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日发(作者:写一封信)
┃文化丛谈┃
唐代洛阳龙兴寺的历史考察
□孙章峰
2019
年
1
月
21
日,《洛阳日报》报道,世界文
化遗产———定鼎门和两坊一街的宁人坊内发现了
唐代龙兴寺遗址。该报道称:“
2013
年,考古工作
者在此探查出一大型夯土台基。
2014
年,经发掘
发现,该遗址为一边长为
10.4
米的正方形夯土台
基,考古工作者推测此处应该为塔基或祭坛。……
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筒、板瓦等建
筑构件,还发现了造像石数块、白瓷钵残片、穿孔
佛珠、鎏金铜佛像、砖雕佛像等佛教文物,这些文
物与佛教息息相关,无不指向该遗址为宁人坊内
——龙兴寺。”(图
1
)于是,这座唯一的佛教建筑—
沉睡地下逾千年的唐代皇家寺院再一次重见天
日,引起了学界和大众的关注。
敕曰:‘文叔之起舂陵,少康之因陶正,中兴之号,
理异于兹,思革前非,以归事实。自今已后,不得言
“中兴”之号,其天下大唐“中兴”寺观,宜改为龙兴
寺观,诸如此例,并即令改。’”
[1]992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得知,东都洛阳的宁人
坊内原来已经有一座寺院,叫作众香寺,为唐太
宗贞观七年(公元
633
年)所建。到了神龙元年
(公元
705
年)正月二十二日,张柬之、桓彦范、敬
晖、崔玄、袁恕己等五大臣乘武则天病重之际,
发动政变,从太初宫北门的玄武门带兵进入大
内,诛杀武则天的两个宠臣张易之和张昌宗兄
弟,迫使武则天退位,拥立太子李显继位,是为唐
中宗,大唐国祚得以恢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五王政变”(又称“神龙政变”)。中宗李显为纪念
唐朝政权的恢复,敕令在东西两京(洛阳和长安)
以及天下诸州各立中兴寺、中兴观一所,就是在
这种背景下,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二月,宁人
坊内的众香寺改名为中兴寺。
神龙三年
(
公元
707
年
)
,右补阙张景源上奏中
宗,他认为“中兴”二字不妥:“中兴”,是指国家政
权的失而复得,比如夏代太康失国,政权被后羿所
一、龙兴寺的历史渊源
记载唐代龙兴寺的文献最早见于《唐会要》,
该书卷四十八“议释教下”首次提到龙兴寺:“龙兴
寺宁仁坊。贞观七年,立为众香寺,至神龙元年
二月,改为中兴寺。右补阙张景源上疏曰:‘伏见天
下诸州,各置一“大唐中兴”寺观,固以式标昌运,
光赞鸿名。窃有未安,刍言是献。至于永昌、登封创
之为县名者,是先圣受图勒名之所,陛下思而奉
之,不令更改。今“圣善”“报慈”,题之为寺阁者,是
陛下深仁至孝之德,古先帝代,未之前闻。况唐运
自崇,周亲抚政,母子成业,周替唐兴,虽绍三朝,
而化侔一统,况承顾复,非谓中兴。夫言中兴者,中
有阻闲,不承统历。既奉成周之业,实扬先圣之资,
君亲临之,厚莫之重,中兴立号,未益前规。以臣愚
见,所置“大唐中兴”寺观及图史,并出制诰,咸请
除“中兴”之字,直以唐“龙兴”为名。庶望前后君
亲,俱承正统,周唐宝历,共协神聪。’上纳之,因降
图
1
龙兴寺遗址出土《大方便佛报恩经》经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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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下)黄河黄土黄种人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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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后来太康的侄孙少康发愤图强,重新夺取政
权,恢复夏的统治,史称“少康中兴”,那才是真正
的“中兴”,而武则天的武周和大唐王朝本为一家,
周替唐兴,最终仍归为一统,政权并没有发生更
替,这个过程并不存在所谓“中兴”,而是“龙兴”。
至于“龙兴”之意,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宰相房
琯在他所著的《龙兴寺碑序》中说得很清楚:“此宇
宙我高祖创集之,我烈祖润色之。则天皇后中微
之。孝和皇帝再兴之。此龙兴寺则孝和之天下诸
州,各建同号,所以庆王业也。”
[2]3369
明确指出大唐
和武周政权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武则天时期衰微,
中宗李显复位后,大唐龙脉再次兴盛,由此需要建
立龙兴寺,以示纪念。
唐中宗李显接受了张景源的奏请,下诏把两
京和天下诸州的中兴寺和中兴观统一改为龙兴寺
和龙兴观。《旧唐书·中宗本纪》也记载了这次寺院
改名,神龙三年(公元
707
年)二月“庚寅,改中兴
寺、观为龙兴,内外不得言‘中兴’”
[3]
。以诏令的方
式确定了龙兴寺的无上地位
。
门街西,从南第一曰宁人坊,本曰宁民,避太宗讳
改,其后多曰宁仁。”
[4]
由此可知,隋代大业年间隋
唐洛阳城初建时,该坊名为宁民坊;到了唐代,因
为避讳太宗李世民的名字中的“民”,改名为宁人
坊,后人多称之为宁仁坊。宁人坊内除龙兴寺外,
还有荆州大都督崔日用宅、工部尚书东都留守韦
虚心宅等。
宁人坊遗址,位于今天洛阳市洛龙区古城路
和龙门大道交叉口西北侧,与定鼎门所在的郭城
南城墙大约有
50
米的距离,东隔定鼎门街(天街)
与明教坊遥遥相望,西隔定鼎门街西第二街与从
政坊相邻,北隔建春门街与宽政坊相邻。
1997
年至
199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和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定鼎
门遗址进行局部考古发掘,同时对宁人坊东坊墙
也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得知,宁人坊东坊墙是由
含沙量较大的黄褐色夯土一次性夯筑而成的。为
配合国家大遗址保护工程和丝路申遗,
2011
年
5
月至
2012
年
8
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联合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再次对隋唐洛阳
城宁人坊及其周边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
[5]
。
这次发掘,发现了宁人坊的南坊墙和西坊墙、
西坊门和南坊门、坊内十字街及附属排水设施等。
宁人坊南北长
527
米,东西宽
462
米,平面接近正
方形,四面有坊门,坊门开于每个坊墙正中,坊门
由门道和门墩构成,坊墙外侧以及十字街两侧均
有排水沟。由于发掘的重点在于坊内十字街以西
的坊墙、坊门和坊内的道路系统、排水系统,位于
坊内十字街东南部的龙兴寺遗址在这次发掘中并
没有被揭露。
二、龙兴寺所处的宁人坊
宁人坊,是隋唐洛阳城南里坊区内的一个坊,
位于定鼎门西第一街从南向北第一坊。(图
2
)据
清代徐松所编纂的《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定鼎
三、龙兴寺的性质和形制
龙兴寺位于定鼎门内侧的宁人坊,紧邻天街,
位置优越,是唐代东都洛阳皇家功德寺之一。
所谓“功德”,丁福保所著的《佛学大辞典》说
得很清楚:“功者,福利之功能,此功能为善行之德,
故曰德。又,德者得也,修功有所得,故曰功德。大
乘义章九曰:言功德,功谓功能,善有资润福利之
图
2
宁人坊在隋唐洛阳城位置示意图
功,故名为功。此功是其善行家德,名为功德。”
[6]
54
黄河黄土黄种人2021.0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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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提倡善行,比如搭桥、修路、打井、施舍等,
能够帮助他人,这就是功德,功德不仅能给自己带
来福报,也给自己、家人、亲朋好友带来好运,甚至
惠及下一代。
皇家功德寺就是皇室成员为祈求佛教保佑而
建造的寺院,一般是官寺或者半官方寺院,除了皇
帝亲自诏令建造外,还包括皇族和外戚自发捐资
或舍宅为寺的寺院。最早的功德寺,是东汉时期汉
明帝在首都洛阳建造的白马寺,这是中国第一所
官办寺院,也是最早的皇家功德寺。洛阳的皇家功
德寺,第一个建造高峰是在北魏。《洛阳伽蓝记》记
载,当时的洛阳城内寺院上千座,大部分都是官方
兴建的寺院,最著名的为永宁寺,是北魏灵太后胡
氏建造的皇家功德寺。
唐代是皇家功德寺兴建的另一个高峰。唐代,
在东西两京(洛阳和长安)兴建了一大批功德寺,
这些皇家功德寺,或新建,或把其他佛寺改建,或
皇室成员舍宅为寺。洛阳的安国寺、安乐寺、香山
寺、佛授记寺等都是唐代兴建的皇家功德寺。
唐代皇家功德寺营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
是为国家祈福,二是为亲人祈福,均是表达营建者
一种美好的愿望。这些皇家功德寺,多位于城内重
要的位置,由国家出资供养,位置优越,规模宏大,
建筑雄伟,僧人众多,随着帝国的兴衰而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
关于宁人坊龙兴寺的形制,由于考古发掘报
告还没有发表,只能结合报纸的新闻记载和考古
发掘者的口述,了解一二。
为此,笔者咨询了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参与
者。据其描述,龙兴寺的遗址发现于
2013
年,当
时在宁人坊的东南侧勘探到夯土台基。
2014
年,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此展开发掘:揭露了一
处正方形夯土台基,边长为
10.4
米,由此判断,
这是龙兴寺佛塔的塔基;在塔基北侧,发现了一
处
8
米宽的条形夯土,很有可能是塔的回廊;再
向北,发现房址,可能是僧房;临近东西向十字街
的南侧,发现了夯土基槽,推测为龙兴寺的北院
墙,夯土台基、房址、院落、道路构成一个大的建
筑群。
在这些零星的考古资料中,结合历史文献和
在东都洛阳龙兴寺出家的高僧,见于文献记
载的不多,《宋高僧传》中仅见一人,他就是僧崇
珪。《宋高僧传·卷九·唐洛京龙兴寺崇珪传》记载:
“释崇珪,姓姜氏,郏城人也……开成元年,赞皇公
摄冢宰,请珪于洛龙兴寺化徒,两京缁白往来问
道,檀施交骈,其所谈,法宗秀之提唱,获益明心者
多矣。忽告众决别,入方丈而灭,春秋八十六。白侍
郎撰塔铭,会昌元年辛酉八月十日入塔。”
[7]
崇珪和尚俗姓姜,郏城(今河南中牟县)人,祖
辈为官宦之家。“安史之乱”中,崇珪一家流离颠
沛,父亲为了谋生,被迫外出经商,奔走于河洛间,
最后客死旅店。崇珪悲愤不已,决意出家,四处游
方。他在落脚嵩山少室寺期间,恰逢洛阳大旱,只
有嵩山连续下雨,有人说这是崇珪感动上天的缘
故。李德裕做宰相后,请崇珪到宁人坊龙兴寺教化
僧人,洛阳和长安的僧人和信徒前来问道,络绎不
绝,并施舍大量财物。崇珪信奉北禅,继承北禅宗
2021.04(下)黄河黄土黄种人
其他唐代寺院考古发掘报告,可以大致勾画出宁
人坊龙兴寺的轮廓和形制。
龙兴寺是以佛塔为中心的建筑体,以宁人坊
的十字形街道为分割线,占有宁人坊的东南部,占
地为宁人坊的四分之一,宁人坊的面积大约为
24.3
万平方米,所以龙兴寺的面积大约为
6
万多
平方米,其平面接近正方形。
龙兴寺面南背北,四周有院墙与外界分开,南
边有寺门与外界联系,主体建筑为位于院内中心
的木塔,北面有供僧人生活居住的僧房和宿舍,形
成紧凑的独院结构。这种以塔为中心的寺院形制,
仍受到印度风格影响,在北魏时期达到高峰,北魏
首都洛阳城城南著名的永宁寺就是这种风格的典
型代表。但是永宁寺是“前塔后殿”,龙兴寺除中心
塔外,北面仅仅发现规模不大的房址,没有发现大
殿基址,这和永宁寺有所差别,这种以塔为中心的
寺院在唐代已经逐渐减少。到了唐代,寺院内的大
殿已经成为中心建筑,塔虽然是寺院建筑的一部
分,但是地位有所下降,不再位于寺院的中心位
置,多数都退到寺院一隅。
四、与龙兴寺有关的事件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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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神秀的主张,从而使北禅得以发扬光大。后来他
告别众人,圆寂于方丈中,终年
86
岁。居住在洛阳
履道坊的白居易为其撰写塔铭,武宗会昌元年(公
元
841
年)八月十日,崇珪遗骨入塔。
徐松所著的《唐两京城坊考》中记载的《东都
龙兴寺均上人功德记》由穆员撰写。
穆员,字与值,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唐
德宗贞元九年(公元
793
年)进士。曾任东都留守
从事、检校员外郎,善碑文,《唐两京城坊考》提到
的多方墓志均出自他的笔下,比如《裴府君墓志》
《元堂志》《崔泳墓志》《河南少尹裴济墓志》《严公
墓志》《萧公墓志》《郑甫墓志》等。《东都龙兴寺均
上人功德记》,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
794
年)
五月二十五日,收录在《全唐文》中
[2]8185
。
《东都龙兴寺均上人功德记》记载:“上人姓王
氏,东周河南人。七岁丧所恃,十一丧所怙,童蒙孤
子,无兄弟之亲,自毁其生,用集封树,已而叹立身
扬名,无逮既往,乃发大宏誓,以报罔极。大历五
年,始居龙兴寺镇国般舟道场。尔来足不逾阈者垂
三十载。”
均上人,俗姓王,洛阳人,幼年时父母双亡,无
兄弟姐妹等至亲,因此发愿出家为僧。唐代宗大历
五年(公元
770
年)在宁人坊龙兴寺住持般舟道
场,三十多年从未跨出室外。
《唐两京城坊考》中还记载:“《名画记》:寺有
展子虔画八国王分舍利。”
[8]354
这里所说的《名画
记》,是指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其中
提到龙兴寺内有展子虔所画的八国王分舍利。
展子虔,隋代画师,历经东魏、北齐、北周、隋,
隋朝时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等职。“尤善台阁、人
马、山川,咫尺千里。”
[9]
他长期在两京生活,洛阳的
天女寺、云花寺、龙兴寺都有他的作品。
所谓的“八国王分舍利”,是指:释迦牟尼涅槃
之后,其遗体经七天焚烧,化为舍利,分别装入八
个瓶子,分送给八国。八国之王收到舍利后,建塔
供养。八国建塔之处分别为迦毗罗卫城蓝毗尼园
(佛诞生处)、摩揭陀国尼连禅河畔菩提树下(佛成
道处)、迦尸国波罗奈城鹿野苑(佛初转法轮处)、
舍卫城祇园精舍(佛现大神通处)、丧迦尸国曲女
城(佛从忉利天下降处)、王舍城(佛化度分别声闻
处)、毗舍离成(佛思念寿量处)、拘尸那城婆罗双
树间(佛涅槃处)。
“八国王分舍利”佛经故事传入中国后,在敦
煌石窟、麦积山石窟中的壁画里有所体现,比如克
孜尔
178
窟八王分舍利图
[10]
。(图
3
)
展子虔是隋代画师,在龙兴寺绘制有“八国王
分舍利”壁画。这表明早在隋代,宁人坊(时称宁民
坊)内已经有寺院,但寺名不详,唐太宗贞观时期
立为众香寺,神龙年间先改名中兴寺,后改为龙兴
寺。所以,龙兴寺初建于隋代,唐代至少三次改名。
由于寺院被毁坏,展子虔的“八国王分舍利”壁画
作品已成昨日烟云。
龙兴寺地处定鼎门内西北侧,定鼎门是出入
隋唐洛阳城的主要交通要道之一,交通便利,很
多唐代的官员、文人常在此驻足,吟诗会友,甚至
留宿。
开元期间的诗人綦毋潜在东都求官时,曾留
宿龙兴寺。他在《宿龙兴寺》诗中说:“香刹夜忘归,
松青古殿扉。灯明方丈室,珠系比丘衣。白日传心
静,青莲喻法微。天花落不尽,处处鸟衔飞。”
晚年的白居易,居住在洛阳城东南的履道坊,
崇信佛教,经常到香山寺、圣善寺、长寿寺、天宫
寺、安国寺等东都寺院游玩,并不止一次游玩龙兴
图
3
克孜尔
178
窟八王分舍利图(局部)
寺,留下两首与龙兴寺有关的诗,分别为《南龙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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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黄土黄种人2021.0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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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残雪》和《送张常侍西归》。
在《南龙兴寺残雪》中,白居易说:“南龙兴寺
春晴后,缓步徐吟绕四廊。老趁风花应不称,闲寻
松雪正相当。吏人引从多乘舆,宾客逢迎少下堂。
不拟人间更求事,些些疏懒亦何妨。”在《送张常侍
西归》中,白居易说:“二年花下为闲伴,一旦尊前
弃老夫。西午桥街行怅望,南龙兴寺立踟蹰。洛城
久住留情否,省骑重归称意无。出镇归朝但相访,
此身应不离东都。”
两首诗中,白居易都提到了“南龙兴寺”。这里
的“南龙兴寺”,就是宁人坊内的龙兴寺。相对于南
龙兴寺,东都洛阳应该还有个北龙兴寺,但翻阅所
有唐代文献,却鲜有记载。今天洛阳市孟津县麻屯
镇韩庄村之西有一个龙兴寺,是否为唐代的北龙
兴寺,有待进一步考证。
观,可谓蔚为壮观,成为进入东都洛阳的第一道壮
丽风景线。
另外,据《唐会要》记载,开元二十七年
(
公元
739
年
)
“五月二十八日敕,祠部奏,诸州县行道散
斋观寺,准式,以同、华等八十一州郭下僧、尼、道
士、女冠等,国忌日各就龙兴寺、观行道散斋,复请
改就开元观、寺”
[1]1030
。
由此可见,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
(
公元
739
年
)
之前,国忌日(即皇帝或皇后的忌日)的散斋都
是在两京和各州的龙兴寺和龙兴观举行,所谓的
“散斋”,是指在皇帝或皇后的忌日,所有臣民都要
不御、不乐、不吊,散斋七日。白居易的《五月斋戒
罢宴彻乐》诗中就提到:“散斋香火今朝散,开素盘
筵后日开。”到了开元二十七年
(
公元
739
年
)
,国忌
日的散斋仪式转移到开元寺和开元观举行。这一
转移表明:唐中宗时期所建设的龙兴寺和龙兴观
的地位到了唐玄宗时期已经下降,取而代之的是
开元寺和开元观。
至于龙兴寺和龙兴观的毁坏,文献中不见记
载,是毁于“安史之乱”、会昌毁佛,还是毁于唐末
战乱,至今不得而知。
参考文献:
五、余论
值得一提的是,和龙兴寺隔定鼎门大街相望
的,还有一座著名的道观,叫作龙兴观,它位于明
教坊内。《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定鼎门街东第一
街,从南第一曰明教坊。龙兴观。”
[8]263
关于明教坊
龙兴观的记载仅寥寥数语。
唐代先后四次设立佛教官寺,分别为高宗乾
封元年
(
公元
666
年
)
、武周天授元年
(
公元
690
年
)
、
中宗神龙元年
(
公元
7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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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
738
年
)
。高宗李治、女皇武则天、中宗李显和
玄宗李隆基四位皇帝,先后敕令在两京和天下诸
州设立官寺,由此形成唐代独有的官寺制度。另
外,由于李唐皇室追尊老子为远祖,在设立官寺的
同时,还三次设立官方道观,只有武则天因为信仰
佛教没有设立官方道观。神龙元年,中宗李显敕令
改中兴寺为龙兴寺,同时改明教坊的中兴观为龙
兴观,和龙兴寺隔天街遥遥相望,寺观又和定鼎门
形成夹角之势。定鼎门、龙兴寺、龙兴观三大建筑
群呼应,郭城南城墙呈“一”字形东西向延伸而去,
2014(2):6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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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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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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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多米宽的天街垂直于郭城南墙,从定鼎门开
始,向北延伸到洛河之畔。这一组宏大的建筑景
(作者单位洛阳市隋唐城遗址管理处)
[
责任编辑孟昭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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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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