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是近年来文艺学研究领域的走向,而身份与认同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汉语语境里,需要对“身份”､“认同”和“同一性”几个词语的内涵做出明确界定｡研究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到产生它们的不同语境,以及与各种不同语境相联系的具体复杂的问题｡身份研究和认同研究的特点决定了它们具有鲜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与立场｡
三､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在文化研究中,人们关注的重点往往会集中于不同人群在特定社会中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简单地说,人们试图在理论上追问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上是“谁”(身份),以及如何和为什么要追问“谁”(寻求“认同”)的问题｡就确认人们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而言,在理论上大体有民族(nation)､族群(ethnicity)､种族(race)､阶级(class)､性别(gender)､宗教(religion)､职业(profession)､语言(language)等依据或尺度｡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必定会涉及到特定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国家､意识形态､殖民和殖民地､文化和亚文化､通俗艺术等复杂的领域,加之研究者自身在理论上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必定会影响到他们如何看待上述复杂的问题｡
很明显的是,当代文化研究对身份问题和认同问题的关注,往往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而政治维度和意识形态维度,确实也是文化研究意图的一个指向,正如英国学者亚当·库珀在《文化,差异,身份》一文中所说:“文化身份与文化政治学密不可分｡”[8](P379)因此,身份问题和认同问题研究,始终都无法回避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例如,女性主义和有色人种的身份问题研究,通常都与压迫､阶级､权力､解放等问题有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和倾向性,与一般的纯理论研究很不相同｡
按照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的看法,我们或者可以把“文化身份”界定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9](P209-211)按这种界定,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种“隐藏着的”文化身份以及“隐蔽的历史”｡对“文化身份”的第二种理解更加强调“真正的现在”(与“真正的过去”相比)在塑造文化身份中的作用,认为文化身份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变化”,它在连续性中有着差异,而在差异中又伴随着连续性持续的存在｡这种看法实际上强调的是从现实状况出发去理解“文化身份”,而“过去”始终都是一种“想象”,它无法确保我们正确地定位“真正的现在”｡
有关身份与认同的最有争议､最重要的问题确实是:人们的社会身份或文化身份到底是固定不变的､普遍的､本质论的,还是在实际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被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并且是为了某些特定目的和利益(政治的､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利益等)而人为地建构起来的｡今天,大多数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都赞同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是流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不断变迁的观点｡例如,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欧洲小说中“想象的地理和历史”(例如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们讲述的故事)有助于“通过把附近和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以戏剧化而强化对自身的感觉”[10](P1),“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10](P2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则提出了“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构成了我们对身份､家园之想象的必要组成部分｡[11](P223)克里斯蒂娃详细研究过语言在塑造民族身份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对语言之意义的意识,必定存在着一个明确的言说主体,而言说主体又受到立场的支配,因而言说活动(意指活动)总与相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及其危机有关｡[12](P326-345)霍尔则认为:“……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9](P208)可见,把身份看成是流动的､建构的和不断形成的,重视差异､杂交､迁移和流离,挑战和解构本质论的､普遍化的身份观,已经成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主潮｡
与身份和认同研究有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自我”,“我们”,“主体”)与“他”(“他者”,“他们”,“客体”)的关系问题｡文化身份的建构,始终都与建构者(作为叙述者的“我”)和被建构者(被叙述的“他”)密切相关｡在后现代的语境里,关注“我”与“他”的问题,通常都是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去展开讨论的,如男人与女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黑人与白人,等等｡因此,身份与认同问题往往成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一些后现代的文化研究者通过追溯“我”与“他”的关系,实际上是试图通过文化研究来进行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并通过批判去颠覆和解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某些既定的理论､陈规与偏见｡例如,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里提出了一种类似于音乐中的“对位法”的“对位研究”的方式,认为“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我们正在讨论的文化属性之构成不是由于它的本质特性……而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有对位形式的整体｡因为,没有对立面和负面的属性是不能存在的:就像野蛮人之于希腊人;非洲人､东方人之于欧洲人,等等｡反之亦然｡”[3](P69)萨义德非常强调把这种对位性的二元关系作为研究的“大框架体系”,必须在其中去考察殖民与被殖民､“我”与“他”的相互建构､相互塑造的关系｡霍米·芭芭在研究“他者”问题时提出,“在他性的意识形态建构中,殖民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对‘固定性’概念的依赖｡”[13](P319)“为了理解殖民权力的生产力,必须建构起它的‘真理’王国,而不是使它的表现服从于一种规范化的判断｡只有这样,才可能理解殖民
话语客体‘生产性的’矛盾心理,即‘他性’:既是一种欲望的客体,又是一种被贬低的客体,是在对起源和身份的幻想限度内对差异的一种表达｡”[13](P320)可见,强调二元而非一元,强调形成而非本质,强调变化着的参照系而非固定不变的陈规,已经成了当今身份与认同问题研究的主导趋势｡在这些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之中,经常成为其讨论的核心问题的是“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者说,这类批判始终是围绕着“权力”与“话语”这样一个中心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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