业为主，一般书院多属此。

其三以扑学精神倡导学术研究，不课八股举也，如惠栋主讲紫阳书院，阮元设于浙江的诂经精舍、设于广东的学海堂。

紫阳书院，在武夷山五曲隐屏峰下。始建于宋淳熙十年（1183），称武夷精舍，南宋末年扩建，称紫阳书院，明正统年间改称朱文公祠。宋朝理学家朱熹曾在此讲学达十年。初建时有仁智堂、隐求斋、寒栖馆、晚对亭、铁笛亭等建筑物。现仅存止宿和隐求室的部分建筑。书院各处石壁上，留有许多诗文手迹，尢以朱熹亲笔题勒“游者如斯”和人陈省在晒布岩刻下的“壁立万仞”为著。

诂经精舍，是清代嘉庆时期的著名书院。诂经精舍地处浙江杭州府治孤山之阳，左三忠祠，右照胆台，面对西湖。它是由清代阮元于嘉庆六年(1801)正式创建。阮元字伯元，江苏仪征人，是一位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生平著述宏富，著名的著作有《卜三经注疏并释文校勘记》二百四十五卷，《经籍篡访》百零六卷。嘉庆二年(1797)，阮元督学浙江，他遴选浙江能够从事经学研究的人，构屋五十间，聚居于孤山之阳，编撰《经籍篡访》一书。次年八月书成，阮元招兵部侍郎入都。不久，又奉命抚浙，于嘉庆六年(1801)正月，在原来修书旧地，建为书院，取名“访经精舍”，招收历年由浙江十一“郡所选拔的优秀生员来精舍读书。同时又在西偏筑第一楼，为生徒游息之所。

阮元创办诂经精舍，与当时浙江的敷文、紫阳两书院以科举考试为目的办学原则不同，而是提倡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材为主，指导学生研究经义，旁及词赋，多攻古体。精舍所署楹帖有云：“公羊传经，司马著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说明其办学宗旨是崇尚汉学，培养经史学术人才。精舍设有掌教，亦称主讲、山长或院长，义或称讲教，般由巡抚聘任。下设监院，职长教课，亦称学长，一般也是由巡抚委任。书院开创之初，主讲者自阮元后，有王昶、孙星衍二人。王昶字德甫，号兰泉，青浦人，著有《金石萃编》。孙星衍字伯渊，又字渊如，江苏阳湖人，著作极富，有《尚书今古注疏》、《续古文苑》、《平津馆藏书记》等。王昶和孙星衍都是乾嘉之际的著名汉学家。精舍主讲、监院的任期，少则一年，多则十年，而俞樾担承山长为时最久，竟蝉联了三十一年。肄业生徒，初定三十二人，遴选十一郡诸生中经学修明，通于一艺者充之。道光十年(1830)，巡抚富呢扬阿改定额为三十六人，内外课各半。光绪三年(1877)，巡抚梅启照又增其额，人数无考。其后又增至六十名，内外课亦各半。外课又有附课生，亦称备课生，人无定，其名目亦不知始于何时。同治时，徐树铭督浙江学政时，特置超等六人，以异内外课生。精舍的课试，每月一次，一般由主讲命题。内容是问十三经、三史疑义，旁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词章，各听搜讨书传条对，以此来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书院又先后编刻课艺八集。初编由阮元手订，

共十八卷，书名《诂经精舍文集》。以后由罗文俊、俞樾编订至八集，其中共收经史、词赋二干余篇，推动了当时的学术交流和文化的传播。

诂经精舍在办学期间，培养了大批著名学者，如黄以周、朱一新、章炳麟、陈澧等都是诂经精舍出来的佼佼者。李元度《阮文达公事略》说：“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显及撰述成一家言，不可殚述。东南人才，称极盛焉。”清咸丰年间，诂经精舍毁于战乱。直到清同治五年(1866)，才由布政使蒋益澧发起重建，山长俞樾撰有重建精舍记。光绪十二年(1886)十月，第一楼遭火灾焚毁，次年改建许郑祠，并于旧址增建式古堂，作为诸生讲习之所。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巡抚廖寿丰奏将杭州的敷文、崇文、紫阳、诂经、学海、东城等六书院，改为专课中西实学之“求是书院”。当时诂经精舍办学经费短缺，又因掌教俞樾辞聘而去。后来由谭献、汪鸣銮相继主讲，延至光绪三十年(1904)正式停办。1901年所有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但书院形式并未废止，又有中、西各式书院，近似近代学校。

学海堂书院，是清代道光时期的著名书院，是由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阮元继杭州创建诂经精舍之后，于道光五年(1825)在广州城北粤秀山创办的又一个以专重经史训诂为宗旨的书院。阮元不仅博学淹通，而且在当时的政界也身居要职，集封疆大吏与学术巨子于一身。《清史稿》称他为“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阮元的治学提倡“崇尚汉学，实事求是”，主张通过音韵训诂，弄清古代经书中的本来意义，从而探求圣贤之道。他创办学海堂书，院时，要求学生：“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古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虽性之所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学海堂集序》)阮元的这篇序文也题刻在学海堂西面墙上，作为学海堂的办学宗旨。阮元主持学海堂时间不长，但他亲自授课，与学生讲经析疑，“凡经义子史前贤诸集，下及选赋诗歌古文辞，莫不思与诸生求其程，归于是，而示以从违取舍之途”。阮元还颁定了《学海堂章程》，确立了学长制、季课制和刊刻制，并个人捐赠白银四千两作为学海堂的办学经费。在阮元的努力下，学海堂成为当时广东文化学术的中心。

学海堂与其他书院不同。首先，它不设山长制，而实行学长制。据《学海堂章程》中规定：管理学海堂，本部堂酌派出学长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徐荣、熊景星、马福安、吴应逵共八人同司课事。其有出仕等事，再由七人公举补额。永不设立山长，亦不允荐山长。学长的主要职责是出题评卷。书院内的大小事宜均由八位学长共同商议决定。每

年四课，每课设管课学长两人，兼管日常事务。其次是实行季课制。《学海堂章程》规定：每一年分为四课，由学长出经题文笔，古今诗题。限日截卷，评定甲乙，分别散给膏火。所谓“季课”，也就是按季节考试。这与当时一般书院流行的月课形式差不多，但内容却完全不一样。一般书院的月课，如同科举考试，学生黎明登堂，封门发题，当日交卷，不能继烛。其题目般以四书文为主。学海堂则每一季度由书院出题征文，张榜于学海堂门外，各学长也各携若干张，以便散发；在考题上标明截卷日期；学生们根据所出题，查阅经书，登堂向学长请教疑难，然后写出课卷；课卷由八学长共同评定，分别优劣，对优秀的予以奖励，并将课卷选入《学海堂全集》。再次是实行专课肄业生制度。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有利于学生学术研究的系统性，1834年，阮元的弟子钱仪吉来到广州。阮元委托他与学海堂的学长们商量制定专经课士法，并请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下谕设立专课肄业生制度。专课肄业生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为专课生的来源，是在乎日参加季课的学生中挑选，主要根据他们的品行、志向和学习成绩，由八学长共同推荐录取。专课生进堂后，可以在《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朱子全集》等书中任选门肄业，导师则在八学长中任选一位。学生一旦确定专业后，按日看书，撰写读书心得。每逢季课时，便将这些平日所作心得呈交导师，由导师负责指导。专课肄业生每届以三年为期限。1834年首次招收专课肄业生十名，其中有后来担承菊坡精舍院长的陈溜，就是学海堂首届肄业生之一。

由书院自行刊刻经籍，足学海堂书院有别于其他书院的另个重要特征。《学海堂章程》规定：堂侧添建小阁庋藏书板，及将来到集工价均在经费节存内动支。学海堂刊刻的书籍主要有二种：一是重刊前人或他人的著述，是刊刻本书院师生的编撰之书。阮元曾组织师生，搜罗甄录清代以来的各种解经书籍，酌定去取，汇辑成《学海堂经解》千四百卷。同时还汇编本书院师生的文章为《学海堂全集》、《学海堂课艺》等书。这对学海堂的教学与学术交流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学海堂书院每年还举办各种聚会。师生们在聚会上，促膝交谈，交流学习心得。每年正月二十日是阮元的生日，书院举行团拜。每年七月五日足汉代经学家郑玄的生日，书院举行祭礼仪式。其他如中秋月圆、重阳菊开、冬梅报春之时，也都是书院的雅集。这种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与当时以理学传授为主的书院，形成了鲜明的又对比。

学海堂书院从1824年创建至1897年最后次招生，历经七十余年，培养出众多的著名学者和经世人才。作为旧式书院，学海堂书院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