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惜别》中的青年鲁迅形象
摘要：太宰治的《惜别》是一部具有跨文化特色的、以文学家写文学家的小说，是世界文学中唯一以鲁迅为主人公的长
篇小说，为研究鲁迅早期思想提供了重要素材。太宰治释放着丰富细腻的情感，怀抱着对鲁迅的尊敬和对中国的友好，就鲁迅
在仙台的留学生活塑造了一个富有人情味、充满理想抱负、有着内心波动和青春彷徨的青年鲁迅形象。太宰治在《惜别》中塑造的青年鲁迅形象，是潜藏自我意识的孤独者，忧国忧民的批判者，陷入医学、文艺、革命旋涡的彷徨者，力挽狂澜的革命者。 关键词：太宰治；《惜别》；青年鲁迅；形象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9）02-0079-03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北京海淀
100089）
二战时期，日本出版了三部关于鲁迅的著作，分别是1941年小田岳夫的《鲁迅传》、1944年竹内好的《鲁迅》和1945年太宰治的《惜别》。其中，只有《惜别》采取了小说的形式，叙述了青年时期的鲁迅在仙台留学时不为人所熟知的一面。为了创作《惜别》，太宰治阅读了大量鲁迅本人创作以及关于鲁迅的作品，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经历了细致的考察和请教，甚至亲自赴仙台取材。同时，《惜别》释放着细腻丰富的情感，太宰治以他擅长的心理描写刻画鲁迅，写出鲁迅的内心挣扎与精神波动，在传记的真实性和小说虚构性之间，创造了独特的“太宰鲁迅”。《惜别》描写青年鲁迅1904年9月至1906年3月在仙台的留学生活，通过鲁迅的朋友“我”（医师田中卓）的回忆，讲述了青年鲁迅到仙台学医，后弃医从文的经历。太宰治“对鲁迅晚年之文学论无兴趣，
打算仅仅描写作为一位清国留学生的‘周先生’”[1]（P135）
。《惜别》让人了解到鲁迅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鲁迅不仅有中晚年的尖锐、严厉，还有青年时的孤独、彷徨和激情。《惜别》中的青年鲁迅，是潜藏自我意识的孤独者，忧国忧民的批判者，陷入医学、文艺、革命旋涡的彷徨者，力挽狂澜的革命者。
一、潜藏自我意识的孤独者
奥野健男认为：“太宰治对拥有知识分子的孤独感并潜
藏着自我意识的鲁迅有特别的亲近感。”[2]
在《惜别》中，青年鲁迅以腼腆羞涩的孤独者的形象出现，“他那时十分聪明又很沉默”。[1]（P5）跟“我”初次见面时，他“白净的脸变得通
红，很害羞地笑了”，[1]（P18）
跟“我”谈天时，他“结结巴巴地说不
下去了”[1]（P19），“脸微微有些发红”[1]（P22）
。他“似乎很喜欢孤独这个词”，他一边自言自语着“Einsam （德语，孤独），一边看着远方思考着什么，突然说：“但我是Wandervogel （候鸟），我没
有故乡。”[1]（P21）
鲁迅幼年时父亲去世，从此全家各奔东西，自幼无依无靠，“虽说故乡仍在，但宛如没有。在相当不错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突然失去了家，就必须要看到‘人世’的根本面目。我寄居在亲戚家，被说成是要饭的。可是，我没有服
输，不，说不定已经服输了。”[1]（P23）
在“我”看来，当时周先生一定实在难以忍受自己身上的那种孤独寂寥，于是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与家乡附近的西湖风景相似的松岛，但还是不能解除忧愁，又无意间遇到了日本医专的学生（“我”），就真诚地想结交朋友。[1]（P22）新的学年，鲁迅从东京回到仙台后对“我”
李玉锦
∗∗∗第39卷第2期
绥化学院学报2019年2月Vol.39
No.2
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
Feb .2019
收稿日期：2018-09-14
作者简介：李玉锦（1994-），女，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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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最近是Kranke(病人)，所以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完全成了Einsam(孤独)的鸟。”[1]（P101）
青年鲁迅的孤独感与他的自我意识是分不开的：“同样羽色的鸟，如果汇集数百的话，反而看起来猥杂，因此有种同类相互嫌弃的可笑心理；另外，自己总也是清国留学生，还曾经怀有被特别选拔派遣的秀才那样的自豪感，但是被选拔的秀才太多了，他们徘徊在东京的大街小巷，所以我不能不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1]（P41）“我渐渐无法忍受和这些秀才们在一起了。”[1]（P43）“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暂时脱离留学生群体，单独生活。也许是自我厌倦吧，一见到自己同胞们漫不经心的面孔，就感到羞愧、可恨、无法忍受。啊，我真想到一个支那留学生都没有的地方去呀。”[1]（P47）“我最近感到留学生同胞的革命运动，有种不祥的夸张动作的气息。我不能与他们狂热的动作合拍，也许是我不幸的宿命。”[1]（P108）正如川村凑所说：“周先生置身于革命的旋涡中，对于实践革命运动的人们，‘私’的不和谐感不可避免地强烈起来。”[3]
二、忧国忧民的批判者
鲁迅在松岛第一次与“我”见面时，二人一同欣赏松岛的风景，此时鲁迅的言辞中就已经透露出对中国文学的不满：“我不相信我国的那些文人墨客，那些人和贵国的浪荡子弟一样，他们的文章脱离现实而且很堕落。”[1]（P26）鲁迅对“装腔作势”这个词十分感慨：“日本的美学实际上十分严格。‘装腔作势’这种戒律，世界上大概哪儿都没有，而现在清国的文明却是极其装腔作势的。”[1]（P28）但是，鲁
迅的批评源于他对国家的热爱，正如“我”和鲁迅所说：“您也正是因为过于热爱自己的家乡，所以评价的标准才会这样严格吧！”[1]（P26）“真正的爱国者，反而会经常说国家的坏话。”[1]（P26）“我的爱国之情绝不逊色于任何人。正因为喜爱，所以不满也很强烈。”[1]（P29）随着与“我”交往的深入，鲁迅对中国的批判也愈发深刻，他不满清国的现状：“清国政府面对科学的力量无能为力。一面受着列强的侵略，一面装出大川不在意细流污染的自信，不肯面对失败，一味地只是急于弥补老大帝国的面子，完全没有正视并研究西洋文明的本质即科学的勇气。现在的清国，若一言蔽之，那便是怠惰。得过且过的这种自负心一定会导致支那自取灭亡。”[1]（P29）鲁迅还看清支那的医术“不过是一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骗术”。[1]（P36）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糟粕也提出批评：“在支那，‘孝’原本就是包含着政策意味的，被统治的人从早到晚都战战兢兢，很夸张地孝顺父母，因此最后才有‘二十四孝’那样愚蠢的传说流传在民间。”[1]（P86）鲁迅认为老莱娱亲“是Wahnwitz（德语，“精神错乱”），不是正常的精神行为”。[1]（P86）在谈到郭巨埋儿时，鲁迅说：“我突然觉得家庭这个东西很可怕。这样一来，儒者先生们好不容易得出的教训也便毫无意义了。倒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1]（P87）因此，“支那的圣贤们所说的话，已经成为骗子行骗的利器，我们从小就是一边被迫背诵着圣贤的话，一边成长起来的。东方引以为荣的所谓‘古人之言’，已经堕落成了社交的诡辩辞令。完全是令人憎恶的伪善和愚蠢的迷信。这些思想产生时的内涵业已面目全非了。西方无法企及的东方精神界多年来沉醉于怠惰的自我迷恋之中，裹足不前，原本丰富的思想已经开始干枯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1]（P33）鲁迅讨厌那些口口声声讲着孔孟之道的人，连平日敬佩的藤野先生也不例外，“你也曾对我说过：我虽是支那人却不说孔
孟之语。对你们来说，这有些不可思议，其实我是尽力不说的。像藤野先生那样的好人，当他说古圣贤的话时，我便捏把汗，暗自想：停止吧。”[1]（P106）
鲁迅虽然怀抱救国的志向学习西方文化，却能够批判地看待西方文化，他不满基督教“装腔作势”的姿态：“周先生和我一样，敬重基督教的邻人友爱，对于被钉到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宿命也深表同情。周先生曾对我说过，他看不惯教会职业牧师那伪善家一样的悲怆表情，以及往来于教会的青年男女的装腔作势的态度，因此对于大量散布在仙台市内的教堂采取了敬而远之的策略，尤其是周先生他们断定耶稣的使者不是真正的耶稣，如同支那的儒者先生们歪曲了孔孟精神一样，外国的传教士也使基督教堕落了。”[1]（P101）“我现在的确是Kranke（病人），于是便信步去了教堂，不过，对于西方夸张的礼仪，还是有不能接受的地方，很失望。”[1]（P102）“我非常尊重基督教的‘像爱自己那样爱邻人’的思想，有时很想追随基督教，可是教会中夸张的动作却阻碍了我的信仰。”[1]（P106）
三、陷入医学、文艺、革命旋涡的彷徨者
为了挽救中国的危机，青年鲁迅感到必须果断地进行某种革命，可是他“又想到此时最紧要的莫过于更深层地探究各国文明的本质，而自己现有的知识还远远不够，可以说近乎无知”，所以“我现在的热情比起实际的政治运动，更燃烧在探究列国富强的根源上”。[1]（P37）于是他决定留学日本，想到自己即将在日本钻研新学问，“从未体验过的、难以言表的温暖的喜悦涌上心头。”[1]（P40）可是不久，当
他到达弘文学院学习、遇到不务正业的清国留学生时，渐渐从这甜美的陶醉中清醒了，还常常会被往昔的疑虑和忧郁所笼罩。[1]（P41）他“打算暂时离开东京，忘却往事，独自研究医学，已经不容再迟疑了。”[1]（P47）
青年鲁迅是带着远大的理想来仙台的--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挽救那些不幸的病人。[1]（P66）“为什么在西洋科学之中，自己特别关注医学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幼年时的悲伤体验。”[1]（P29）“告诉我新学问必要性的，是少年时代遇到的那个骗子医生。那时的愤怒，使我离开了故乡。学习新学问的志向，从开始就与医术紧密相连。我首先在日本学习医学，回国后，治愈那些同我父亲一样受庸医蒙骗、只能等死的病人，让他们了解科学的威力，竭尽全力地让他们早日从愚蠢的迷信中清醒过来。如果支那同外国交战，我将以军医的身份参战，为建设新支那不惜粉身碎骨，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1]（P46）
鲁迅在二年级的夏天去东京时接触到了日本青年掀起的文学热潮，便开始畅游于文学的汪洋大海之中。回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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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带回了大量的文学书籍,“文艺热情在他的心目中徐徐燃起的同时，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心里的是本国青年们的革命呐喊。医学、文艺、革命，换句话说，科学、艺术、政治，他被卷入三者的混沌旋涡
中。”[1]（P114）从东京回到仙台后，鲁迅不无迷茫地对“我”说：“我今年夏天去东京后，更加迷失在痛苦的竹林深处了。对我来说，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不，即使明白，我也不敢明确地说出来。如果我的疑惑不幸实现了，我可能除了自杀，别无他选。啊，这种疑惑仅仅是我的妄想就好了。”[1]（P108）“凭借科学的威力，让民众觉醒，鼓励他们抱有新生的希望并为之努力，不久又引导他们怀抱维新信仰，这不就成了三段论法了吗？全是可耻的办法、是屁道理。我已全部抹杀了科学救国论。我现在必须更踏实地重新考虑怎样才能拯救支那。”[1]（P109）鲁迅最终选择了文艺。太宰治在《惜别》中借“我”之口，细腻地描写了鲁迅内心的彷徨，“周先生后来大量的著作，我几乎都没有读过。因此，我不知道什么是所谓大鲁迅文艺的功绩。可是有一点我知道，他是支那最初的文明患者。我所知道的仙台时代的周先生，苦于近代文明之病，为寻求其病床，甚至叩响了教会之门，可是，那里也没有救济之法。像往常一样，他又退了下来。懊恼的结果，这个品质高尚、正直的青年，脸上甚至浮现出了奴隶的微笑。混沌的产物是自我厌恶。他对于文明的感情，的确可以称之为支那可怜的先驱者之一。这样，这种痛苦内省的地狱，越来越接近所谓人间百感图的文艺了。文艺原本就是他喜欢的路，疲惫的他爬上了这个病床，稍感舒适。”[1]（P115）
四、力挽狂澜的革命者
《惜别》虚构出的“大雪夜事件”体现了鲁迅作为革命者的一面。在一个大雪之夜，鲁迅在美以教堂听到《出埃及记》的说教内容——摩西为了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去往迦南，四十年间历尽艰辛，却
受到同胞们的曲解和责怪。鲁迅联想到祖国愚昧无知的民众，打算弃医从文。“文艺好像国家的反射镜一样。国家艰苦奋斗的时候，便会诞生出好的文艺。虽然表面看文艺不过是柔弱男女的玩物，似乎和国家兴亡没什么关系，可其的确能显示出一个国家的国力。可以说是无用之用，不可小视。……想找到那些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作品译成支那语，让我的同胞们读。”[1]（P116）在经历了幻灯事件后，鲁迅告诉“我”：“亏了那张幻灯片，我终于下定决心了……精神革新！国民性改造！如果像现在这个样子，支那将永远无法确立真正的独立国家的尊严。灭清兴汉也好，立宪也好，只是改变了政治口号而已，东西的质地不变，不是没有用吗？因为我这段时间离开了那些表情茫然的民众，心里就定不下来明确的目标，迷茫、不知所措。今天我的目标确定了。看了那个片子，挺好。我马上弃医回国。”[1]（P124）鲁迅打算回国之后发起文艺运动，来改变那些民众的精神，为此奉献一生。他将和作人一起办文艺杂志，而杂志定名《新生》。“他微笑着回答。那笑中一点儿也看不出周先生自己称之为‘奴隶的微笑’那种卑屈的影子。”[1]（P125）
在《惜别》中，太宰治借“我”解读1907年鲁迅写于东京的论文《摩罗诗力说》：“我觉得，该短文的主旨，指出了与他从前说的那种为‘帮助同胞的政治运动’的文艺多少有些差异的方向，不过，‘不用之用’一词让人感到丰富的含蓄。终归还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实际的政治运动那样对民众的强大指导性，而是渐渐地浸润人心，发挥使其充实之用的东西。这样解释文艺我认为一点儿都不保守，反而非常健全。这种写法让我们这些文艺的门外汉都能隐约感受到其巨大的力量。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文艺这种
东西，就会像注油少的车轮那样，无论开始时怎样流畅地运转，也许马上就会损毁。”[1]（P118）《惜别》的这段话，与竹内好那种极大地误读了《摩罗诗力说》的“无力的文学因为无力所以必须进行政治批判”[4]的“革命文学迟到论”相比，真正理解了鲁迅的文学观和革命观。
结语
在《惜别》中，太宰治借藤野先生之口说：“我想东洋整体是一个家庭。我所希望的，是各民族历史的开花结果。应当称作‘东洋本来之道义’的潜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延续着。而且，在其根本之道，我们东洋人都连接在一起，可以说背负着共同的命运。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家庭，尽管人各有志，却还是一朵大的花儿。”[1]（P68）《惜别》曾一度被贴上“国策小说”的标签：昭和十九年(1944)一月，太宰治参加完文学报国会召开的作品协议会后，便写下了近6页的《惜别》创作意图说明书并上交给文学报国会，表示愿为实现中日两国全面和平共处效力。一向不理会日本政治的太宰治的“政治意图发言”的行为显得不寻常，太宰治却说：“这本《惜别》确实是应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进行创作的小说。但是，即使没有来自这两方面的请求，总有一天我也会试着写一写，搜集材料和构思早就进行了。”[1]（P128）发表于二战结束前夕的《惜别》，看似不违背军国政府的意图，实际上太宰治并非迎合时局，也不支持战争。《惜别》中的送行会赋予了鲁迅的仙台生活一个圆满的结局，太宰治在小说中抚平了生活给青年鲁迅造成的心灵创伤，太宰治于鲁迅的友善同时表现为对中国的友好，正如《<；惜别>之意图》所说：“让现代中国之年轻知识人阅读、使其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
者’之感怀。”[1]（P136）这种创作意图体现了藤野先生所说的包容了互相尊敬、爱与正义等内容的“东洋本来之道义”。通过《惜别》中的青年鲁迅形象，太宰治表达了对鲁迅的尊敬和对中国的友好，这种写作姿态唤起读者的钦佩。
参考文献：
[1]太宰治.惜别[M].于小植，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2]奥野健男.《惜别》解说[M].东京：新潮文库，1973.
[3]川村湊．『惜別』論－－「大東亜親和」の幻[J].東京：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991(4):68－69.
[4]高远东.仙台经历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J].鲁迅研究月刊，2007（4）：22-28.
[责任编辑王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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