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乐府”，本是音乐机关的名称，后来指乐府官署所采集、创作的乐歌，就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汉乐府使由《诗经》而来的关注现实的精神成为一个传统，后代诗人所贯穿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思想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而同时汉乐府也开出了我国古典诗歌杂言、五言体的直接源头。魏晋以来，汉乐府为文人大量拟作，已经逐渐僵化，这时南北朝乐府民歌继汉乐府再一次给诗坛带来转机。南朝乐府短小活泼的形式，明白如话的诗歌语言和浓郁清新的抒情风格对南朝乃至唐代诗歌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汉乐府民歌与南朝乐府民歌产生背景之同异
1.制度
汉代统治者采集民歌尚有“观风俗，知薄厚”的目的，统治者经常派使者微服出访，观风采谣，根据“谣言单辞”考察郡守的政绩和民间的风化，乐府采诗成为“举贤观风”的重要手段，许多直接揭露社会问题的优秀民歌自然被采入乐府之中。而西汉末年哀帝废郑卫之音，加上东汉时经学大盛，乐府中保留的情歌很少。相形之下南朝统治者采集民歌则完全是为了满足其
纵情声色的需要。汉魏之世的雅乐至南朝时曲、辞皆已陈旧，不能满足统治者享乐的需要，而此时在南方民间已产生大量新声歌曲，统治者根据自己的好尚进行采集、润色及拟作。据《古今乐录》以及《宋书》、《唐书》记载，南朝清商乐府中一部分曲子是由士大夫或他们畜养的歌妓所制，其余虽出自民间，但被采入乐府后，文人又有不少和制，且多用做歌词舞曲，以供官僚贵族及富商消遣之用。因此保存在清商曲辞中的民歌几乎是清一色的情歌，而许多直接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歌谣则被排除在乐府之外。
2.地理环境
汉朝乐府民歌的地域性并不明显，大多不同程度地表现诗人在不同生存环境中的性情的多样性。而南朝民歌地域性突出，多清丽缠绵的情歌，与江南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充裕的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南朝民歌产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繁华都邑，那里气候湿润，山川秀美，物宝天华，陶养了温柔、恬静的性格和浪漫的情思。南方人受地理的影响，性格和柔，多愁善感，在桃花绿水间对于爱情的低吟浅唱也不足为怪。
3.经济
汉时实行土地私有制，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及土地兼并想象日趋严重，阶级矛盾尖锐，农民生活十分痛苦，所以汉乐府中有许多对贫困、受奴役的控诉。南朝时江南商业经济繁荣，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发展，南朝民歌得以发展，这些民歌多半出自商贾、妓女、船户和一般市民之口，主要反映了城市中下层居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自东晋偏安以来，南方城市有了很大发展。这时的城市已经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的中心，而且成了商业、交通和文化的中心。商业的发达不仅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也带来了爱情生活的复杂化。远出行商，自有相思别离之苦；易结新欢，自有猜疑哀怨之辞。
4.思想
汉武帝时，随着政治集权的强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提出，经过一系列的措施推动保障，两汉文化的主流被定格在儒学上。受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两汉乐府多敦厚而合礼。南朝时风土民情大异于汉，加之当时佛教思想流行，儒家礼教崩溃，儒家自两汉以来的道德观念与权威荡然无存，政治黑暗，生活奢靡，吴楚新声大放厥彩，贵族殆不复知礼义为何物。
（TJ）
二、汉乐府与南朝乐府形式体制之异同
两汉乐府民歌与南朝乐府民歌就形式题材上来讲，历代学者大多将其归纳为：汉代多长篇，以杂言、五言为主；南朝题材简短，大抵皆为五言四句。寥寥数语，似乎就能将异同之处讲明，但若细究起来，疑问变随之而来。
其一，本文所讨论的民歌究竟谓何？将这个限定讨论清楚后，对于形式的讨论才会更顺畅。学人们多以“相和歌辞”作为“民歌”主体来研究认识，而对于被归为“杂歌谣辞”的一类作品并不重视，论者也不多。前者中的作品很大数量上是在民间歌谣基础上的再创造，已经 存在文人笔法的干预，并不可称为原汁原味的民歌。虽然把所有的与上层统治者对立的阶级成员都看成是“劳动人民”时，“相和歌辞”被称之为民歌有一定合理性，但真正的民歌还是应以那些汉世的“街陌讴谣”为宜。“然在当时，则此种作品，地位似甚低，缙绅之士，悉狃于雅、郑之谬见，以义归廊庙者为雅，以事出闾阎者为郑，故班固著《汉书》，于《安世》、《郊祀》二歌，一字靡遗，而与此种民歌，则惟录其总目，本文竟一字不载。”【1】萧涤非先生长吁“呜呼”为之痛惜，这是受历史背景影响导致的悲剧性的湮没。千年后，“宋郭茂倩纂《乐府诗集》，始更有所增补。”【2】，散佚者虽多，所幸的是让我们
这些后人可窥见“汉乐府之精英”之一斑（现存汉代民歌共计40首，具体篇目名称可参阅赵敏俐所著《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中《汉代民间歌谣研究》一文）。而南朝乐府民歌记载不甚详细，作品分类模糊，实难找寻当初的“街陌讴谣”。
其二，五言体形式兴盛并延续的原因。“五言一体，出于民间，大于乐府，而成于文人。”【3】我们既已在上文讨论过真正的乐府民歌，便要回到源头看看最初民间歌谣的语言形式。有三言体《颍川儿歌》：“颍水清，灌氏宁。”；四言体《渔阳民为张堪歌》：“张君为政，乐不可支。”；五言体《长安为尹赏歌》：“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七言体《苍梧人为陈临歌》：“苍梧陈君恩广大令死罪囚有后代，德参古贤天报施。”；杂言体如《成帝时童谣》；骚体如《皇甫嵩歌》……可见，汉代民歌最初在语言艺术形式上不拘一格。在这种情况下，五言诗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主体，很多程度上归于它契合了当时文人的审美趣味。换言之，乐府民歌起源民间，但主体形式的确立还是借助了文人之手。五言体呈“二二一”或“二一二”式，形式上自由活泼，音律上灵活多变，有了回旋的余地，多了周旋的方便，提高了语言、文字的表达功能，使得诗的表现力大大增强，并具有了更为宛转流走的飞动之美，于是在汉代、南朝及之后拥有强大久长的生命力。故钟嵘 《诗品》云：“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
物，最为详切者耶！”
至于南朝乐府民歌较两汉篇幅更加简短，多是由于对明快诗风的追求，这种五言四句的格式，对五言绝句的形成，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其三，乐府诗杂言体减少的原因。总的来说，诗体的变迁，终归是以音乐之变迁为转移。诗歌特殊之格式，是为求适合于当时特殊之声调，而非由于作者之矜奇。所以南朝乐府杂言诗的减少，以及上文五言诗的兴盛，均要归于世人审美标准的变化，特别是对音乐审美的流变这一大问题。举例来说，杂言兴因其口语化便于演唱，符合汉代的音乐要求，而到了南朝，音乐曲调普遍区域清丽缠绵之音，杂言体便不合于世人的审美了。
（YJW）
三、汉乐府民歌与南朝乐府民歌主题之异同
汉乐府民歌与南朝乐府民歌本为一脉相承。既为民歌，大部分主题便皆为反映社会日常生活、市井百姓人情，遵循“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规律。如汉乐府民歌《江南》（江南可采莲）歌咏在良辰好景中嬉游的乐趣；南朝乐府民歌《欢闻变歌》（张罾不得鱼）描
写了捕鱼的场景。而其中爱情作为文学永恒的主题更是同为两汉与南朝乐府民歌所共同吟咏。如汉乐府《上邪》表白女子对爱情的矢志不移，南朝乐府《西洲曲》（忆梅下西洲）表明了女子对情郎既怜且爱的深情。
然而汉与南朝毕竟相隔约两百年之久，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汉乐府民歌与南朝乐府民歌之时代背景已是相去甚远，主题之异便成自然。
宋 人郭茂倩于《乐府诗集》中将汉至唐的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歌谣辞、清商曲辞、杂曲歌辞等共十二类，其中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于前四类，并以相和歌辞数量为最多，南朝乐府民歌则集中存于后三者，并以清商曲辞为主。
汉乐府民歌的主题十分广泛，有幻想游仙、处事说理、抒情、叙事、讽刺、丧歌、宴饮等。大致可粗分为三大类。其一为对苦与乐的深刻揭示。表现平民疾苦的诗作有《妇病行》（妇病连年累岁）、《孤儿行》（孤儿生）等，而《相逢行》（相逢狭路间）、《长安有狭斜行》等则极力描写富贵之家的种种享受。此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与极大的反差，使读者领略人间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两极世界。其二则为乐生恶死愿望的表达。如《长歌行》中“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便道出了人们对生命枯萎的恐惧，提倡“少壮应努力”的
积极人生态度；又如《战城南》一诗，作者通过大量景物描写渲染战后苍凉死寂的场景，表现对死亡的抵触，对生命的留恋。其三为爱与恨的坦率表白。如《公无渡河》，短短四句便交代了一则夫妇殉情的惨烈爱情故事，再如《饮马长城窟行》则表现了夫妇间的思念与深情。
萧涤非说：“凡两汉之政教吏治，民情风俗以及思想道德等，吾人于此皆得窥其梗概焉。”【4】由此可见汉乐府民歌所涉及的主题相当广泛，“普及于社会之各方面”。至于南朝乐府民歌，萧涤非认为其“内容单调…纯为一种以女性为中心之艳情讴歌，几于千篇一律。其中有本事可循者，亦不外男女之风流韵事”。【5】因此南朝乐府民歌的内容比较狭窄，绝大多数是情歌；但就关于爱情这一主题的诗作而言，南朝乐府民歌所表达的情感要比两汉更加丰富细腻。
南朝乐府民歌分为吴歌与西曲。吴歌多为女性的吟唱，其内容或表现对于爱情的渴望（如《子夜歌》），或表现既得爱情的欢乐（如《读曲歌》），或表现相思的痛苦（如《子夜四时歌》），或表现坚贞不渝的爱情（如《华山畿》），或表现对于负心男子的怨恨（如《子夜歌》），或表现婚姻不自由的苦闷（如《读曲歌》）。西曲多写旅客商妇的离别之
情，更多地表现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如《石城乐》《莫愁乐》《那呵滩》等。总而言之,“南朝清商曲，多男女相悦及女性美之刻画，汉时则绝少此种”。【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