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盛世汉武帝时代

2024年4月1日发(作者：论读书)

西汉盛世汉武帝时代

西汉盛世汉武帝时代

汉武帝刘彻在位的五十余年（前140—前87 年），

是西汉皇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制度成长过程中

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多所设施，中华民

族创造力蓬勃发展的时期。公元前86 年至前74

年，年幼的汉昭帝刘弗陵在位，大臣霍光辅政，公

元前73 年至前49 年汉宣帝刘询在位，共历时37

年。这一时期由于继续执行武帝晚年休息民力、重

视生产的政策，政治局面重新相对稳定，国力得到

恢复，成为西汉盛世的继续。

西汉盛世的历史条件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

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

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西汉鼎盛局面的出

现，有其客观物质基础。自汉朝开国至武帝初年，

由于连续实行恢复生产和休息民力的政策，国家已

拥有相当充足的经济实力。史载：至今上即位数岁，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

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

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

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

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

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①武帝初

年这种经济富厚的情况，跟汉初社会凋敝残破的局

面已经不同，是西汉皇朝走上它的盛世最基本的历

史条件。

西汉盛世出现的又一基本历史条件，是封建国

家统一的局面得到巩固。

自汉初以来，异姓王被消灭，同姓王割据势力

也被大大削弱，汉景帝又“令诸侯不得治其国”②，

诸侯王国只封土而不治民，封建朝廷能够有效地控

制全国，国家的统一加强了。加上武帝本人雄材大

略，在位时间长，诸多因素结合而推动封建统治出

现了盛世。

“举贤良、明教化”

汉武帝在以往高祖、文、景治政的基础上加以

发展，形成了一套适应其多所设施、“兴造功业”

的需要的基本政策，核心就是“举贤良、明教化”

和尚法尊儒。

汉朝在武帝以前，荐举人材尚未形成制度。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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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曾诏令“举贤良方正

能直言极谏之士”①，这种诏举多从现任官吏中选

拔。武帝即位不久，即连续多次大规模征召才能之

士，建立了郡国岁举贤良的制度。建元元年冬十月

②，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

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十一月，

“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武帝诏贤良曰：

“贤良明千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

著之于篇，朕亲览焉。”③这一次，董仲舒和公孙

弘都以治《春秋》被举荐。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

“使诸列侯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贤者，岁贡各二人”

④的主张，这一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员，对象有吏有

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时较为完备。岁举人材，统称

为“贤良”或“贤者”，实际上包括才能之士和从

封建道德伦理衡量应该表彰的人，荐举时若侧重于

某一方面，则又称为举茂材、孝廉等。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版。

① 《史记·平准书》。

②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① 《汉书·文帝纪》。

② 建元元年大部分月份在公元前140 年，但冬十月在公元前139 年。

③ 均见《汉书·武帝纪》。

④ 《汉书·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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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马端临云：“后遂令州郡举茂材、孝廉，皆

自仲舒发之。”⑤元光五年（公元前130 年），“徵

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王之术者，县次续食，令

与计偕。”⑥察举制度初行时，郡国实行不力，有

的郡不荐一人。为此，武帝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

年）冬十一月下诏严加督责，云：“朕夙兴夜寐，

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

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

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且进贤受上赏，

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

士议不举者罪。”经过朝臣商议，规定了严厉的处

罚办法：“不举孝，不举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

不胜任也，当免。”①这一时期，公孙弘由博士连

续晋升，至此又任丞相，封平津侯，他在相府中建

起客馆，开了方便出入的东门，延请天下贤人参与

谋议政事。

据《汉书》记载，自建元元年至元封五年（公元

前140—前106 年），朝廷大规模征召人材即有六

次。除了全国性的征召荐举外，武帝对于所遇到的

有茂材异等者，也常予奖拔任用。各方面突出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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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涌现和任用，是造成武帝时期鼎盛局面的重要原

因之一。

史称：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

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阀。上方欲用文武，求之

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

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坚，卫

青奋于奴仆，日c 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

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

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

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

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

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

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

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c ，其余不可胜纪。是

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②“举贤良”

是选拔和任用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材，“明教化”

则是通过倡导、劝勉的手段，统一人们思想，造成

忠于封建皇朝、恪守封建纲纪伦常的社会风气。汉

初皇帝都曾重视教化，汉二年（公元前205）春，

刘邦在关中择举“有修行，能帅众为善者”为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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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又置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①。

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 年），下诏嘉奖孝悌、

力田、三老、廉屯，派遣谒者赐帛慰问，并“以户

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

焉”②。这些都是封建政治和伦理的需要对民众施

加教育和引导。武帝时，更加重视“教化”，将乡

里的教化跟严格遵守封建等级秩序直接相联系。建

元元年（公元前140 年）下诏曰：“古之立教，乡

里以齿，朝廷以爵，挟世导民，莫善于德。”③认

为在乡间尊敬年长者跟在朝廷尊敬爵位高者，同是

自古以来不能违背的规矩，能够这样严格遵守封建

等级秩序就是有道德。

⑤ 《文献通考》卷二十八《选举考》。

⑥ 《汉书·武帝纪》。

① 《汉书·武帝纪》。

②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

① 《汉书·高帝纪》。

② 《汉书·文帝纪》。

③ 《汉书·武帝纪》。

武帝又将教化与举贤良密切结合起来。元朔元

年（公元前128 年）诏书云：“夫本仁祖义，褒德

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兴夜寐，

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

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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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二千石官长纪纲

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

党之训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 年）夏六月诏

书中又云：“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

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

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

④按照封建纲常伦理为标准举荐出人材，这些人既

能为封建政权效力，又可成为乡里的表率，使有更

多的人效法他们，达到“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

之训”的目的，所以具有“以为天下先”的意义。

兴太学和郡国学也是武帝“明教化”的一项内

容。武帝在长安建立太学，于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

员五十人，课程为儒家五经，以博士为教授，设五

经博士。全国各郡还可保荐学生到博士处受业，待

遇和博士弟子一样。这些学生一年考试一次，考上

中两等的当郎中官或补文学掌故，下等的黜令退

学。又选通经学的小官做地方官府的卒史。武帝还

推广文翁在郡兴立地方学校的做法，“令天下郡国，

皆立学校官。”①这样，从皇帝、丞相、博士到地

方官都会讲经学，上下一同灌输忠于皇帝、遵守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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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等级和伦理秩序的意识，“明教化”以统一思想

的目的达到了。

尚法尊儒

尚法尊儒是汉武帝统治国家、驾驭臣下的根本政

策。这是西汉朝廷吸取了秦亡教训而形成的，把提

倡仁义德治与依靠严施刑罚二者结合起来。尊儒与

明教化相通，目的是用儒家学说作为统一思想的标

准。武帝即位次年，便采纳丞相卫绾建议，对所举

贤良中治法家、纵横家言者，一律罢去。随即又任

命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提拔王臧（武

帝当太子时的少傅，西汉名儒鲁申公的学生）为郎

中令，主宫内诸事，又任命赵绾（鲁申公另一学生）

为御史大夫。爱好黄老学说的窦太后仗势反攻，罪

责赵绾、王臧下狱，又逼武帝将窦婴、田蚡免职。

但是尊儒的趋势无法阻挡。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窦太后卒，武帝立即任命田蚡为丞相，大批

地征召儒生，采纳董仲舒建议：“今师异道，人异

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

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

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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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①从此

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居于

独尊地位，成为此后整个汉代以至两千年封建社会

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不但官吏的选拔以儒学为

标准，儒学成为进身之途，士子争相奔赴，而且儒

学成为统制社会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影响深入到

社会的各个角落。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实行，对

于巩固封建统一国家、传播封建文化有其历史作

用，但同时又严重地压制思想的自由发展，长期产

生禁锢人们头脑的弊端。

④ 均见《汉书·武帝纪》。

① 《汉书·文翁传》。

① 《汉书·董仲舒传》。

“尊儒”与“尚法”相结合，骨子里将君王驭下的

权术和严施刑罚这些法家的办法作为根本的手段，

用儒术加以缘饰，正是武帝政治的特点。汲黯当面

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讲的也是这个

特点。公孙弘在其对策中，既标榜儒家的仁、义、

礼，又特别强调法家的权术，说：“擅杀生之柄，

通壅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

伪必见于上，谓之术。”“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

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如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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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和阐释君王驭下之术，正投合内心“尚法”的汉

武帝之所好，所以武帝亲擢公孙弘为第一名。史称

公孙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②

故连续升迁，至拜相封侯。以“儒术”来缘饰律令

法术，是汉武帝和公孙弘所共同的特点，武帝时期

官场那种“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

的习气，正是“尚法尊儒”政策造成的。

由于“尚法”，对违法者一律严治，因此武帝

时律令越来越繁多。史载因武帝大事征伐，“徵发

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

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

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

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

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①结果是，

有关律令条例的文书把房间都堆满了，专门负责整

理的人也无法遍看。于是郡国一级引用法律的便五

花八门，往往案情相同而判处都不一样。奸邪的官

吏便借此贪赃枉法，想让人减罪活命便引用免于死

罪的条款，相反就引用从重判刑的条款把人处死，

律令越多越加重民众的灾难。

② 均见《汉书·公孙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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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刑法志》。

为了缔造一个封建专制皇朝的需要；汉武帝继续

汉初以来强化皇权、巩固国家统一的努力，采取了

一系列强干弱枝的重要措施。

迁徙郡国豪富

郡国豪富有的是六国旧贵族之后，有的是汉初功

臣或二千石大吏之家，有的是高资富人，或其他“豪

杰并兼之家”②。这些人凭借世代名门显贵的地位

或高额资产，长期盘踞于郡国，欺压百姓，兼并田

地，造成朝廷的法制在这些郡国范围内难以施行。

汉初曾迁徙这些郡国豪富，作为强干弱枝的重要措

施，使之离开经营多年的故地，削弱地方势力，又

可以实空虚之处，就近控制。高祖时曾“徙齐诸田，

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①。武帝时更

加坚决实行这一措施。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年），

徙郡国豪富至茂陵，赐迁徙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 年），主父偃向武帝建议：

“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

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②武帝

从其议，于此年“徙郡国豪桀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

陵、云陵”。又于太始元年（公元前96 年），“徙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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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吏民豪桀于茂陵、云陵”③。当时山东临淄有的

强宗大族，还被迫离开故地迁居到几千里地以外的

江南会稽④。武帝坚决采取的迁徙郡国豪富的措

施，有效地打击了地方势力，加强了朝廷力量。

推恩王侯子弟

吴楚七国之乱平后，汉景帝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

力收归朝廷，“令诸侯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

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

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⑤

汉武帝继续这一做法，又取消王国郎中令。至此，

王国治权虽减少，而拥地仍广，依然成为对西汉朝

廷的威胁。为了进一步削弱封国势力，主父偃向武

帝建议：“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

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

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愿陛下令诸侯得推

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

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①武帝采纳他的建议，

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 年）行“推恩令”，下诏

“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

临定其号名。”②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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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

的名号。

② 《汉书·地理志》。

① 《汉书·高帝纪》。

②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③ 均见《汉书·武帝纪》。

④ 《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曰：“其曾祖父本齐国临淄人，官至蜀郡属国都尉。武帝时徙强宗大

族，不得族居，将三子移居山阴，因遂家焉。”

⑤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①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② 《汉书·王子侯表》序。

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

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

的扩大。推恩令下后，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

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③朝廷“不行黜陟而

藩国自析”。④武帝以后，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

地位相当于郡。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

进一步解决了。

诸侯王问题解决后，全国还有列侯百余。汉制

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诸侯王和列侯献“酎金”

助祭。元鼎五年（公元前112 年），武帝以列侯酣

金斤两成色不足为名，削夺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

位。其余列侯因各种原因失爵的还有不少。

汉初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

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纵横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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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士，还有敢死的所谓“豪桀之士”。他们在诸侯

王策划反汉时都充当助手和死党，所以武帝力加压

制。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被告谋反，武帝于元

狩元年（公元前122 年）下令尽捕其宾客党羽，牵

连致死的达数万人。接着，武帝颁布“左官律”，

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又颁布“附益

法”，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惟得

衣租食税，不与政事”①，其中支脉疏远的人，更

是与一般富室无异了。惩治地方豪侠在西汉前期，

游侠在地方上很有势力。有的游侠以义气侠行相标

榜，振人于穷急，脱人于困厄。有的则“朋党宗强

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还

有的被司马迁称为“盗跖居民间者”②。后者是豪

侠。地方上那些不具有政治上身份的豪强（故不同

于功臣或二千石大吏之家这些郡国豪富）也属于这

一类势力，可以统称为地方豪侠。游侠豪强与封建

皇朝之间，除上下相依恃以统治人民的关系外，显

然又存在着矛盾。

为了惩治地方豪侠，出现了酷吏。景帝时，济

南守郅都族灭当地豪强■氏为首的作恶者。宁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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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尉，为政效法郅都。郅都、宁成这样的酷吏，是

汉武帝任用酷吏打击豪强和游侠的先声。武帝除徙

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外，还大批任用酷吏，诛锄豪

强、游侠。如张汤为御史大夫，“排富商大贾，出

告缗令，锄豪强兼并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③。

其他如杜周、周阳由等，也是这一类酷吏。这些内

外官吏的活动，对于抑压地方豪侠的猖獗气焰，提

高专制皇权，起了显著的作用。当时河内有名的游

侠郭解，“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家”，“睚眦

杀人”①，最后被处以族诛。

但酷吏同豪强、游侠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势力，酷

吏宁成罢官还乡，“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

数千家”②，本身也是称霸一方的豪强。酷吏王温

舒杀河内豪强，竟至株连千余家，流血十余里，这

么多被株连的人，自然有不少是贫苦人民。

③ 《汉书·武帝纪》。

④ 《汉书·王子侯表》序。

① 《汉书·诸侯王表》序。

② 均见《史记·游侠列传》。

③ 《史记·酷吏列传》。

① 《史记·游侠列传》。

② 《史记·酷吏列传》。

《汉书·酷吏传》说，由于郡国守相多效法王

温舒的残暴杀人行为，所以“吏民益轻犯法，盗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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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起”。这同《刑法志》所言“穷民犯法，酷吏击

断，奸轨不胜”，都说明任用酷吏和实行苛刻刑律

来加强专制皇权，势必要激化社会矛盾。

设置十三部刺史

也是武帝时政治上强干弱枝的重要制度。因当时

疆域大大拓展，需要加强朝廷对全国范围的控制。

如《汉书·地理志》说：“武帝攘却胡、越，开地

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

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

置刺史。”武帝置十三部刺史时间在元封五年（公

元前106 年），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十

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

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

条问事”③。这六条详细规定了刺史监察的范围，

其中一条是督察强宗豪右，五条是督察郡国守相。

征和四年（公元前89 年），武帝置司隶校尉。司隶

校尉率官徒“捕巫蛊，督大奸猾”；后改为督察三

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

南）和弘农郡，职权同部刺史相似。刺史由丞相派

属员分任，秩六百石，但出刺时代表朝廷，故“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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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而权重”。十三部刺史的设立，加强了朝廷对地

方的控制。

武帝还在内廷设立一个处理文书的机构，直接

处理大臣们的章奏，侵夺了原来属于丞相的职权，

使君主专制进了一步。

榷盐铁、均输、铸币、告缗

跟政治上强化皇权的措施相一致，汉武帝在经济

上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统一铸币等重大措

施。原来铸币、煮盐、冶铁，不受法律限制，私人

得以经营，实际上使利权都落在豪富、王侯和朝廷

贵臣手里，成为他们剥削农民、扰乱社会经济的工

具。汉武帝把这些利权收归朝廷，增加了国家财政

收入，摧毁了地方势力在经济上对朝廷的压力。由

于武帝长期对边境用兵，加上其它支出和挥霍，耗

费了巨量财富，文、景时期的大量积蓄也都用尽。

因此武帝一再实行募民入奴婢、入羊，并设置武功

爵出卖，力图筹集钱财。元狩中，武帝打破商人不

得任政府官员的旧规，任用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

铁家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用商人子弟桑弘羊

主持财政事务①，武帝依靠这些人相继采取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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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经济措施。

盐铁官营，是分别在产盐区设盐官，雇工煮盐，

又在产铁区设铁官，经营采冶铸造，发卖铁器。盐

铁官统属于中央的大农，盐铁官吏多用过去盐铁商

人充任。均输，是由大农派出属官几十人到各个郡

国，对各地应上交京师的货物，不再像过去那样长

途输送，而是根据各地区对货物的需要沿途出卖，

然后买取京师所需的货物运回。平准，则是在京师

设平准官，统一掌管由天下运至京师的货物，根据

市场行情卖出或买进，以求物价较为平稳。这样，

大商贾无法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也限制了大商人

的兼并行为。

西汉时因国家空前统一，取消了各地之间的关卡

限制，使商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买卖、运输货物，

商人资本发达。在封建社会中，商人财力过强，必

然转变为土地兼并，造成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破

产流亡。

③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汉官典职仪》。

① 桑弘羊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 年）任大农丞，开办均输，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任治粟都尉，领大农，

主管盐铁官营。

这对封建国家是事关重大的问题。武帝实行均

输、平准和盐铁专营，使“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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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①即是说，这些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大商人囤积投机，防止物价猛

涨，对农民安心生产也有好处，抑制商人资本为牟

取暴利而对封建国家经济生活起到破坏作用，朝廷

也增加了收入。所以《汉书·食货志》又说：“于

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

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

大农。”“民不加赋而天下用饶。”

汉初，黄金以斤为单位，钱重三铢，称为“荚

钱”。文帝时，因为荚钱太轻，改铸四铢钱，面值

“半两”。并取消禁止私铸的命令，准许诸侯王国

铸钱。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把铸币权收

归朝廷，统一铸造五铢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

规定使用三种货币：皮币，用鹿皮一尺见方做成。

面值四十万；白金（银与锡的合金），分圆形（面

值三千）、方形（面值五百）、椭圆形（面值三百）；

三铢钱。次年，因三铢钱轻，改铸五铢钱，规定由

上林三官（水衡都尉所属钟官、辨铜、均输三官）

专铸。一律禁止郡国私铸，命令各郡国将以前所铸

钱作废熔化，把铜料送到上林三官。五铢钱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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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色都有保证，私铸者无利可图，币制得到较长

时期的稳定，据《汉书·食货志》载，自武帝初铸

五铢钱到平帝元始年间，铸钱总数为二百八十亿万

余枚。王莽时币制混乱，人民对王莽钱币毫无信任，

而私用五铢钱，证明武帝时期铸钱长期具有信誉。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武帝下令对商人

和高利贷者加重征收财产税，称为“算缗”。规定：

“诸贾人末作贳贷买卖，居邑积贮诸物，及商以取

利者，虽无市籍，各以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

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商贾人轺车二

算；船五丈以上一算。”①责令商人自报财产。陈

报不实者，罚戍边一年，财物没收；有告发者，得

没收财物之半，称“告缗”。结果，很多商人被没

收了财物、奴婢和田宅。算缗、告缗带有侵夺商人

利益的性质，有的商人因受诬告而破产。但政府得

民财以亿计，从大局看，加强了朝廷的财力，使财

政上的危机缓解了。汉武帝利用强大的国家力量，

抑制了大商人的兼并和投机活动，且又利用商人为

朝廷增加收入服务。他对商人的政策取得了成功。

最后桑弘羊由商人子弟任御史大夫，跻身于“三公”

21

高位。

① 《汉书·食货志》下。

① 《汉书·食货志》下。

自西汉初年以来，我国各民族之间，出现了比以

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发生过一

些战争。汉武帝时期曾经长期对边境地区用兵，这

些战争有的属于防御少数民族贵族所挑起的对中

原农业地区的袭扰、掠夺，起了维护安全、保障生

产的作用；有的则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侵犯，

造成了破坏。武帝还大规模展开对少数民族地区的

交通、开发。从总的后果看，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

强了，国家统一的局面发展了。汉族的封建经济和

封建文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周边各民族，

有些民族还显著地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西汉封建

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统一，正是各族人民共同进步

的结果。

汉与匈奴的和战

武帝初年，继续实行文景之世对匈奴和亲的政

策，“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

往来长城下。”①元光二年（公元前133 年），武帝

采用雁门富豪聂壹计谋，命聂壹诈降，匈奴攻

22

取马邑城，汉埋伏三十余万大军准备一举消灭匈奴

主力。匈奴单于以十万骑兵入塞，半途发觉有诈引

还。从此以后，匈奴绝和亲，常常在边塞攻掠。但

双方仍保持关市贸易。元光六年，武帝开始派军进

攻匈奴，从此三十余年间，双方多次发生战争。其

中关系最大的有三次战役。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 年），匈奴入侵，汉遣

卫青领兵从云中出击，北抵高阙，迂回至于陇西，

夺回河套一带，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汉

在那里设朔方郡，并重新修缮秦时所筑边塞。同年

夏，汉朝廷募民十万口徙于朔方。次年，匈奴军臣

单于死，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右贤王数次侵拢

边境，直至朔方。元朔五年，卫青攻右贤王，右贤

王脱身走，于是汉朝在河套地区的阵地得以巩固，

使匈奴再也无力从正面进攻关中一带。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 年），武帝命霍去病将

兵远征。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

丹县境），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同年夏，霍去病

由北地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这次战役，

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

23

部四万余人归汉。汉分徙其众于西北边塞之外，因

其故俗为王属国。后又迁徙关东贫民七十二万余

口，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之地。西汉朝廷

又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

掖、敦煌四郡。汉得河西四郡地，不但隔断了匈奴

与羌人的联系，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

通，对于西汉和匈奴势力的消长发生了显著作用。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汉发骑兵十万，

“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令卫青、霍去病率军远

攻，分别从定襄、代郡出击，预约会师绝漠。匈奴

单于以精兵待漠北，被卫青击败，遁走。卫青北至

寘颜山赵信城。霍去病出代二千余里，封狼居胥山，

临瀚海而还。这次战役以后，匈奴主力向西远徙，

“漠南无王庭”。汉军占领了自朔方以西至张掖、

居延海的大片土地，开渠屯田，“置田官，吏卒五

六万人”，保障了河西地区的安全。汉军在这次战

役中获胜，而本身也遭受惨重损失，士卒死亡以万

计，马死十余万匹。元封、① 《汉书·匈奴传》

上。

太初以后至武帝末年，汉同匈奴虽然还发生过

24

不少战争，但其规模和影响都小得多。至太初三年

（公元前102 年），汉朝令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

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又令强弩都

尉路博德在居延泽边筑障塞。此年秋，匈奴军大入

定襄、云中，尽毁徐自为所筑城障，又至酒泉、张

掖袭扰。天汉年间，汉连续派军出击，均不甚利。

至征和三年（公元前90 年），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

大军出塞，军败，投降匈奴，汉军士卒死亡数万，

此后汉不复出兵。

西汉朝廷对匈奴的战争，使汉初以来北方农业

地区所受到的威胁，基本解除。从此，边郡与内地

的联系大大加强。大量的移民和戍卒、屯田兵，在

荒漠的原野上开辟耕地，垦殖发展。中原的生产技

术和先进文化在边地传播开来。从令居（今甘肃永

登境）西至敦煌，修起了屏蔽河西走廊的长城，敦

煌以西至盐泽（罗布泊），也修起了亭燧。屯田区、

城堡和烽燧，是西汉在北方边境的政治、军事据点，

也是先进经济、先进文化的传播站，它们对于匈奴

以及其他相邻各游牧民族社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

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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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与西域各国的交通

汉代把玉门关和阳关以西今日新疆及其以西地

区，称为西域（包括中亚以至更远的许多地方）。

汉武帝时，西域有三十六国，以后分为五十余国。

各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人口最多的龟兹国仅八

万人，一般每国数千至二、三万人。自玉门、阳关

出西域有南、北二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

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

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

北道。北道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①

月氏原是河西游牧民族，被匈奴所攻，西迁葱岭以

外。武帝闻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而河西及其西

为匈奴所隔，所以募使者通使大月氏，欲联合他们

夹攻匈奴。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前往，于建元三年

（公元前138 年）率众一百余人向西域进发。张骞

在途中被匈奴俘获，扣留十余年。张骞设法逃出，

朝着大月氏方向西行。经过大宛、康居，终于到达

大月氏，此时月氏在中亚“地肥饶，少寇，志安乐；

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张骞不得月氏要领，

居岁余而还。归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余，乘匈

26

奴发生内乱逃归。元朔三年（公元前126 年）回到

长安，元朔六年受封为博望侯。张骞这次通使，亲

到者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又传闻毗邻的

五六个大国，前后达十余年，历尽艰险。他的西行，

传播了汉朝的情况，获得了大量前所无闻的西域资

料，故被称为“凿空”。张骞通使以后，武帝发使

广求通西域道路，并希求开通一条经西南身毒国

（今印度）通向西域的新路，却迄未成功。元狩二

年（公元前121 年），汉军击败匈奴，取得了河西

地带，从此，“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道可通”。

于是，武帝于元狩四年以张骞为中郎将，派他再次

出使西域，欲招乌孙东迁回到河西故地，并联络西

域各国。此行率将士三百人，每人备马两匹，并带

牛羊以万数，金币丝帛巨万。张骞到达乌孙国，传

达汉朝旨意。此时乌孙已分为三国，又畏惧匈奴，

不愿东徙，只派译员送张骞归国。张骞分别派出副

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

于阗及诸旁国，其中不少国家陆续派人随汉朝副使

到长安，开启了西域各国与汉朝频繁交往的时代。

① 参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第152 页，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① 《汉书·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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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封年间，汉朝遣宗室女细君公主妻乌孙国

君。此时，汉在令居以西筑要塞，置酒泉郡，保障

与西域的交通，一岁中使者多十余，少者五六辈。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 年），汉派王恢、赵破奴击

败西域通道上助匈奴与汉使为敌的楼兰、姑师。于

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武帝因欲打破匈奴对大

宛的控制和获得大宛的汗血马，于太初年间两次派

贰师将军李广利远道出军击大宛。第一次大败，回

到敦煌，“士不过十一二”；又再次出军，围其城，

攻四十余日乃破。太初四年（公元前101 年），李

广利东回，“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

入献见天子，因以质焉”。此后，西域各国震惧，“多

遣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

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

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①西域道通以后，

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联成一体，在中国历史

上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同时，中原同西域以至更

远地区，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西域的各种物

产向东移植。此后，佛教及佛教文化也经此传入东

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的丝织品、

28

科技和农业先进技术传到西域。这种频繁的经济、

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

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羌人一般不作为西域民族来看待，但也是我国

西部的古老民族之一。汉代羌人分居于广阔地带，

主要聚集在青海东部河、湟一带，西北接西域，南

达今之川、滇地区。据《后汉书·西羌传》载：羌

人本以射猎为生，其酋长爰剑在秦厉公时为秦所拘

执，学到了农牧技术，他逃回羌人部落后教族人田

畜，依附者众。至爰剑曾孙忍、舞时，居于湟中，

人口蕃殖。武帝渡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四

郡，通道玉门，建筑障塞亭燧，隔断匈奴与羌人的

联系。元鼎五年（公元前112 年），羌人先零部与

封养部等解仇结盟，与匈奴联络，合兵十余万，攻

令居、安故（今甘肃临洮），遂围枹罕（今甘肃临

夏）。汉遣将军李息等将兵十万击平之，始置护羌

都尉，统领羌人诸部。羌人乃离开湟中，迁至西海

（青海湖）沿岸居住。汉朝乃逐步移民到河西地区，

从事耕种垦殖。

汉与西南夷、东南、东北各民族的关系

29

西汉时，在今四川西部、西南部，贵州西部，云

南省及甘肃南部一带，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

的少数民族，当时称为“西南夷”。分布在乌江、

金沙江流域的，有夜郎、滇、邛都等，以从事农耕、

椎结为特点。在今澜沧江流域的有巂、昆明，以游

牧生活、编发为特点。在今大渡河流域的，有徙、

筰都、冉 ，习俗或农耕，或游牧。在今甘肃南部

的还有白马，属氏人。秦时，巴蜀与邛、筰、冉 已

有交往。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番阳令

唐蒙出使南越，发现蜀地出产的枸酱，知道蜀地经

西南夷有路可通南越。于是武帝拜唐蒙为中郎将，

由蜀出使夜郎，汉朝在此设立犍为郡，发巴蜀卒修

筑陆路通牂牁江。武帝又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出

使邛、筰，新设置十余县，属蜀。当时开通道路的

士卒因给养困难和天气湿热，死亡很多，又遇西①

本段引文均见《汉书·张骞传》、《西域传》。

南夷君长接连反抗，派兵出击而耗费无功，于

是暂罢开通西南夷。至元狩元年（公元前122 年），

武帝又发使从蜀四出，取道西南夷，指求身毒国。

这样，汉和滇的道路打通了，汉对夜郎及其附近各

30

族的联系加强了，但由滇通向身毒的道路始终没有

打通。元鼎五年（公元前112 年），汉发夜郎附近

诸部兵攻南越，且兰君以此反汉，杀汉使者及犍为

太守。次年，汉兵从蜀南下，攻下且兰，设置牂牁

郡（治今贵州黄平西），夜郎入朝，被封为夜郎王。

汉又以邛都为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巂都

为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冉 为汶山郡（治今

四川茂汶县北），白马为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 年），武帝发兵临滇，降滇

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仍由滇王

管理。武帝开通西南夷和设置各郡，加快了中原先

进文化向边地的传播，推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

会的发展。

武帝时，东南地区居住着越族，包括闽越、东

越、南越①。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都是越王

勾践的后代。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年），闽越兵

发兵围东瓯（东海王所都，在今浙江永嘉）。武帝

遣庄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退兵。东

越请举国徙中国，乃悉迁其众四万余人处江、淮间。

建元六年，闽越王击东越，武帝发兵救助，兵未逾

31

岭，闽越王弟余善杀王以降。汉先后立无诸孙繇君

丑为越繇王，又立余善为东越王。至元鼎四年（公

元前113 年），南越相吕嘉反，余善上书请以卒八

千人从汉军击吕嘉，后又暗中遣使勾结南越。汉攻

下番禺后，余善又反。武帝派韩说、杨仆等分别从

海路、陆路进击。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汉

军各路均入东越，余善被越繇王居股等所杀，汉朝

将东越居民徙居江、淮间。江、淮间的东越、闽越

人从此逐渐与汉人融合。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年），闽越王派兵击南

越，武帝命严助率汉军解除了闽越对南越的威胁；

六年，严助又受命出师南越，南越王派太子婴齐宿

卫长安。后来婴齐之子赵兴继为南越王，上韦武帝，

“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①。南越相吕

嘉起兵反，杀赵兴、太后以及汉使终军等。元鼎五

年（公元前112 年），路博德、杨仆等率汉军攻入

南越，招纳越人，夺得番禺，俘吕嘉等，越人贵族

很多人受汉封为列侯。南越的桂林监居翁，也谕告

西瓯四十余万口，一起归汉。汉以南越、西瓯及其

相邻之地立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

32

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

汉代的乌桓人和鲜卑人都属于东胡。西汉初，

乌桓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破，受其奴役。至武帝时霍

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后，把匈奴的一部徙于上谷、渔

阳、右北平等五郡（今河北省北部及辽宁南部），

设置护乌桓校尉监督他们，让他们替汉军侦察匈奴

的动静。鲜卑自从被冒顿击破后，远徙至辽东塞外。

汉初，朝鲜王满即与汉朝有藩属关系。《汉书·武

帝纪》载，元朔元年（公元前128 年），东夷薉君

南闾等率二十八万人降，武帝遂置苍海郡，元朔三

年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 年），朝鲜王右渠（满

之孙）不肯奉汉朝诏书，次年，朝鲜尼谿相参杀右

渠降汉，汉朝遂定朝鲜，置真番、临屯、乐浪、玄

菟四郡。

①“越”亦作“粤”。

① 《史记·南越列传》。

武帝末年的社会动荡

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封建皇朝的鼎盛局面，而这一

时期又存在着严重的弊政和社会问题。当时主要弊

政，一是刑罚太滥，治罪严酷；二是连年征伐和其

它事项耗费巨量钱财，造成府库空虚，于是加重对

33

人民剥削，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三是迷信鬼神，奢

侈逸乐。这些弊政引起社会动荡，农民暴动接连发

生。

武帝执法苛严，大量重用酷吏。大量任用酷吏虽

然摧抑了豪强势力，也给人民带来灾难。《汉书·杜

周传》载：“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

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

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

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

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狱久

者至更数吏十余岁而相告言，大氐尽诋以不道，以

上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

有余万。”酷吏治狱如此广为株连，严刑逼供，受

牵连者被逼辗转诬告，必然致使许多无辜百姓受

害。告缗令也造成许多民众破产。“杨可告缗遍天

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

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

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

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

①武帝连年征伐，仅与匈奴的战争前后就持续三十

34

余年，动员的军队最多达三十多万，至少也有几万

人。因此造成丁壮男子丢下锄把从征，又征发更多

的人转运粮食给养，农民无法忍受繁重的兵役、徭

役和赋税剥削，四处流亡，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故《汉书·食货志》说：“外事四夷，内兴功利，

役费并兴，而民去本。”“天下虚耗，人复相食。”

武帝当政时期财政开支惊人。长期战争耗费

了大量钱财，光是赏赐给将士的就不计其数，元朔

五年赐给卫青大军黄金二十余万斤。元狩四年赏给

卫青、霍去病黄金五十万斤。武帝多次征调民工到

边境筑城，或迁徙内地居民充实边境，如元朔元年

兴十余万众筑卫朔方；元狩四年徙山东贫民七十二

万充实新秦中时，“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货

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①

又征调六十万卒沿边郡屯田，也都由政府供给衣

食。武帝时期为了治黄河、塞决口，开凿漕渠，和

其他水利工程，也需要大量开支，仅在朔方开灌溉

渠，二三年间，“费用各以巨万十数”。加上武帝在

其他方面大量挥霍，造成了国库空虚。于是武帝下

令，犯罪可以出钱赎罪，将粮食输送到边境可以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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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结果更使贪污贿赂公行，欺诈和投机行为恶性

发展：“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

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

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

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

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誖逆而勇猛者

贵于官。”②武帝一生沉溺于鬼神迷信，据《汉书·武

帝纪》载，自元狩元年至后元二年（公元前122—

前87 年），他外出祠神、巡行、封禅共二十九次，

其中远程出巡、祭祀达十三次。

① 《汉书·食货志》下。

② 《汉书·贡禹传》。

元封元年，东巡，封泰山，沿渤海边到碣石而

还，历时四个多月。元封五年，从冬十月开始至春

四月封泰山而还，历时五个月。每次外出祭祀巡行，

都带着大队人马，沿途官府动员众多吏民修路、献

礼、迎送，耗费民力、财力、物力无数。武帝又任

用神仙方士，给他们大量赏赐，仅给栾大的赏赐，

一次就有十万金。武帝生活奢靡，“多取好女至数

千人，以填后宫”①。

上述种种弊政引起了社会矛盾激化。至武帝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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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各地出现了农民暴动，南阳有梅免、白政，

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岱之间有坚卢、

范生等。这些暴动，“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

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

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

者，不可胜数也”。武帝指派酷吏，动员了军队，

以几年时间进行镇压。暴动者虽失去首领，而“散

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

于是作‘沈命法’，群盗四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

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

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

其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②

轮台之诏和社会安定的转机

面对连年征伐造成海内虚耗、社会动荡的局面，

武帝晚年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悔征伐之事”，承

认自己的政策过失。时值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

汉遣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击匈奴，又令开陵侯率楼

兰等六国兵攻击依附于匈奴的车师，与马通军相配

合，车师王投降。于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

史上奏，提出增派军卒到西域渠犁、轮台一带屯田，

37

再“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蓄积为本业，

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田，以威西国，辅乌

孙”。西域前线又传来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

的消息，汉武帝折损大将和众多士卒。于是：上乃

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

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

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

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

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

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

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

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

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

留甚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

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丐若马’，

又汉使久留不还，故兴师，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

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

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

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

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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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

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

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

‘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

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

皆反缪。..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

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

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

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

也。..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

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① 《汉书·贡禹传》。

② 均见《史记·酷吏列传》。

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

明休息，思富养民也。①“轮台诏”标志着武帝末

年政策的转折点，改正自己的过失，停止连续三十

二年的大事征伐。从此不复出军，强调“当今务在

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转变到重视生产、减

轻民众负担、恢复民力上来，因而出现了社会安定

的转机。对此司马光评论说：“孝武穷奢极欲，繁

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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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

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遵先王

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

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

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②富民政策的推行汉

武帝封田千秋为“富民侯”，是为向天下宣告富民

政策的推行，“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武帝又任

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赵过先在太常、

三辅作示范，“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

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

学耕种养苗状。”又因耕牛缺乏，“教民相与庸挽

犁”。推行代田法和人力拉犁，使“田多垦辟”，而

且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

一斛以上”。新的耕作方法推广到边郡一带，“是后

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

少而得谷多”①。

武帝政策的转变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昭、宣

时期即继续沿着这条罢兵力农的路线走下去，因而

出现了“中兴”局面。

① 《汉书·西域传》下。

②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 年）。

① 《汉书·食货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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