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卷 第4期
红河学院学报Vol.15 No.42017年8月
Journal of Honghe University Aug.2017
试论“秦桧归国”问题
李征鸿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昆明 650504）
摘 要：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十月，秦桧携带家眷及随身物资，从金人占领的楚州孙村进入涟水军水寨，从而回归南宋。关于秦桧的回归究竟是依靠自身力量“逃归”还是作为金人的奸细而被有意“纵归”，数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作者经过对宋金史料的分析，并参考何忠礼先生与王曾瑜先生之间的不同意见，认为秦桧“逃归”的难度过大，可操作性不强；而作为奸细被“纵归”的说法也有很多可疑之处，综合各种史料记载来看，更大的可能性是秦桧既非“逃归”亦非“纵归”，而是被金人不带有明确目的性地“放归”。 关键词：秦桧；宋金战局；放归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28（2017）04-0095-03
收稿日期：2017-03-27
作者简介：李征鸿（1992-），男，云南腾冲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关于秦桧于建炎四年（1130）归宋是“逃归”
抑或被“纵归”的问题，数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
主张“纵归”说的一派，以邓广铭先生、王曾瑜先
生等为代表，认为秦桧是作为奸细被金朝安插到南
宋主持议和的，而主张“逃归”说的学者，以何忠
礼先生等为代表，认为秦桧是由金朝自发逃入南宋
的。但笔者认为，所谓“逃归”和“纵归”，其实
亦并非决然对立，“逃归”有可能在沿途行贿而成
为“纵归”“纵归”亦有可能只是某一层级的首领
私自而为，使其带有“逃归”性质。结合当时的历史
背景以及对史料的梳理分析，笔者认为秦桧更有可能
是被金方某些官员不带有明确目的性地“放归”。
一 秦桧“逃归”可能性不大
何忠礼先生在《关于秦桧归宋问题的再讨论》
一文中，通过对朱胜非《秀水闲居录》等史料真实
性的质疑，从而认为秦桧“逃归”的可能性更大，但
笔者却认为何先生的论证仍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其一，朱胜非此人尽管在当时的政治立场上颇
不坚定，如《宋史》所载其“尊礼”张邦昌，“录
其后以谢敌”[1]2334；绍兴初年金人大兵压境之时
“力主和议”，而在绍兴五年（1135）宋军几次取
得大捷、高宗“访以攻战之利，备御之宜，措置之
方，绥远之略，令悉条上焉”[2]1373时，他又上了一
道慷慨激昂的奏折以顺应局势，[3]1272这些行为的确
显示出其不具备高尚的气节，但不能由此否定《秀
水闲居录》的史料价值，因为此书的确是距离秦桧
所处时代最近的史料，作为与秦桧共事多年的人
物，朱胜非对此事件的记载其价值应高于数十年后
的陆游等人。当然，朱胜非也并非当事人，且与秦
桧素有间隙，他的记载可能并不完全是事实，但毕竟后世的大部分史书都参考了《秀水闲居录》的记载，因此对该书的史料价值不能完全否定。其二，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金人欲用达兰提兵而南也，命桧以任用偕行。桧密与妻王氏为计，至燕山府留王氏而已独行，故为喧争曰：‘我家翁父使
我嫁汝时有赀财二十万贯，欲使我与汝同甘苦，尽此平生。今大金国以汝为任用，而乃弃我于途中耶？’喧争不息。达兰之居与桧之居邻，比声相闻，达兰之妻一车婆闻之，诣王氏问其故，王氏具以告。一车婆曰：‘不湏虑也，大金国法令许以家属同行，今皇帝为监军，亦带家属在军中，秦任用何故留家属在此而不同行也？’白之达兰，达兰遂令王氏同行，桧为随军转运，在孙村浦寨中。楚城陷，孙村寨金人争趋入楚州，桧密约孙静于淮岸，乘纷纷不定作催淮阳军海州钱粮为名，同王氏、砚童兴儿、翁顺及亲信高益恭等数人令静挂席而去。[2]719秦桧是自山东地区经楚州而至涟水军水寨的，又“泛海赴行在”[2]719，其间距离上千里，沿途有数不清的金人关卡，秦桧怎能在拖家带口的状况下如此顺利地归国，还能“杀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1]4033？虽说这种可能性还不能排除，但从情理推断，难度实在太大。其三，据《秀水闲居录》所载：秦桧......回至楚州，金遣舟送归......金为取千缗赆其行。桧之初归，自言杀金人监己者，夺舟来归，然全家同舟，婢仆亦无故，人皆知其非逃归也。[4]56宋时一缗钱即一贯钱，宋代“一贯”定为七百七十枚铜钱，以一枚铜钱4克计算，共重3至4千克。而秦桧携带“千缗”而归，重量达到了3000至4000千克，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携带如此重量的钱DOI:10.ki.hhuxb.2017.04.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