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代金银器的鉴赏
古代最贵重的金属，无过于金、银。黄金性能稳定，在自然界以游离状态存在，其特性早就被古人掌握，七千年前的古埃及人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黄金制品。白银在自然界以化合物的形式出现，需要对硫化银的加工提炼，才能得到，最早的银器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相比之下，中国古代金银器的出现，在时间上要比地中海沿岸的古埃及、古巴比伦滞后二千年左右，考古发掘资料证实，至迟在商代，中国出现了黄金制品，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有金箔；郑州商代遗址出有夔凤纹残金饰件；北京市平谷商墓出土了金钏和金耳环。中国古代对银的使用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银错铜兵器，而银制品的出现，则要到战国时期，如安徽省寿县出土了有“楚王室客为之”铭文的银匜，河南省洛阳金村也出土有“甘孝子”铭文的银匜。 古代金银器的制造，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三大中心。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的金银器，不但出现时间最早，而且艺术水平也最高。南美洲印第安人安第斯文化、玛雅文化、印加文化创作的金银艺术品，虽然出现最迟，但其艺术成就堪与地中海地区生产的金银器相媲美。这两大区域金银器的辉煌，与金银用作宗教祭祀用品的推动有密切关系，纵观两地出土的极
富艺术价值的金银器，都是围绕着神来创造的。中国古代金银器具有自己的发展模式。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中国古代的琢玉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古人的思想意识中，玉器具有绝地通天，沟通神灵的功用。商周时期，玉器被纳入礼制的规范，或供奉坛庙，成为祭祀天地、祖先的必备之物；或比于品德，佩饰于身，成为身份地位和品行操守的象征物。商周青铜器更是奴隶社会礼制和神权的典范，其辉煌成就，是世界上其他文明所难以比拟的。玉器、青铜器由于被赋予原始宗教和礼义规范的内容，受到王室、贵族的尊崇和提倡，从而得到飞速的发展，而金银器虽然在两汉以前已经出现，但由于缺乏人类意识形态中，观念上的推动力，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此外，汉代漆器、六朝青瓷的迅猛发展，也对金银器的制造有一定的制约。因此，在唐朝以前，中国古代金银器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人们较多地注意它们作为稀有、贵重金属的经济价值，作为一种财富来拥有，制成金质货币“郢瑗”来流通，打成金饼、马蹄金来收藏，即便是制成器物，也多为带钩、耳环、戒指、项链、牌饰、冠饰等小件首饰，作为器皿的金银器非常少见。
大约在公元三世纪，两河流域的阿达息尔人建立了波斯萨珊王朝，受古希腊、罗马金银器制造业的影响，波斯萨珊王朝的金属工艺，形成了精工细雕、优雅柔美的特点。常见带翼怪兽和狩猎题材，一般把人物、马匹和野兽巧妙地设置在圆形空间里，用旋涡似的线条表
现形体柔软的动物，有力的弧线和反向弧线，时而飘流汇合，时而锋利相交，创造出将流畅灵巧的线条和强劲的活力相融合的艺术效果。这类器物，通过“丝绸之路”的古道，在北朝时期开始输入中国北方地区。山西省大同小站村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鎏金银盘和银高足杯；山西省大同出土的北魏时期的海兽纹八曲银洗；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出土的鎏金银壶，都是波斯萨珊王朝的产品。鎏金银盘的装饰题材是一幅经锤压法制成的狩猎图，人像及装束为典型的西亚人。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制作工艺、装饰题材和外形特征，对北朝和初唐的金银器的创造起较大的借鉴作用。
唐代金银器大多出土于因战乱而埋于地下的窖藏，墓葬、佛塔地宫也有零星发现，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陕西、内蒙、辽宁、甘肃、江苏、浙江等省区，尤其以唐都长安城附近出土较多，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全国共出土各类唐代金银器一千多件，其中陕西省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共出土金银器皿270件，江苏省丹徒丁卯桥附近唐代窖藏出土银器更多达950件。按唐代金银器的用途可分为碗、盘等食器；杯、壶、羽觞、茶托等饮器；罐、匜、盆等容器；铛、盒、锅等药具；熏球、熏炉、方箱、棺椁、渣斗、合页、筹筒等杂器。这些器物的造型和装饰各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唐玄宗时期发生的“安史之乱”为分界，可分为前、后二个时期。
唐代前期，金银器尚留有许多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艺术风格的痕迹。从初唐到唐高宗时期（公元618—683年），金银器种类较少，仅见碗、盘、杯、壶等饮食器和药具铛，碗和铛的底部焊接模冲的装饰圆片，使器物形成双层底。器壁较厚重，棱形器物较多。器物装饰多采用任意等分装饰面的手法，装饰面多为S形或U形瓣，一般都在九面以上，甚至多到十四面的。装饰题材中，动物纹样主要有海兽纹、天鹿纹、飞狮纹。狮子腾振跳跃，神态凶猛。鹿纹也多为欢蹦乱跳的飞鹿。人物纹样有狩猎、仕女乐舞等，多见西域胡人形象。1970年陕西省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乐伎八棱金杯（图版五十八），高4.6厘米，口径7.2厘米。杯身瘦高，器壁较厚，浇铸后焊接成形。口沿外侈，收腹，圆底，下接喇叭形圈足。内壁素面无纹，外壁以联珠纹作棱划成八个瓣面，均錾一个手持乐器的乐伎，以鱼子纹和蔓草纹作为人物的背景。乐伎戴高冠，着长衣，高鼻深目，或抱、或捧、或提、或吹奏着琵琶、拍鼓、笙、箫等乐器。足沿、底沿各饰一周球状联珠纹，底与足连接处都饰蔓草纹。环形圆把手上有錾出胡人头像的平鋬，把手外侧装饰一兽头。这是一件典型的受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风格影响的初唐金银器的实物例证。
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公元684—755年），金银器的种类增多，除饮食器、药具、容器外，还出现了杂器和宗教用具。杂器中出现了熏球、熏炉和方箱。熏球、熏炉是古人为除
虫驱秽、净化环境盛装熏香的容器。熏球为圆球形，上半球为盖，下半球为身，以饺链相连，子母口扣合，通体镂空，陕西省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陕西省西安三兆村唐墓、陕西省扶风法门寺等均有出土。熏炉一般由盖、身二部分组成，盖面隆起并镂花瓣形的孔，底焊接兽头形足，多见五足。足与足之间，垂饰朵带、圆环等，造型古朴庄重，陕西省临潼王姜原村庆山寺塔基、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地宫等地均有发现。方箱见于陕西省西安何家村窖藏，银质鎏金，正方形，盝顶形盖，盖与器身用合叶相连，有钮釦克锁，满饰花草飞禽纹。宗教用具多见于塔基地宫，主要有盛放佛祖舍利的棺椁，甘肃省泾川大云寺出土的舍利铜函金棺银椁，由石函、铜函、银椁、金棺和玻璃瓶组成，层层套置。石函上刻“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和“延载元年”（694年）铭文。金棺银椁形制相同，均为覆瓦式盖，底座围栏杆一周。金棺满饰金片、珍珠、绿松石组成的莲花纹，银椁通体刻缠枝忍冬草纹。金银器的装饰上，任意等分装饰面的手法，已被淘汰。除个别器物的装饰面还呈U形瓣外，绝大部分器物的装饰区间为双层莲瓣状，S形瓣也不再使用。装饰纹样中新出现凤鸟、孔雀、鸳鸯、鸿雁、鹦鹉、鹡鸰、练雀、白头翁、绶带鸟等珍禽，犀牛、猴子、狗熊、乌龟、摩羯鱼等瑞兽。禽鸟纹种类繁多，千姿百态。凤鸟钩喙、长颈、鼓翼、翘尾，多作站立状。摩羯鱼则是古印度神话中一种长鼻利齿、兽首鱼身鱼尾的怪兽，有的胸
鳍化为羽翼，狰狞恐怖，被认为是河水之精，生命之本，随佛教的东渐，传入中国，成为工艺美术品的重要图样。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汉民族特有的寓意吉祥的装饰题材，以忍冬、莲叶等纹样组成寓意连生贵子、多子多孙、事事如意、多福多寿的石榴、桃状、柿状的花结。所有这些，都表明唐代金银器形制和装饰上的外来因素，已开始明显减少或消失，开始走上中国化的发展轨道。1970年陕西省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舞马衔杯纹银壶（图版五十九），通高14.5厘米，口径2.3厘米，底径7.2—8.9厘米。造型采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随身携带的皮囊和马镫的综合形状。扁圆形的壶身顶端一角，开有竖筒形的小壶口，上配覆莲瓣式壶盖。盖钮与弓状提梁系有银链条，壶身下焊有椭圆形圈足。壶腹两侧面，以模压手法各饰一舞马。马颈部系飘带，嘴衔一杯，前腿直立，后腿曲卧，翘首鼓尾，匐拜献礼。壶盖、提梁和舞马全身鎏金，银白色的壶上，黄灿灿的金色显得格外耀眼夺目。这件舞马衔杯纹银壶是唐玄宗李隆基晚年骄奢淫逸、纵情于犬马声色生活的真实写照。《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玄宗曾“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曾为李隆基宰相的张说，在《舞马千秋万岁禾府词》中写道：“圣皇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髬髵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这银壶上的舞马正是“衔杯终宴曲”时，“徐行拜两膝”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