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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列传》的创意及主题思想

更新时间:2024-12-26 05:11:35 阅读: 评论:0

2023年12月7日发(作者:互联网接入服务)

《伯夷列传》的创意及主题思想

《伯夷列传》位居七十列传之首,无论从体例还是主题来看都有其独特之处,明显与其他列传不同。

从文体上看,“列传”作为一种人物传记,本应以叙述传主的生平事迹为主,但《伯夷列传》恰恰相反,全文七百余字,叙述伯夷、叔齐生平的只有极简略的二百来字。文章大部分篇幅,都在发表议论、抒发感慨,叙述传主生平的二百来字,也只是作为论据来用。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

从主旨上看,作者不在给伯夷、叔齐立传,而在借他们作引子,“自发其感慨之意”,揭示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质疑。将其置于首位,表明作者为古人立传的宗旨及入传的取舍标准,有发凡起例的作用。

从体例上看,全文可分为五个段落:第一段从“夫学者载籍极博”到“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第二段从“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到“由此观之,怨邪非邪?”第三段从“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到“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第四段从“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到“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第五段从“‘君子疾没而名不称焉。’”到“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五段结尾均是发语句,一问六艺,二问孔子,三问天道,四问人事,五问君子何以不朽,意境极为开阔。与其他列传论赞口吻不同的是,在其他列传中司马迁对其所论赞之人物的褒贬评价都是及其明显的,但在《伯夷列传》中,通篇论述都以反问口吻出之,答案或多或少隐于问题本身中,使人难窥其意旨所在。

《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的首篇,其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其形式和章法上的与众不同,更在于其主题思想的深厚与丰富,以下从五个方面对它的主题进行解析。

歌颂伯夷的“让”,批判现实生活中的“争”。《伯夷列传》中有两处讲到“让”的行为。一处是“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隋、务光者,”另一处是“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司马迁在开篇即讲尧舜的禅让,许由、卞隋和务光的让国,然后讲到伯夷、叔齐二人,不为王位而争权夺利,相反都表现出了谦让的态度。这些人身上都体现出一种高尚的“让”德,这种“让”的精神是太史公所推崇的、所提倡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说:“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作者赞美“奔义”“让国”的高尚行为,其目的是要影射、讽刺末世的“争利”与“死权”。我们知道,汉代建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君臣、父子、兄弟、叔侄之间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演出了一幕幕令人不寒而栗的人间惨剧。汉高祖的屠杀功臣,汉文帝与淮南厉王刘长的兄弟相残,都是有目共睹的。另外,汉景帝与窦太后、梁孝王之间,也围绕着王位继承明争暗斗,勾心斗角。到了汉武帝时,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更加残酷激烈,连卫太后和卫太子也命丧黄泉。司马迁歌颂伯夷的“让”,是为了批判现实社会中的“争”。

揭露天道的欺骗性,批判“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宿命论。《伯夷列传》中的第三个意义段,写了伯夷、叔齐去位让权,积仁洁行却饿死首阳山;紧接着引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例证:颜渊好学却早夭,而盗跖暴戾恣睢却以寿终;再引近代现实社会的两个例证:操行不轨的恶人却富厚累世不绝,非公正不发愤的善人却遇祸灾。这难道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吗?文章纵横今古,正反对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将谎言一层层揭穿,直至体无完肤,有力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力量。司马迁撕开了庸人自慰的幻象,不信“天道”、“以天命自解”,对“天道”、对不合理现象的强烈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天道是必然的,天命是偶然的,司马迁否定了“天道”,也就是否定了历史的必然,就当时而言,即否定了帝王的神圣性。当然司马迁不可能走得更远,以天命自解,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低徊。 天道无亲,人道却可守。在第四意义段中,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又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每个人的追求不同,有的人以现世名利禄位的享受为好,有的人认为品格与操守更重要,有的人就宁愿为追求一个完美的品格而付出生命代价,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所有的草木都很茂盛,你怎么能看出谁更坚强呢?只有经过严霜冰雪的考验,松柏才显示出它耐寒的品格。人也是一样,整个世界都龌龊坏了,清白的有操守的人才能够显示出来,那不就是因为每个人所看重或看轻的并不一样吗?天道已没有了善恶的赏罚了,但一个人自己的行为是可以自己持守把握的。

附青云之士,乃施于后世。《伯夷列传》一开篇即提出疑问“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而相比之下,“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同是有让国之美德,吴太伯和伯夷,因曾被孔子“序列”,所以声扬名显,远播千古。而许由、卞隋和务光,却因为不见称于孔子,所以虽然“其义至高”,甚至明明“有冢”,也其名不显,甚至其人其事亦在有无虚实之间,后人不敢据以为实。由此可见,人要显名并名留青史,是多么离不开大人物的称引奖掖,离不开著述之人的记载提携。最后一个意义段,照应首段,再次说到名的问题,如果说首段重在提出问题,即提出为什么许由、卞隋和务光声不扬名不显,那么末段就是重在回答问题,照应首段。文中说,伯夷、叔齐虽然有贤德,只有得到孔子的称赞,名声才愈加显赫;颜渊专心好学,也只是追随孔子,他的德行才更加显著,岩居穴处的隐士,或名声晓达,或湮没无闻,有时也是这样的;穷乡僻壤的士人要砥砺德行,树立名声,如果不依靠德隆望尊的人,是很难名扬后世的。所以,要附青云之士,乃施于后世。

有怨之人与怨之由。文章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怨”字。许由、卞隋和务光义至高而名不显之怨,虽然没有说他们是否有怨,但司马迁是为他们鸣不平的,辩明他们内心的怨愤。伯夷、叔齐积仁洁行却饿死首阳山,孔子说他们“怨希”“何怨”,因他们已经“求仁得仁”,他们追求仁德,就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怨恨呢?司马迁看了伯夷、叔齐的遗诗《采薇》“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后,对孔子的说法提出大胆的质疑“由此观之,怨邪非邪?”虽然司马迁只问而不正面回答,但我们从他的语气中是可以得出他的态度的。颜渊好学而“早夭”,司马迁亦为之鸣不平。此外,还有天道无亲之怨,君子没世而名不称之怨。其中,有伯夷、叔齐,岩穴之士、闾巷之人的怨,亦有史太公之怨,怨的原因要么是天道无亲,要么是君子没世而名不称。联系到司马迁为李陵辩冤而惨遭宫刑的身世经历,我们不难看出问题中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它们确实包含着作者自己的身世之感和激愤之情的。因此他写来“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管锥篇》页306)。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刘洪仁:《名虽“列传”,实乃杂文――读》[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第十三卷第二期1997年4月

[3]叶嘉莹:《神龙见首不见尾――谈的章法和词之若隐若见的美感特质》[J].《天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一卷第一期1999年3月

符玲,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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