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简介

2023年12月2日发(作者：名句大全)

西西就是这样的一位小说家。

她本名张彦，原籍广东，生于上海，一九五○年随家人来香港定居。她在香港受中学教育，后入葛量洪师范学院接受师资训练。毕业后任教小学，以迄于今。

西西在她的新短篇小说选集《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的代序（原作即《交河》中的《造房子》）中解释：她的笔名和“密西西比河”、“陕西西安”、“西西里岛”、“圣法兰西斯”、“阿西西”等没有关系，“西”不过是“一幅图画、一个象形文字”。她说得如此生动别致，舍不得不抄录下来：

我小时候喜欢玩一种叫做“造房子”又名“跳飞机’的游戏，拿一堆万字夹缠作一团，抛到地面上划好的一个个格子里，然后跳跳跳，跳到格子里，弯腰把万字夹拾起来，跳跳跳，又回到所有的格子外面来。有时候，许多人一起轮流跳，那是一种热闹的游戏；有时候，自己一个人跳，那是一种寂寞的游戏。我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常常在校园里玩“跳飞机”，我在学校里教书的时候，也常常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在校园玩“跳飞机”，于是我就叫做西西了。

可是“西”和跳飞机有什么关系呢？正如前文所说，原来：

“西”就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女孩子两只脚站在地上的一个四方格子里。如果把两个西字放在一起，就变成电影菲林的两格，成为简单的动画，一个穿裙子的女孩子在地面上玩跳飞机游戏，从第一个格子跳到第二个格子，跳跳，跳跳，跳格子。 从这一段自白式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西西人生态度的一斑：充满了童心的喜悦，即使教书时也和学生一起玩跳飞机。同时我们不妨将这种游戏加以引申，格子在某一意义上说来是形式，甚至是框框；西西却没有受束缚的感觉，反而自由地跳来跳去。奥登说过：“写作一定要有形式，正如游戏一定要有规则一样，否则毫无趣味可言。”这句话可以借来解释西西对写作的态度。对她而言，写作是一种游戏，有规则但也有自由，高兴时就玩，不高兴时就停，可以一个人玩，也可以和很多人玩。玩的时候一本正经照规定玩，但不玩则已，玩起来就尽兴，玩了大约二十年，既认真又童心未泯，看上去她玩得如此兴高采烈，且有一阵可玩，读者也会继续享受她游戏的乐趣。尽管她说“爬格子”（写作）比“跳格子”痛苦，看她写出来的格子却是快乐的。

一九六五年，西西在香港《中国学生周报》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玛利亚》，是从一位修女眼光中看到的残酷战争中的恐怖行为，可是因为主角是修女，生和死在她看来另有其意义，所以观察比较冷静，声调比较平和，一点没有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描写一位派往刚果服务的法国修女，为土著叛军（自称狮子）所俘，被押往鲁蒙巴广场。她在那里见到了那天唯一生还的战俘——来自法国南部年方二十的雇佣兵。他身体被绑，双手铐在背后，唯一的要求就是喝一点水。一头狮子故意用一壶水浇了他一脸，另一头狮子经不起玛利亚央求，给了她一水囊，然而却给第三头狮子抢过去冲洗泥脚。玛利亚明知这俘虏活不过晚上，设法为他解开绑着身体的绳子，以便带他蹒跚地走到小河边，可是他弯不下身子去喝水。玛利亚唯有用双手掬起一些水，但还没有到他唇边就流尽了。第二次再迅速地掬起水送到他唇边，就在这时，背后有人连放七枪，把他击倒于地。他只知道玛利亚的名字，来不及说自己的姓名就死了。

全文用的是玛利亚的观点，可是利用了收音机的广播，玛利亚的回忆，玛利亚和青年战俘的对白，战场上的枪炮声，飞机声，狮子们的言行举止，再加上括弧中的问句和口号（代表狮子、修女甚至说故事者的心声），使读者必须聚精会神地细读才能把这一切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从这篇小说可以看出作者吸收了电影和现代文学的技巧，并且在题材上选中一个只有战地记者敢写的故事，更可以看出作者在形式和题材上作了异常大胆的尝试。

这篇处女作虽然初试啼声，却一鸣惊人，赢得了《中国学生周报》的征文奖；但和她以后的许多作品一样，仅获得少数有心人的赏识，因为自此以后她的文艺创作多半发表于友好合办的《素叶文学》。这是一本不定期刊物，编辑、美工、印刷、发行、资金全由同人负责，结果是销路欠佳，想购书的人不一定买得到，有少数运气好的知音人士才能读到。她的作品以单行本问世也大多数交由素叶出版，计有：

(一)《我城》(长篇小说) (一九七九年初版)

(二)《交河》(小说、散文合集) (香港文学研究社一九八一年出版)

(三)《石磐》(诗)

(四)《哨鹿》(长篇小说)

(五)《春望》(短篇小说) (以上三种均于一九八三年出版) 《素叶文学》一连登载三篇何福仁和西西的对话，也可以说是访问纪录，使我们正面了解这位作家，然而她真正的才能还是没有为广大的读者群所知晓。其后一九八三年台北《联合报》文学副刊举行征文比赛，西西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荣获特别推荐大奖。翌年洪范书店将《春望》与《交河》二书中的小说结成一集出版，即采《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为书名。

令我们惭愧的是这位香港的优秀作家埋没了近二十年，只为少数读者所知，大多数人恐怕连她的名字都没听见过(虽然西西也曾为报纸写专栏多年)，反而要外地的报刊和读者发掘出来，给予她早就应得的赞赏和鼓励。甚至她的短篇小说结集在洪范书店出版后，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篇分析她作品的论文。难道我们的作家真要译成英文，让西洋评论家去“发现”吗?

三

她的第一册小说《我城》是长篇小说，以“我的城市”——香港为题材，主要透过一个年轻、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乐观、好奇的电话公司实习工人阿果的眼光来看这城市。阿果是如此之天真，以致永远只看到周围世界美好可爱的一面。他学习修理电话，每天从马路地下的洞中钻出钻进，非但不以为苦，反而得到无限乐趣，因为常在地下可以和总公司的修理部、附近的同事、用户通话，得到莫大的满足。他去检查身体，由于从来没有这种经验，对认字体的方向、大小，医生敲他的膝盖查他的反射都莫名其妙，只觉得非常好玩。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是一篇独白，这女子正坐在咖啡室的一角，等待亲密男友——夏的到来。因为她对夏说她的职业是美容师，而星期日早上还得工作，由于好奇，夏多次要求看看她工作的地方，这次她不能再推搪了。她并没有说谎，可是并不是在美容院替活人化妆的美容师，而是在殡仪馆替死人化妆的美容师。她明明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约会，等夏明白真相之后，一定会“失声大叫，掉头拔脚而逃”，就像她怡芬姑母的男友一样。这份职业是怡芬姑母传授给她的，所以两人的命运相同。平时她永远穿白色的衣裳，戴白色的手套，面色朴素，因为不愿为自己化妆。她身上一股特别的香水味道，是夏所喜欢的，只不过是附在她身上的防腐剂的气味。她眼看着两人的感情发展必然会走向不祥的结果，一路回忆、分析、解释，终于达到这早已决定的结论。这篇小说的特点在主角的口吻，她说话时心平气和，冷静淡漠，似乎悟解一切早已命定，无可挽回。独白中有如下的语句：

甚至那些碎裂得四分五散的部分，爆裂的头颅，我已学会了把它们拼凑缝接起来，仿佛这不过是制作一件戏服。

我不对夏解释我的工作并非是为新娘添妆，其实也正是对他的一场考验，我要观察他看见我工作对象时的反应，如果他害怕，那么他就是害怕了。如果他拔脚而逃，让我告诉我那些沉睡的朋友：其实一切就从来没有发生。

她的女友知道了她的职业之后，不再和她来往，因为“害怕”。她姑母把男友带到工作的地方去看时，他虽然起过誓，愿意为她做任何事，却推门而逃，因为“害怕”。怡芬姑母和她相信世界上总有真正具备勇气而不害怕的人，她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位美容师，而母亲并不害怕。那么夏不也可能是例外吗？可是她心里未始不清楚这只是非分的幻想，夏究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她的双手，触及他的肌肤时，会不会令他想起，这竟是一双长期轻抚死者的手呢。

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她正在想起离开咖啡室的可能时，夏进来了，“把外面的阳光带了进来”(“他像他的名字，永远是夏天。”)，发现她坐在幽暗的角落里。他手中抱着一大束鲜花，说是送给她的。依照通常情理，鲜花为男向女赠送示爱的标准礼物，而又暗示结婚时新娘手中的花束。可是她认为这是不祥的预兆，尽管夏是那么的快乐，她的心还是充满忧伤，因为：

他是不知道的，在我们这个行业之中，花朵，就是诀别的意思。

女主角的口吻是如此之自然，近乎轻描淡写，没有用一个煽情的字眼，却使读者读后不由不产生寒飕飕的感觉。一位英语读者说过，这是他所读过最令人毛骨悚然(chilling)的作品之一，相信许多人也有同感。

丈夫不喜欢游泳，还是陪了她和小弟一起到泳池去。她只好同小弟享受鱼回到水中之乐。就在游泳时，她恍然大悟，从此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新人。

在《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中，西西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技巧。描写人物心有所思时，往往将内心想法夹杂在正文里。有时是倒叙，就借用回忆，有时是分析或猜测对方的心理，就借助于叙事的独白。 西西的短篇小说几乎篇篇值得分析讨论。她创造了一种“咏物体”的小说，不知道灵感是否来自中国旧诗中的咏物诗。例如《抽屉》就含有深意。作者发现买鞋时，鞋样比脚重要；身份证比持有人重要，所以把身份证小心翼翼放在抽屉中，由此抽屉统治了她的生命。这不止是幽默或讽刺，还指出了人类为自己制造种种限制，含有至理。在某一意义上，个人只不过是现代机械文明中的一个号码而已。《苹果》讲的是肥土镇举行了“平果竞赛”，有点像寓言，而采用童话的地方亦不少，有庄有谐，很多地方启人深思。《春望》全部用对白，十分别致。人物性格、关系、故事，全在对白和说完话后的小动作表现出来。作者花了不少心思，描写香港人家等候郑州申请来港的亲戚的心情。用到杜甫的名诗为小说题目，感慨相当深，可惜这题材只限于香港的某一特殊阶层，而且又全部用对白，很难为外人所了解和欣赏。西西的小说大部分令人读后有新的收获，可也不是没有例外。由于她替自己定下了人为限制，有些题材不免失之冷僻，不容易为读者普遍接受。

一位小说家的地位终究要根据他长篇小说方面的贡献来评估。

《我城》有极精彩的片段，除了前文提过的检查身体之外，另一段讲“即冲即喝”的流行小说，描述四个人在仅可容身室中打麻将的情景，也是神来之笔。但是整部小说的结构不够缜密，作者虽然说在报上连载时长达十六万字，出单行本时删掉十万字，仍不免给人松懈的印象。读来趣味盎然，却没有长篇小说的格局。 五

像西西这样的一位小说家，恐怕只有在香港才会产生。香港没有文坛的风气，每人凭个人的爱好和努力默默追求创作理想，无须担心传统和时尚所带来的压力。照西西自己说，给她影响最深的是童话、电影和欧洲、拉丁美洲作家的小说。安徒生和王尔德的童话她差不多都读过，无怪从她作品中常可看出她仍怀着“赤子之心”(不知是否和她长期任教小学有关？)有一时期她写过影评，笃信“作者论”，遂将欧陆、日本、美国的大导演杰作大看特看。她的小说特别注重观点（即电影中的摄影机）和跳动的写法（即交叉剪接）不为无因。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她生长于一个放任自由的社会。自有其本身的发展规律，因此她不必理会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作品的主要潮流。她虽受过英语教育，但显然没有染上十九世纪初期浪漫主义和后期写实主义的习气。我们在她的作品中见不到无病呻吟和伤感，也找不到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的影子。由美国大量翻译和发行现代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她自己不讳言受了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ia Marquez)的影响。这两人之外，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也可能带给她不少启示。《素叶文学》曾出过拉丁美洲作家专辑，其中有一长文介绍博尔赫斯，不过主力在他的诗而不在他的小说。其实他的短篇小说真正代表了现代人的探索、彷徨和失落，西西大概受到他某一程度的感染。可是这种作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存在于若隐若现的朦胧状态中，恐怕作家自己也无从具体地说明。

这并不是说西西就此一下置身于世界文坛的最前线，她的写作并不是横的移植。西西和张爱玲、白先勇不同，她不是一位文体家。张爱玲的文笔俏丽，自成一格，素有“张爱玲笔触”之称。白先勇遣词用字也极尽讲究之能事，即使他有时如在《玉卿嫂》中采取容哥儿的观点，但说故事的人的语气还是白先勇所特有的。西西从来没有“为文字而文字”的倾向，据她自云，她的文字（形式）一向由故事（内容）和说故事的人（观点）所决定，所以她对何福仁说：

写小说，一是新内容，一是新手法，两样都没有，我就不写了。

她的原则是“相体裁衣”。读者对张爱玲的文字魅力可能一见钟情，对她有些令人低徊的名句念念不忘。读者对白先勇作品的音调铿锵、色彩绚丽，无不衷心喜爱，认为适足以衬托他悲天悯人的胸怀。可是一位作家一旦成为文体家，固然获得了大批忠实的读者，极容易成为模仿的对象，但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他们如果尝试改写与前不同风格的作品，读者可能认为才华已尽，批评家也会不以为然。西西就没有这种顾虑。她走的是一条新路线，自己既不会在题材和技巧上犯重，当然难以令人追随。正因为西西故意避免内容和技巧上的重复，她的作品就缺少了统一的风格。甚至有时读者不免为她行文的西化倾向所困惑。我们并不要求西西成为文体家，但希望她的文字能更简洁有力。西西在题材和技巧上独树一帜已成定局，实不必冉在行文方面走上西化的途径。 我把这三位作家放在一起讨论，因为基本上他们都是小说家，虽然张爱玲写散文，编过电影剧本，白先勇写论文和杂文，近年还积极参加改编自己作品为舞台剧和电影剧本，西西也写了相当数量的诗和散文。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三人提供了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张爱玲虽然采用基本写法接近中国传统小说的全知观点，可是她吸收了心理分析和现代文学着重的反讽，是很明显的。她作品的主要背景是旧日的上海。白先勇自幼沉醉于中国的说部，同张爱玲一样，也是《红楼梦》迷，可是由于他主修外文，写作方法比较更注意观点、意识流、象征和反讽等的运用。他作品的主要背景是台北。西西出生于中国大陆，可是对五四以来的作品似乎没有纵的关系，她看书既多，兴趣广泛，汲取了现代文学最前卫作品、音乐、电影、绘画的精华，在前述两人之外另辟蹊径。她作品的主要背景是香港。他们三人虽然反映不同的地区，却都在继续写作，已经有了具体的成就，并可能产生更重要的作品。

说西西是典型香港作家，丝毫没有地缘政治上的成见。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香港和西西有一点奇妙的巧合。香港的特殊环境产生了像西西这样的一位作家，而她在香港虽有少数知音，从没有引起读者热烈的反应。现在台湾的《联合报》予以褒奖于先，《译丛》把她的作品译成英文隆重介绍于后，正是香港文化界给予她公平评价的时候了。

摘要:摆脱“现实主义”框架的泛泛而论,而从香港本土意识的角度观照西西的小说,更易于把握西西小说创作的内涵,理解她的形式实验的意义。本文从香港本土意识的两个阶段论述西西小说与香港本土意识的关系。

在香港的作家中,西西可称得上是最具本土意识的作家。“香港意识”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六七十年代的随着香港的工业化城市化而滋生的“我城”意识,二是八十年代以来随着香港“九七”回归的逼近而引发“失城”意识。可以说,在这两阶段中,西西的小说都堪称代表。

六七十年代,随着新一代本土港人的成长,“香港意识”浮出了历史地表。新一代港人或者生于香港,或者生于外地,但都成长于香港,他们不再有父母一代的浓厚的“北望”情节和“过客”心态,相反,他们以香港为家,以香港都市的繁荣为自豪,他们的青春体验凝聚于这个城市的发展中,故而他们对香港自觉地产生了认同感与归属感。西西写70年代后期的《我城》,代表了新一代本土作家对待香港这一城市的认同态度。在西西的笔下,住在这城里的人是轻松、快乐的。阿果找工作不过是为了有点有趣的事情做,在报纸上见到消息后,阿果做了一些“填字游戏”就被录用了,“你去做你高兴的事,我去做我高兴的事。”阿果做的电话修理工,这种工作需要串街走巷、登高爬低,但阿果并没有感到辛苦,“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趣,这么高高地站在大街上空,看得见底下忙碌的路人。有时候,也有一两个路人抬起头来朝我看,我就想问问他,你说我的工作有趣吗,你的工作又是什么呢?”没有事的时候,就玩牌戏“当这四个人坐在一起作牌的时候,,气氛是热闹的,他们会把牌拍在桌子上拍得很响,好象谁拍得最响谁人就赢,即使不赢,那姿式,也赢了。”香港的快乐甚至延续到了难民营里:

在军营里面,他们每人分配得一张床,有的是帆布床。他们就把帆布张开,把钉钉进木架。他们每人有一双筷,有一个铁碗,每天吃饭的时候排队,他们在一间大的房间内选择衣物,房内满是衣物,他们可以高兴拿多少就拿多少。”

“到山上来的人,只有少数人特别寻找自己的亲人,其他的都准备粮食和水,对迎面走来的人亲切地说话:你饿了吗?你受伤了呵。于是,他们给流血的伤口以药,给饥饿的躯体以粮。众多的外衣和鞋,都披在陌生者的身上了。”[1]

这里的难民营内是充满诗意的,仿佛成了难民的天堂,香港人都充满了爱心,对待难民也会像对待家人一样,仿佛来自地天堂的使者。“我的城”“我们的城”是处处可爱的,小说用一系列语言重重叠叠地表达着兴奋之情:“如果早上起来看见天气晴朗,我高兴“如果早上起来看见天气晴朗,牛在吃草你在喝牛奶,我高兴“如果早上起来看见天气晴朗,牛在吃草你在喝牛奶,大家一起坐着念一首诗,我高兴“如果早上起来看见天气晴朗,牛在吃草你在喝牛奶,大家一起坐着念一首诗,就说看见一对夫妇和十九个小孩骑着一匹笑嘻嘻的大河马,马我高兴“高兴我高兴。”书中的人物最后喊出:“我喜欢这城市的天空”,“我喜欢这城市的海”,“我喜欢这城市的路”。在西西心目中,香港是“我的城”,她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喜悦,正是她的“我城”这一叙事立场的表现。于此,我们才可以理解西西常常运用了魔幻手法和童心童趣: “手持斧头的人当先一斧,斩了一截电光下来,而身旁的一个人连忙拉过一件黑衣服,把电光一裹,又立刻把衣服塞进了衣橱。这一组人在如此迅速而有条理的分工合作之下,不久即斩获了数十条电光。”

“有一组十众的人,干脆把整条街的两端以大力万能胶一封,喝一声‘起’,即把街整个抬了回家。”

“有一个人扎着我手臂,用针针了我一下,我的手臂因此即席生气。我只她给它吃棉花糖。”

“有的墙软,当我把钉子锤进去时,它们就喊:有香烟抽了,大家来抽烟呀。它们因为喜欢抽烟,就把钉子咬在嘴巴里。有的墙硬,模样凶,钉子一见到它们,即害怕起来,只好鞠躬。”

小孩是以想象力理解世界的,在小孩的心目中,一切都是可能的,故西西将她所喜欢的拉美魔幻手法运用于此显得恰到好处。西西的手法,据她自己说是“幻”而不“魔”,小说由此变得天真而神奇,再配之以那些童话手法的幽默片段,更使整个小说荡漾着一种轻松的氛围。这种表述方式,现在看来,事实上表明了作者在香港这个城市中的自信而怡然自得的态度。

工业化和经济腾飞使香港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傲视大陆,这是西西等七十年代港人赖以自豪的地方。在《春望》(1980)中,西西以一种纯“客观”的对话体形式,叙述了一个港人与大陆人血缘不断的亲情故事。小说由主人公陈老太太与她的女儿美华及其他人的对话构成,主要是在谈陈老太太的姊妹来港探亲的事。对话十分地枝蔓,但毫不影响我们对于故事的把握: “三十元零六毛四。明姨那里寄一百,珍婶那里寄五十,九叔那里寄五十。计算机一个,邮费是三元,和上次一样。”“大家姊妹,还谢什么,这些看来,他们生活也很艰苦呀,我总不忍心他们一家人没饭吃。”“手表,电视,我都带回去过啦,最近乡下有信来,说要造房子。”“姊妹如果他们来,住在哪儿呢?我们家的地方这么小,就算睡在地板也挤不下。”[2]

从这些零零碎碎的谈话片断中,我们看到的是港人对于“水深火热”中的大陆同胞的诚恳帮助。小说中的人物陈老太太、女儿美华、儿子家辉等是十分热忱和有同情心的人,毫不势利。但在这种热忱和同情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巨大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与其说来自陈老太太及其家人,无宁说来自于小说的作者西西。在历史上,我们一贯看到的是“北望中原”的大陆中心情结,现在情况似乎颠倒过来了。

西西等人也并不是没有看到香港的阴暗面,《我城》中就写到了香港的请愿、打劫等问题。但作者是以轻松的心态对待这些问题的,在别人的笔下可能是十分严肃甚至凶险的事,到了西西的笔下看起来却像游戏一样。请愿让人感觉是“野火会”,麦快乐遭劫时依然很快乐,“麦快乐看见自己的钱和手表好象长十支翅膀。”对于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小说只是施之以温和的讽刺,并以童稚的手法将其漫画化。让我们看一看小说中这样一个片断:

最近,苹果牌小说出版社有了一种新的产品,那是经过多年试验出来的发明,叫即冲小说。它的特色是整个小说经过泡制之后,浓缩成为一罐罐头,像一罐奶粉一样。看小说的人只要把罐头买回去,像冲咖啡一般,用开水把粉末冲调了,喝下去就行了。喝即冲小说的人,脑子里会一幕一幕浮现出小说的情节来,好像看电影。

这种苹果牌即冲小说当然是开创了小说界的新纪元,它的优点是不会伤害眼睛,不必熟习英法德意俄文,所以,生意很好。据喝过苹果牌即冲小说的人报导,侦探小说的味道,是有点苦涩的,纯情小说的味道有两类,一类像柠檬一般酸,另一类如棉花糖一般,甜得虚无缥缈。

书评人对苹果牌即冲小说的评价又是怎样呢,有一个书评人的意见是这样:在这个时代,大家没有时间看冗长的文字及需要很多思维的作品,所以,应该给读者容易咀嚼的精神食粮,要高度娱乐性,易接受,又要节省读者的时间。因此,苹果牌即冲小说是伟大的发明。[3]

小说显然是在批评香港的文化快餐现象,但西西并没有像刘以鬯那样施之于沉痛的批判,却是以奇特的幻想出之,温婉地显示其荒谬性。

对于香港社会本身的问题,西西的并不十分忧虑,她所真正忧虑的是香港在外部世界中的位置,这种忧虑随着八十年代香港的归属问题的迫近而愈发深切。

英国占领了香港,中国却并没有真正地放弃主权,香港于是既不属于英国,也不属于中国,成了一块尴尬的“借来的时空”。西西的《浮城志异》描绘了一个既不上升,也不下降的浮在空中的城市。当风季来临的时候,浮城就会摇摆起来,而浮城上的人都会做同样的梦,“梦见自己既不上升,也不下降,好像每个人都是一座小小的浮城。浮人并没有翅膀,所以他们不能飞行,他们只能浮着,彼此之间也不通话,只默默地、肃穆地浮着。整个城市,天空中都浮满了人,仿佛四月,天上落下来的骤雨。”这是对于香港的隐喻,这些浮人的形象触目惊心的喻示了港人在历史之中的尴尬处境。“在浮城生活,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要靠意志和信心。”在这里,西西对香港人仍然很有信心,并且称赞有加“即使是这一座浮城,,人们在这里,凭着意志和信心,努力建设适合居住的家园。于是,短短数十年内,经过们开拓发展,辛勤奋斗,浮城终于变成一座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富庶城市。”[4]

在有关香港回归的中英谈判过程中,香港只能眼看中英角逐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这让西西忧心忡忡。“灰阑记”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民间传说,两个妇人争夺一个孩子,最后包公用在灰阑边拔河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不忍心孩子被拉伤而松手的,必是亲生母亲。布莱希特曾作过《高加索灰阑记》,他的质询是:那位把孩子抚养大的仆人可能会比其亲生母亲更爱孩子,故松手的反而可能是她。西西在《肥土镇灰阑记》中对于历史的质询,十分精彩而又出乎意料。小说没有纠缠于到底谁是真正的母亲这一说不清的问题,而是对于审判的过程提出了质询: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被询问了,独独当事人寿郎没有被问询过呢?

案子已经断了很久,还断不出什么头路来。为什么不来问问我呢?谁药杀了我父亲,谁是我的亲生母亲,二娘的衣服头面给了什么人,我都知道,我是一切情节的见证。只要问我,就什么都清楚了。可是没有人来问我。我站在这里,脚也站疼了,腿也站酸了。站在我旁边的人,一个个给叫了出去,好歹有一两句台词,只有我,一句对白也没分派,像布景板,光让人看。 在西西看来,重要的并不是到底谁是小孩的母亲,而是当事人的意见和选择能否得到尊重的问题。寿朗说:其实,谁是我的亲生母亲,也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还是:选择的权利。为什么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一直要由人摆布?寿朗的处境,象征了中英谈判期间香港的尴尬处境。在此过程中,香港只是个被处理的对象,无权参与选择。英国人打“民意”牌子,中国人也以《七子之歌》传达香港的意愿,没有人真正地聆听港人的声音。

在加谬的笔下,西绪弗斯无止尽地推石上山的画面,原是人类不畏强暴!抗拒荒谬的象征,但港人西西的感受又与众不同。在小说《致西绪福斯》中,她认为石头在这一文本中是缺场的,没有话语权利。她别出心裁地让石头开口说话,这一说话,立刻让人们有了新的发现。原来石头经历着较人更荒谬的命运,是人得罪了神,因而受罚,但石头却无辜地受牵连,跟着人永远地上下翻滚。最不能忍受的是,尽管如此,石头却永远没有申诉自己的权利。

“灰阑记”和西绪弗斯的故事在历史上流传了这么久,还从来没有人作过此类精采的询问,只有身处夹缝之中的港人,才能对于历史提出如此的质疑,它喻示了香港被历史湮没了的命运

西西《我城》在大陆的出版距小说面世已35年了。35年之中，国人的阅读经验与阅读视野随着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一同增容、扩界、转化、新生，似乎到了“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的境遇。然而从《我城》开篇第一句“我对她们点我的头”读起，到收笔的最后一句“再见白日再见，再见草地再见”，短短十数万字的“小东西”，竟然让我们感觉如此独特、如此愉悦。更进一步，西西早在35年前唱呼的“创造美丽新世界”，在异时异地的大陆，竟然具有如此对应、如此贴切的当下意义，多少会让如今钟情于治熊(《缝熊志》)、治猿(《猿猴志》)的西西产生些意外吧。这位彼时(37岁)为香港意识代言的青年女作家，在《我城》之中从形式与内容两端体认香港意识，进而为香港社会青年主体鼓与呼，开创的是一段于沉寂中发声、于未然中见然的文学-社会历史。

《我城》是从出殡与搬家写起的。小说主人公一家(在西西“群像”写法之下，并无主人公/主角的设置，姑妄称之。)我母秀秀、我姨悠悠、阿果(“我”)与我妹阿髮因父亲的殁去继承一座大屋，从此开始一段新的时间、地点的人生旅程。西西这样开始她的小说叙事，显然是着意而为：与上世纪70年代香港社会现实相对应，小说主人公们与香港都市芸芸众生一道辞别旧的时间和地点，在新的时间和地点开始新的人生，这是一种继承(时间与空间的继承)，更是一种断裂，断裂始于继承，却与继承在叙事中话别。搬家后的一家人开始新的生活，西西笔下着重书写了阿果、阿髮、麦快乐、阿北、阿傻、阿游数位年轻人的生活状态：阿果于毕业间歇寻找工作、阿髮忙于学习与玩乐、麦快乐在不同工作之间流离，最后栖身电话局“种电话柱”、阿北手工做门并任大屋看门人、阿傻与朋友远足、阿游在海轮上担任电工周游世界。西西用快乐、乐观的笔法书写这些年轻人的言行，用散点的、流动的笔法突出这些年轻人快乐、乐观的性格。好比麦快乐，不被世俗规范约束而辗转于不同工作，最后欣然找到电话局的工作，此过程中固然有不如意、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但西西更多地关注年轻人屡败屡战的奋发精神；再如海轮上担任电工的阿游，千里之外，心系香港，发问“我们的城怎样了呢”。更重要的，西西不分主次轻重刻画年轻人群像，倾心于现代资讯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基层工作人员，既是对香港70年代社会青年主体的认可与赞颂，更是将“我”纳入这一群体之中，抒发“我”对香港的呵护之情，是西西作为香港城民对“我城”的自曝心怀。发端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新的社会心理意识——香港意识正式登上文学-历史舞台，始于《我城》。

回溯香港文学历史，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诸多中国现代作家寓居、流转香港，创作出“在”香港的文学作品，到五六十年代香港本土作家与一些播迁香港的大陆南来作家力求创作体现香港本土色彩的“属”香港的文学作品，如舒巷城《太阳下山了》(1961年)、刘以鬯《酒徒》(1962年)，再到70年代以西西、也斯为代表的新一代香港本土作家创作的体现香港意识的文学作品，香港文学主体性发衍的脉络清晰可见。1950年西西随父母南迁香港，至《我城》最初在《快报》连载之时，已生活了25年。25年之中，西西与香港一同成长，广泛参与香港文化艺术发展流向，以个体之文学实践表现城民、城市与文学发展的复杂对应关系。六七十年代港台多受西方文学、哲学、社会思潮影响，西西创作出了明显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三部中篇小说(《东城故事》《象是笨蛋》和《草图》)，至70年代中期，西西一扫此前的沉郁感伤，创作出明亮光彩、乐观快乐的《我城》，这其中固然包含西西创作态度、写作方法的革新，作用更巨的却是融个体于群体的香港社会心理意识。

《我城》并没有明晰的故事情节、主体人物和叙事结构，熟稔现代文学各种技巧的西西，不仅在文学创作方法上一炉而冶、发扬西方现代文学所长，更在小说写作中体认六七十年代滋生的香港意识，融形式与内容为一体。黄继持曾指出，某个地区文学个性或说“主体性”的形成，一是本地经验之写入，从表层的地方色彩、生活方式，到深层的社会心态、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是形式的突破，新形式带出对生活新的切入，并为此地的“生存情境”作出形式与内容统一的艺术揭示。《我城》用不合传统的形式写香港社会青年主体，写他们的价值观和共同社会心理意识，写他们对社会、对“我城”的体认，彰显的是他们与老一辈香港人、同时期大陆人的不同。小说固然也书写了种种社会现实，如商业文化对人的异化、社会动荡、天灾人祸，却有意偏离现实主义作家惯用的批判内核，并创立“童话写实”的创作方法将社会现实“陌生化”、“奇特化”，保持批判主体与批判对象的距离。西西说过，“一般小说都写成年人，悲哀愁苦，板起脸孔，写十分严肃的问题。为什么不写写青年人的生活，活泼些，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呢……写小说，我希望能够提供读者一样东西：新内容，或者新手法”。《我城》的书写或许暗合了“反抗父权”的现代文学叙事母题，投诸文学与社会现实的纠葛，却是西西为香港意识-香港社会青年主体正名的企图。 难得的是，《我城》之中抒发的城民对城市的归属感、认同感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既包含着如阿游这般身在异地、心系“我城”的主体顺向情感；也包含着如阿果这般对社会现实批判后仍呵护、爱惜、认同“我城”(“天佑我城”)的复杂情感；同时也包含着在初步探讨“城籍”与国籍这一西西日后将重点写作主题时，所表达的城民与大陆国家之间的情感和文化建构。尤其令人动容的是西西解构“自我”的努力。《我城》本身是西西代言香港社会青年主体的发声之作，是将主体情感投诸“我城”的鼓与呼，却并没有惟我独尊、固步自封，反将“自我”也随着社会现实一同纳入批判的视野，对“自我”作出建构与解构：“目前的世界不好。我们让你们到世界上来，没有为你们好好建造起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实在很惭愧。但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又或者我们懒惰……但你们不必灰心难过；你们既然来了，看见了，知道了，而且你们年轻，你们可以依你们的理想来创造美丽新世界。”至此，为香港意识代言的《我城》，从体认、归属提升到永无止尽、变动不居的“创造美丽新世界”的水平上，市民与城市本质的交互关系于焉铭刻。

《我城》之后，西西创作的“肥土镇系列”惯写不同时空下城镇、城市的独特命运，时空编织下的二维空间里，点与点之间的悬浮关联，或许并没有孰重孰轻的顺次关系，然而也惟其具体而细微的命运刻画，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可以关注、可以比较的样板。而今亦如香港发展的衮衮大陆城市，如何在各城的文学书写中寻找并找到属于城市与市民本质的性格与特色，并参与城市塑造与城市空间拓展的漫长而艰苦的跋涉，成为35年之后阅读《我城》不可回避的命题。

西西是谁？王安忆说，她是香港的说梦人。余华说，任何围绕西西作品展开的讨论和评说都有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陈子善说，她是尚未被介绍的境外最后一位文学大家。艾晓明说，在世的中国作家，西西最有资格获诺贝尔文学奖。近日，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她的“顽童体”代表作《缝熊志》.

这些熊家伙了，以致于想立即把它买下来带走。”于是，她毫不犹豫，赶紧跟香港方签下了合同。“我那时还不知道自己捡到了一条‘漏网之鱼’，直到半年后，西西的《我城》、《我这样的女子》、《哀悼乳房》、《看房子》在内地出版，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运气有多好。”

“顽童体”是西西的独创

西西多年来一直以风格魔幻多变著称。“顽童体”就是西西的独创，在她的作品中，她把写实和魔幻的手法、小说和童话的文体糅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新鲜的行文风格。

这位1938年生于上海、1950年随父母定居香港、2005年获世界华文文学奖的香港著名女作家，在创作超过40年、人生接近70岁之际，因早期接受放射治疗而误伤神经的右手日渐失灵，后天左撇子的西西为了让右手能通过物理治疗和复杂活动慢慢康复，在开始学习左手执笔写作之余，学着缝制布偶与毛熊。自然而然，熊激发了她全新的创造性。此外，她也期望通过自己亲手制作的毛熊和这个系列的熊展增强大众的动物保护意识。西西说，她要给每只布偶熊写一个故事，因为“几年后可能已没有北极熊。中国的黑熊是很惨的，它们被人养在铁笼里，有一条胶喉插在胆中，以提取胆汁制造药材图利。”

她创造了中国服饰熊世界

雷淑容为西西精心缝制的每一件毛熊所感动，因为毛熊制作本来自欧美，但是，西西却要造一系列中国历史人物的毛熊，不让外国熊当道。“她用针线、衣料为原料，以想象与情意为血肉，重塑了一部中国人物服饰史。”

西西的第一只毛熊是黄色的，因随她坐飞机游历欧洲，得名“黄飞熊”。接着她开始缝制“水浒英雄”系列。头一个上场的是九纹龙史进，“因为可以在其身上绣花，绣九条龙纹，而且是中国服装”，最重要的是《水浒传》上的那句话，“花拳绣腿，上阵无用”，可它这般好造型却非常适合秀一下。自此，水浒兄弟纷纷登场，青面兽杨志、鼓上蚤时迁、浪子燕青，形态各异。这组毛熊获得了香港熊会第二届比赛设计组的奖项。

王安忆等都愿意推荐她的书

从外表看，西西似乎只是香港马路上随处可见的老太太。多年来，她一直刻意回避媒体。出于市场的考虑，出版之前，雷淑容说她冒昧地给王安忆、陈村、迟子建、杨澜、梁文道写信，请他们出面为西西做推荐，“没想到每个人都说了一句相同的话：别的书，要考虑一下，但是西西是香港最好的作家，她的任何书，都愿意推荐。”这个推荐的阵容后来扩到毛尖、沈宏非、殳俏、赵赵、洁尘、鲁敏、张悦然等当红作家。

这位1938年生于上海、1950年随父母定居香港，2005年获世界华文文学奖的香港著名女作家，在写作近40年之后，其作品终于被内地大规模引进。2010年1月，其代表作《我城》和《哀悼乳房》推出简体版，内地读者终于可以领略西西“顽童体”的独特魅力。

《我城》：“顽童体”的魅力

“顽童体”为西西独创，在《我城》中，她把写实和魔幻的手法、小说和童话的文体糅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新鲜的行为风格。《我城》是西西传诵30余年的作品。殖民地时代的香港曾被形容为“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上世纪70年代是香港经济起飞的年代，也是粤语流行曲兴起、青年一辈社会意识提高、普罗市民亦逐渐改变“过客”心态，逐渐产生本土意识的年代。《我城》即以这一年代为背景，描绘了中学毕业生阿果眼中的70年代香港，阿发、悠悠、阿傻、麦快乐等草根百姓逛街、郊游、搬家、求职、讨生活的香港。西西以“顽童体”的观察带人游走各地，刻画一代香港人的真实状态，记录当时诸多重要的历史瞬间，其中寄托着青年的开放、进取和各种成长之潜力充满可能性。

《哀悼乳房》：打破禁忌剖析自己 《哀悼乳房》则是这个自称“并不比任何人勇敢”的患乳癌的女子勇敢地把疾病公开描述的一部书。这是一部以文学手法缜密撰写的关于乳癌，以及医疗自救的书。正如西西在序言中所说：三十多个月之前，一个晴丽的夏日，当叙事者快快乐乐地游泳后，站在泳场浴室淋浴，发现自己的乳房上长出了小小的硬块，不过如花生米大小的硬块罢了，不久就验定是乳癌。书本所说的是失去乳房的事，没有哀怨离奇角色与情节。西西以病人的身份，描写治疗的过程，病后的种种反省，朋友的关怀支援。

探秘：西西魅力何在？

由于不是畅销书作家，西西一直被淹没在香港这个文化沙漠，直到成名近40年后，小说简体版才首次在内地推出。但是多年来，西西却一直受到内地评论界和文学界极大推崇。这位神秘的女作家究竟魅力何在？

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明直言：“多年以来，我从她的作品里学习文学。”艾晓明表示，西西的小说里，有普通人难以忘怀的忧患经验，但多了一个香港的角度，是保持疏离的观察和从容不迫的叙述。作为一个女作家，西西不属于专注自我和情感的类型。西西聚焦的女性经验，又正是最容易被遗忘和忽视的。“读西西的作品，常常让我感到快乐。那里洋溢着好奇心，呈现出与卡尔维诺这类小说家同样的求知欲。” 香港著名学者郑树森称：“在西西近三十年的小说创作中，变化瑰奇一直是显著的特色。当代小说各种‘次类型’题材，西西都曾尝试和探索。从传统现实主义的临摹写真，到后设小说的戳破幻象；自魔幻现实主义的虚实杂陈，至历史神话的重新诠释，西西的小说始终坚守前卫的第一线。”

近况：右手失灵左手坚持写作

多年来，西西一直刻意回避媒体，几乎没有接受过几次正式采访。但是记者还是从出版方获悉，西西在写作近40年后，又面临着“小说还写不写？”的选择。上世纪80年代末，西西从小学教职上提早退休、专心写作，却在不久后发现患上乳癌，其后又再写出《哀悼乳房》、《候鸟》、《飞毡》等作品，出版的小说、散文、随笔等近30部，在2005年获世界华文文学奖前后，因早期放射治疗伤了右手神经而使得右手失灵。从此，西西加入了左撇子行列。近年，为了帮助右手康复，西西不断练习砌微型屋、做面粉花还缝制布偶与毛熊。

一些长篇计划被迫放弃了，但是她依然练习用左手写作。她以微型屋入题写了长篇小说《我的乔治亚》于2008年出版，在后记中预告会有一本谈毛熊的书。西西缝的泰迪熊以水浒系列、中国古代服饰系列出现，而她的这本书既是浓缩的中国古代服装史又是历史或故事人物小传，文字则依然继承西西作品对独特的讲故事方式的追寻以及知性趣味兼备的百科全书式写作风格。记者胡晓

【人物链接】 西西虽然姓张，单名却是一个“彦”字。西西不是张爱玲，而是爱伦（猜想这是她的“英”名）。西西是她几乎几十年一贯制的笔名。不管是“热闹的游戏”还是“寂寞的游戏”，在纸上跳格子的西西跳出了：长篇小说《我城》、《哨鹿》和《候鸟》，中篇《东城故事》，短篇《交河》（小说，散文）、《春望》和《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诗集《石磐》，还有许多有待于编成集子的文章。1983年，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获联合报第八届小说奖之联副短篇小说推荐奖。1992年，她的长篇小说《哀悼乳房》名列《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1999年，长篇小说《我城》被选入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继王安忆、陈映真之后获世界华文文学奖，获奖作品是长篇小说《飞毡》。2009年，《我的乔治亚》、《看房子》入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小说还写不写?”写作逾40年的西西﹐在2006 年1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白发阿娥及其它》的《左撇子序》中自问西西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写作﹐七八十年代写出《我城》﹑《像我这样一个女子》等经典小说作品。

《明日风尚》9月30日报道《缝熊志》出版期间﹐原本几乎从不接受访问的西西﹐家中不时有报纸杂志记者出入﹐又到电台录音问她原因﹐她瞄着桌上正摆着po拍照的花木兰﹐微微呶起嘴说﹕“ 这次有熊仔﹐好玩嘛﹗

不谈犹可﹐一谈﹐不得了 —— 除了砌微型屋﹑缝熊﹐西西也玩大头娃娃Blythe﹑铁人兄弟人偶﹐还排队买Michael Lau……眼前七十一岁的香港最重要作家之一﹐原来是一个kidult﹗

然而﹐这个非一般的kidult﹐不是“童心”二字可以概括她游戏于最高境界｡

左撇子蜗牛

“小说还写不写?”写作逾40年的西西﹐在2006 年1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白发阿娥及其它》的《左撇子序》中自问西西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写作﹐七八十年代写出《我城》﹑《像我这样一个女子》等经典小说作品﹐80 年代末她从小学教职上提早退休﹑专心写作﹐却在不久后发现患上乳癌﹐其后又再写出《哀悼乳房》﹑《候鸟》﹑《飞毡》等﹐出版的小说﹑散文﹑随笔等近30 部﹐然而却在05 年获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前后﹐早期因放射治疗伤了神经的右手逐渐失灵﹐西西加入了左撇子行列近年﹐左手为了帮助右手康复﹐去砌微型屋﹑做面粉花﹐又缝制布偶与毛熊｡

“也许可以的吧﹐但必定是蜗牛的速度了”她在《左撇子序》中自答这数年间﹐右手没有起色﹐而家中的微型屋已多到放不下﹐转做毛熊后﹐至今又做了过百只至于爬格子写文章﹐这只左撇子蜗牛的成绩也有目共睹﹕数个短篇选入《白发阿娥及其它》﹐也为《我的乔治亚》贡献了部分文字﹐而《缝熊志》更纯然是左手的功劳（当然还有作家好友何福仁充当“秘书”一职﹐把她的“象形文字”输入计算机）

走进西西的微型世界

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木门关上﹐繁嚣喧闹的土瓜湾隔在另一个时空﹐我们进入了西西的微型世界微型﹐是一种视觉感受﹐一种密集﹑目不暇给的状态西西的家是典型的香港都市窄小家居﹐却散发一种欧陆乡郊小屋的舒适感﹐布艺沙发上放着数个白色绣花棉垫﹐墙上挂有土耳其地毡和伊斯兰特色建筑图案﹐绕墙排列着多个高低不一的古典木柜﹐风格中西兼备﹐于不同时期收集回来﹐却出奇地和谐统一当精致的点心放上圆形餐桌﹐这个空间随即变身为西西一手创造出来的乔治亚大屋中女主人的沙龙﹐是理想生活的体现｡一头清爽短发的西西坐在沙发上﹐表情不时流露一种几乎难以捕捉的淘气﹐左手负责做动作辅助说明﹐右手有如棉花填得不够而无法坚挺起来的偶手﹐大部分时间安躺在大腿上｡西西说着说着﹐捧出一个大盒子﹔说着说着﹐打开某个木柜的大门﹔说着说着﹐从微型屋隐蔽处﹐掏出一件件奇特的东西……随着每一次打开﹐故事缓缓淌出｡问西西﹐右手失灵可有影响心情﹐她一脸泰然地说﹕无所谓﹐还是很多东西可以做那对写作大计的影响呢﹖一些长篇计划被迫放弃了﹐那就写些短的吧﹐而且不只是手的问题﹐“写长篇晚上会睡不着﹐会一直想着那些桥段﹐哈哈哈﹗”

对﹐这几年西西可忙了﹐她砌微型屋﹐且以她做微型屋入题写了长篇小说《我的乔治亚》﹐去年出版时﹐在后记中已预告了会有一本谈毛熊的书﹐只是没料到﹐她缝的泰迪熊会以水浒系列﹑中国古代服饰熊系列出现﹐而书既是浓缩的中国古代服装史﹐又是历史或故事人物小传﹐文字则依然继承西西作品对独特的讲故事方式的追寻﹐和知性趣味兼备的百科全书式写作风格另一香港作家小思﹐就把此书称为无法归类的奇书﹐要难为图书馆管理员了｡

扎实的研究 写意的熊

在中国古代服饰熊系列中﹐西西从每个朝代挑选一个人物来为毛熊设计形象﹐然而选择却不在人﹐而是为了他们的衣服例如隋唐﹐李白杜甫都是她喜欢的人物﹐但他们穿的衣服不够有趣｡“ 我做了红拂女﹐那时的女子裙子很薄﹐而且只穿到胸部﹐衣着很性感﹔我做卓文君和司马相如﹐也是因为他们的衣服有代表性﹐汉代的曲裾深衣前襟下摆会绕到身后面﹐原因是那时的人只穿裤管﹐需要包裹全身﹐到隋唐才穿裤子﹔而春秋的西施﹐我真的不知道她穿什么﹐惟有自己创作﹐哈哈﹗”

也有一些人物是特别冷门的﹐西西想藉此将她们介绍出来﹐

“商的妇好是古代第一个杰出女性﹐是女英雄现在大家只知道花木兰﹐花木兰是虚构的﹐妇好却真有其人﹐我不知道她穿什么﹐只知道她有一条长辫子又例如汉的忽迷﹐她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娶的匈奴公主她怀孕了﹗她生的孩子就是姓张的﹐我也姓张（按﹕西西本名张彦）﹐说不定姓张的后代未必都是纯正的汉人﹗”

西西向来喜欢画公仔﹐画纸样为公仔设计衣服﹐用火柴盒做家具﹐但这样落手落脚又缝毛熊又缝衣服（家中的缝纫机也是特地为缝这些布偶而买的）﹐却是在右手神经受伤之后｡ 对于中国古代服饰的知识﹐西西说是边做毛熊边看相关的书籍﹐

琴台客聚：西西替香港做夢

彥 火

去馬來西亞出席「花蹤文學獎」的評判，返港後忽然聽到辦了五年的《文學世紀》結束，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且說本屆由馬來西亞《星洲日報》主辦的「世界華文文學獎」，頒給了香港作家西西。西西的獲獎，評者都認為是實至名歸。

主評人王安憶在頌詞中指出：「香港是一個充滿行動的世界，顧不上理想。如西西這樣，沉溺在醒著的夢裡，無功無用，實在是這世界分出的一點心、走開的一點神。所以，西西其實是替香港做夢，給這個太過結實的地方添一些虛無的魅影。西西，她是香港的說夢人。」

西西的作品逸出香港的功利社會，她為我們編織原來不屬於香港的夢，那是香港商業社會一直排斥一角文學的淨土，所以特別難能可貴。

李歐梵教授指出：「華文寫作，在中國大陸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在台灣也有悠久的歷史，在香港則是個問號，可是在馬來西亞卻是個寶藏，非但已經開花結果，而且已經欣欣向榮。」

我受到世界華文文學獎主持人蕭依釗的委托，把本屆「世界華文文學獎」的獎座帶給西西。獎座是由新加坡雕塑家陳瑞統設計，實銅打造，大抵有十斤重，沉甸甸的。西西是第一個香港作家獲此殊榮。當我千里迢迢把獎座帶到香港時，心情是複雜的，我替西西高興之餘，卻感到一縷縷悲哀。我與李歐梵教授一樣，有一個問號：香港製造的西西，為什麼她主要作品大都在台灣發表、她所獲的文學大獎是由馬來西亞頒給的？

今屆我與上海復旦大學的陳思和教授、馬來西亞詩人田思負責擔任馬來西亞散文獎的評判，大家都有一個共同感覺：這一屆散文獎成績驕人，水平大大地超越前一屆，以致在評審中很難定勝負，很費一番工夫。 馬來西亞在中國人眼中，屬於異國或異域。在異國，華文文學創出輝煌業績，可稱奇蹟。我想，其中孕育著開創者的不懈努力和滿腔熱情和心血。花蹤文學獎主催者蕭依釗是資深傳媒人，她首先提出在馬來西亞主辦花蹤文學雙年獎，以推動華文文學創作。

花蹤文學獎前五屆屬於地區性的文學活動，由第六屆開始增加了「世界華文文學獎」。這個文學獎參考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做法，由十八位終審評委組成，他們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中文作家和學者，計有中國大陸的王蒙、劉心武、李銳、王安憶、陳思和；台灣的余光中、楊牧、焦桐、李奭學、平路；美國的王德威、張錯、劉再復；香港的李歐梵、鄭樹森、黃子平、潘耀明，以及馬來西亞的傅承得。

馬來西亞「世界華文文學獎」首兩屆得主是王安憶和陳映真，都是在華文世界舉足輕重的作家。本屆得主西西因患高血壓和糖尿病，未能親自領獎。雖然她病魔纏身，但心態仍是樂觀的，她在得獎感言表示，她雖然右手舉著不靈，還有左手，她還用左手做了一隻毛熊，送給大會。她已可以用左手寫字。她的獲獎感言和獻給大會的一首詩，就是用左手寫的。 梁啟超指出：「文學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蕭依釗、王安憶、西西，都有這一個嗜好，因為她們知道什麼是高尚的人生，所以她們鍾情於「情世界」，而超越了「器世界」。

西西不是CC。

她虽然姓张，单名却是一个 “彦”字，英文缩写不是CC。

西西不是张爱玲。

她虽然也是出生在上海的，虽然名字也有一个“爱”字，却不是爱玲，而是爱伦(猜想这是她的“英”名)。

西西不是茜茜。她虽然也是女性，许多女性都喜欢在自己的名字上加点花花草草，不“西”而“茜”就是，尽管她们并不知道，“茜”不“西”。

西西就是西西，是她的笔名，几乎是几十年一贯制的笔名。说似乎，好像她只有在写读书随笔之类的文章时，才用过另一个笔名阿果。阿果是她小说中一个男孩子的名字。

文如其人？从文章看，西西应该是一个男孩子，她的文章不带巴黎香水气(如果说《哨鹿》这部写乾隆行猎的长篇，就说不带脂粉气吧)。但是，她却以《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有名。这是她以第一人称写一个死人化妆师的女子的爱情故事，由于这职业，使她失去了男朋友。

在不讳言自己的年龄上，她也显得不是一般的女性风格。报刊上介绍她时，她的出生年代是很具体的：一九三八。因此，人们知道她今年五十岁了。一九五○年随父母从上海到香港时是十二岁，出第一本书《东城故事》时是二十多岁。

读书，教书，写书，再加上旅游。这就是几十年来的西西。哦，还应该加上侍奉母亲。

她读的是师范学院，教的是小学。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后来学校学生少了，教师多了，要裁员，她就自动请退，当时离她的退休年龄还有二十多年。香港有两位作家都只是小学教师，一位是诗人古苍梧，一位就是西西了。

西西也是诗人，小说家兼诗人，还写散文。她又编过诗叶副刊。但在读者的印象中，她主要是小说家。

林以亮(宋淇)写长文分析她的小说时说：“西西固然也写诗和散文，但她的作品毕竟以小说为主。”他这篇文章就是以《像西西这样的一位小说家》做题目的。台湾《联合文学》在出西西作品专辑时，有一篇《像这样的一个女子——侧写西西》。很显然，都是受了西西那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的影响。西西在出版她的阅读笔记(读书随笔)时，用的是《像我这样的一个读者》。可见得她是很爱“像我这样的……”

“像我这样的”西西——为什么是西西呢？她说，这和陕西西安，密西西比河、西西里岛、阿西西甚至圣法兰西斯科等都没有关系，“西”不过是“一幅图画，一个象形文字”。

“我小时候喜欢玩一种叫做‘造房子’又名‘跳飞机’的游戏，拿一堆万字夹缠作一团，抛到地面上划好的一个个格子里，然后跳跳跳，跳到格子里，弯腰把万字夹拾起来，跳跳跳，又回到所有的格子外面来。有时候，许多人一起轮流跳，那是一种热闹的游戏；有时候，自己一个人跳，那是一种寂寞的游戏。我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常常在校园里玩‘跳飞机’，我在学校里教书的时候，也常常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在校园玩‘跳飞机’，于是我就叫做西西了。” 为什么“于是……”？她说：“‘西’就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女孩子两只脚站在地上的一个四方格子里。如果把两个西字放在一起，就变成电影菲林(胶卷——引者)的两格，或为简单的动画，一个穿裙子的女孩子在地面上玩跳飞机游戏，从第一个格子跳到第二个格子，跳 跳，跳跳，跳格子。”

西西是跳格子。在地上跳格子的西西写文章时就是“爬格子”——在纸上跳格子。

二十多年来，不管是“热闹的游戏”还是“寂寞的游戏”，在纸上跳格子的西西跳出了：长篇小说《我城》、《哨鹿》和《候鸟》，中篇《东城故事》，短篇《交河》(小说，散文)、《春望》和《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诗集《石磐》，还有许多有待于编成集子的文章。

《东城故事》是她出的第一本书，但她的第一篇小说却很可能是《玛利亚》。玛利亚是一位被派往法属刚果服务的法国修女，被自称为“狮子”的土著武装所俘，看见当天被俘虏唯一活下来的法国雇佣军，那个被捆被铐的二十岁的青年人，唯一的要求就是喝一点水。一头“狮子”用一壶水浇了他一脸，另一头“狮子”在玛利亚苦苦要求下给了她一个水囊，却被第三头“狮子”抢去冲洗脚上的泥。玛利亚帮助那雇佣军蹒跚地走到河边，用双手捧水给他喝，没到嘴边水就流光。再一次水捧到嘴边时，背后连响七枪，他终于倒地，再也不要喝水了。正如林以亮说的，这是一个战地记者才敢写的故事，西西却以一双“新手”写出来了 ，而且一鸣惊人。不用说，对于一位只有二十多岁，一直是从学校到学校的这样的香港女子，战争和刚果，土著武装和雇佣军，这一切都只能是陌生的，她不但写出来了，而且写得叫人赞好。

《玛利亚》如此，《哨鹿》更是如此，不过，那是很为不同的另一种难度，可能是更大的难度。

《哨鹿》是乾隆到热河木兰围场猎鹿的故事。从圆明园到避暑山庄，到木兰围场，是不同的场景；从清高宗弘历到哨鹿人阿木泰(王来牛)，是不同的主线；从帝王家的豪奢到百姓家的饥寒，是不同的生活；从圣主明君到草莽志士，是不同的角色。这些三百年前的历史，历史画卷的细节，不比同时代的刚果要更加陌生么？特别是一个香港的“番书女”。不是辛勤地搜集、整理、消化这一切资料，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而以传统叙事技巧大量运用这些资料时，当然就需要驾驭的本领才能挥洒自如。

既有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两种技巧在《哨鹿》中交叉运用。写实，想像，倒叙，推移，跳跃………不平铺直叙，却又不杂乱纷陈，两条主线是纠缠着的，但脉络分明，对比清晰，结构和布局是谨严的。 哨鹿，就是由人扮鹿，吹起一种名叫乌力安白木管，发出呦呦的鹿鸣声，引出鹿来，让狩猎者发箭射鹿。箭无虚发的乾隆这回因换了闪光的指环耀眼两箭才中鹿，他不免心头有憾，却不知他已经造成了更大的憾事，第一箭实际是杀了哨鹿人，第二箭中的才是鹿。而这一憾事又隐藏了另一更大的憾事，要哨鹿人以毒针射进中箭倒地的鹿身，以便乾隆获鹿后饮鹿血时中毒身亡的计谋也因此告吹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秋猕》、《行营》、《塞宴》、《木兰》，四章文字无非是为了这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

《哨鹿》显出了西西的功力，受到了知音的赞赏。林以亮就说：“《哨鹿》的结构犹如一首交响曲，共分四章”，就是秋猕、行营、塞宴、木兰这四章。“整首乐曲有两个主要旋律，一是乾隆的，明朗而响亮，所有乐曲齐声奏出，听起来庄严华丽，气象万千，虽然偶有变调，其发展程序颇合正统古典音乐；另一是阿木泰的，柔和而单纯，由音质较轻的乐器奏出，可是变调太多，不谐和音屡次出现，兼次序颠倒，听上去较像现代音乐。听众耐心细听，会发现两个旋律此起彼落，此应彼和，隐约中相反相成，到了最后互相交缠，融为一体，回到主题(即猎鹿)上去，形成有力的结尾。”——是这样的知音。

但在这支交响曲中，古典音乐(乾隆)这部分，有时显得材料堆砌(甚至是照搬现代的文言)，有些其实是可以割爱而无碍于情节发展和气氛营造的，不割反而有碍；而现代音乐(额克木、阿木泰父子)这部分，有时又似乎太过现代化了，影响到历史的真实感。那些“奇异的眼睛”，那些要猎取乾隆这头“很大很大的鹿”的人(这都是现代语言)，到底是出于逼上梁山的造反，还是出于“兴汉排满”的感情，有些交代不清，尽管最后出现的“奇异的眼睛”，头上拖着花翎，身上穿着满族官服(当时有没有另外的汉族官服呢)。一般来说，当时有

的是“反清扶明”的志士，不大可能有清醒地反对“当今圣上”的反封建起义者。而那两位“圣上”——康熙和乾隆，在我们作者的笔下也嫌被歌颂得太多了一些。这又反过来削弱了猎大鹿的意义。

不过，《哨鹿》是应该获得赞赏的，尽管从另一些角度来看，我很喜欢《我城》。《我城》，我的城，我们的城，出于象西西“这样的一个女子”的笔下，当然就是香港了，尽管据说可以泛指任何城市。她写了一个叫做阿果的青年人所接触到的种种事物，用一片童心表现出来。这些事物有：水灾、水荒、越南难民船、海员、市肺(公园)……当他被录

用为修电话的工人后，高兴极了：“哦，那个老太阳照在我的头顶上，那个十八世纪，十五世纪，二十七世纪，三十九世纪的老太阳。从明天起，我可以自家请自家吃饭了，我可以请我娘秀秀吃饭了。我很高兴，我一直高兴到第二天早上还没有高兴完。”像这样的童“话”充满在小说中，有人说《我城》是童话小说，因为除了童“话”，还有大量的童话，像“即冲小说”就是很有趣也很有意义的一个。

“最近，苹果牌小说出版社有了一种新的产品，那是经过多年试验出来的发明，叫做即冲小说。它的特色是整个小说经过炮制之后，浓缩成为一罐罐头，像一罐奶粉一样。看小说的人只要把罐头买回去，像冲咖啡一般，用开水把粉末冲调了，喝下去就行了。喝即冲小说的人，脑子里会一幕一幕浮现出小说的情节来，好象看电影。 “这种苹果牌即冲小说当然是创开了小说界的新纪元，它的优点是不会伤害眼睛，不必熟悉英法德意俄文，所以，生意很好。据喝过苹果牌即冲小说的人报道，侦探小说的味道是有点苦涩的，纯情小说的味道有两类，一类象柠檬一般酸，另一类如棉花糖一般，甜得虚无飘缈。

“书评人对苹果牌即冲小说的评价又是怎样呢，有一个书评人的意见是这样：在这个时代，大家没有时间看冗长的文字及需要很多思维的作品，所以，应该给读者容易咀嚼的精神食粮，要高度娱乐性，易接受，又要节省读者的时间。因此，苹果牌即冲小说是伟大的发明。”

西西自己说，她写《我城》是采用了幻想的手法的，和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不同，有幻而无魔。有人说可以叫做幻想现实主义，西西说也许可以叫做童话现实主义。不管什么主义，它总是现实的。 这个长篇一边写，一边在报上发表，不算长，只写了十六万字。到出书时，就更不能算长了，被她狠心删去了十万字，只剩下六万字，勉强算是短的长篇。虽然有个故事大纲，但边写边加入新的材料(随时发生的新闻)，因此显得松，整个来说，故事性也不强，但还是反映了香港这个城市的生活面貌。新的表现手法增加了它的可读性。

西西不但用《我城》来写香港，也用一个“肥土镇”来写香港，已经写了些短篇，还准备写一系列《肥土镇的故事》。

西西是这样谈她的“肥土镇”的：“香港有一个研究处理废物的政府部门，以科学的方法把废物分解，利用细菌吃掉其中的有机物体，余下的渣滓，就丢弃在屋背空地上，一些雀鸟飞过，带来了种子，那里居然长出了非常肥壮的果实，譬如番茄、萝卜，比原来的要大许多倍。一位亲人趁工作之便，曾获得一份肥土的资料报告，整个过程方式据说都记得很详尽，我知道后大感兴趣，这是‘肥土镇’的由来。其实我一直想写一系关于这个镇的故事，即使不冠上这个镇的名字。可惜后来这份资料还没有翻读，从另一位亲人那里失去了。肥土这种东西，我只能根据想象，从侧面下笔，恐怕这就缺少了作证的细节了。”所谓“肥土镇 ”，其实也就是香港，香港还不算肥水肥土？不忘“作证”， 可见她的认真。十六万字的长篇《我城》删得只剩下六万字，更可见认真！《图特碑记》是她游埃及后写的一个短篇，整整写了半年，重写了六七次才定稿，还能不说认真？写这篇东西，她参考了许多有关埃及古文物的书籍，初稿全部用文言写，以见其古，但她的《素叶》朋友都反对她“五四新文学运动就是革文言文的命，你怎么可以复古？”她被这“新文学运动”的大旗打倒了，只好从头来过，改用白话文写，但还是不忍割爱，第一段的前言依然保留了文言文，尽管她说自己的文言文不行。

对写作的认真还表现她的不断探索，尝试各种写作方法，因而显得多姿多采，常有新意。她说：“写小说，一是新内容，一是新手法，两样都没有，我就不写了。”随便举几个短篇的例：

在《感冒》中，她用括号先引用十九次古诗后引用十一句现代诗来反映女主角内心的反应。如她的订婚是由于父母发现她已经三十二岁了，引的是“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如第一次重见阔别八年的老同学两情相悦时，引的是“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如写到“整个冬天，我没有游泳过，整个冬天，我是那么地疲乏，仿佛我竟是一条已经枯死的鱼了”，引用的是痖弦的诗，“而无论早晚，你必得参与草之建设”。如写到她离家出走，很可能是投向老同学的身边时，又是引痖弦的诗，“可曾瞧见阵雨打湿了树叶与草儿，要作草与叶，或是作阵雨，随你的意。”

在《玛丽个案》中算是正文的只有八句，每句一段，每段之后用括号如加注脚似的用一些名著来说明问题。第一段：“她的名字叫玛丽。”括号里的文字说：“至于她的姓氏，我记不起了。对于别人的姓氏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看费尔多·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又或者，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等人的小说。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物的姓氏，至少就象他们自己的姓氏，展列得非常详细。”依次的六句是：“玛丽是长期居住在瑞典的荷兰籍儿童”。“玛丽的瑞典母亲去世了”。“玛丽的父亲成为玛丽的监护人”。“但，玛丽提出更易监护人的请求”。“法院根据玛丽本人意 愿，指定一名妇人作她的监护人”。“荷兰与瑞典，为了小小的玛丽，闹上国际法庭。”最后一段也就是第八句：“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国际法院判决：荷兰败诉。”跟在后边的注文说：“因为荷兰实行的是监护法，瑞典采用的是保护法……前者是头上另系一层监管。把某片土地圈开来以便保护野生动物，以及把动物捉起来放进某个动物园里，毕竟是两码子事……可是，我们就不当小孩是有意愿的人吧。万一他们有，又怎么办？……至于能够尊重孩童意愿的作品，我仍在找寻。”一百多字的八句正文是枯燥无味的，加上注文就好象加了油盐和味精了。

在《永不终止的大故事》中，“我”忽发奇想，把几本书拿来一起看，如果是两本，一时看这本书的三十六页，一时又看那本书的六十三页，这样交叉看，两边情节一凑，就可以有第三个故事。三本，四本也是如此。“我”就这样看了好几本真有其书的书，因此创造了好几个新鲜别致的故事，这实际上又是西西在探索一种新的表现手法。 她又拟人化地写了“咏物体”小说，如《抽屉》，《奥林匹斯》(照相机)。

谈到读书，西西说她从小就爱，而且从小到大，又都爱坐在她那心爱的矮凳子上读书。 母亲爱看大声的电视，星期天爱打麻将，这些都不能构成对她的干扰，她照样看得下去。西西借小说中“我”的口来说，童话里的人如果帮助了别人，可以有三个愿望得到满足，我只要一个就够了，这一个就是：“可以永远这样子坐在我的小矮凳上，看我喜欢看的书……我们都是幸福的人，因为于今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还可以找到不同的书本阅读，而且，有读书的绝对自由。”她在赞美她的“我城”，赞美“读书无禁区”论呢。

西西虽然读书不怕声音吵，但写作就不行，她只有躲进厨房或浴室，用一张可以折叠的小圆椅做写字台，坐在小矮凳上，爬她的格子。她心平气和地说：“自己从小学教师退休，没钱买大房子，不怪人！”她和母亲妹妹住在三百英尺(三十平米)的一层小楼里，一厅，一房，一厨，一厕，都包括在其中。三母女挤在一间房里，睡的是两张双层床。

西西为没有地方给妹妹放化妆品而抱歉。母亲和妹妹都不看她的文章，母亲爱看的是马经报，妹妹爱看的是亦舒的爱情小说。“其实不只是家里人不理你写作的事，在整个香港也没有人理你写作的事”。因此，她和一些朋友办了《素叶》杂志，又出《素叶》丛书。整个香港没有人理？倒不一定。不过，她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是在台湾《联合报》刊出，而获得特别奖的。在台湾，她的名气似乎比在香港要大。有人说，香港人到外国旅行，有时买了一些纪念品回来，细细一看，才发现那些使人欣赏的东西其实是“香港制造”的，西西的一些文章就有过从台湾到香港“出口转销”的奇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