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上海地区女子服饰与新女性形象

2023年12月23日发(作者：wen爱)

1927～1937年上海地区女子服饰与新女性形象

刘玉琪;陈芳

【摘 要】本文以民国时期1927～1937年十年间上海地区女子服饰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上海画报》《良友》《玲珑》刊载的1927～1937年的女子服饰图像为主要参考资料,将上衣下裙和旗袍两种主流女子服饰的发展进行分析,进而讨论在这十年间新女性形象是如何塑造的,并最终确立知识女性,尤其是女学生是推动中国近代女子服饰变革的主体,也是塑造近代新女性形象一独立、有知识、爱国的主力成员.

【期刊名称】《艺术设计研究》

【年(卷),期】2017(000)002

【总页数】8页(P36-43)

【关键词】1927～1937年;女子服饰;上海;新女性形象

【作 者】刘玉琪;陈芳

【作者单位】北京服装学院;北京服装学院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J523.5

民国时期，中西文化碰撞比较激烈，女权运动逐渐开展起来，女子教育得以普及。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北伐战争在这一年也接近尾声。接下来的1927～1937年期间，是国民党统治的黄金十年，民国进入短暂稳定时期。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开阜的通商口岸，经济文化与西方的相互交融，也使上海地区女子服饰在这十年间有了一个大发展，并作为一个风向标引领着全中国的女子服

饰时尚。这场时尚风波的源头首先要追溯至民国初期的服饰制度。

1、民国初年服饰制度

一个朝代在开国之初，总有“易服色”一个仪制，以别于前朝①。康有为在维新运动时，就提出“断发易服改元，以与民更始”②。随着近代西方思想不断融入国人的生活，“学习西方、世界化、实用化、现代化、强国强种”等观念也逐渐深入大众群体生活。随之而来的服饰变革自然也是时代更迭的重要符号。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颁布的《服制草案》论述“服制理由”时就指出，“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为宜”，并希望做到“各国的好处，样样取来效法自它国的不好处，件件设法改良。”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同年10月民国政府和参议院即颁布了第一个正式的服饰法令—《服制》，颁布的这条法令确立了中华民族的礼服，也称之为国服，内容如下③：

男子礼服分为两种：大礼服和常礼服。大礼服即西方的礼服，有昼晚之分。昼服用长与膝齐，袖与手脉齐，前对襟，后下端开衩。用黑色，穿黑色长过膝的靴；晚礼服似西式的燕尾服，而后摆呈圆形，裤用西式长裤。穿大礼服要戴高而平顶的帽子，晚礼服可穿露出袜子的矮筒靴。常礼服两件: 一种为西式样，其形制与大礼服类似，唯戴较低而有檐的圆顶帽；另一种为传统的长袍马褂，均为黑色，料用丝、毛织品或棉、麻织品。

女子礼服一式，是齐领对襟长上衣，下服打裥长裙, 俗称百褶裙。衣长齐膝、对襟长衫，有领，左右及后下端开衩, 周身得加以锦绣。裙式为中置阔幅, 然后两幅分别向左右两侧打裥，上置裙带系腰。衣和裙的质料, 用色皆无规定。

从1912年所颁布的《服制案》中，可看出中西服饰形制在互相融合，服饰摆脱等级区分，趋向平等原则。但人民实际生活中对大礼服和常礼服的使用并不多，“民国虽有大礼服、常服之规定,费颇不货,遇婚丧辄以便服代之。”④另一方面，民国建立之初，政府为传播爱国思想，特别注重对国货的使用。“装可改，服可易，外

国货不可用，国货不可废也。”⑤这种行为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1912年10月参议院通过《服制案》，明文规定礼服所用材料必须为本国丝或毛织品⑥。

2、1929年服饰制度

1929年(民国十八年)，政府再一次下达《民国服制条例》，具体内容如下⑦：

男子礼服依左列之规定：

（1）褂：式如第一图（图1第一图），齐领对襟，长至腹，袖长至手脉，左右及后下端开，质用丝麻棉毛织品，色黑，钮扣五。

（2）袍：式如第二图（图1第二图），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踝上二寸，袖与褂袖齐，左右下端开，质用丝麻棉毛织品，色蓝，钮扣六。

（3）帽：冬式如第三图（图1第三图）之甲，凹顶软胎下沿略形椭圆，质用丝毛织品，色黑。夏式如第三图之乙，平顶硬胎下沿略形椭圆，质用草帽缏，色白。

（4）鞋：质用丝棉毛织品或革，色黑。

女子礼服，依甲、乙二种之规定：

甲种

（1）衣：式如第四图（图2第四图），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之中点，与裤下端齐，袖长过肘，与手脉之中点，质用丝麻棉毛织品，色蓝，钮扣六。

（2）鞋：质用丝棉毛织品或革，色黑。

乙种

（1）衣：式如第五图（图2第五图），齐领，前襟右掩长过腰袖长过肘与手脉之中点，左右下端开，质用丝麻棉毛织品，色蓝，钮扣五。

（2）裙：长及踝，质用丝麻，棉毛织品，色黑。

（3）鞋：质用丝棉毛织品或革，色黑。

男女因国际关系服用礼服时，得采用国际间通用礼服。

1929年的服饰条例对公职人员及男女的服装再次有了规定，男子蓝袍与黑褂，女

子则是蓝袍和蓝衣配黑裙两种款式。从1929年的男女服装款式中可以看出，国家要从制度上着手，扫除崇洋媚外的心态。以这两个时间对女子服饰的规定，在社会中也产生了两种基本式样的女子日常服饰，即上衣下裙和旗袍。

民国政府在初年和中期分别进行了两次重大的服制条令的颁布，对女子服饰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在条例中所要求的服饰，以中式为主、西式为辅的着装式样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其次，被条令重新规定的女子服饰打破了传统的等级制度，更注重实际生活需求。服制条令所规定的女子服饰款式成为人们生活中竞相模仿的对象。规定产生的基本形制成为服装裁剪的基本款式，两次服制条令中的女服款式是之后女子服饰演变的原形。

1、上衣下裙

中国古代女子服饰的基本形制之一即上衣下裳式，历代的裙子式样有百褶裙、晕裙、月华裙等。不同裙子的命名，多以强调裙子的特殊色彩、面料或装饰手法为主。就基本造型而言，历代汉族女裙可谓大同小异。换言之，汉族女裙在基本形制上保持了一定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上下分体式是中国传统服装的典型形制，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十分稳定。在清末江南一带的女子服饰中，上衣有身长过膝且宽大衣袖的马褂，也有长度较短且有收腰痕迹的短衫。

清代女子的下裙为马面裙（如图3），它是在裙子前后两面有两个呈长方形的外裙门（如图4）。“其制后襟不断，而两旁有摆，前襟两载，而下有马面褶两傍耳。”⑧这样的马面裙是由两片相同的裙片组成，穿着时需将裙腰处用扣子或绳系好。1912年服制规定后，中国境内女子服饰也以上衣下裙的式样为主，但在装饰上普遍也注重简洁朴素。其基本式样为：上衣为半高领，喇叭袖且袖长在肘部与手腕中间位置，下摆呈半圆形且长度盖过小腹，修饰以领口、衣口、下摆边缘处为主；下裙颜色为深色系，收腰，下摆宽大且呈上窄下宽的梯形有褶裥。由于1929年的服制条例规定女子可以用“长至膝与踝之中点，与裤下端齐，袖长过肘，与手脉之

中点”的长袍作礼服，导致上衣下裙的流行开始衰弱。画报中的图像显示在1930年后重大场合中，女子穿上衣下裙的图像已经很罕见了，也就是说上衣下裙在这十年的发展仅集中于1927～1930年。笔者将这五年上衣下裙的结构演变进行分析，如表1和表2。

20年代初期，女性所穿的服饰，上身多为低领收腰的圆摆短袄，摆长不过臀，多为圆弧形，短袄的袖长一般至肘部，袖口一般为7寸，当时称为“倒大袖”或“喇叭袖”。下面则是长裙。1927～1937年的上衣下裙逐渐改变了这种短裙长袄倒大袖⑨的女服样式。“裙子因为上衣短小的缘故，不得不逐渐放长，和上衣比较起来，裙子占三分之二，衣服占三分之一，而且因为上衣紧束着的缘故，便将裙子造的宽松一点，虽然下摆比较狭，可是腰腿的一部分因为走路时的摆动，可以使它鼓动起来，增添不少美态。”⑩这时的上衣下裙已经体现出了女子的身体曲线，并展现出女子的美态，同时也是新时代女性服饰的精神面貌。

2、旗袍

旗袍马甲是早期旗袍的原形 （如图5）。民国十五年左右，在生活中出现短袄与长马甲以及挂肩的位置作连接的服装式样，短袄与长马甲即成为一体。从外观看来，早期与后期的旗袍式样相差并不大，主要不同是后期的旗袍去掉了短袄的衣身，将袖子与长马甲合并成为“一片式”。

20年代中期，中国妇女的服饰迎来一个新时代。女学生、女演员、名媛、名伶等都以着旗袍作为风尚。“如果穿旗袍或长背心戴帽子，总觉得美些，要是穿了绸缎袄裙戴绒绳结的帽子，便觉得村气万分了”。⑪上海地区的报刊杂志、广告漫画似乎也在同一时期将旗袍定义为转型时期中国女性服饰的代表。笔者在翻阅资料和浏览实物过程中发现，在国民政府统治的这十年间，出现了以1931年作为时间截点的两个不同时间段内的女子旗袍式样，分别为1927～1931年和1932～1937年，以下分两小节做简要论述。

（1）1927～1931女子旗袍式样

笔者在阅读《上海画报》时发现， 20年代早期，旗袍属于廓形较大的A字形旗袍且衣身宽大，袖子受到早期短袄的影响，呈喇叭状，下摆长度至脚踝，但并无开衩（如图6，这是1925年《上海画报》至创建以来在报刊中第一次出现的女子旗袍），代表特征为倒大袖且衣身宽大。

1927年是旗袍马甲盛行的高峰期（如图7），同年叶浅予在《上海画报》中发表了女子旗袍的演变图（如图8），这幅画直观地反映了20年代旗袍早期至中期的变化。到1928年，旗袍马甲流行减弱，马甲和衣身相连接。也是在1928年旗袍开始收腰，后又经过1929旗袍的曲线化改良，1930年的旗袍式样足以显现出女性身体曲线。与此同时，旗袍的领子开始变高，三围尺寸的设计也更加贴合人体，袖长由肘部位置上移到肘上部一寸多的位置，在下摆的位置都有开衩且开衩长度在10公分左右，装饰上极其复杂的“宽镶滚”也逐渐被异色面料的 “细镶滚”取代，且只在衣缘装饰。到1931年，开始存在两种长度的旗袍，一种是长至膝盖处上下5～10cm的旗袍（如图9），另一种是长及小腿中部的旗袍（如图10）。这两种不同长度的旗袍有着两个共同特征：开衩明显和三围线明显。两个特征的出现体现了社会对女性穿着的包容性以及女性对身体美认知程度的提高，为塑造新时代女性服饰形象奠定了基础。

（2）1932～1937女子旗袍式样

北伐战争在1928年取得了胜利，国家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尤其在上海地区，民族工商业也大量兴起，使商品市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时装公司和产业的兴起，更是为30年代旗袍大发展的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商业背景，30年代初期在《玲珑》《良友》等一些主流杂志上发表的时装画也成了这些时装公司的各种服饰新潮流的指向标。

1931年的《玲珑》画报中叶浅予先生写道，“不妨长至脚背，可穿高跟，开衩方

九寸，上段可置滚条及花边，长度可占九寸”⑫。这就预示了长旗袍时代的到来，在1932年盛夏时，旗袍长至脚背且开衩极高，足有三十余公分，穿着时习惯露出里面所穿着的里衬（如图11）。1932年的旗袍，长度和领高并不会因为天气炎热或寒冷而缩短或加长，袖长保持在肘部以上3～5cm（图12），天气若转凉时，在旗袍外搭一件短袄或大衣。1933年中西式长礼服在上海地区开始出现，并得到了许多明星的追捧（如图13）。1934年，上海地区进行慈善捐款，众明星参与了这次时装展览的演出，所穿礼服长度皆盖过脚面，且袖口腰身都具有十分收身的效果，相关图片并在当时的画报中广泛宣传（如图14）。这种西式长礼服的形式也对中国旗袍长度的增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在领高上，与脖颈的高度达到一致，且领缘形状直接和脸下方的轮廓相契合。同时，有的旗袍开衩的尺度令人咋舌，开衩到臀骨的位置。1935年旗袍以盖过脚面为风尚，这一年期间的重要变化是在夏季短袖旗袍，袖围更加紧窄，且袖长长度仅有大臂的三分之一，有的甚至更短。至1936年，女子旗袍在长度上依旧保持如此，但其袖长继续缩短（如图16），即便是工作的女职员，旗袍的袖长均也保持在大臂的三分之一处以上。无袖旗袍成为一种时尚。表3中《良友》1936年125期中图17是当期封面人物，其无袖长旗袍的造型足以看出当时的流行风尚。至此，旗袍通过5年间 （1932～1936年） 的改变，于1936年形成了高领无袖长旗袍的式样。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对1932～1937年旗袍的衣长、袖长、领高、开衩长度、三围线这五个方面特征变化做具体概括，如表3。

1、上衣下裙与文明新装

无论是上衣下裙还是旗袍，它们的发展背后也必然有思想观念作指导。民国时期广为流行的文明新装是上衣下裙式样的发展，也是1912年女子礼服形制的一种演变。民国初年国内去日本留学人数特别多，在日本接受先进思想的知识女性，尤其是女学生和女教师，开始模仿日本女子的着装：上衣为窄而长的高领衫且全身没有装饰，

下身着长度到脚踝的黑色长裙。在发型上开始剪成齐耳或齐肩的短发，首饰一律清除，这种形象给人以简单、朴素、清新之美。这些知识女性在回国之后的穿衣形成一种风尚。适逢中国1915年由陈独秀等人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的盛行，中国境内掀起一股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之风，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为1919年“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展开做了极大的铺垫。而在上海地区，受新文化之风影响于1919年5月成立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成为其主要的新文化基地⑬。这个群体中的女学生随即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她们的着装无一例外不效仿从日本学习而来的女性服饰，因这个时期新思想新生活的开始，她们的这一着装就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文明新装”。

根据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这场由知识界女性引领的服饰潮流，对塑造女性朴素着装的思想有着很大的推动力。也使人们开始对女子繁琐的装饰产生鄙夷，如1920年在《妇女杂志》上刊载的一篇题为《女子当除装饰》的文章，“耗时、耗费、有害卫生、埋没自然美、引起他人轻视、要彻底废除装饰。当今女性应注意清洁、整齐、以免去掉装饰后蓬头垢面。⑭”另一方面，受到知识界“摒弃日货洋货，回归国货土货之简朴”，文明新装同时成为了传播节俭意识的载体。由知识女性引导的文明新装也逐渐扩散到家庭妇女、工作女性、摩登女子等其她城市女性群体。而这种文明新装的盛行是20年代上衣下裙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

2、旗袍与新女性形象

前文论述的1927～1931年上海女子以短旗袍为风尚，而1932～1937年间长旗袍这一现象不仅在社会中形成风尚，并且在当时的一些漫画中，画家对新时代女性的标榜，也倾向于用收身旗袍、高跟鞋的女子形象来表现。因此，在外观上身材匀称且能穿旗袍的女子被赋予新时代女性形象的标签。

但是将旗袍流行在人群中的导向又是谁呢？笔者认为主导这一风向标的群体依旧是知识界女性，尤其是在校的女学生群体。1927年，在文明新装盛行且还未出现服

制规定对女性着装作要求时，女校毕业照中就已出现短旗袍的式样（如图18）；在1931年长旗袍盛行的初期，也同样于女校毕业照中找到了长旗袍的雏形（如图19）。1931年《玲珑》画报中的毕业女生陈锁芳的旗袍，音乐家张桂卿的旗袍，中西女塾高中全体毕业生合照中所有女子的旗袍，有的长度在这一时就已经盖过脚面。同一年中，女学生、书画家、文学家等知识女性群体，她们的旗袍也明显长于一些娱乐影星、名媛、富太太。虽然最初女学生群体的服饰并没有达到合体剪裁，但是女学生群体敏锐地捕捉到了新时代女装的动向，并由她们作为载体将旗袍推广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进而影响了社会上各界女知识分子。所以，这一时期的各报刊中刊登的商家广告画、漫画作者的作品以及推广社会女子运动的宣传图标都乐于将年轻时尚、着旗袍且富有知识的女性看作新时代女性的形象，用塑造的这种形象吸引了更多女性竞相效仿。

3、女子服饰与新女性形象塑造

新时代女性的形象塑造需要在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中才得以完成。在1927～1937年间，是国民党人短暂稳定国家政治局面的时期，也是在这十年间，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正在崛起，很多文人志士，特别是一出生就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迫切希望将处于苦难中的女性带领出来，“关于妇女问题的出发点，从来的学者，多以经济上的必要困难为妇女社会问题发生之原因，所以有人说，妇女运动，要从妇女的社会经济问题着手，换言之，妇女要解决在社会中的各种不平，各种困难，首先要解决她们在社会上的生活问题。在男权高涨的现代社会，一切政治经济都操纵在男子的手里，女子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那么，这妇女社会问题就不应该是男子所专管的，应当成为社会上重要的问题了。全人类的妇女都觉悟到这一点，挣扎起来，解决这目前的重大妇女社会问题。”⑮

这一部分女性在社会活动中有着清醒的认识，她们在生活中用一种可以通过直观来影响大众的形式解放人群，如“天乳运动”、“废缠足运动”等。社会风气不良时，

提倡国货，并不断开展女权运动。所以，知识女性身份是在新女性塑造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她们在社会上属于思想的带头者，她们的改变是使大众改变的主要动力。但是在十年间相对稳定的发展中，女性在现实中的处境要比男性艰难得多。在以往的社会，大众认识了解女性大都从由男性执笔所作的文章中得来，这与中国女性接受教育、参与社会的比例程度是相吻合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受教育者普遍增多，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自己拿起笔来进行写作，在报刊上发表她们的作品，尽管她们写作的内容仍难逃男性的话语模式，“所写的女人多不免以男子的理想或成见为标准，或者贤媛，或是荡妇，都合于男子所定的范畴。”⑯

新女性群体为使人员不断在人群中增多，亟须塑造一种可以让人们通过看外在服饰特点即可判断她们身份属性的形式，以便在社会群体中有很多人可以效仿。前文所说，旗袍最初在女学生中兴起，学校是占据社会人员比重较多的地方，随后在社会中流行。黄嘉音也在1935年画的漫画中作《大学校也是时装店》（如图20），更为直观地展现出上海学校的服饰时尚是社会潮流的指引。但这并不是说她们仅仅只是在着装上去炫耀表现自己。知识女性走近社会舞台，特别是在1927年之后，社会也对知识女性群体更为重视，这个群体也逐渐以一个迅猛的发展姿态增长。刊登上报的人物也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大学女教授、女作家、女音乐家、女画家、女科学家，相比较于1927年之前报刊中以大量名妓、名伶、名花等为了哗众取宠的内容俨然有了较大的改观。她们在接受教育时也对时下的中国有所了解，并尽量避免带来一种“不健康的女子形象”，避免让女性有“慕虚荣，图享乐，不惜牺牲自己，屈膝求荣，便是完全出卖自己的人格与灵魂”⑰的情况发生。这就需要有思想有知识且深知大众疾苦的女性，并对社会中大众女性注入新思想，并使她们掌握新生技能。所以，引导社会潮流并能够带动社会发展的女性不可能是本身就出身名门贵族，且常年在象牙塔下不深入人民大众的女性。

新时代的知识女性，她们反对父权、夫权的束缚，提倡婚姻自由，鼓励社会上更多

的女性自力更生，摆脱对男子的依赖等，促进妇女的觉醒，她们在接受新思想时把合情、合理的观念注入生活，并认为“容貌美和装饰美并非是真美。要注重自己现时代的新妇女应该彻底肃清这种毒化观念，要注重自己人格的伟大，精神的高尚，思想的进步。”⑱并在此基础上去争取民族国家之下的妇女解放，并呼吁女性“忘记她的权利，忘记她的安乐，忘记她自己的生活，只有一个宗旨和一件事情，就是要牺牲自己的一切来救国”⑲，强调女子在国家存亡面前所处的境地。此外，还有知识女性建立“信箱栏”为广大的女性姐妹解决她们在婚姻、家庭、声誉、恋爱、学习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不断坚持女性独立的立场，为女性从身体到心灵的解放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她们用各种方式启蒙大众，也启蒙着女性自身。这一时期，这种女性虽然规模并不庞大，但是对社会的影响力是无限的。

虽然这个群体在人群中占极少数，但是这些兼具高背景和高知识的女性将她们不同倾向的思想用最直观的外观服饰形象展现给了更多人，她们的着装显示出当下时代社会女性的特点，和她们直接接触的一定不是社会底层的广大群众，而首先应是处于社会中间层的知识分子。社会上竞相模仿时尚会造成盲目跟风，而知识女性对大众的人文关怀却会渗透到大众生活中，因此不同于摩登女郎，知识女性相对简单、得体、大方的服饰才从本质上推动了社会大众女性服饰的变革。

她们在视觉上借鉴了最新式的穿衣风格，在思想上又尽可能地去考察劳动大众能够接受的范围，她们独立、有知识、爱国的新女性形象使大众更能够接受。所以，这一部分女性群体的衣服不会显得十分夸张和引人非议，她们的前卫思想和中国实际状况的相互作用使得知识女性的形象成为上海服装设计定位的方向，新知识女性群体真正为1927～1937年女性服饰新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

注释：

① 包天笑：《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苏州：政协文史编辑室编，1980年，第12页。

② 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戊戌变法资料》，1990年，第263-264页。

③ 参见《服制》，《政府公告》1912年10月。

④ 参见《东明县志生活民俗》，《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43页。

⑤ 参见《维持国货以兴商税说》，《申报》1912年6月13日。

⑥ 王宇清：《万古中华服装史》，上海：辅仁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0页。

⑦ 王宇清：《万古中华服装史》，上海：辅仁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5页。

⑧ 吕毖：《明宫史卷》，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8页。

⑨ 来凤仪：《张爱玲散文集》，第78页。

⑩ 镌冰女士：《妇女装饰之变化（下）》，《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1月8日。

⑪ 镌冰女士：《女士冬帽》，《民国日报(上海)》1926年12月13日。

⑫ 叶浅予：《旗袍设计图》，《玲珑》1931年第17期。

⑬ 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331页。

⑭ 胡怀琛：《女子当除装饰》，《妇女杂志》1921年10月5日。

⑮ 伊生：《妇女的社会问题》，《玲珑》1935年第46期。

⑯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⑰ 佚名：《新女性恋爱与婚姻观》，《玲珑》1935年第54期。

⑱ 佚名：《现代妇女应有正确的审美观念》，《玲珑》1937年第75期。

⑲ 宋美龄：《国民牺牲精神与女界责任》，《玲珑》1937年第81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传统服饰中的‘中国元素’及创新设计研究”

（项目编号：ZXKY03140409）和北京市教委长城学者培养计划（项目编号：CIT&TCD20150307）阶段性成果。

刘玉琪 北京服装学院 研究生

陈 芳 北京服装学院 教授 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