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致谢走红:社会新闻的苦难叙事是如何感动公众的?

2024年3月31日发(作者：螃蟹粥的做法)

博士论文致谢走红：社会新闻的苦难

叙事是如何感动公众的？

1

纵观近期被网友热议的社会新闻，“感动”大概是其中不可忽

略的一个关键词。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

到你的面前。”这篇中科院博士论文致谢的走红就是其中一例，

作者黄国平历经种种苦难后依然坚定向学、最终改变命运的

故事令人万分感慨。面对热议，黄国平也公开回信表达对网

友关心的谢意。

黄国平博士就网民热议发表回应。图片来源：深圳商报微博

几乎同一时间段，10年前成都本土节目《谭谈交通》中谭乔

与一位送木材大爷的访谈也火上了热搜。父母双亡、妻子早

逝，大爷与患智力障碍的弟弟和一条老狗相依为命，人生故

事与小说《活着》中主角福贵的经历极其相似，被网友们称

为“现实版福贵”。

“因为你战胜了自己的苦难，你终会收获内心的强大”，这条

被反复转载的网友热评或许就道出了这两个传播事件共同

蕴含的精神内核。

本期全媒派对这类引发网友广泛共鸣的“苦难叙事”背后反映

的传播机制与读者心理进行探讨：社会新闻的“苦难叙事”主

要在表达什么？人们为什么会被这类叙事唤起感动情绪？

2

“苦难叙事”进入公共讨论具有怎样的意义？

01“苦难叙事”的书写：关于奋斗与达观的双重主题无论是从

“小山坳”里走出来的寒门学子，还是生活几经磨难的农村大

爷，不难发现，这类社会新闻的当事人往往拥有一个共同的

身份标签，那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苦难叙事”的主角。而这两

条新闻中的人物故事，也正分别代表了“苦难叙事”的两种典

型主题。

构成第一类“苦难叙事”主题的关键词，是“奋斗”。

与走红的博士论文致谢非常相似，2018年，一篇名为《感谢

贫穷》的自述也曾激起一阵热议。作者王心仪是一个出身于

河北农村家庭的女孩，一家六口仅靠两亩田地和父亲打工的

微薄收入支撑，艰苦的生活学习条件下，王心仪依然以高考

707分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实现了梦想，也实现了跃出

“农门”的跨越。

“寒门贵子”，这也是2015年安徽卫视节目《超级演说家》第

二季中，获得冠军的女孩刘媛媛在决赛的演讲题目。演讲中，

刘媛媛同样讲述了自己从一个甚至“没有门”、连“寒门”都算

不上的农村家庭，一路求学拼搏的故事。

在“奋斗”主题下，苦难最终是被征服的，人们同情于这些新

闻当事人的遭遇，更感动于其不断抗争以摆脱苦难的精神。

正如刘媛媛在演讲中所说，这是一个 “用一生去奋斗出一个

绝地反击”的故事，人们的心灵也往往被这样“先抑后扬”的叙

3

事所触动。

《超级演说家》第二季，北大研究生刘媛媛以演讲《寒门贵

子》夺冠。图片来源：《超级演说家》

而在“知识改变命运”的奋斗主题之外，“苦难叙事”的另一个

主题是关于“达观”。

在这一主题下，感动人们的不是新闻当事人对待苦难的拼搏

态度，而是其在困境面前的泰然与超脱，恰如“福贵大爷”面

对镜头时的那一句“往前看，不要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2017年，范雨素的走红就是这类“苦难叙事”主题下又一个典

型例子。在那篇著名的自述《我是范雨素》中，令人触动的

不仅是作为打工者的范雨素所经历的重重坎坷，更是她在书

写自身故事时言语间的“轻盈”与“难以模仿的独特幽默感”。

[1]

相比于“奋斗”主题下的新闻叙事倾向于将苦难刻画为需要不

断被征服的障碍，突出“达观”主题的叙事则更多表现出一种

“容纳苦难的从容”。

不论是哪一种主题，一致的是它们都完成了对于苦难经历本

身的超越。那些悲惨、痛苦的遭遇在“苦难叙事”中往往会被

新闻当事人的“奋斗”所克服，抑或是被他们的“达观”所抚平。

始于苦难，而不止于苦难，这大概才是社会新闻“苦难叙事”

频频打动人心的内在机理。

4

02“苦难叙事”的传播：自我呈现、媒体再现与公众参与梳理

下来，“苦难叙事”在互联网时代的走红早已不是新鲜事。如

果继续往前追溯，在大众传媒兴盛的时代，苦难就是媒体报

道的主要议题之一。

1990年代以来，以央视、《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南方周

末》等为代表的机构媒体推出了一系列关注农民工子女、流

浪汉、农村单身汉等群体的报道，并将对社会边缘人群的关

注视为对媒体公共责任的践行。

央视节目《东方时空》关注农民工话题。图片来源：央视国

际

然而，虽然种种现象在这一阶段广泛地被媒体所报道，但这

些叙事依然很大程度上囿于特定新闻框架的“再现”。

曾有学者对此总结出四类叙事框架：宣扬自强不息等传统价

值观的回归、体现公共情怀的关切、对底层生活进行真实再

现，以及消费与狂欢文化下文化工业的饰品。[2]

在类型化的框架下，“苦难叙事”背后的群体很容易被片面地

塑造为某几类刻板形象，话语传播权还没有完全从媒体延伸

到个体本身。

彻底改变这一境况的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在去中心化的传播

格局下，像黄国平这样书写自身经历的文本能够直接呈现在

亿万网友面前，与公众进行对话；而“福贵大爷”这种旧闻中

5

的当事人，也由自媒体与网友再次发掘出来，衍生出热门话

题。

同时，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更是使得广大的“草根”群体获得进

行公开自我表达的机会，也不断使得与底层群体个人经历相

关的“私人议题”进入公共讨论空间，成为掀起舆论热议的“公

共议题”。[3]

凭借健身励志视频在快手走红的农民工“搬砖小伟”登上《听

我说》节目。图片来源：腾讯新闻《听我说》

于是，个体书写的传播不再限于媒体报道，而往往是由当事

人的自我表达、大众媒介的报道跟进，以及公众对相关议题

的讨论三方合力共同促成。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某一群体

的形象也不再止于一个浅白片面的符号，而是在与多方的建

构和互动中变得丰满。

正如在“福贵大爷”获得网友关注后，《谭谈交通》主持人谭乔

时隔十年再度找到了大爷本人，一方面发现了大爷当初谎报

年龄来逃避交警询问的“机智”操作；另一方面，大爷如今再

次结婚生子、重新拥有幸福家庭的经历，也讲述了一个由苦

难出发、最终却不同于惯常叙事的“令人舒适”的结局。

虽然在传播时依然被冠以“福贵大爷”的标签，但在镜头记录

下，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鲜活而具体的个体——他依然能

将曾经的苦难清晰历数，但也能满面笑容地谈论当下的幸福。

6

10年后，谭乔再度造访“福贵大爷”。图片来源：微博@谭乔

多方合力的传播下，“苦难叙事”的维度被不断丰富，有关个

体形象的多维描述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被笼统的群体化符号

所遮蔽的结局。此刻，人们被激起的情感也不止于单纯的感

动本身，而是拥有了更为多元的面向。

03“苦难叙事”的内核：情感动员的实现与社会认同的达成维

特根斯坦曾这样描写痛苦：“只有我知道我是否真的疼：别人

只是推测。”这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痛苦的不可言说性。[4]

但人类的同情能力却为痛苦的传递搭建了一道桥梁。《人性

论》中，休谟将人的心灵比做弦乐器，当他人的心灵发生强

烈震撼，这种震撼也会波及人们自己的“弦线”，使得“心灵被

一种强力活泼的情绪所推动”，从而产生移情（empathy）的

效果。[5]

在苦难叙事中，正是由于公众的同情感被成功地动员起来，

对痛苦的共同体验成为连接人们心灵的纽带，使得不同群体

都被新闻当事人的故事唤起强烈的情感共鸣，进而能持续地

参与到对相关事件的关注与讨论当中。

以往对公共讨论的想象中，理性的地位总是格外被强调，如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所提倡的就是通过公众对理性话语的

使用来达成共识的沟通过程。但从当下种种网络事件中公共

讨论的实际案例来看，相较于理性的论述，情感的唤起与共

7

鸣往往会在集体共识的形成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正如在由博士论文致谢的“苦难叙事”生发的共情中，与感动

情绪同时被唤起的还有公众对于个体境况、教育公平等公共

议题的关注。因此，这不仅仅是网友对一个人和一段故事的

感动，也反映了对于改变命运之艰难的共同体认。

这种体认绝非来自浅薄而片面的煽情，而是雷蒙·威廉斯所说

的“情感结构”——公众情感并非是碎片化或主观化的，而是

对当下社会现状的结构性反映，它关乎公众的理性与感性，

更关乎这个社会的真实。

有网友将黄国平的故事称为“现代版的宋濂”

从这一视角出发，人们对“苦难叙事”的感动实际上揭示了当

下社会公众共同持有的一些价值观与心理情感。这是一面棱

镜，透过情感动员的实现，人们可以看到从中折射出的公众

价值认同与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

04“苦难叙事”的迷思：受众共情的产生是带有审美偏向的？

“苦难叙事”对情感的唤起与联结，展现了不同人群间相互理

解、彼此认同的可能性。但仍要反思：在“苦难叙事”看似获

得全新可能的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对于他人痛苦的认识，真

的脱离传统框架了吗？

无论是视频vlog对“福贵大爷”的采访，还是更早之前范雨素

的自述文章通过界面新闻发表，媒体这一中介依然是“苦难叙

8

事”进入公共讨论的主要途径。

而在这一过程中，框架叙事的效果或许不如完全由大众媒体

主导的传播环境中那样强烈而明显，但依然以一种更为隐蔽

的方式存在。

学者李艳红、范英杰就曾分析范雨素事件中媒体报道的“中介

化”作用，并指出其中存在的“洁净化”倾向——无论是界面新

闻编辑的选择还是后续大众媒体的跟进报道，对范雨素的肯

定大多都强调于其叙述文本中的“轻盈”与“诗意”，而这一过

程的发生本身是根据中产阶级自身，而非底层群体的经验来

协调的。[6]

符合中产阶级阅读旨趣的意义被重点建构，而那些关系到个

体本身境遇的结构性问题则在这个过程中被有意识地“过滤”

与搁置了。

回到最近备受讨论的博士论文致谢与“福贵大爷”的话题，相

似的情况是否也在发生呢？

如果说，人们对范雨素的感动大多源于对其代表的“平淡从

容”“诗意人生”这类精神符号的欣赏，那么新近这两则事件中

人们对于“奋斗不屈”“战胜苦难”的认同，是否也受到了对于

苦难的某种“审美偏向”的影响？

10年后，镜头前的“福贵大爷”乐观依然。图片来源：微博@

谭乔

9

一方面，情感的产生对促进群体间理解与团结的作用不可忽

视，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受众的同情与感动并非一种中

立而绝对的情感，而是由特定的社会规则和文化背景所建构

的。

一部分人可能比另一部分人更容易同情，而新闻故事讲述的

方式、当事人的特质、媒体中介化的过程，以及受众既有的

一些偏见，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因素。

于是，当人们乐于接受的“苦难叙事”某种程度上更像一出类

型剧，其中的主人公总是需要具备某些“人设”特征才会受到

肯定，同情就会变得有所局限，甚至容易充满偏见。

去年年初，一位由于疫情停工没有收入准备卖房的湖北小哥

成为新闻当事人，面对这个年轻人在疫情之下艰难维生的状

况，部分网友的第一反应是质疑：“他27岁了，怎么只有2

万多的存款？”

湖北小哥卖房受到许多网友质疑。图片来源：梨视频

这样的案例印证了一个更多元的事实，即人们对“苦难叙事”

的感动与同情也是有选择性的，或是得视具体情况而定的，

不经意带上的审美偏好成了新的迷思：当人们的同情只面向

有限的某类人群，那么这种同情的本质，是否也更多来源于

大众满足自身对于一个“成功抗争苦难”故事的想象而已呢？

对于社会新闻中的“苦难叙事”，感动与同情的产生本身是一

10

件弥足珍贵的事，它驱散了不同群体间的隔阂与冷漠，反映

出人们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与价值取向，带来公共讨论中的

温度与关怀。

但与此同时，如何不让对苦难的感动沦为刻板偏见的再生产，

让感动在拉近一部分人的距离时没有造成对另一部分人的

无端排斥，则是我们期待“苦难叙事”进入公共讨论后发挥更

大价值时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