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经济状况

2024年4月1日发(作者：给女朋友写信)

五代十国的经济状况（1）

一 南 方

南方自南朝历隋、唐，经济一直在缓慢地上升，并且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为中

心的经济区域。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是两汉以来的旧区域，每逢中原丧乱，就有人

据蜀自立。隋唐时扬州为东南第一大城市，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富强足以

自立，并且有力量占据江南、江西大片土地，形成一个大经济区域。三吴（南朝称

吴、吴兴、会稽三郡为三吴，即唐朝苏、湖、越三州）是南朝经济文化的精华所在

地，唐时立浙江东西两道，设镇海（浙江西道，治苏州）镇东（浙江东道，治越州）

两节度使，唐末，以新起的杭州为中心，形成一个两浙区。岭南、福建经济文化较

上列各区落后，福建更落后些，唐中期以后，两地都渐有进展，岭南以广州（岭南

节度使治所）为中心，福建以福州（唐时福建经略使治所）为中心，形成两个区域。

广州是海上贸易的主要城市，福建的泉州，唐时也开始成为通商港口，海上贸易对

这两区有重要意义。湖南比福建差，但唐朝新发达的商品——茶叶，在湖南大量生

产，为北方所必需，这就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区。荆南（南平）是南北交通枢

纽，又是北方小朝廷与吴、蜀、楚诸国的缓冲地，依靠商税，勉强自成一区。以上

各区，经济发展程度，高低很不平衡，大体上，割据者可以凭借一个区成立一个政

权；另方面，割据者要巩固自己的政权，还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推进经济，五代时

期南方诸国战争较少，某些国君注意兴利事业，原因在此。尽管是这样，各区并不

能完全自给，有待于互通有无，更有侍于南北双方的互通有无，所以，五代十国政

治上是分裂的，全中国的经济联系却是相当密切的，自然，这种联系不能不受政治

分裂的阻碍，当北方政局稳定时，全国就不可抗拒地复归于统一。

前、后蜀——两汉以下，蜀一向是农业、工商业发达的地区。王氏、孟氏据蜀

先后凡七十余年，境内很少发生大战争，民众得以继续进行生产，如果说，前、后

蜀立国也还有些好处的话，这就算是好处。至于前、后蜀统治者，剥削都很残酷。

王建急于聚敛，虽然仓库装不下了，还是贪得无厌。蜀中每年季春月有蚕市，百货

云集，市况甚为繁盛。王建曾登楼望见有许多处作桑栽（桑树秧）交易，对左右人

说，桑栽很多，如果收税，必获厚利。足见他多么留心获厚利。王衍和他的臣属，

专以奢淫相比赛，浪费无限。九二五年，唐兵入成都，没收蜀仓库所存武器、钱粮、

金银、缯锦共以千万计。所谓千万计，就是数量极大。九二六年，孟知祥查库，还

有铠甲二十万副，以此为例，蜀仓库确实是装得满满的。唐兵没有抢掠成都市，退

兵时，孟知祥令成都富人及王氏旧臣献钱，以六百万缗犒唐军，剩下二百万缗归孟

知祥。富人及旧臣的钱，自然都是剥削得来的，一次就能献出八百万缗，平时剥削

的严重可以想见。

孟知祥据蜀，待将相大臣“宽厚”，所谓“宽厚”，就是让这些人任意去搜括。孟

昶继位后，宰相张业设牢狱在家里，用残酷的刑罚勒索民财。将相大臣放纵无忌惮，

甚至掘坟墓求财物，搜括到了地下，地上还有什么可免搜括。民众继续生产，统治

者继续掠夺，民众穷苦无告，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前后蜀都不战而亡，因为民众对

它们实在厌恶到极点。

吴、南唐——杨行密、徐温都注意恢复生产，境内粗安。徐知诰执政，更加重

视农桑。吴国旧制，上等田每顷收税足陌现钱二贯一百文，中等田一贯八百文，下

等田一贯五百文，如现钱不足，依市价折金银。又有丁口税，计丁口征现钱。宋齐

丘建议收税不用现钱，用谷帛代现钱，并“虚抬时价，折纳绸绵绢本色”。当时市价，

绢每匹五百文，绸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宋齐丘主张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文，绸

为二贯四百文，绵为四十文，都是不打折扣的足钱，又废除丁口税。宋齐丘要官府

收租税，用高于市价三四倍的虚价来折合实物，确是大胆而有远见的建议（这是《容

斋随笔》转载北宋许载所著《吴唐拾遗录》的原文，《通鉴》作“绸绢匹值千钱者

当税三千”，是一般地说提高三倍）。朝议喧哗，以为官府损失太大。宋齐丘说，

那有民富而国家贫的道理。徐知诰断然采纳宋齐丘建议，认为这是劝农上策。果然，

不到十年，江淮间呈现“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的繁盛景象，吴国也就富强了。徐知

诰称帝后，下诏民三年内种桑够三千株，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够八十亩，赐钱二

万；桑田和农田都免租税五年。这样奖励农桑，在五代时期是唯一的国家，也因为

是个富强国，所以有力量抵御北方军阀的侵扰长江流域。

南唐李璟、李煜时，赋税逐渐加重，和别国比还算是轻一些。

吴越——南方诸国多兴修水利，吴越尤为积极，两浙农业发达与水利是分不开

的，这应是钱氏政权的成绩。但钱氏君臣，奢侈成风，民众不胜其苦。钱镠居室用

具，极为精美，晚年更加放纵。钱氏据两浙八十余年，对北方小朝廷贡献厚礼，在

国内任情浪费，地小人多，赋敛苛暴，鸡、鱼、卵、菜，无不收税。即使欠税不多，

也要被捉，受鞭笞刑。《咸淳临安志》说“民免于兵革之殃，而不免于赋敛之毒，

叫嚣呻吟者八十年”。这是钱氏政权的定论。

楚——南方各地多出产茶叶，湖南产茶尤多，楚立国主要依靠卖茶和通商。马

殷听从高郁的建议，提倡种茶，让民自采茶叶卖给北方商客，官收茶税。九○八年，

马殷向梁太祖请求，每年贡茶二十五万斤（《旧五代史》作数万斤），换取卖茶权。

梁允许楚在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商店），运茶到黄河南北，交

换北方的衣料和战马，楚获利十倍。湖南民间不事蚕桑，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马

殷令民纳税，以帛代钱，湖南丝织业开始兴盛起来。又令民间种棉，楚贡品中有吉

贝布，就是用木棉织成的布。唐时岭南、福建已种棉织布，马殷时传入湖南，新创

一种富源，马殷免收商税，招徕四方商人。湖南产铅、铁，铸为铅钱、铁钱，十文

当铜钱一文，通行境内。商人出境，铅、铁钱不能使用，只好购买湖南物产带走。

“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这就是马殷的治绩。

马殷死后，继位人都是暴君，民欢穷困流亡。周行逢占据湖南，改革马氏弊政，

境内粗安。

闽——王潮、王审知以保境息民为立国方针，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国，奖励通

商，闽民众得到三十年休息。王审知死后，继位人多是暴君，王继鹏起三清台，用

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每天烧龙脑等香数斤，以此为例，一

个小国的民众，负担是沉重的。

南汉——南汉国君自刘岩起，都是极奢侈极残忍的暴君。九三四年，刘岩造昭

阳殿，用金作屋顶，银作地面，木料都用银装饰。殿下设水渠，渠中布满真珠。又

琢水精琥珀为日月，放在东西两条玉柱上。刘■造万政殿，饰一条柱子就用银三千

两。又用银和云母相间隔，包装殿壁。这种富丽辉煌的建筑物，是用多少民众鲜血

变成的，实在使人触目伤心，不寒而栗！刘岩恶毒无比，设有灌鼻、割舌、支解、

剖剔、炮炙、烹蒸等惨刑，又有水狱，聚毒蛇在水池中，投入他所谓的罪人，让毒

蛇咬死。他的继位子孙，都是和他类似的野兽，他们造成穷奢极侈的宫殿，取得人

力和财物的方法就是惨刑。

南平——九六三年，宋太祖使卢怀忠去南平观察情形。卢怀忠回来说，荆南兵

不过三万，年景不坏，民众却困于暴敛，消灭它很容易。果然，宋兵经过江陵，便

灭掉南平。

南方诸国，除少数国君曾做了些有益于民的事情，其余都是民贼。民众遭受剥

削是极其严重的。例如宋太宗时，废除淮南、江浙、荆湖、广南、福建等地的鱼税，

又前后下诏废除或减轻“橘园、水硙、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

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的税收。单看苛税（实际不只这些）名目，可信南方诸国同

北方一样，也是物物有税。又如丁口税，有些地方每人每年要纳钱数百文，到一○

一一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才下诏“两浙、福建、荆湖南、北路身丁税并特放

除”。这些苛税，或起自唐末，或诸国新设，税名或税率有增无已，民众的痛苦自

然也有增无已，自从北方出现周宋两朝，南方诸国再不能有什么继续存在的理由。

五代十国的经济状况（2）

二 北 方

黄河南北广大地区，五代时期，大小战争接连发生，战争本身（主要是杀害民众）

以及由战争引起的各种灾难（主要是搜括财物），使得社会遭受大破坏。从此以后，中

国经济文化的中心进一步地转移到南方，北方变成比较落后的地区。自远古以来，经济

文化的中心总是不离开黄河流域，现在南移到长江流域，这个大变化，是五代在历史上

的重大特点。北方战争的后果，略述如下：

（1）生产力的摧残

劳动群众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力，在生产工具无大变化的情况下，一个时期内户口（其

中绝大部分是劳动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增加与耗损，足以测定这个时期生产力的发展

与衰退。五代时期北方户口大减，原因是统治北方的军阀，尤其是带有游牧人风气的沙

陀军阀，心目中只有战争严刑和搜括，别的事一概无知。民众不是死亡，就是流散，坚

守乡土的人，唐末以来长期生活在重重灾难中，那里还说得上发展生产！

战争屠杀——这里举一个例，说明战争是怎样耗损人命。九四八年，汉将郭威率兵

灭河中、永兴、凤翔三叛镇。这次战争在五代时期不算是大战，更不是久战。九五○年，

汉隐帝使人到战地收埋战死及饿殍（民众）遗骸，当时已有僧人收埋了二十万具，可知

未收埋的还不在少数。按此例类推，每次战争，军民死亡数虽多少不等，但有战必有死

亡，特别是当地居民大量死亡，是毫无疑问的。唐末秦宗权蹂躏河南，朱全忠在河南、

北进行战争三十年，李存勗与梁，河上相拒十余年，大小百余战，契丹经常入侵，石晋

末年深入到开封，退兵时，仅仅屠相州城（九四七年），就杀死十余万人。这些大战久

战，加上其他连年不息的小战暂战，再加上被迫输送军需的民伕路上死亡，死亡总数实

在可骇，十六国以后，黄河流域又一次化为大屠场。

严刑乱杀——梁至汉四朝君主，全是野蛮武夫，杀人看作等闲，人命轻似草芥，残

暴大致相似。唐明宗在四朝君主中算是唯一的好皇帝，“然夷狄性果”（强暴），常常杀

死无罪人。某次他听巡检使浑公儿口奏，有百姓二人用竹竿练习战斗，他立刻命石敬塘

去办理。石敬塘一到就把二人杀死。第二天枢密使安重诲奏称二人是小儿，战斗是游戏。

晋出帝遣使者三十六人分路搜括民财，各给一把剑，得任意杀人。使者带着大批吏卒，

手执刀杖，闯进民家，随便杀夺，民死无数。唐晋用刑已极惨重，汉法尤其刻毒。郓州

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尽平阴县（山东平阴县）十七村居民。卫州刺史叶仁鲁率兵捕盗，有

十来个村民逐盗入山中，叶仁鲁后到，硬指村民为盗，全数斩断脚筋，陈列山麓示众，

宛转呼号，数日才死。河东节度判官苏逢吉奉刘知远命清理狱囚，苏逢吉不问轻重曲直，

一起杀死，说是奉命静狱。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专喜杀戮，认为有罪的人就杀死。某次

太白星白昼出现，民众仰观，史弘肇派兵捕捉，悉数腰斩。又作断舌、决口、斮（音酌

zhuó斩断）筋、折胫等刑，天天杀人。凡是被捕的人到官，狱吏请判，史弘肇不问轻重，

伸出三个指头示吏，即时腰斩。以上只是举些例证，说明皇帝和大官提倡杀人，自然造

成一种异常残酷的风气，凡是他们统治的地区，实际是一座广大的活地狱。

（2）人为的天灾

自然灾害本是常有的事。在政治较好的时候，社会抵抗力较强，灾害的后果就会减

轻些；在乱世，灾害与暴政相结合，那就后果不堪设想。例如九四三年（晋出帝天福八

年），春夏有旱灾，秋冬有水灾，蝗虫大起，晋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晋出帝因国

用不足，下令括民间谷物，督责非常严急，逼民众献谷，民众饿死数十万人，流亡人数

更不可计数。恒、定等州灾情尤重，晋朝廷知道无可再括，特令免括。顺国节度使（驻

恒州）杜威却奏准援别州例括民谷，尽量搜括得一百万斛，送给晋朝廷三十万斛，其余

归杜威私占。杜威又括得三十万斛，凑足一百万原数，次年春粜给民众，得钱二百万缗。

杜威凭空得二百万缗，大批民众饿死可以想见。五代时各种天灾，屡见于记载，不再列

举，这里只说由人工制造的黄河水灾。

八九六年，黄河水涨，滑州城（河南滑县）危险，朱全忠决河堤，分河道为二，夹

滑州城东流，散漫千余里，从此黄河为患愈益严重。九一八年，梁将谢彦章为阻止李存

勗进攻，在杨刘城决河，大水弥漫，曹、濮二州遭大水灾。九二三年，梁将段凝在酸枣

（河南延津县）决河，东注曹、濮、郓等州，企图阻止唐兵，称为护驾水。决口不断扩

大，曹、濮遭害更甚。据朱熹《通鉴纲目》的记载，河决十六次，五代竟占九次。据《旧

五代史·五行志》残缺不全的记载，自九一○年至九五三年，黄河决口及其他水灾，多至

二十四次。这些水灾虽然不是故意制造，但由于连年战争，水利不修，成灾率大增，所

谓天灾实际上仍是人工造成的。黄河下游诸州水灾特别频繁，原因是朱全忠决滑州河堤，

梁、晋相持，梁屡次决河阻晋兵，此后并无大修治，河灾自然要接连发生。

五代十国的经济状况（4）

三 南北统一的一些因素

长江流域（包括闽江、珠江两流域）经济发展起来，各地商品的交换也就跟着增加，

特别是南北两大流域间，即使五代十国政治上互相妨碍通商的顺利进行，但终究必须依

靠通商来交易有无。经济联系既然如此密切，也就决定分裂只能是暂时的，大势所趋，

中国必然复归于统一。下面叙述南方诸国与北方通商及南方诸国相互间通商的情形。

吴越国——僧契盈某次陪吴越王钱镠游碧浪亭，其时潮水初满，商船来集，望去不

见首尾。钱镠欣喜，对契盈说，杭州离京师（开封）三千余里，谁知海运的利益大到这

样。吴越与北方陆上商路，被吴、南唐阻断（九一八年，吴取虔州以后），货物由海运

先到青州，再运销开封等地。吴越在北方沿海各州城，设有两浙回易务，与当地居民交

易，并自立刑禁，处理商务。地方官收受厚赂，不加禁阻。汉时刘铢镇青州，令所属诸

州，不得接受吴越刑禁。汉朝廷怕妨碍通商，又因刘铢贪虐横蛮，改任符彦卿为节度使，

代替刘铢，足见北方需要和吴越通商。南方诸国与北方通商，一般是采取进贡形式，即

上表称臣，献给北方小朝廷若干贡品（主要是丝织物），小朝廷收受贡品，承认它的藩

属地位，允许商业上往来。吴越贡品有各种丝织物、茶叶、磁器及其他珍贵手工艺品，

贡品比别国都丰厚，海上又常受损失，可是吴越始终不废朝贡，想小朝廷牵制吴、南唐，

固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还在取得商业上的大利。九一六年，梁末帝嘉奖钱镠贡献甚

勤，特赐“诸道兵马元帅”的大官号，朝臣都说钱镠入贡，实际是求贸易利益，不必赏给

这样大的官号。梁末帝不听，因为贸易对北方同样有利。吴越重视商业，因而货币也保

持旧制。钱弘佐为吴越国主时，议铸铁钱。钱弘亿认为行铁钱有八害，其中一害是“新

钱（铁钱）既行，旧钱（铜钱）皆流入邻国”，指出恶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又一害是“可

用于我国而不可用于他国，则商贾不行，百货不通”，指出通商对吴越的重要作用。钱

弘佐采纳这个建议，停止铸铁钱。吴越国土地少人口多，手工业向来发达，制造磁器尤

其著名，它必须以所有易所无，要立国就不得不重视通商。

吴、南唐——吴、南唐都以恢复唐朝为号召，与北方小朝廷政治上对立，经济上也

停止正式通商。吴境内所产盐、茶，专和邻国交易，楚、荆南不产盐，自然是吴盐的销

售地，茶由荆南出售，也可以换得北方产品。吴、南唐是强大国，但对邻国表示不很好

战，原因就在战争会受到经济上被封锁的危险。九五一年，周太祖下敕书说，“朝廷与

唐本无仇怨……商旅往来，无得禁止”，两大国通商，是五代末年新出现的好气象。

南汉——岭北商贾到南海，刘岩往往招他们去看宫殿，夸耀自己的饶富。这些被招

去看宫殿的岭北商贾，当是富商大贾，从北方来收买海外珍宝。

荆南——荆南靠通商立国，国主到处上表称臣，就是想取得商业上利益。九四七年，

高从诲攻汉郢州，被击败，发怒与汉绝交。北方商贾不来，荆南境内贫乏，第二年，高

从诲只好上表谢罪，请恢复朝贡，汉朝廷也就允许通商，足见汉与荆南都需要有商业往

来。

楚——楚产品主要是茶叶，必须保持北方的销售地，因此，对小朝廷始终表示恭顺。

楚国不征商税，借以招徕四方商贾，境内使用铅、铁钱，借以推销本地物产出境，贫弱

国用这些方法来取得利益，自然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闽——闽国重视海外通商，但也需要和邻国交易。闽国主王延钧狂妄，改号称皇帝，

对邻国却仍讲和好，不敢自大。南平国主高从诲竟向闽称臣，足见闽与南平有商业关系。

蜀——唐庄宗使人到前蜀国，用马换蜀地珍贵物。蜀法，禁止锦绮珍奇输入北方，

只许用粗恶产品与北方交易，称为入草物。前蜀国与北方小朝廷对立，特立这种阻碍通

商的法令。后蜀与北方有时通商，有时停止。九五四年，周太祖允许与蜀境通商。从通

商方面说，周时北方与南唐、后蜀已经消除了隔阂，在全国范围内通有无了。

周世宗早年替郭威管家务，曾与邺中大商颉跌氏到江陵贩卖茶货。某次二人饮酒半

醉，周世宗戏问，假如我做皇帝，你想作什么官？颉跌氏说：我做了三十年买卖，总是

从京、洛来到这里。我看京、洛税官坐着获利，一天的私下收入，可以抵得商贾奔走几

个月，我心里着实羡慕。如果你真做皇帝，给我一个京、洛税院官做，便心满意足了。

这里说明北方和南方繁盛的商业，有利于南北的统一。

雕印书籍，作为一种商品，在市上出售，唐中期以来，已经相当普遍，如成都市上

卖占卜书及字书小学印本。不过这些书一般都不是精品，凡是精品，都要手抄，如吴彩

鸾写《唐韵》卖给士人。重要书籍或读者自己手抄，或雇人抄写，不当作商品来买卖。

五代十国，开始由国家精印重要书籍出卖，这给商品生产添了一个大门路，同时，对传

播文化也起了推进作用，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件大事。

九三二年（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国子监校定《九经》，刻板印

卖，得唐明宗允准。国子监选能书人端楷写出，雇能雕字匠人刻印板，到九四八年，《五

经》刻成。汉国子祭酒田敏出使湖南，路过荆南，田敏送高从诲印本《五经》。是年，

国子监奏请继续雕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到九五三年（周

太祖广顺三年），全书刻成，又刻成《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书，先后凡二十二

年。自此《九经》传布甚广。九五五年，周世宗准宰相奏请，刻《经典释文》三十卷。

朝廷雕印儒经，定价出售，比印其他非儒书，会发生更大的影响。

九四○年，晋高祖令道士张荐明雕印《道德经》，学士和凝撰新序，刻在卷首，印成后

颁行天下。唐末刘崇远（仕南唐）著《金华子》，说唐末平卢节度使王师范治狱讼，能

遵守法律，至今青州民间还印卖《王公判事》。和凝有集一百卷，亲自写字，雕刻成书，

印数百本送人，这些都是五代时北方印书的记载，自然，刻书规模不能和《九经》相比。

南方诸国也有印书的记载。后蜀主孟昶曾在成都立石经，又恐石经流传不广，正当

北方刻成《九经》的一年（九五三年），依宰相毋昭裔所请改雕木板，蜀《九经》本被

称为最精品。毋昭裔又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写《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

镂板印行。南唐印《史通》、《玉台新咏》（明丰坊《真赏斋赋》有此说，或可信）。

吴越国主钱镠于五代末宋初雕板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八万四

千卷。闽国徐夤（音寅yín）《自咏》十韵，有句云“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

这些，都说明南方诸国印书事业并不比北方差。北方南方印书相互流通，也有利于南北

的统一。

五代时期，制磁技艺有很大的进步。吴越国贡品有秘色磁器，是当时磁器的最上品。

越州窑向来以制造青磁著名，到五代，制作愈益精美，其中所制秘色磁，专供吴越国主

钱氏使用，也用来贡献给北方小朝廷。有金棱秘色磁器、秘色磁器等名目。所谓秘色，

就是青蓝色，越窑以外，别处也有制造。前蜀国主王建报朱梁信物中，有棱陵椀，致语

云“棱陵含宝椀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足见蜀有秘色窑。闽国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

云“巧剜明珠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含露别江濆（音坟f6n）”。

足见闽国也制秘色磁作贡品。北方郑州有柴窑，是周世宗造磁器特设的窑。柴窑产品青

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腻，有细纹，技艺精绝，为诸窑之冠。相传当

时主管官请磁器式，周世宗批状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这）般颜色作将来”。雨过天

青就是秘色。南唐国主李煜时，宫女收露水染碧，制成衣服，颜色特别鲜明，称为天水

碧。天水碧就是秘色。尽管诸国分立，秘色却为南北所共同爱好，这也是人们共同心理

的一种表现。五代十国存在着许多有利于南北统一的因素，因之分裂只能是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