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关于大分岔的争辩及其背景

2023年12月9日发(作者：昆虫大全)

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 ——关于《大分岔》的争辩及其背景

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的《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进展》于200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由于该书的许多观点与以往的熟悉迥异，当即引发美国中国学界的强烈反映，同意者有之，质疑者亦不胜列举。同意与质疑之间，形成了猛烈的交锋，许多学者包括一些欧洲史专家也都卷入了争辩，即便在中国经济史学界也已感受到这场争辩的余波荡漾，因此，围绕《大分岔》展开的争辩事实上已成为世纪之初美国的中国学界和欧洲史学界的重大学术事件。我一直十分关注这场论争的进展，论争发生的时候，我正好在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去年5月下旬，我应邀到洛杉矶加州大学参加“20世纪初期上海出版文化”小型学术研讨会，期间曾特地到加州大学尔湾分校造访心仪已久的王国斌教授，蒙王教授的安排，见到了彭慕兰教授，并当面向他了解有关《大分岔》争辩的情形，和他本人对争辩的观点。现将我所明白的有关《大分岔》的争辩及背景作一简单的介绍，或许对希望了解这场论争者有所帮忙。

一，彭慕兰与“尔湾学派”

说到《大分岔》，便不能不提到“尔湾学派”。

“尔湾学派”，又称“加州学派”，是美国中国学界最近几年来新崛起的一个学派，因那个学派的两个核心人物都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而得名，这两个人物，一个是王国斌教授，另一个确实是《大分岔》一书的作者彭慕兰教授。王国斌教授已出版多部学术高作，包括《转变中国：历史转型和欧洲体会的局限》、《中国历史中的文化和国家：风俗、融合和批评》、《世界历史中的社会和文化》（与MarkKishlansky，PatrickGeary，PatriciaO＇Brien合著）、《人民的生存：中国的国家文官体系，1650——1850》（与PierreEtienneWill合著）等，这些高作大体上都着眼于现代中国历史和比较历史。其中以《转变中国》最具代表性，要紧讨论1500年以来的中国和欧洲经济进展、国家形成和社会对抗模式。最近他正在写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的手稿，试图明白得中华帝国晚期阻碍商品化的农业经济的生产和增加及1500年以来这些方面持续的改变如何阻碍20世纪中国的进展。并组织一个课题组为Leiden的出版商撰写1000年以来的中国的经济史。由于《转变中国》一书已有中译本，他的观点在国内学术界早已广为人知。

相对而言，彭慕兰教授其人其书，国内学人仍然是比较陌生的。因此，我想在那个地址略作介绍。彭慕兰于1988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教授，兼任历史系主任。迄今为止，其学术爱好要紧集中在三个独立而又彼此相关的领域：一是关于帝国晚期及20世纪中国国家、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彼此阻碍研究，他的第一部高作《从中心到边缘：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与经济》（TheMakingofaHinterland：State，SocietyandEconomyinInlandNorthChina，1853——1937），确实是他这一研究的要紧学术功效，这部高作于1993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高作中，彭慕兰以华北的一个地域为个案，并通过那个个案来考察几个相关的主题：中国国家的从头定位，处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下的社会转型（专门是在比较贫瘠的地域），国家政府、区域利益和法制社会之间正在改变的关系，经济上（专门是农业）和生态上的改变，农人的招架和集体暴动和中国社会内部的区域不一样。在那个领域，彭慕兰进一步研究的目标包括18和19世纪之间的中国谷物贸易与大规模合作生产的研究，和这两个世纪以来某个城市及其腹地招架（从反对税收和强迫劳役的暴动到对“非传统”异教中心的支持）的研究；二是在更大的层面上开展相似的研究，试图证明如此一个核心观点，即世界经济的起源并非比较先进的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域的单向阻碍所致，而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地域之间彼此阻碍的结果。那个课题的第一卷着重分析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密集和商业发达的地域一起面临的生态局限，和这种局限条件下的初期工业化，并深切试探欧洲率先进入新世界的特权是如何取得的。本书综合了经济和生态历史的比较研究，试图从头明白得这些地域之间彼此联系的重要性（尤其是生态），和世界不同区域之间社会、政治和文化不同的重要性。因此，本书力图在上述两个方面冲破一个闭塞的“中国”的研究，并藉此证明这两个方面是互为补充的；三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和探讨1九、20世纪全世界环境改变的背景下欧洲和东亚所发生的劳动力和经济变革及其重要意义。他和StevenTopik合著的《贸易制造的世界》，确实是这种比较和探讨的尝试，该书重构了世界经济的增加图景，和这种增加对所谓“一般人”的生活所造成的冲击。

由王国斌和彭慕兰构建的“尔湾学派”，并非是他们自封的，而是美国学术界，专门是美国的欧洲史学界对他们的治学风格和学术理路的一种归纳。且不管这种归纳是不是适当，但王国斌和彭慕兰的研究在学术界的确是独树一帜，自成风格的。他们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世史研究，又都专攻过欧洲史，因此具有比较研究的学养；他们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又都精通经济学，故能取二者之长而融会贯通；他们主张从全世界经济的彼此联系来考察现代世界经济的起源，又不轻忽世界不同区域的不同性；他们擅长理论思辩，又重视微观的实证研究。王国斌的《转变中国》与彭慕兰的《大分岔》，能够说是这种治学风格的集中表现。

二，《大分岔》中讨论的要紧问题

《大分岔》的主题，若是用一句话来归纳，确实是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域彼此联系的角度来探讨现代世界经济的起源及其进展。在这一主题下，彭慕兰提出了一个很成心思的问题，即什么缘故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特有的优势？围绕那个问题，彭慕兰要紧从人口与生态的角度把所有有阻碍的观点都搜集起来，然后，一项一项地进行比较研究。他以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大分岔”（thegreatdivergence）是在1800年以后才显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与欧洲并无明显的不同。确实是说，直至18世纪，中国并非掉队。彭慕兰选择的例证是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地域，前者是欧洲最发达的部份，后者是中国最先进的地域。这两个地址之因此到19世纪显现所谓的“大分岔”显然还有缘故。18世纪欧洲和中国都遭遇了生态危机，为了减轻中心的生态压力，中心开始向边缘进展。但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面临着很不相同的形势：中国由于边缘地域的进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英国那么不然，除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工业区比较近、煤层埋藏比较浅易于开发之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条件为英国本土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给等，在专门大程度上减缓了中心的生态压力，使英国不至于发生生态恐慌，最终使西欧摆脱了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制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他并提供了一系列数据，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给，帮忙英国节省下来的土地达到2500万到3000万亩，而那时英国的全数耕地也只是2300万亩，等于多了一个英国。他说，若是没有美洲，英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域经济进展相同的道路。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慢慢进展起来，使西欧和东亚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进展道路。

彭慕兰的观点与以往的熟悉迥然有别，他对以欧洲为中心来看待历史的西方流行思路很不以为然，在他的书中以大量的史实批驳了琼斯所谓的欧洲在政治制度、生产力、生态等方面全面优于亚洲的观点，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去中心化”的偏向。他以为，咱们不仅要质疑什么缘故中国没能像欧洲那样进展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也要追问什么缘故欧洲没有循随中国那样的密集化－内卷的趋向。固然，他的许多具体论证也并非都十分有力，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很有启发性的，值得咱们进一步试探。

三，黄宗智与彭慕兰的争辩

彭慕兰的《大分岔》出版后，以其斗胆新颖的立论，备受美国的中国学界和欧洲史学界的关注，并取得美国东亚研究的最高奖。不久，这部新著就推出了简装本，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但这部高作中提出的许多观点也引发了一些中国学家的强烈质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黄宗智教授并在去年5月出版的《亚洲研究》杂志（TheJournalofAsianStudies）上发表了题为《进展仍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的长篇书评，对《大分岔》一书提出了措辞尖锐的批评。为了慎重起见，该杂志在同一期上还发表了彭慕兰本人的长篇回应文章《超越东方－西方的二分模式》，和李中清、康文林、王丰合写的《现实性抑制仍是中国式抑制？》，艾仁民、罗伯特•布伦纳撰写的《英国与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域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与进展模式》等文章，就《大分岔》及黄宗智的书评展开论辩。去年6月6日，洛杉矶加州大学历史系专门组织了一场面对面的辩论会，出席者除彭慕兰、黄宗智外，还包括李中清、阿瑟•沃夫、艾仁民、罗伯特•布伦纳、王丰等学者。我何尝参加本次辩论会，听说，辩论会大体上分为两派，或支持彭慕兰，或同意黄宗智，各有理据，因此场面虽甚烈火，却无法形成共识。

在《进展仍是内卷？》的长篇书评中，黄宗智对彭慕兰高作中的“核心体会论证”，即它涉及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地域的论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以为，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进程中显现了很多体会性错误。彭书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要紧学术成绩，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进展、人口行为转型和消费变迁等“五大转变”的证明，把这些革命性的转变尽可能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成进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转变，结果抹杀了二者之间的不同。在黄宗智看来，英国工业革命起源于上述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进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那么不具有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进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第一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存，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份地域）的人口压力。

针对黄宗智的批评，彭慕兰以“超越东方－西方的二分模式”为题撰写了长篇回应文章。文中，彭慕兰以为黄宗智大体上误解了他书中的观点，和支持这些观点的论据，黄宗智书评的核心观点来自他1990年出版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进展》，不仅轻忽了许多学者对这本书的批评，而且轻忽了亚洲和欧洲研究的大量的新的学术功效。彭慕兰这篇文章的中译文将发表于《史林》2003年第2期，有爱好的读者届时不妨找来细看，限于篇幅，那个地址就不展开了。

黄宗智与彭慕兰各自刻画了一幅前近代时期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图景，尽管他们面对的是同一段历史，但两种历史图景之间大体上没有一起的地方，不同之大令人讶异！不管是内卷，仍是进展，事实上涉及了中国与西方近世史的重估，这种探讨不可能在一场论争中就取得共识，却确信有助于加深咱们对中国和欧洲历史的整体性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