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兰生和同里退思园
任兰生和同里退思园
金文明
余秋雨先生人称“文化史学家”，他写过一本著名的《文化苦旅》，我读过以后的感觉，似乎好多文章都有个套路。例如写名胜古迹，一上来总要把当地的人文掌故绘声绘色地介绍一番，然后引申开去，抒情兴叹，大发议论。这开头的介绍，像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导游。余先生的引导，固然不乏正确、翔实和引人入胜之处，但信口开河、任意发挥的毛病也着实不少。下面我要讨论的任兰生和同里退思园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应当说，在这次导游中，余先生的表现是不称职的。
他在《文化苦旅·江南小镇》的第四节中写道：
退思园已有１００多年历史，园主任兰生便是同里人，做官做得不小，授资政大夫，赐内阁学士，任凤颍六泗兵备道，兼淮北牙厘局及凤阳钞关之职，有权有势地管过现今安徽省很大一块地方。后来他就像许多朝廷命官一样遭到了弹劾，落职了，于是回到家乡同里，请本镇 一位叫袁龙的杰出艺术家建造此园…… 任兰生是聪明的。“退思”云云就像找一个官场烂熟的题目招贴一下，赶紧把安徽官任上搜括来的钱财幻化成一个偷不去、抢不走、又无法用数字估价的居住地，也不向外展示，只是一家子安安静静地住着……我不知道任兰生在这个园子里是如何度过晚年的，是否再遇到过什么凶险，却总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哪怕住下几年也是令人羡慕的……
这一段不算太短的文字，如果让导游小姐边走边导地娓娓讲来，我相信，初次跨进退思园大门的旅客，一定会听得津津有味。然而，有多少人能够发现其中完全背离史实的谬误呢﹖闲话少说，就让我转入正题，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论证一下这些谬误的事实和性质吧。
（一）、任兰生是不是用“安徽官任上搜括来的钱财”造起这座退思园的？
余先生说：同里的退思园，是任兰生用“搜括来的钱财”建造的。我记得有些文章还把“搜括”二字改成了性质更严重的“贪污”。扣在任兰生头上的这两顶帽子，好像还从来没有人反对过。按照过去几十年里用惯了的“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的任兰生，哪有不“搜括”钱财的道理﹖而且他还请人以三年时间造起了这么一座“淡雅清丽”、精美绝伦的庭
园，不靠“搜括”可能吗﹖所以，这样的帽子谁也不敢给他摘掉。但时至今日，这种不作具体分析、千篇一律地乱扣帽子的做法，能算是严肃的历史反思和科学的历史研究吗﹖你要向读者介绍一位历史人物，总得先把有关的传记材料找出来，从头到尾地仔细读一遍吧。可是，作为“文化导游”的余先生，却连这样起码的事情也懒得去做。
我有没有冤枉余先生呢﹖没有。请看以下的事实：
任兰生，江苏震泽（即今同里镇）人。他生于清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年轻时即投效安徽军营，曾带兵与捻军作战，屡次因功升迁，后来转任地方官员，也政绩卓著。《清史列传·任兰生传》对此作了详尽的记载：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署（代理）凤颍六泗道，率属兴保甲，严缉捕，奸宄敛迹。山西、河南大饥，流民相率入皖，兰生倡捐廉俸，募赈钱十数万，设厂颍、亳、寿三处，以兵法部勒之。明年春，资遣回籍，全活无数……
五年，授凤颍六泗道，凤阳南北关键城故无池，兰生督防军凿壕一千四百余丈，筑垣之圮者千丈，治凤、滁间驿路，自临淮至江苏江浦袤二百余里，均成坦途。洪泽湖多覆舟，设
救生船拯之。沿淮要津，造官渡船以济，修复朱龙、大东等桥梁数十处……创开船塘，各周数百丈，建宿州、灵璧、定远、凤阳诸驿宾馆。设因利局，贫家得贷钱于官，以治生计。设育婴堂、牛痘局，以保赤子。设归藏局，助殡葬，以厚其终。设戒烟局，诱不肖者以自新。其综理不遗类如此。兵乱后水利失修，兰生刊寿州人夏尚忠《芍陂纪事》，民灼然知利病所在。于是筹贾浚安丰塘，经营各属塘渠闸坝凡二十余所，蓄泄以时，旱涝有备。复仿制江南水车，教民戽水，以助灌溉。创设课桑局，刊行《蚕桑摘要》，购种桑秧，雇江浙工匠教民育蚕缫丝，开衣食之源……灵璧书院废，为兴复之。又于凤阳、寿州、盱眙各试院侧筑屋为赴试士子避雨所。添置义塾，使贫民子弟不失学，士民大悦……九年，举大计卓异。先是，三年夏旱蝗，兰生饬属收捕，因筹救荒之策，创丰备仓，积谷数千石，又檄州县各建仓厫。至是，滨淮十四州县大水，亟檄属吏便宜发仓粟，并请款募捐，工赈并举，无流亡者。
以上史料说明，从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到九年（１８８３）这整整七年时间里，任兰生在他所辖的安徽凤阳府和颍、六、泗三州（约占全省一半地区），竟为黎民百姓做了那么多赈灾救荒、兴利除害的好事 这里，没有多少抽象概括的评论和颂语，有的只是一桩桩、一件件顺序记载的政绩，读来未免枯燥，但却是无法凭空编造的事实。研究清史的学者都
知道，《清史列传》的稿本，是由当时地方政府上报给朝廷，然后宣付史馆记录在案的。如果传主后来出了问题，或者晚节不终，在职的史官就会对这些记载进行必要的修改、补充，或者加以废弃，一般不会让它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所以，只要没有发现其他与之矛盾或抵触的史料 包括正史和野史笔记 ，那么《清史列传》还是可以作为后人分析、评价传主一生功过的依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