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古今相因思路下的文学史观与文学批评

2024年3月26日发(作者：高中语文课本电子版)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沈约古今相因思路下的　

文学史观与文学批评　

李　波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渭南７１４０００）　

摘要：沈约撰写《宋书・谢灵运传论》所秉持的古今观念与之前的史家有所不同，他受到佛家三世因缘　

说的影响以古今相因的思路来审视文学发展的历史，故而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专论。与这　

种古今相因的文学史观相一致，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沈约贯彻了与其古今关系认识相一致的古今观念。在肯　

定后世变革的思路下沈约为当时新出的声律理论摇旗呐喊；在肯定后世的古今观念下沈约在作家批评上避免　

了论家厚古薄今的一贯主张，并大力“奖掖后学”；在文学创作论上他又反对过度用典，从而提出“文章三易”的　

说法。　

关键词：沈约；古今相因；文学史观；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０９；ＧＯ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５６４５（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８８—０５　

０　引　言　

王运熙、顾易生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　

１　沈约古今相因的思路及其文学史观　

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一文中，沈约承袭了　

魏晋玄学探寻事物本体的思路和方法，即从文学　

的源头开始探讨其规律性。沈约甚至把考察的范　

批评通史》一书指出：“南北朝文论的内容相当丰　

富多样，但文论家的基本倾向，从他们对待当时创　

作界的发展趋势看，大致上可以分为三　

类。”…埔　船这三类分别是“复古派”、“新变派”、　

围上推到了古老的生民之初，“虽虞夏以前，遗文　

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　

生民始也。”＿２　Ｊ　文学在上古时代的情状，虽然没　

有文字记载，沈约也能大胆作出推断，因为在他看　

来古今道理并无差别。所以他坚信自古文章以抒　

发性情为主，并且这一特性早在诗经之前便已经　

确立。沈约这一思路其实和魏晋玄学“论太始之　

原以明自然之性”　＿１％别无二致。据此，沈约彰显　

了他所标举的文章抒发性情的功能，也就是“古　

今同则”的不变规律。然而在这个基础上，沈约　

又能注意到古今文学历程中的发展和演变，这一　

“折中派”。以上三类分法其实就是根据南北朝　

文学评论家有关古今观念的不同来予以区分的。　

从文学评论家对待古今文学的态度来区分其文学　

评论思想内容，也说明文学评论家的古今观念与　

其文学批评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关　

系。而作为南朝重要的作家和批评家，沈约的古　

今观念与其文学批评的关系则更具有典型性。在　

沈约的古今观念中其古今相因的思路又是最为突　

出的，这一观念不仅促成了《宋书・谢灵运传论》　

作为中国第一篇文学史论著的问世，也深深影响　

着沈约的文学批评。　

点又和魏晋玄学探寻古今以明本体的思路稍显不　

同。其文日：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一Ｏ６—１０　

作者简介：李波，男，重庆永川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一

８８—　

李波：沈约古今相因思路下的文学史观与文学批评　

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　

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　

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　

广。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　

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　

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　

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　

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成蓄盛藻，　

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　＿２卯　

在确立了文章以抒发性情为特质的基本前提　

后，沈约继而对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作了历史性　

的梳理，在这个过程中又体现出沈约较为特别的　

古今观念。他显然是把古今文学当成一个完整的　

历史过程来看待的：从周室衰败开始，文章的“风　

流弥著”就为后世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因缘，于是　

沈约认为战国时代的屈原、宋玉就沿着这个方向　

在前作向导，汉代的贾谊和司马相如在后面继承　

了这个传统。沈约给这个阶段以很高的评价：无　

论是在辞藻上还是在义理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　

就。而文章在这一阶段的发展又为下一阶段的变　

化提供了契机：“自兹以降，情志愈广”。但是汉　

代中后期的文章创作又存在声音和气韵上的不　

足，直到曹魏时期又有新的变革。很明显，沈约在　

看待前后时期文学关系时认为古今之间应该是有　

因有革的。古代文学的发展正是后代文学发展的　

前因，而后代文学的发展也正是前代文学发展的　

必然后果。　

这一古今观念下的文论思想与魏晋文论相比　

体现出较大的不同。魏晋文论家在探讨文体规律　

时往往在对古今作家、作品简单的罗列或稍加评　

价之后，就进入了文体的讨论。并且在阐述文体　

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也往往以古为是，强调后世作　

品的乖离。前一种情况以傅玄的《七谟序》和《连　

珠序》为例，后一种情况以皇甫谧的《三都赋序》　

为例。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沈约《宋书・谢灵运　

传论》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篇文学史专论，其　

审视历代文学时所秉持的古今观念是其中一个非　

常重要的原因，即能够从古今前后时代的因果关　

系上来看待历代文学的进程。因此自古及今的文　

学进程是一个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递进式发展　

历程。显然，这样的发展历程才是更为完整的历　

史，而不再仅仅是历史事实的罗列。正是把这种　

古今相因的思路贯彻到文学史观的认识中，才使　

得《宋书・谢灵运传》超越一般的历史传记，成为　

一

篇真正的文学史记。　

其实，沈约之前的史家对古今作家及其作品　

也有过纵向性的梳理。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　

列传》为相距百余年的两位作家立传，在屈原事　

迹后，接以贾谊传记，其注意两者联系性的思路是　

非常明显的。将两人传记合在一篇，是司马迁有　

意识地把前后时代的作家联系起来看待的结果，　

也是其“通古今之变”　思路的反映。但是这　

种联系性是文外潜在的，司马迁并没有在传记中　

予以交代。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作者虽　

把司马相如的作品与前代作品相比较，但也并无　

联系性的表述。因此，古今有异同也仅仅是两个　

静态的比较点，而无法连接成完整的历史。班固　

《汉书・艺文志》根据刘歆《七略》的分类法，把诗　

赋单列为一类。赋作最早从屈原开始，诗歌则最　

早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班固把自己的赋作也列置　

其中，可以说是古今汇聚了。但是对各类著作的　

相关书目及篇数，作者仅限于罗列，并无联系性的　

陈述。譬如班固对赋作的产生作了简要的介绍，　

并对赋作由产生之初到近世的风格作了精炼的概　

括。他认为荀子、屈原“皆作赋以风，咸有侧隐古　

诗之义”　５『３舵，而到了司马相如、扬雄则是“竞为　

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５１３４２。班固注意到　

了古今赋作的变化，但是对于其中的演变进程及　

其原因则略而不论。总之，班固看到了古今赋作　

的变化结果，却并没有阐释其变化的原因，故而古　

今还是截然不同的对立体。班固审视古今文学的　

思路从他的《汉书・古今人物表》中也可以反映　

出来。其文日：“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　

次，总备古今之略要云。”【５　∞也就是说此表虽然　

把古今人物以等级前后相续，但也仅以历史时间　

为次序，古今人物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关联。如　

前所述，这种情况到了沈约写作《宋书・谢灵运　

传》时则有了较大的不同。　

考察南朝佛教的盛行和沈约自身的崇佛倾　

向，沈约以文学史观的眼光来审视古今文学历程　

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佛教古今观念的影　

响。尤其是佛教中最基本的因缘说，崇佛的沈约　

一

８９—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也不可能不熟悉。沈约在《忏悔文》中就说：“往　

之所染，即成后缘”，又说“当今断绝，永息来　

缘”　６Ｊ２　，这样的提法还很多，并且沈约还有专门　

阐发因缘的《因缘义》一文。这些都是沈约熟练　

运用佛教因缘理论的充分依据。“《杂阿含经》　

说：‘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也可以反面表　

述：‘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ｌ７　３　看来佛家把　

世间的所有事物，包括不同时空的事物都能够联　

系起来看待。在“缘起说”的基础上佛家又提出　

了“业报轮回”说。因为缘起说能够把任何时空　

的事物联系起来看待，这样过去、现在、将来就构　

成了因果关系。在佛家的轮回说当中显然这三种　

时间性界域是根本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构成因果　

关系，就是所谓的三世二重因果。因此，沈约接受　

佛教古今观念，以因缘、因果关系来看待古今关系　

也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当然，探究文章根本的　

思路本身也离不开魏晋玄学本体论的启发，这是　

我们在前文已经说明了的。因此，沈约在坚持　

“古今同则”的前提下，又能运用古今相因的发展　

史观来审视古今文学，在文学更为自觉的南朝，写　

就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文学史论著也就不再是一个　

偶然。　

２　沈约古今相因思路下的文学批评　

毫无疑问，沈约的文学批评也必然与其古今　

相因思路下的文学史观保持一致。因为古今相因　

的思路虽只是沈约古今观念的一个方面，由于观　

念的整体相关性，这又使它足以体现出沈约古今　

观念的基本内涵。因而沈约审视古今的态度乃至　

与古今问题相关的文学批评也必然受其影响。　

在古今相因的文学史观认识下，沈约就必须　

承认文章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并且对于这种变　

化也不能因时间前后而有所贬抑。实际上，沈约　

的确是这样做的。和传统儒家文论迥然不同，沈　

约认为周室衰微后的文学并不是衰落，相反他却　

认为是在不断提高。皇甫谧和挚虞在追述“古诗　

之流”的赋作时，都认为屈原作品还稍微保留有　

古诗之义，而从宋玉开始就大不如前了。皇甫谧　

批评宋玉之徒是“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　

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ｌ２Ｉ１　。挚虞则　

批评宋玉是“多淫浮之病矣”＿２ｌ２　。总之，文章的　

一

９０一　

２２卷５期　

发展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代以降之的。但是沈约在　

这里却对宋玉、司马相如大加肯定，认为他们无论　

在文章的义理上还是在辞藻上都成就卓著。这显　

然不是以文章的古今为标准来评判文章的高下。　

而且沈约还对后世文章的变化大加赞赏，其文日：　

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　

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　

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　

能擅关，独映当时。　

对于文章在由汉至魏时期的三种变化，沈约　

都予以了肯定。并且从上述内容来看，他对曹魏　

时期作家“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作法更是特别　

欣赏。这也可以看出沈约对文章情感和辞藻的看　

重。虽然最后他也指出这些作家都源流于《风》、　

《骚》，但是很明显他对后世文章还是以赞许居　

多，而这一点在崇古者那里则无法得到认同。　

按照这种思路，沈约对西晋元康到谢灵运所　

处时代之间的文学历史也作了梳理。他依旧强调　

了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变革：潘陆对于班贾、曹刘的　

变异，殷仲文、谢混对玄言诗的变革。这些变化之　

处基本都得到了沈约的肯定。尤其是在谈到潘陆　

两人对前代文学变革的时候，他还清晰地指出两　

人对汉代辞赋的因袭，对曹魏诗歌的继承。如前　

所述，这正是以古今因果联系的观念来审视古今　

文学历程的结果。正是在整个文学史发展历程的　

观照下，沈约对传主谢灵运以及同时期的作家颜　

延之的历史价值与作用有着独特的认识：“方轨　

前秀，垂范后昆”＿２＿２　。他能结合作家与前后时代　

的联系性来进行文学批评，这在中国文论史上也　

是较早的作法。如上文所述，这显然与其审视古　

今关系的思路有关。　

因为沈约对后代文学的变革基本上都是予以　

肯定，所以对于当时文坛的一些新变化，他也予以　

积极肯定。对声律论的鼓吹和宣扬就是其中一个　

突出的例子。《南齐书・陆厥传》载：“汝南周颐　

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人为四　

声。”＿８］８％该书在周颐本传中也说周氏“始着四声　

切韵行于时”，《沈约传》中也提到了其撰写《四声　

谱》的事迹。无论是谁最先发现四声，但是声律　

理论在沈约生活的时代属于文学中的新变却是不　

争的事实。实际上，沈约对声律理论的推动更为　

李波：沈约古今相因思路下的文学史观与文学批评　

人所知。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他就对其声　

律理论进行了介绍，毫无疑问，在沈约看来这又是　

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大变革。所以他在文中　

说道：　

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　

精，而此秘未睹。……世之知音者，有以　

得之，知此言之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　

哲。［２１２９７　

沈约在这里又一次明确表明了自己对历代作　

家创新之处的高度认可，标举性情、不依傍经史这　

都是后代作家超越前人的地方。沈约还重点指出　

了这些作家在音律上高出前人的可喜之处，但是　

同时他又指出这些作家并不是有意识的遵循声　

律。“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　

秘未睹”，沈约对自己的发现无不充满自矜之意。　

也就是这个看法引来了陆厥的不满，并与他展开　

了辩论。对于陆厥“前英已早识宫徵”　的佐　

证，沈约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明确指出：　

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　

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　

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　

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　

处。［２］２　

在这里沈约申明古人所知道的声律，例如宫　

商角徵羽，远比不上他这里所讲的声律理论内容　

丰富，也就是他所说的“参差变动，所昧实多”。　

显然沈约的声律论要比这个五音的简单区分要复　

杂得多。沈约关于其声律理论的详细内容在《宋　

书・谢灵运传论》里就有表述，于此本文不再赘　

述。不过，从他对当前新发现的声律理论的坚持，　

也可以看出沈约绝不屈服于古人的心态，这正是　

他古今观念的体现。甄琛在斥责沈约《四声谱》　

时认为“不依旧典，妄自穿凿”¨９Ｊ２　。从《文镜秘　

府论》作者引王充批判崇古者的话来看，甄琛崇　

古的观念明显影响到了他对声律理论的看法。这　

也恰好说明沈约的确是以崭新的眼光、变通的态　

度来肯定当时刚刚发现的文学声律理论。故此，　

也可以说正是有着后世超越古代前人的古今观　

念，才使得沈约能够大胆地肯定当下的声律理论，　

不因论敌以古人为托而屈从。而他以盟主的身份　

为当前的文学新变摇旗呐喊，又显然以肯定当前　

现实为前提。　

在沈约肯定后世的古今观念下，他对文学创　

作的具体主张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沈约主张“文　

章三易”，即《颜氏家训・文章》所引：　

沈隐侯日：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　

一

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　ｌ　０ｌ　

在理解沈约这一文学创作原则的同时，若联　

系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　的说法，其实也　

可以说这正是沈氏联系当时创作风气而有的放矢　

的批评。宋代颜延之就是非常喜欢用典的一位作　

家，和沈约同时的王融和任防也往往用事过多。　

所以沈约提倡文章三易也的确是针对当时的文学　

现实弊病而发。陈庆元先生就认为：“沈约作为　

文坛宗主，提出诗歌创作用事从易的理论，显然具　

有善意劝勉文友的目的。”¨　阳由此看出沈约的文　

学理论也有针对当时现实问题的一面，显示出他　

对当时文坛弊病的积极思考和关注。这也可以视　

作是沈氏关注现实的观念意识的一个反映。　

沈约肯定后世变革的古今观念，也明显影响　

到了他对作家的评论，尤其是对当代作家的评论。　

沈约以“奖掖后学”而被世人美誉，这其实和他的　

古今观念也不无关系。他在赞誉后学王筠时说：　

览所示诗，实为丽则，声和被纸，光　

影盈字。夔、牙接响，顾有馀惭；孔翠群　

翔，岂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伫新奇，烂　

然总至，权舆已尽。＿Ｊ　

为了肯定王筠诗作音韵的美妙，沈约不惜拿　

夔和伯牙来比较，这两个古代知名的音乐家都会　

有余惭。沈约为了抬高时人王筠的文章才华不惜　

对古人贬低，由此也见出他对古今的态度来。而　

后一句他说得更明白，对那些思古之幽情也予以　

了贬抑，而对眼前新颖奇特的思绪则大加赞赏。　

沈约的古今观念于此表现得十分清楚了。正如他　

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后世文学一样，沈约对后学也充满了肯定的期许：　

昔时幼壮，颇爱斯文，含咀之间，倏　

焉疲暮。不及后进，诚非一人，擅关推　

能，实归吾子。［　］　。　

以“一代辞宗”的身份、文坛盟主的地位谦逊　

地赞誉后学不仅仅是道德修养上的问题，这与沈　

约对文学发展观的认识恐怕也不无关系。除此之　

一

９１—　

上种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２卷５期　

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外，沈约还对当时很多年轻作家、文论家给予了鼓　

励，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曾受到他的延誉。因　

此，沈约不但引导了齐梁文学创作的方向，还促进　

了文学理论的向前推进与繁荣。　

［３］　王弼．老子指略［Ｍ］／／楼宇烈．王弼集．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０．　

［４］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Ｍ］．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总之，沈约以古今相因、变革的观念来审视古　

今文学，从而写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　

［５］班固．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６］　沈约．忏悔文［Ｍ］／／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长　

春：吉林出版集团，２００５．　

［７］　杜继文．佛教史［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的文学史著作《宋书・谢灵运传论》。而与　

古今相因思路下的文学史观相一致，在对待　

今文学的态度上，沈约对当时的作家乃至文学理　

论都能予以积极肯定。这些文学批评观点大大提　

升了六朝文学的声势和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沈　

［８］萧子显．南齐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　

［９］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Ｍ］．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０６．　

约古今相因的文学史观，为其后文论家刘勰、尤其　

这古　

是钟嵘更细致地梳理古今文学发展脉络提供了重　

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１Ｏ］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Ｍ］．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９３．　

［１１］陈庆元．沈约文学批评六论［Ｊ］．福建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７（４）．　

［１２］姚思廉．梁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　

［１］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　

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Ｍ］．北京：人民　

（责任编辑陈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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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ｈｅｎ　Ｙｕｅ；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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