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
文学教育
淘金者
DOI:10.16692/.2016.09.003
茅
盾
祖
远
文
革
期
间
撰
写
回
忆
录
010
一..见猎而心动
文革开始后,茅盾除了应付纷至沓来的外调者和自理点家务外,每天
大多是阅读报纸和两本“大参考”,了解国内外形势,没有多少时间再看
其他书籍(其时那些“三突出”式的作品他也不愿看)。1969年国庆节,
他被剥夺了出席天安门庆典的资格,连两本“大参考”也停发了。不久老
伴又先他而谢世。此后,老人对一切似乎都看开了,心境反趋于平静。特
别是1970年春,儿孙们搬来同住后,家务的烦恼摆脱了,老人开始利用闲
暇,阅读起历史著作与翻译作品来。他在6月30日的日记里写道:
三月至六月,计读书如下:郭沫若主编之《中国史稿》第一、二册,
谢缅纳夫之《中世纪史》,法人EditaMorris(女)的《广岛之花》英译本。
其间,曾浏览别的书,不具书。
值得注意的是,老人的兴趣忽然转向中国古代史与欧洲黑暗的中世纪
时代的历史,似乎想从中思考些什么,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需特别提到一件事:1971年初,当茅盾读了杨熙龄于50年代翻译的英
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一书后,那似乎早已熄
灭的激情——。辛
—对思想与艺术的追求之火,在他内心深处重又喷燃起来
亥革命前,鲁迅在《摩罗诗力说》里,曾把拜伦推崇为“立意在反抗,指
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之“宗主”,盛赞他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为:“波谲云诡,世为之惊绝。”64年后,已入垂暮之年的茅盾,同样给
这部充满对暴政与邪恶的憎恨和对自由与正义的追求的诗篇,予以高度的
评价;并浮想联翩,萌生了以骚体重译拜伦的这部抒情史诗的念头。他写
道:
昨日阅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完。此为杨熙龄译本,1956
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印本。译笔算是不差的,因为原作是斯宾塞诗体,极
不易译;想到这一点,应当说译本是好的。原作上下古今,论史感怀,描
写大自然,包罗万有,洋洋洒洒,屈原《离骚》差可比拟,而无其宏博。
在西欧,亦无第二人尝此格。从这里看,又觉得译本(散文,语体)太简
陋了。余老矣,虽见猎而心动,徒搁笔而兴叹。倘在廿年前,假我时日,
试以骚体译之,不识能差强人意否?(1971年2月1—9日日记)
在茅盾文革期间的日记里,这种一反起居记与流水账式的写法,专就
一部文学名著及其译本进行品评,流露出内心的冲动与壮志难酬的感慨,
实为罕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著称的茅盾,晚年身
处逆境,忽然对浪漫主义文学巨子拜伦的诗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
必有某些东西强烈地吸引住他,才能唤起他沉寂已久的心灵深处之火花。
茅盾的这一声长叹,也说明了这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笔耕一生
的大师,即使在十年浩劫的灾难岁月里,心灵深处的火光也没有熄灭。据
此也就不难理解他后来能以近八旬的高龄,开始着手续写《霜叶红似二月
花》和为撰写回忆录进行长久而认真的准备了。
茅盾逝世以后,为编辑40卷本的《茅盾全集》,在搜集整理其著述过
程中,茅盾的儿子韦韬(原名沈霜)透露他父亲曾续写过《霜叶红似二月
花》的情况。
大约在1973年,韦韬夫妇见父亲闲居无事,曾建议他把《霜叶红似二
月花》续写下去。他们劝道:“如今反正没有什么事可做,你何不悄悄地
写下来,虽然现在不能发表,我们把它留着也是好的。”茅盾经过认真考
虑,终于同意了。
事实上,早在1942年—1943年间,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刚问世时,就有
朋友劝他续写下去,终因世事变迁未能如愿。茅盾在1958年写的《〈霜叶
红似二月花〉新版后记》里说过,这部书本来是一部规模比较大的长篇小
说的第一部分,当初(1942年)迫于经济不得不将这一部分先出版,现在
就应当暂时停印,等待全书脱稿后一总再印。但是惭愧得很,荏苒数年,
没有续写一字,——
—而且自审精力和时间都未必有可能照原来计划中的规
模把它写完成了。又说:“如果我能够多活几年,找出时间,续成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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