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由来以及相关文化根源

2024年3月28日发(作者：分享互联网)

客家人的由来以及相关文化根源

客家人的由来：

一般而言，客家人原来是住在中国北方的居民。活动范围约在今山西、河南、湖北间。

后来因为五胡乱华、黄巢之乱、北宋灭亡南宋成立等因素相继南迁，当地的居民称后来的

人为客，于是就有了客家的出现。

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南齐书州郡志云：『南兖州，

镇广陵。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大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

使条民上有司，为给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到了

唐宋，go-vern-ment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宋朝

制作户籍时，当时将自古以来即居住在该地的土著称为「主」，以后从外地迁来的即称作「客」

﹔客家一词于此诞生。

客家并不是中国南方的土著，他们原本是北方的汉人，历史上汉民族为逃避战乱、饥

荒和政治不安而发生了几次的大迁徙，这些通常是以有丰富粮产的中国南部为目的地。

所谓客家人其原始的居住地已很难正确指出。可是从他们的许多传承可以推测出奇祖

先应是黄河流域一带的居民。回溯历史上汉民族五次的迁徙情形。

第一次的大迁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期。秦代为防止异族入侵，乃派遣大军到广东

北部驻守，秦始皇死后他们也无法回到中原，其留下的后代子孙即被称为北江客家。

第二次南迁是在东晋永嘉年间，因五胡乱华，山西、河北、河南一带的人纷纷渡过黄

河向南逃亡。

第三次是再唐代时，因藩镇割据，黄巢作乱而受到迫害的人迁移到江西省西部、福建

省西部与南部及广东东部与北部。

第四次是在南宋末期，为了统一分裂成两个王朝的中国，蒙古人大举南进。 第五

次则是从明末到清初的混乱期。

客家人在向南方各省迁播的同时，又基于国内政治，经济和家庭等原因，从南宋末年

以来的700余年间，各地客家人先后分别由厦门、汕头、广州、海口、虎门、香港和台山

赤溪的家冲等港口乘船，冒险到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澳大利亚、新

西兰和南、北美洲。 现在客家后裔已遍及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正所谓“凡海

水所到之处，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客人”。

经过1600多年的发展，因内外客家人总数已达6560多万︰分布在国内大陆17个省、

180多个县市的约有5512万人；分布在港澳台地区的有595万人；散居在海外84个国

家和地区的约有454万人。因此客家人被誉为“日不落”民系。

河洛文化与客家人

“河洛文化”这一提法是近年才出现的。近年来，汉族南方支系的福佬人、客家人、

广府人等都把自身的文化渊源追溯到中原，认为自己根在中原，而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

游又是中原的核心区域，所以常常提到河洛，“河洛文化”的概念也就因之而起。明乎此，

“河洛文化”这一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代名词，是华夏正统文化的泛指，而并非是

指黄河、洛水交汇处的一个小小区域的文化。

汉族南方各支系都追根于中原，而以客家人的中原情结最为深厚牢固。其原因大致有

如下两端：一是在汉族南方诸系中，客家是最后形成的，其先民离开中原最迟，对中原和

中原文化的记忆也最为深刻鲜明；二是客家人常常处于弱势族群的地位，在与相邻民族的

竞争中，唯有中原文化是他们用以增强自身凝聚力、激励自己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力量

源泉。正因为有此特点，因而在漫长而艰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客家人就相对自觉地不断

强化着自身崇尚华夏正统和崇尚正义的“崇正”精神。

客家人崇尚华夏正统文化，有很多具体的表现，而讲究郡望、崇文重教、尊崇礼教诸

端则是其中荦荦大者。翻开客家人的族谱，或者观赏客家民居的门联，你会发现各家各户

都有着中原的郡望。如陈姓出于颍川，李姓出于陇西，王姓出于太原或琅邪，谢姓出于陈

郡或陈留，何姓出于庐江，黄姓出于江夏，杨姓出于弘农等等。如果细细推考起来，这样

的标榜可能并不符合史实，但从文化学的观点看，则说明在客家人心目中，只有来自中原

才是光荣的、有地位有面子的，这是他们长期养成的中原正统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客家

人崇文重教的具体表现是特别看重读书人，往往集中全家族、全宗族的力量培养子弟读书，

因而就有“讨饭也要供子弟读书”的佳话。在客家人家族祠堂前的石旗杆是族中子弟中举

人、中进士的标志，有多少石旗杆，就说明族中有多少人获得了举人、进士之类的功名。

因此，客家地区家族祠堂前的石旗杆实为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明证。崇文重教与崇重礼教在

精神上又是一致的，说明客家人想通过读书中举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

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反过来又为国家推行礼乐教化，实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至于客家人崇尚的正义，其核心内容还是国家、民族之大义。客家人的国际性联

谊组织“香港崇正总会”和世界各地区的崇正分会以“爱国家、爱民族、爱社会”为会训，

其原因就在于此。

回顾客家人的历史，其“崇正”的精神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又是在保

卫国家民族的重大斗争中发扬光大的。南迁汉人从中原和江淮一带初到赣闽粤等地的广袤

山区，要处好与土著民族的关系，要改造落后的环境，其根本的优势就是自身承载着的华

夏优秀文化。他们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把宗族的族群利益与国家的民族的利益紧紧联系

在一起，凡事讲究一个“正”字，即识大体，顾大局，行得端，做得正；同时又讲究一个

“义”字，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守望相助。这样，他们就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取得了主

动的地位，他们携来的华夏文化的基本内容，就成了各民族各族群相互融合而成的客家民

系的共同观念，“崇正”也就成为客家人共同的精神财富。客家民系形成后，历经抗金斗争、

抗元斗争、抗清斗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变的考验。在一次次抗御

外侮、维护民族团结、保卫国家安全的斗争中，客家人总是冲锋在最前，坚持到最后，千

万客家优秀儿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家为民族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史诗，其“崇正”

精神也因而得到不断提升和弘扬。

明清以来，客家人从赣闽粤等地开始向外扩展，大量移居川、黔、桂等西南地区，还

漂洋过海移居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在迁移和开发的过程中，客家人遇到的艰难困苦不亚于

当年其先民从中原与江淮南迁，而他们也和先民一样，是靠“崇正”的精神战胜困难，逐

步取得建设新家园、发展新事业的胜利。以台湾客家新移民为例，他们在迁移和开发台湾

新家园的过程中，坚持崇正精神，一方面是依赖与弘扬客家原乡文化，如“宁卖祖宗田，

不卖祖宗言”，顽强地沿用方言乡音；信奉原乡的乡土守护神，以之作为精神支柱；按原乡

的家族和宗族形式重新组织家族和宗族；民居建筑仿效原乡的形式；珍视和保守原乡旧俗，

发扬光大客家人的崇文重教精神等，而更重要的是恪守中华文化共有的礼乐教化，弘扬爱

国家爱民族的优良传统。在面对荷兰人、法国人、日本人的侵犯时，他们坚持民族大义，

高举爱国保种的旗帜，与侵略者进行拼死抗争，浴血奋战，涌现了刘永福、邱逢甲、吴汤

兴、徐骧、姜绍祖、胡嘉猷等一大批彪炳千秋的仁人志士，为客家人增了光，为中华民族

增了光！

现当代以来，时代变了，客家人的崇正精神的内涵也更加丰富，但对于河洛文化即华

夏正统文化的恪守却更加执着。许多客籍华侨，创业有成，他们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

都一致认为得益于客家崇正精神，得益于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即华夏正统文化的哺育。为

了让子孙后代永世接受河洛文化的滋养，不断发扬客家崇正精神，他们一次次携儿带孙回

到大陆原乡祖籍地乃至中原发祥地寻根认祖，并发起一次次公祭客籍母亲河的活动。近年

来，东南亚和台、港、澳的客籍人士更组织了客家文化夏令营之类的活动，让客属少年儿

童到粤东、闽西、赣南客家地区参观访问，进行田野调查，亲身追寻和体认客家文化。

客家源流異說

客家人，或者是說講客家方言的人在國內外至少有三千七百萬人以上。對於客家人如

何形成，最醒目的早期著作是1933年羅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導論》。羅先生在該書中，

將中國歷史上的五期移民作為客家人的源流，半個多世紀以來成為大家所接受的權威說法。

雖然還有其他一些觀點，如六期說等，但都只是對羅說的局部修正而已。事實上，羅說從

方法論上說來有較大的漏洞，無法分清客家的源與流。（可先看結語）

五期說的困境

所謂五期是指：1、西晉永嘉喪亂以後，2、唐未黃巢起義之後，3、北宋靖康之難以

後至宋元之際，4、清康熙初葉至乾嘉之際，5、清同治六年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客家人

是北方移民所形成，這點毫無疑問（當然是否所有客家人都是北方移民的直接後裔，則還

有可討論之處，這裏先不展開）。但其源流不能簡單地由幾次北方移民運動疊加而成。五期

說的主要困境有三方面：一、第一期的西晉永嘉喪亂以後的移民不可能與四五百年後的唐

未黃巢起義的移民結合而產生客方言。二、黃巢起義事實上並未形成全國性的自北而南的

移民浪潮。三、以族譜追尋移民年代不可靠。

方言認同

客家人的最主要的特徵是客家方言。應該從方言認同的角度來探討客家源流。中國本

來重視地域認同。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由於有土客矛盾的產生，方言認同的趨勢逐漸突

顯。客家人的認同顯然超越於地域認同之上。客方言不但是客家人凝聚力所在，也是區分

客家人與非客家人的根本標誌。

客方言源頭的探尋

客方言與其他南方方言一樣，都是北方移民在不同歷史時期先後來到南方形成的。客

方言的源頭則是中唐安史之亂以後來到江西地區的北方移民帶來的。要說明這一點先要解

決兩個前提：一是安史之亂的確引起由北向南的大規模移民，二是移民要在什麼條件下才

能保持原有的方言。

安史之亂引起的移民歷來被研究者所忽視。其實這次移民的規模不亞於兩宋之際的移

民。江西北部與中部地區在中唐以後接納了數量頗大的移民，估計贛北的移民可能達到當

地戶口總數的三分一以上，贛中則稍遜一成。這些移民必然帶來他們固有的方言，問題是

這一方言將以什麼方式發生變化，是繼續保留下去還是消融到當地方言中去。由於這次移

民的時間短，數量大，所以他們的方言必然要對當地方言發生很大沖擊，因此可以推測在

江西北中部出現了客贛方言的共同源頭。這些移民又經過一度或多次的再移民，進入江西

南部與福建西部丘陵山區，並在那裏逐漸形成了客家方言。留在北部與中部的移民則成為

講贛方言的人群。相對之下，中唐以後來到湖湘地區的移民，其所攜帶方言則成為今西南

官話的源頭，因為在地域上始終與官話方言區相連，而未發展出獨立的一種方言來。

第二步移民的分析

第二步移民從唐末五代到兩宋之際。但主要是唐末黃巢起義對江西影響最大。本來經

過百餘年的繁衍生息，北來移民與江西原有居民已感受到人滿土滿的壓力，有西去湖南東

去福建的短距離移民的趨向。黃巢起義使得這樣的移民以短時間集中的形式在唐末發生。

這些移民的指向是閩西，並以寧都為集散地。具體而言，贛中偏東的撫州再往東走建州、

邵武軍。贛中偏西的吉州往南走虔州（即後來之贛州），虔州往東走汀州。由人口的變遷與

政區的增置也可証實此推測。

由附表可見，宋初與晚唐比，江西西部的撫州與建昌軍增223.52%，南部的虔州增

224.24%，而增幅最大的是福建西部的汀州，增了8倍有餘，建州與邵武軍則增加近8倍。

這樣的增幅，不能是自然繁衍的結果，而是移民大師增加的結果。應當注意的是此時，廣

東東北部的潮梅二州也增加了近三倍。

新設置的縣也體現了移民的增加。贛南的虔州在唐末有七縣，但在五代至宋初數十年

間，竟增設六個新縣。比中唐加一倍（由於新縣的增加，後來又增加一個州級政區，即分

贛州三縣之地置南安軍）。所增新縣分佈在東、南、西、北四方，而且諸縣恰分居於章水與

貢水支流上游，亦即位於贛水盆地周圍的山區裏。可以想像，當數量不小的移民沿贛水來

到贛南盆地中心後，這裏早己人滿土滿，他們就向盆地四周散開，沿贛水的一級與二級支

流進入人口稀少的山區，定居下來，成為今日客家人的袓先。而這六縣正是今天的所謂純

客縣或客家重要居住縣。人口數字的變化讓我們知道有移民過程，新縣的設置讓我們知道

這些移民的去向。值得注意的是，從北宋中期到元代的三百年間，贛州與南安軍竟未再析

置一個新縣。由此益可反襯唐末五代的確存在由贛北與贛中向贛南方向的移民。

向閩西遷徙的趨向也可由同樣途徑看出。宋初，南唐分江西東部的撫州置建武軍（後

改建昌軍）。且撫州與建昌軍均增置一縣。在閩西，則分建州西部置邵武軍，新設三縣。這

兩軍分居武夷山兩側，建置時間相去不過十年，顯然與自贛東向閩西的移民有關。新縣的

位置直接與移民路線有關。汀州亦如此。宋初新設二縣與原有二縣都是今天的純客縣。進

入汀州人移民都取道虔化（今寧都）至寧化，再轉至他處。後來梅州的客家人又由汀州輾

轉而去，故客家人言其始遷地，往往說來自石壁村。

語言學研究的旁証

據有關專家研究“從聲調的聲母關係相比較來看，客家話和代表中原話的以洛陽口語

為基礎的《切韻》相差不大，約處於初唐時期。”這一研究表明，在中唐以前客家話與中原

話是尚未分家的同一方言，在中唐安史之亂以後，大量移民來到江西，客贛方言的源頭才

逐漸從原來的中原話分離出來。但當時客贛方言必定尚未分家，要等到唐末客家先民從江

西北中部又輾轉進入贛南與閩贛山區以後，客家方言才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客家人也才

逐漸形成。

客贛方言的分家大約是在唐宋之際。贛客方言的共同特點是古全濁塞音、塞擦音聲母

一律變成清送氣音。這是與吳、湘、粵、閩，及北方方言截然有別之處。而贛方言與客家

話之主要差異則是：客家話的古上聲次濁字今大部分讀陽平調，贛方言則無此現象。這個

差異應當是唐末以後才出現的。

南宋永春人（紹熙元年1190年進士）陳一新《跋贍學田碑》：“閩有八郡，汀鄰五岭，

然風聲氣息頗類中州。”

結論：客家方言的源頭必須由一次決定性的移民運動所產生，決不可能是歷次移民運

動簡單地疊加而成。中唐安史之亂來到江西的移民正是帶來了今天客贛方言的源頭。而後

唐末五代從江西北中部遷往贛南與閩贛山區的移民，又使客方言的源頭從客贛方言的共同

源頭中分離出來，並在相對封閉的山區環境中最終形成了客家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