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中汪文宣悲剧的成因

2024年3月28日发(作者：小学生数学)

《寒夜》中汪文宣悲剧的成因

《寒夜》是最能代表巴金后期创作风格与水平的一部长篇力作。它在凄凉的

气氛中，围绕“寒夜”这象征性的氛围，以细腻的笔墨，向人们展示了小知识分子

汪文宣灵魂被扭曲、理想被毁灭及家庭离散和覆亡的悲剧。本文主要从社会、家

庭以及人物本身性格弱点几个方面，分析男主人公汪文宣的悲剧成因。

标签：《寒夜》 汪文宣 悲剧成因

《寒夜》中的故事发生在重庆，时间是抗日战争胜利前的一年间。主人公汪

文宣是个小职员，他上大学时学的是教育学，曾想在教育事业上有一番作为，但

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到亦官亦商的图书公司当校对。汪文宣的妻子曾树生本

是银行的职员，却被迫充当了“花瓶”的角色，但她的自尊心尚未泯灭，内心充满

着矛盾，同时，她与汪文宣的母亲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终日争吵不休。在

这种社会、事业、家庭不如人意的环境中，汪文宣终于不堪重负，患了肺病，接

着妻子离去，家庭破裂，种种打击使他最终走向灭亡。小说整个基调是悲愤的哭

诉，令人心悸。本文主要就造成汪文宣悲剧命运的社会、家庭、性格三个方面的

原因进行探讨。

1 造成汪文宣悲剧的社会原因

巴金在谈到《寒夜》这篇小说当初的创作意图的时候，曾经坦言写这部小说

就是想让世人看到真实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的状况，好人不得好报。[1]而造

成这样一个本来安分的家庭最终破裂的最大的罪人就是当时的蒋介石领导下的

国民党政府，就是当时黑暗的重庆国统区。[1]其实，人们生活在一个社会中，

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正是这样的事实，因此《寒夜》中的

主人公汪文宣的最终悲剧结局离不开这个社会的影响。

作为战时的陪都，重庆的人口数量剧烈增长。“根据重庆市警察局所发布的

户口统计，1937年，重庆市的人口仅为47万人，到1943年，人口已达88万多

人，1944年人口突破百万，达103万人。此后重庆市的人口，一直维持在百万

以上，直至抗战结束。”[2]而战时的国民政府根本没有能力为这些人口提供生活

保障。人们的住宿、卫生环境极差，汪文宣一家三代就生活在一幢破烂不堪的临

街大楼的三层楼上，用板壁隔开的昏暗、寒冷的陋室中。生存压力加剧，战争造

成的传统价值观的颠覆，以及民众对政府和政局的失望，使得这座城市变成了一

座悲观厌世的城，生活于其中的小人物只能痛苦挣扎，汪文宣在百般劳碌之中得

了肺病，面对着奉为衣食之源的那些校样，“‘我的血快要流尽了！’他愤怒地想，

他几乎要撕碎那张校样”[3]，他凝视着自己咳出的淡淡血迹，终于以带血的生命

残存“把这张校样看完翻过去了”。但带病工作的他并没有受到公司的表彰或医疗

上的支持，却反而因病被公司辞退。

他老实正派，不会阿谀奉承。为周主任祝寿的宴会上，他在席间的孤独正是

这种品格的反映。他不会去给周主任敬酒，看不惯别人的巴结样子，那些卑下的

奉承话使他作呕。他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并不需要他。”他到这种环境里来没有

一秒钟不后悔，终于“一个人偷偷地溜走了”。如果说汪文宣的穷困潦倒是由于他

多病，还不如说他不愿向权势者奉承更为恰当些。他要公平，可是社会不允许公

平，更不会给予他公平，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不止一次地向亲人们承认：“这要

怪我没有出息”，“我对不起每一个人，应受罚！”他的这种感情是真实的，但这

种真实的感情建筑在他的不觉悟的思想基础上。社会的黑暗和自身的不觉悟，构

成了他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汪文宣病入膏肓时终于“强烈地感觉到

对于生命的依恋，对于死亡的恐惧”[3]，但“他不能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地

死去”。

2 形成汪文宣悲剧的家庭因素

汪文宣的悲剧和他特定的家庭环境有关，他从小由单身母亲带大，娶了媳妇

以后，婆媳之间常常争吵，由此，婆媳矛盾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主要矛盾，而软弱

的性格又使他无力解决这一问题。这里，我们有必要先论述一下汪文宣和母亲的

关系。汪文宣的母亲是典型的慈母，在家做做家务，洗衣做饭；但是她在教导儿

子的时候，是非常的苛刻，将自己定为了权威，因此，汪文宣母亲对于汪文宣的

一切行为都要管教，并认为自己是权威，而汪文宣也只能承受这种权威的施行。

汪文宣之所以一直默默的承受着来自母亲的权威的压力，是有原因的。首先，是

因为汪文宣和他的母亲其实是有一个相同的想法，就是想摆脱他父亲那种懦弱的

形象。其次，就是在我国传统的文化中，母子之间的关系通常都是非常亲密的，

并能够互相的高度容忍对方。《弗洛伊德主义》一书中这样说到“在幼儿心灵中可

以形成大量的性欲望和与之相关的意象、情感和积蓄，它们以后都要被毫不留情

压抑为无意识”“在这段被压抑的童年性生活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恋母本

能和与之相关的仇父心理，也就是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4]汪文宣的恋母有着

他自己的成因和表现形式。汪文宣从小就和母亲一起长大，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他

性格上是存在缺陷的：一方面，他身上有着非常深厚的恋母情结，甚至他对于母

亲有着在常人看来，不正常的过分的依恋；另一方面，汪文宣自觉的承受着来自

母亲的权威，并不敢声张，自愿的将自己的一切交给母亲来负责；第三，在传统

的文化中，非常注重孝，而孝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服从长辈，因此，汪文宣

对母亲的这种绝对的服从，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孝。

那么，既然汪文宣服从于母亲的权威，而母亲与妻子的矛盾又无法化解，他

为什么还要抓住妻子曾树生不放？我认为两人必然是存在着或者曾经存在过共

同的理想的，并相互理解着这一份情感。但是，同样非常重要的是，曾树生始终

是崇尚着一种自我，独立，民主的个人价值的方向，这显然和汪文宣与母亲的生

活状态是对立的。因此，造成了家庭内的矛盾是长时间都无法调节的，而汪文宣

也始终都生活在左右为难的状态下。而汪文宣母亲和曾树生之间的矛盾除了很普

遍的婆媳关系外，还存在着时代的矛盾，毕竟两代人对于生活的看法有着诸多的

不同，这种矛盾似乎是很难调和，而汪文宣就生活在这样的夹缝中，饱受着煎熬。

3 形成汪文宣悲剧的性格原因

他性格的最大特点就是忍受和顺从。所谓性格，即一个人在态度和行为方面

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素质和个性特征，它主要是社会环境作用于人的结果，因而也

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甚至被社会环境所

扭曲。汪文宣，从前那个一心想办理想中学，实现自己教育救国夙愿的朝气蓬勃

的有志青年，到了抗战后期，竟成了一个唯唯诺诺、忍气吞声的老好人。“人的

思想和行为，都是一定环境下的产物。”他曾经也做过在中国办教育的好梦，是

受过五四新思想熏陶，充满反抗情神的有志青年，但如今却为生活所迫，干着单

调机械的工作，校对那些纠缠不清的译文，他感到屈辱、羞愧，内心时刻回荡着

愤愤不平的声音，却又不敢启齿流露半句。

汪文宣精神上是极其痛苦的，这种痛苦首先是表现在他人格的分裂上，在他

自身的性格中总是发生着各种矛盾，内心的不满，抗争念头和外表的懦弱，谦卑

这一对矛盾始终压着他。他始终是以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他

嘴上说的话，并不是他心里想的，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也并不是他心里想要做的。

在小说中，有一段描述的是吃饭的时候，汪文宣为了让母亲高兴，就自己强制自

己吃完了自己本来吃不下去的饭，就很好的表明了汪文宣的这一性格特点。可能

在旁人的眼中，汪文宣是一个舍己为人的人，处处为别人着想而不惜牺牲自己，

但是对于汪文宣自己来说，确是牺牲的是他自己的信念和意志，是他对待生活的

精神。一个人，也许最痛苦的并不是贫穷和疾病，而是不能够为自己而活。汪文

宣无论在何时，不管在上司面前，还是在自己的亲人面前，他都不敢流露出自己

的真实的情感，这种人格的分裂，决定了他内心只能处于痛苦之中，并铸造了他

这种卑琐而可怜的悲剧。

“也不知是怎样起来的，他忽然咳一声嗽，接着又咳了两声。他想吐痰，便

走到屋角放痰盂的地方去。在十几分钟里面，他去了两次。吴科长不高兴地咳嗽

一声，不，吴科长只是哼了一声。他便不敢再去第三次，偏偏他又咳出痰来，他

只好咽在肚里，他居然忍耐着把剩下的十几页校样看完了。”

他居然慑于吴科长“哼了一声”而把咳出来的痰咽进肚里！一个曾经胸怀大志

的青年，竟被砸掉饭碗的失业危机变成这样一个忍气吞声的可怜虫，还有比这更

让人齿冷心寒的吗？

在和妻子的关系上，也是如此，但在其忍让和顺从的外表下增添了更多的自

卑色彩，和三十四岁的妻子相比，同龄的汪文宣身体日渐孱弱，他的心境也日渐

颓丧。他想在曾树生面前诉说真情，却又没有勇气倾诉心声，唯恐曾树生不高兴。

第五章中，当他鼓起勇气、带着颤音要求树生回家时，“她并不答话，却望着他，

眼里有一点惊讶的表情，又带一点喜悦。他看出她的眼睛在发亮……”可见作为

妻子的曾树生心中也十分渴望温情，渴望从丈夫那儿得到关爱。如果他能明白这

一点，积极主动地和妻子沟通，让妻子能深切地理解自己对生活的热望，对妻子

的温情。那么树生对他也许会有更多的关爱，他生命的悲剧色彩也许会有些许减

弱。可惜，他热切的心声表露得太少，他总宽容着妻子，却又怯于表达自己的真

实情感。正是他的这种性格，使得他和妻子最终分离。

综上所述，我们可看出汪文宣的悲剧是身处黑暗现实中而又追求个性解放的

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上被摧残、肉体上被吞噬的悲剧。同时，人与人之间各各相异

甚至彼此冲突的性格及其缺点，在酿成悲剧过程中也应承担相应的具体责任。所

以，我把造成汪文宣悲剧的原因主要归纳为三点：社会原因、家庭原因以及性格

原因，而后两个原因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1]巴金.谈《寒夜》[M].巴金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2]朱丹彤，徐晓旭.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对重庆市民生活的影响[J].四川师

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3]巴金.寒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4]巴赫金·沃洛希洛夫.弗洛伊德主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许社丽（1969-），女，河南灵宝人，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