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必穷源”与“圆鉴区域”元好问与王士禛论诗绝句的启示

2023年12月6日发(作者：生活中的一个小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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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2期（总第210期总第37卷）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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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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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ScienceMarch,2021No.2 .210

Vol.37“鉴必穷源”与“圆鉴区域”：

元好问与王士禛论诗绝句的启示李德强，王晓莹（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摘要：元好问与王士禛所作的论诗绝句组诗，都是论诗绝句发展史的关键性作品之一。对元、王二

人论诗绝句进行综合比较，可以发现二人不同的诗学主张，以及相同的诗学内涵：他们都针对时代文风

的弊端指出另一个可行的发展方向，又都对论诗绝句体裁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二人论诗绝句均以唐

诗为典范，元好问侧重“诚”

“雅”之论，王士禛则秉持“神韵”主张，并分别体现出“鉴必穷源”与“圆鉴区

域”的诗学批评特质。同时，元好问与王士禛论诗绝句中的“诗史研究法”又不宥于历史与历时，包容差

异和对立，对当下传统文化的建设亦具一定的启示意义。关键词：元好问；王士禛；论诗绝句；启示意义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8329（

2021）02-0085-06自杜甫创作《戏为六绝句》后，论诗绝句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样式，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学体裁。作者

用诗歌叙写批评思想的同时，其诗歌也成为被批评鉴赏的对象。论诗绝句所具有的文学批评与批评文学双

重性质,恰恰便于我们在进行文本细读的同时,对其内在的批评理论及意义进行分析,从论诗绝句的批评结

果中得出新的批评结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金人元好问与清人王世禛的论诗绝句，以其各自的批评鉴赏

眼光，为论诗绝句带来了“鉴必穷源”与“圆鉴区域”的诗学批评特质与文化启示。一、元好问论诗绝句的诗史脉络及批评主张元好问论诗绝句［1］第一首云：“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

浑。”指出了作诗的原因，即用“正体”来使诗坛的“泾渭各清浑”，其后对诗史脉络的论述，都服务于这个目

的。元好问阐述了其所崇尚的壮美与自然之风,又通过对宋代“杂体愈备”的模仿之风进行批评,突出其论

诗宗旨亦即批评主张——“诚”与“雅”,也就是“正体”。首先，元好问论诗绝句重视“诚”与“雅”的批评原则。元遗山为《小亨集》所作之序曾指出：唐诗所以绝出《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

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于中而彳亍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

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美教化，无它道也，故曰不诚无物。……其是之谓本。［2］

此文作于元遗山六十岁时,其论诗宗旨始终以“诚”为本,论诗绝句中虽未直言“诚”之宗旨,却隐现于自

然而绝无矫饰、发于心而纯真的诗论中。第五首云：“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磊平。老阮不狂谁会得?

出门一笑大江横。”此借阮籍之真，言“诚”之宗旨。众所周知，阮籍代表作《咏怀八十二首》吟咏幽怀，虽然

“阮旨遥深”，却字字皆真，这种“真”恰是遗山所强调的“诚”之所在。元好问对诗歌“诚”的认识深化，并带

来了对“雅”的重视。收稿日期：2020-10-26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民国话体文学批评与研究”（15&ZDB079）；上海市哲社一般项目“海派文化与近代诗话转型研究”

（2020BWY004）作者简介：李德强（

1979—），男，山东东营人，讲师，研究方向：明清近代文学；王晓莹（1997—），女，福建南平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

向：明清近代文学。・85・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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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好问论诗绝句第八首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他盛赞陈子昂居功至伟，表达出提倡风雅的论诗宗旨。另一方面，第九首直言陆机、潘岳“斗靡夸多”、“布谷

澜翻”；第十首指出“少陵自有连城璧”，而不满元稹不识璧玉，吹捧“珷玞”的行为；第二十三首中指出“俳谐

怒骂”的诗坛乃是“除却雅言都不知”的怪谈等。可见，元好问认为对铺排、俳谐之风皆都需要以温柔敦厚规

之，以雅正含蓄引之。实际上，元好问对乖离风教之旨的作品一直是有保留的批评。郭绍虞《论诗三十首小

笺》曾指出：“元好问论诗虽无宗国兴亡之盛，然就此诗言，知一般诗人之逃避现实、脱离现实者，固不为元氏

所许矣。”⑷抓住了元好问论诗组诗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他看来，诗歌对现实的反映折射作用，依然是诗歌更

本质、更不可少的作用。元好问在主张温柔含蓄之外，绝不忽视诗歌的现实作用，正是对“雅”之内涵的解

读。“诚”与“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元好问诗论的出发点和基石。其次,崇尚壮美与自然诗风，是对“诚”与“雅”批评主张的深化和实践。其论诗第二首云：“曹刘坐啸虎

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元好问从汉末建安始论，先以两晋张华、陶潜

等人为标榜,提出所崇尚的壮美、自然之风,而后引出论诗宗旨,至此则将所提倡的“正体”概念立出。纵观元好问论诗绝句第十首到第二十首，其中有九首论及唐代诗人诗作，是对“诚”与“雅”批评主张的

深化和实践。一方面，元稹将排比铺张误作“连城璧”、学习前人却陷入模拟剽窃的“东抹西涂手”等，都从反

面深化了诗歌正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元好问以李贺“灯前山鬼”的器局,反衬李白的壮美自然；以孟郊

“诗囚”，反衬韩愈“潮阳笔”的壮美等,则在批评标准中提倡自然、壮美的风尚。进而，他又通过对卢仝的褒

扬，再一次肯定雅正之旨，同时对“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的晦涩诗风进行了批判，从而对风雅

失落的现状进行否定。元好问对唐代诗风的评价，亦与两晋时期的壮美与自然诗风相衔接，这不但清晰勾画

出论诗绝句的理论脉络，更使诗歌“史”的意义得到了充分体现。有唐一代完美展示了一个回归风雅的过程

与结果，对元好问所处时代的风雅失落现状极具榜样作用。最后，对宋诗中“杂体愈备”现象的批评，是对“诚”与“雅”批评的侧面烘托。元好问论诗绝句第二十一

首到第二十九首，由唐入宋，其诗史脉络也逐渐梳理清晰。对宋诗评论所用篇幅与唐诗相近，这恰是在树立

唐代榜样作用后，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反向例证。论诗绝句第二十二首云：“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第

二十八首云：“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由诗可见,元好问对

苏轼、黄庭坚并无严辞批评之意,而是认为他们在开创宋诗的求新求奇之风的同时,也使宋诗走上以才学为

诗,以议论为诗的刻意求奇之路。苏轼天才高致，作诗重创新而臻于自然化境,所讲究的自然之法也难以捉

摸。故顺此路行模仿之事，容易走进另一个死胡同：恣意的创新便易讹滥。黄庭坚强调“夺胎换骨”或“点铁

成金”

[4],其最终目的都是自成一家，而不是一味模仿。江西末流走上了盲目模拟的纤末之路,终究不能自成

一家，成为诗坛一大弊病。但元好问更在意的是，二人身后的影响。无论是“万波随”，还是“江西社里人”，

都是对苏、黄的模拟，却从形到神都未达到模拟的善境。这都是对“诚”与“雅”批评范式的侧面烘托。结合上述论断与论诗绝句之言，可以发现：元好问所构建的“诗史脉络”从建安、两晋南北朝，豪壮之张

华、刘琨等，及陶潜、谢灵运为标榜始，至唐代陈子昂、韦应物、柳宗元辈重归风雅，有宋一代则“杂体愈备”，

然后“去风雅愈远”，到金元之际，再次提倡风雅之旨，重新强调风雅“正体”。元好问论诗绝句中的诗史架

构，贯穿着“诚”与“雅”的批评主张，二者相辅相成,使其脉络清晰且主体突出。这与王世禛的诗史观有异曲

同工之妙。二、王士禛论诗绝句的诗史脉络及批评主张作为清代诗人,王士禛论诗范围从汉末一直贯穿至明末,其论诗绝句[5]则将“神韵”的批评原则贯穿于

诗史架构中。如果说，元好问“诚”与“雅”的批评主张是明确而直白的，王士禛的“神韵”主旨则更加委婉,

更具包容性,这恰恰也是“神韵”的意味所在。第一，从对汉末到唐代诗人的评价中，贯穿“神韵”的批评原则。王世禛论诗重视诗歌的创新，前两首诗

即对曹氏兄弟与张华的独创新语表示了肯定。从第三首到第十一首，均论唐代诗人创作，其中认为李白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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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代，又以其“才笔九州横”使“六代淫哇”失声，开辟了诗歌新风，这是对唐初诗人扫荡六朝绮靡余风的肯

定,也使论诗绝句的“诗史架构”更加完整,并开启了对“神韵”诗歌的脉络建构。王世禛论诗绝句第四首云：“高情合受维摩诘，浣笔为图写孟公。”通过称赞王维“浣笔为图”，暗藏了对

孟浩然的欣赏。又第七首云：“风怀澄澹推韦柳,佳处多从五字求。解识无声弦旨妙，柳州哪得并苏州？”其

先对韦、柳“风怀澄澹”诗风的认可，又以客观的眼光分析了韦诗的高妙之处，而不随波逐流。王士禛对王、

孟、韦、柳的推崇，与其“神韵诗”的旨归是一致的。正如其《鬲津草堂诗集序》所言：“昔司空表圣作《诗品》

凡二十四，有谓’冲淡’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希’；有谓’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有谓’清奇’

者，曰’神出古异,澹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

[6]他赞赏“冲淡”、“自然”、“清奇”等诗风,恰可作为“神

韵”诗内涵的具体阐释，当然，“神韵”诗亦不仅包含这些特征。“神韵”特征的不可捉摸，恰恰诠释了它本身

的特征：“解识无声弦旨妙”，不可说的妙处，便是神韵的妙处。而王士禛之所以否定柳宗元高于韦应物的说

法，恰是因为韦诗“解识无声弦旨妙”是对“神韵”主张的一次正面表达。反之，王士禛论诗绝句第十首认为白居易诗是“沙中金屑苦难披”，留诗三千首，却“独愧文章替左司”，

寓诗不在多而在其质之意；第十一首指出李商隐“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用典过密，使诗歌渊

博深奥，难以解读。其表达了王士禛反对的两种倾向：滥于作诗、用典过密，这也从反面又一次印证了“神

韵”的理论主张。第二，对宋元诗歌正反两面的评价中，强化“神韵”的理论主张。王世禛用五首论诗绝句来探讨宋元诗

歌。其第十二首云：“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许传衣蹑后尘。却笑儿孙媚初祖，强将配飨杜陵人。”第十四首又

云：“苦学昌黎未赏音，偶思螺蛤见公心。平生自负庐山作，才尽禅房花木深。”这两首诗对江西诗派与欧阳

修提出批评，其主旨在于反对模拟，强调独立创新，与第六首相呼应。对这一诗旨的理解，需要结合王士禛所

处的时代来看。清初反观前代文学得失，其中明代文学一大弊病即是高举复古而过度模拟，而站在新朝诗学

发展节点上回望，这一经验教训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论诗绝句第十三首以“论古应从象罔求”赞赏王安石

的炼字功力。一字之差，关乎神韵，并与前后模拟成风形成了鲜明对比，其意在强调诗歌神韵来自刻苦的创

新。论及元代诗歌时，王世禛又表现出包容气度。论诗绝句第十六首云：“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

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王士禛以欣赏的笔调对待杨维桢诗的豪放淋漓与吴莱诗的雄浑奇

肆,其意在指出除唐诗外,宋元诗也有可读可赏之作，其中表现出包容宋元的气度,也是对“神韵”包容性的

诗学批评阐释。第三，对明代诗人的批评中，体现“神韵”诗旨的包容性。王世禛论诗绝句从第十七首到第二十八首，用

最多篇幅评论明代诗人作品。其中，有对具体诗人进行评价的诗论；有借褒贬阐发批评主张的诗论。在这样

丰富的诗论层次中,尽可能展现了明代的诗坛生态,体现其论诗主旨的包容性。具体情况如下所示。对具体诗人进行评价时，如第十七首云：“论交独直江西狱，不独文场角两雄。”赞赏李梦阳的诗格与人

品；第二十八首云：“九疑泪竹娥皇庙，字字《离骚》屈宋心。”把邙露比作屈宋，亦见其评价之高。从这里可

知,王世禛论诗并非执着于所谓大家或小家之高下,足见其包容性。他也借褒贬阐发批评主张,说明诗旨。

如第二十六首云：“枫落吴江妙如神，思君流水是天真。何因点窜澄江练，笑杀谈诗谢茂秦。”借谢榛之事，主

张作诗追求“天真”,强化其追求自然的“神韵”诗旨。当然，王世禛论诗绝句为郑善夫、何景明“翻案”时，更好地体现其“神韵”诗旨的包容性。如第十九首

云：“正德何如天宝年，寇侵三辅血成川。郑公变雅非关杜,听直应须辨古贤。”他认为郑善夫的“变雅”之言,

并非所谓的无病呻吟。时逢动乱，随时变而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二十一首云：“接迹风人明月篇，何

郎妙悟本从天。王杨卢骆当时体，莫逐刀圭误后贤。”王世禛把何景明《明月篇》看作“妙悟”之语，包含着个

人抒情特色，不应被误认为是完全对“初唐四杰”的模拟之作，而其仿作《明月篇》，也不应完全以前代诗歌为

准绳。可见王世禛对两人的诗学批评中，慎重考虑到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现实趋向性。王世禛立足于创

作的时代,知人论世,从客观出发为前人“翻案”,正是其论诗绝句的包容性所在。综上而言，王士禛论诗绝句崇尚诗歌所呈现的“神韵”意味，进而提出创新、反对一味模拟，乃是“神韵”

风度的一种表现。王士禛对宋、元、明作家的批评，也使其论诗秉持着客观立场，同样契合了“神韵”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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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质。同时，王世禛论诗绝句从汉末到明代的诗史脉络清晰有序，其中贯穿“神韵”之旨，又以其包容性为

“神韵”作了恰到好处的阐释。虽目为戏仿之作,却经过了深思熟虑,不并输元遗山之论。三、元、王论诗绝句的诗史观及其内涵通过对元好问与王士禛论诗绝句的诗史脉络和批评主张的梳理，进而探究二人诗论的批评内涵。对比

元、王论诗绝句的诗史观，可以发现以下两方面的关联。第一，殊方同致:二人在诗史构建中皆以唐诗为典范，而如何向典范过渡的作诗进径又有所不同。在元

好问的诗史构建中，最终的诗旨是回归风雅。而回归风雅的最佳榜样便是唐诗。从陈子昂提倡汉魏风骨开

始，唐诗便以其壮美、自然的诗风，在遗山所勾勒的诗史上完成了一次完美的“风雅回归”。向这一典范靠近

的进径,便是塑造壮美、自然的诗风,使其合于“诚”与“雅”的审美标准,最终完成向风雅之旨的过渡。与元好问论诗相同的是,王士禛所认可的最高典范也是唐诗,只不过划定的范围更具体——盛唐山水田

园诗风。但王士禛在靠近典范的进径方面，没有给出固定的答案，而对典范之外的诗歌，王士禛也予以相当

的肯定。如王世禛把对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的区别对待，以“神韵”为准的灵活转化，更具诗学批评的包容性。第二,鉴往开来：二人的诗史观都有开放乐观的一面,不否定前代,而是用前代的经验教训示以后来者。

在诗史脉络的勾勒中，二人都按时代更迭顺序进行。从中不难发现，对于相距最近的朝代诗歌，二人均施以

更多笔墨，二人论诗均未有贵远贱近,而是以更具审视意味的目光,考量相近的时代诗歌发展。若将其放在

诗史观念的背景下进行考量，可以发现其诗史观念的开放和乐观。元、王二人对宋、明诗人相应批评的同时,

也肯定其存在价值。这种肯定所包含的是一种开放乐观的诗史观念：各时代的诗人诗作对后世均有价值，或

均有所警示。这种价值不仅是前代诗歌存在的意义，更是对后世继续创新发展的一种展望。只有存在进一

步发展的可能，才更需要注重前代诗坛的经验和教训，并为未来诗风指明一条与时代脉搏相辅相成的发展方

向。当然,不管是对最高典范的树立,还是指出的为诗进径,抑或对前代诗人诗作的评价,都是以诗旨为指

导，提出批评观点。要探究元、王二人论诗绝句的诗学内涵，应结合二人论诗史实为阐明诗旨这一现象，以及

各自的时代境况而言。第一,时代与功能:元、王二人诗学观的批评范式。元好问《中州集》卷十曾记载：南渡以来，诗学为盛。后生辈一弄笔墨，岸然以风雅自名，高自标置，转相贩卖，少遭指摘，终死为敌。一时主文盟者，又皆泛爱多可，坐受愚弄，不为裁抑，且以激昂张大之语从臾之元好问提出其“诚”与“雅”的诗旨，希望对时代文风进行指引，实为其所处环境下的一条应时之路。从

内容看,其论诗绝句的指导思想是回归风雅，以“诚”与“雅”为指导所勾勒出的诗史,在诞生过程中就以诗旨

为框架;从结果来看，其诗史确乎成为阐明诗旨而出现的产物。就论诗绝句这样有针对性的文体而言，创作

必然有批评目的；批评目的反过来也会影响其所提倡之诗旨。显然,王士禛《论诗绝句三十二首》贯穿的“神韵”说,也是应运而生，应时而生。《四库全书总目》曾云：

盖明诗摹拟之弊，极于太仓、历城；纤佻之弊，极于公安、竟陵。物穷则变，故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士禛乃持严羽余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故其推为极轨者，惟王、孟、韦、柳诸家。[8]王士禛“神韵”说不但能迎合清廷的文治武功，也能在严密文网中获得生存时机，更能革除前代诗学弊

端,可谓有一石三鸟之能。清远冲淡的“神韵”说,有兼容唐宋的包容性，以至“天下遂翕然和之” ,[9]同元好

问一样,王士禛论诗绝句勾勒的诗史,也为“神韵”诗旨提供了可供耕耨的土壤。同样,王世禛在论述诗史过

程中的安排，均以“神韵”为指导，勾勒出其独有的诗史脉络。不难发现，元好问与王士禛的论诗绝句皆立足于时代背景，欲以其诗旨为文风发展指引出一条更健康的

道路。元、王二人在打破旧有的、不合于时代发展的风气时，又提出了自己认为可行的方案，使其论诗绝句更

好发挥破而后立,矫正时风的诗学功能。第二，诗学与体裁:元、王二人论诗绝句的批评效应。从杜甫《戏为六绝句》开创,经过宋代的短暂发展，论

诗绝句体裁的诗学价值依旧有限。至元好问时代，才真正迎来了诗学批评的转折。它在清代的繁荣发展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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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士禛是一个重要承接点。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指出：“元遗山论诗绝句,效少陵’庾信文章老更成'诸篇而作

也。王贻上仿其体，一时争效之。”[10]王士禛对元好问组诗的模仿，开启了清人仿作论诗绝句的新风。据郭绍虞、钱仲联等编《万首论诗绝句》来看,“效仿某人论诗”有1164首，其中仿杜甫者有74首,仿效

元好问者有1002首，仿王士禛者有88首。毫无疑问，王士禛仿作的传播之功实不可没。就时代而言，根据

《万首论诗绝句》可知，唐、宋、金、元、明诸朝，共收录论诗绝句651首，而清代多达8621首，使之成为论诗绝

句创作的高峰时代。从论诗绝句发展史可以看出，元、王二人的论诗绝句不仅对时代和文坛产生了积极影

响,同时也对论诗绝句的自身发展产生了强力推进作用,自有不可替代的诗学批评意义。四、元、王“诗史研究法”的理论启示：“鉴必穷源”与“圆鉴区域”通过上文对元好问与王士禛论诗绝句的诗史脉络、诗史观及诗学内涵的分析，从而探求元、王二人论诗绝

句所勾勒的诗史及借诗史所要达成的目标,以发现适于现状的“诗史研究法”,即“鉴必穷源”与“圆鉴区域”。“鉴必穷源”与“圆鉴区域”是《文心雕龙•总术》中批评术语，并体现出与不同时期文学趋势时期相适

应的批评立场。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有云：“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

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他把识“大体”作为先决条件，以全局观来统筹。进而“鉴必穷源”，对各题文章

的规范和体式都要做充分和深入了解，通过有的放矢的全局观来指导文章的方向。其又云：“夫不截盘根，

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

苑哉？”[11]只有深刻剖析文章的“奥秘”，乃成为通才的必备条件之一；而要成为通才，必须知道如何获取文章

的“奥秘”，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进而，作家才能根据不同的“区域”，采用灵活的写作技巧，进行文学评判。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指出：“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所以列在一篇,备总情变。然则彦和

之撰斯文,意在捉挈纲维，指陈枢要明矣。”

[12]则对元、王二人的诗史研究法同样适用,同样具有诗学批评指

导意义。因此，元、王二人面对着文坛现状和时代环境的争论与冲突，并在其诗旨的指导下，采用论诗绝句来论诗

史；从对诗史的追溯中，树立具体的学习典范和指导方向，此乃“鉴必穷源”的诗史研究法；其论诗绝句自身

所带有的包容弹性，又使指导方法更灵活、更温和。因而在化解问题和争端的同时，不是气势汹汹地与问题

对抗，而是以包容性和弹性方式化解问题争端，此乃“圆鉴区域”的诗史研究法。正是对“鉴必穷源”与“圆鉴

区域”的理论启示。从某种意义上说,元好问和王士禛用论诗绝句这一形式勾勒出他们眼中的“诗史”。因这一批评文体的

特性,使得其所论之“诗史”本身就有多种解读可能,以及其所带来的理解上的模糊。作者将观点浓缩在论

诗短句中，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也因主客体的差异而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因为这种模糊性，也使得论诗

绝句有了更多的包容弹性。每一首诗都是独立的个体，前后之间可以不需要连缀语词，从而用以表达明确态

度的词语成为非必需品。所以对同一个评论对象，可以解读出更多种、多面的批评态度。而对作者的批评主

旨的把握,则需要连缀整体进行整体性把握。故而，这种文学批评也使之成为一种批评文学。对此的解读有

更多的结果,或是感性解读,或是理性解读,都是其包容弹性的体现。进而言之,元好问与王士禛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下,采用论诗绝句的批评形式,并通过对诗史的回溯,将所

要表达的诗旨蕴于其中，在诗史中树立了典范。其后或指出向典范靠近的进径，或以诗旨为指导包容万法,

都是二人为化解时代问题而做出的相应诗学努力。从途径上看，这是为合于时代的方法：即试图从诗史和叙

述诗史中找到一条化解时代问题的康庄大道。通过对元、王二人“诗史研究法”的综合探讨，反观当下文学批评所面临的问题，这也带来了一些重要启

示。第一，改造与适应的问题启示。进入现当代社会后，写作状态丰富多变，从写作体裁到题材都发生了巨

大的改变，现代生活的一些新鲜事物以新体裁为载体，出现在现当代文学中。与此同时，在现当代文学创作

及文学批评实践中，从西方吸收了相应的艺术手段与艺术经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时代性话语的结合,

使得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生发出许多问题。尤为注意的是时代背景下的审美主体、客体发生的时代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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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越发使得审美方式的改变成为一种必然。结合新时代的变化，我们需要明白，古代文学仍存在于现当代文学

大背景中，且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如何对传统文学批评中已有的理论阐释体系进行时代性改造，使其适应现

当代的新变，或从中得到对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启示，是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第二，包容与借鉴的问题启示。同元好问与王士禛结合各自的时代背景，对文坛和时代问题作出清晰的

比较，并从诗史中得到相应经验一样，面对当下尚待解决的时代问题,应积极探究时代问题的根源，结合时代

各个方面外化表现特征及内在驱动力，从历史中借鉴合于时代问题的经验。同时，需要结合自身的经历与经

验,用包容态度运用于对当下问题的探讨中。综上而言，元、王二人以诗论诗的“诗史研究法”，既是二人探索方法的途径，又是试图解决问题的方法,

也是向世人说明解决方法所含权威性的经验与根据。当然，身处时代潮流之下，已难以单纯地用传统文学批

评的理论体系对新生文学进行批评阐释。当下文学批评范式应当结合自身来考量时代，不宥于历史与历时,

包容差异和对立，包容多种立场和解决途径。参考文献：[1

]吴世常.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47-98.[2]

元好问，著，姚奠中，李正民，等，编.元好问全集•卷三六[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38.[3]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95-296.[4]

郭绍虞，等.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16.[5]

吴世常.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142-202.[6]

李毓芙.王渔洋诗文选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2：343.[7]

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卷十[M].北京冲华书局,2018:2791.[8]

永珞，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O[M].北京：中华书局，1965：1730.[9]

永珞，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5：1522.[10]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1983：390.[11]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656-657.[12]

黄侃.文心雕龙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65.(责任编辑:翟瑞青)Between

the Poem

Commenting

Quatrains

of

Yuan

Haowen

and

Wang

Shizhen:

Stretching

Back

to

the

Provenance

and

All-inclusiveLI

De-qiang,WANG

Xiao-ying(School

of Arts,

Shanghai

L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he

poem

commenting

quatrains

of

Yuan

Haowen

and

Wang

Shizhen

are

key

work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etry.

We

can

know

that

they

had

stretched

back

the

history

of

poetry

and

described

it

by

studying

their

poem

commenting

had

took

Tang

poetry

as

the

model

and

put

their

theory

opinions

in

the

com­menting

quatrains

,Yuan

Haowen' s

theory

opinion

was

Cheng(

sincere)

and

Ya(

elegant)

, and

Shenyun

(

romantic

charm)

was

Wang

Shizhen's.

Different

theory

opinions

have

the

same

connotation,

they

had

come

up

with

the

feasi­bl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when

they

in

the

face

of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ime.

In

the

meantime

,they

had

contrib­uted

to

poem

commenting

quatrains

development.

Their

solutions

were

all-inclusive

besides

the

feature

of

stretching

back

to

the

provenance,

and

have

the

enlightenment

function

to

words:

Yuan

Haowen

；

Wang

Shizhen

；

poem

commenting

quatrains

；

comparative・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