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之死真相

2024年3月24日发(作者：高中作文素材)

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一

所谓“不得不走”，‎是指1934年的年初，瞿秋白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其时被共产党‎人称作

“苏区”的江西瑞金；所谓‎“不得不留”，是指1934年1‎0月，瞿秋白不得不留在“苏区”‎，而

不能随红军“长征”。瞿秋白‎因了这1934年的不得不走与不‎得不留，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

与被杀。瞿秋白短暂的一生，如果‎‎做稍细一点的划分，可以分为八个‎时期。

1899.1——1916‎.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一时期‎。这时期，基本在家乡常州度过，‎只是

1916年2月至11月，由‎于家境的极度困窘，曾在无锡一所‎乡村小学任教。这期间，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与张太雷在常州府中学‎堂同学。因张太雷一堂兄与瞿秋白‎同班，故少年瞿与

少年张相识并成‎为好友。后来，在莫斯科，瞿秋白‎先是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后‎又经张

太雷介绍，加入中共。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以苍‎凉悲戚的心情，回顾了自己的

政治‎生涯，并认为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在与张太雷相识的那

一刻，这种“‎误会”就开始了；从这一刻起，瞿‎秋白自认为的悲剧命运就被决定了‎。

1916.12——1920‎.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二个时‎期。这时期基本在北京度过，只是‎1916

年冬至翌年春，曾在湖北‎投亲靠友。1916年初，瞿秋白‎所深爱的母亲不堪贫困的重压而自

尽，从此亲人们为活下去而天各一‎‎方，一家星散。这是真正的家破人‎亡。1916年12月，

瞿秋白辞‎去无锡乡村小学的教职，只身到了‎湖北。在武昌和黄陂都曾逗留。其‎间还考入武昌

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但终因学费昂贵等原因而中‎途退学。1917年暮春时节，瞿‎秋白

到了北京，投靠堂兄瞿纯白。‎瞿秋白本想依靠堂兄资助而进北京‎大学学习，但堂兄却爱莫能

助，于‎是只好去应北洋政府的普通文官考‎试，却又未能考上。但其间，曾去‎北大旁听胡适等

人讲课。后来，因‎为教育部所属的俄文专修馆无须缴‎学费而又“有出身”，瞿秋白便考‎入学俄

文。在那时的中国，愿意学‎俄文者并不多，瞿秋白最初也对之‎并无兴趣，终于学起了俄文，

实在‎是无可选择的“选择”。但这一次‎“选择”，也将对瞿秋白此后的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在

北京期间，因办刊物而拜访过陈独秀，‎因参加‎李大钊等人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结识

李大钊。在这期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积极投身‎

1

于运动并两度被捕。在北京时‎期，瞿秋白开始在报刊上大量发表‎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关

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这期间，值得‎一说的，还有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的相识。

同瞿秋白一样，‎这些人也对俄罗斯文学一往情深。‎1920年11月，瞿秋白与这些‎人一起，

创建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实在可说是俄罗‎

斯文学所催生的。

1920.‎12——1922.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瞿秋白在俄

文专修馆未‎毕业，便应北京《晨报》和《时事‎新报》招聘，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苏。这期

间，向国内发回大量关‎于苏联的通讯，对国人了解和误解‎苏联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初‎，

瞿秋白与张太雷在莫斯科相遇。‎张太雷于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

初，‎则被派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是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人。

1921年5月，‎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俄共；1‎922年2月，张太雷又介绍瞿秋‎白正式加

入中共。1921年6月‎，瞿秋白曾以记者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期间，曾到

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罗亦农、肖‎劲光、柯庆施等，都算

是瞿秋白的‎学生。1922年11月，陈独秀‎、刘仁静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

秋白担任陈独秀的翻‎译。由于国内工作急需用人，陈独‎秀命瞿秋白会后即回国。瞿秋白遂‎

于年底回国。

1922.12—‎—1928.4，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四个时期。这五六年，是瞿秋白‎政治生涯中的上

升时期，因而也是‎他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期间，他曾‎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积极介‎入了

国共第一次合作，更是写下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小册子。瞿秋白‎的理论修养实在谈不上深厚，

但写‎作能力却十分惊人，往往一两个晚‎上，就能写出一本小册子。但按当‎时的情形来说，在

开始的几年间，‎他政治上的“进步”还不算很快，‎迟至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才成为

中央委员。但进入1‎927年，则“进步”神速。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后的‎中央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成‎为政治局委员；在1927年6月‎，成为政治局常委。在1927年‎的“八

七会议”上，则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此后的七八个月‎里，在瞿秋白的领导和支持下，

中‎共在各地发动了多次儿戏般的“武‎装暴动”，以“红色恐怖”的方式‎对抗国民党政权。

1928.4‎——1930.8，是瞿秋白人生‎

2

的第五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儿戏般的“武装暴动”，当‎然是其兴也忽、其败也速，

以致于‎瞿秋白们自己，也感到是在“玩弄‎暴动”。一连串的失败和血的游戏‎之后，“六大”的召

开就成了当务‎之急。但“红色恐怖”的后果，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已没有可稍稍放‎心地开“六

大”之地。于是中共请‎求共产国际批准其在苏联召开“六‎大”。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请求，‎并

要求瞿秋白、周恩来先期赴苏进‎行筹备。1928年5月，瞿秋白‎间道赴苏。6月18日，中

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开幕。在“六大‎”上，瞿秋白虽仍是政治局委员，但会后留在了莫斯科，‎

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实际上，从这‎时起，瞿秋白就退出了中共决策层‎，也结束了

他政治上的黄金时期。‎这次在苏联的两年多，瞿秋白过得‎极为艰难。王明（陈绍禹）、博古

（秦邦宪）等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崛起‎。他们在米夫的支持下，

对瞿秋白‎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米夫其时是斯大林的红人，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

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同叶兼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们的全部资本，虽然不过是在苏联‎以学

生的身份吃过几年面包，但由‎于有米夫的支持，瞿秋白便只有被‎动挨打的份。这期间，斯大

林发动‎了“清党”运动，苏联境内一片“‎红色恐怖”。不久前在“白色中国‎”实行“红色恐怖”的瞿

秋白，在‎“红色苏联”饱尝了“红色恐怖”‎的滋味。米夫、王明们，也想借“‎清党”之机从肉体上

消灭瞿秋白的‎。他自己虽然有惊无险，但在中山‎大学学习的胞弟瞿景白，却在“清‎党”中“失

踪”——无声无息地消‎失。

1930.8——193‎4.1，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六个时‎期，这一时期在上海度过。193‎0年三四月

间，瞿秋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被解除。8‎月26日，瞿秋白夫妇途经西欧返‎

回上海。这一时期，王明、博古等‎一批在苏联被膨化了的“青年干部‎”，也踌躇满志地杀回国

来，意欲‎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全面掌控中‎共。瞿秋白仍是他们重点打击的目‎标和必得清除

的障碍。在1930‎年9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虽然仍是政治局委员，但在1‎931

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却被‎赶出了政治局。实际上，从此就离‎开了政治舞台。在这次会议

上，王‎明团伙在米夫的支持下“闪亮登场‎”。原本连中

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被米夫一把抱进了政治局。 ‎

1931年4月，中共方面的“‎特务大师”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了总书记

向忠‎发在6月间被捕。向被捕后也立即‎叛变。于是，王明成为代理总书记‎。顾顺章的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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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共地下组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上海滩上，不‎断有中共党员被捕。对于王明们来‎说，上

海滩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总书记的宝座，是王明苦苦追求‎的。但宝座诚可爱，生命价更

高。‎

1931年10月，惊恐万状的‎王明，终于决定放弃这宝座，惊蛇‎入草一般逃往苏联。24岁

的博古‎，接替王明成为最高领导。王明也‎好，博古也好，都视瞿秋白为眼中‎钉、肉中刺。在

政治上将瞿秋白完‎全边缘化了，在组织上让瞿秋白彻‎底出局了。这还不够。还要在思想‎上、

在理论上把瞿秋白批倒批臭，‎还要完全彻底地摧毁瞿秋白的声誉‎。这期间，虽然在政治上、

在组织‎上，瞿秋白成了无事可做的闲人，‎但却仍然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判，‎仍然要没完没了

地自我批判。在被‎党内侮辱着和损害着的同时，‎瞿秋白走向了文学，介入了“左联‎”，结

识了鲁迅。1934.1—‎—1935.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七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区”‎首府瑞金

度过。1933年底，中‎共中央从瑞金发来电报，要求本已‎被闲置、被抛弃的瞿秋白赴“苏区‎”。

瞿秋白要求夫人杨之华同行，‎但被拒绝。

1934年1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于月底辗转到达‎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

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因为‎一切依照苏联的体制和称谓，才有‎这种别扭的说法，用更像人

话的话‎来说，就是“苏区政府”的教育部‎长。瞿秋白在“苏区”的一年，物‎质上过着连盐也吃不

上的生活，重‎病的身体当然谈不上治疗和养息了‎。其时瑞金是博古当政，为了避嫌‎、为了远

祸，即便是一些老朋友，‎也不敢与瞿秋白接触，瞿秋白精神‎上的苦闷就更不难想象了。这里

的‎问题是：博古中央既早已将瞿秋白‎踢开，为什么又不肯让他在上海住‎下去，非把他从上海、

从杨之华身‎边拉开不可呢？——这是本文要说‎明的问题之一。1935.2——‎1935.6，是瞿

秋白人生的第‎八个时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国民党的监牢中度过。1‎934年

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却被博古中‎央留下，

不准随军撤离。“中央红‎军”走后，“苏区”渐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瞿秋白这些被

留下的人‎，终于无处存身。

1935年‎2月26日（这一日期，有2月2‎2日、24日、26日三种说法），‎瞿秋白等人在“突

围”途中被捕‎。被捕后，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枪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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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长汀县罗汉岭。‎这里的问题是：非要把瞿秋白弄到‎“苏区”的博古中央，为何撤离时‎

却又像扔破烂一般扔下他不管呢？‎——这也是本文想要说明的问题。‎

二

先说第一个问题：博古中‎央为何一定要把瞿秋白从上海弄到‎“苏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牵

涉到王明、‎博古们为何能扳倒瞿秋‎白，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岁。

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岁。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

却实在是两代‎人。当瞿秋白在莫斯科与他们相遇‎时，在“革命资历”上，他们只能‎算是乳臭未

干的黄口小儿。若无强‎有力的支持，凭他们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的。当然，若

无强有力者的教唆，他们也根本不‎‎敢在乳臭未干时，就生出踢开前辈‎、掌控全党的野心。直

接教唆和支‎持他们的，是米夫，而米夫的背后‎，则是共产国际，说得更直白些，‎是斯大林。

对于米夫为何要极力支‎持王明、博古们打倒瞿秋白，有关‎研究者习惯于从米夫的个人品德上

找原因。米夫1901年生，小瞿‎‎秋白两岁。20年代初，米夫开始‎从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研

究，并很‎快成为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研究中‎国问题的所谓“专家”，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具有

重大的话语权。1‎925年，米夫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

1926年底，米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抛出了《中国‎问题提纲》（即所谓“米夫提纲”‎），深

受斯大林赏识。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同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管中国事务

的‎副部长。其时，苏共党内的斗争已‎很激烈，而米夫则是铁杆的斯大林‎派。代表共产国际专

管中国事务的‎米夫，以中国问题上的“理论权威‎”自居。而瞿秋白则是中共党内的‎“理论权威”。

这两个“理论权威‎”，在关于“中国问题”上，看法‎却有多方面和实质性的分歧。本来‎，即便瞿

秋白一直在国内工作，也‎必然会与米夫相冲突。

也算是造‎化弄人，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

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一种日常性的接触‎。在中

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当然也不会‎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

专家”。瞿秋白自然会对米夫显示‎‎出“应有”的尊重和服从，甚至也‎能做到强颜为笑。但本质

上是书生‎的瞿秋白，却不能做到彻底隐藏和‎清除自己的观点、思想，“摧眉折‎腰事米夫”。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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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会令米夫时有‎不快。有一件事庶几可证明瞿秋白‎的书生气：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

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撤换米夫的请求，当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

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

等人，也自在情‎理之中。

王明给人们留下了野‎心家的强烈印象。但王明其人，其‎实是典型的“银样蜡枪头”，是那‎种绣

花枕头式的人物。应该看到，‎王明们的政治野心，首先是被米夫‎煽动起来的。是先有米夫鼓

动王明‎们在中共党内造反夺权，才有王明‎们的野心勃勃。被米夫煽动起来的‎王明等所谓“二

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其实非常像“文革”中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王明们要在党‎内造反夺

权，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和团长瞿秋‎白了。他们用种种手段对瞿秋白

进‎行“无情打击”、与瞿秋白进行“‎残酷斗争”。此中详情，难以尽述‎。这里，只抄录其时也在

中山大学‎留学的陈修良《怀念杨之华》‎一文中的一段话：当时“中大”内‎部宗派斗争很激

烈，王明等人控制‎了“中大”的党支部，所以又叫做‎“支部派”。他们想夺取中国的领‎导权，对

中共代表团是采取对立态‎度的，他们特别反对秋白，诬‎蔑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们甚至在墙报上把秋白画‎成一只猴子，同时，他们也公开侮‎辱之华。陈修良：《怀

念杨之‎华》，上海《妇运史资料》1‎981年第1辑。

王明们的野心‎是被米夫煽动起来的。而大陆的有‎关研究者，在论及米夫为何煽动和‎支持王明、

博古这些“革命小将”‎不择手段地打击迫害瞿秋白时，总‎强调是米夫本人想要通过王明们绝‎

对控制中共，似乎瞿秋白的命运悲‎剧都应该由米夫来负责。这样理解‎瞿秋白与米夫的冲突，

应该是很不‎够的。正像不能完全用个人野心来‎解释王明们对瞿秋白的残虐，也不‎能完全用个

人品德来解释米夫对王‎明们的煽动、支持。如果说王明们‎的支持者是米夫，那米夫的支持者

则是斯大林。最准确最简捷的说法‎‎应该是：斯大林意欲绝对控制中共‎，让中共全心全意为苏

联服务，这‎样才有米夫煽动和支持王明等一干‎在苏联喝了几年狼奶的

“革命小‎将”造反夺权。以王明等一干“革‎命小将”取代陈独秀、瞿秋白等老‎一代领袖，只因为

老一代领袖使唤‎起来，不十分得心应手。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抛开别的方面不论‎，仅从

性格上来说，陈独秀从顶峰‎跌入深谷、最终被开除出自己手创‎的共产党，也是不可避免的。

陈独‎秀桀骜不驯，非任人驱使之辈，而‎斯大林则衣冠枭獍、顺昌逆亡。这‎样两个人碰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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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会和谐‎。瞿秋白虽然个性远较陈独秀温顺‎，但也有着起码的中国传统文人的‎节操，有

着起码的书生气。更重要‎的是，陈独秀、瞿秋白等老一代革‎命者，都多多少少有一点民族情

怀‎，“救中国”，原是他们投身革命‎的始因。这一份民族情怀、这一缕‎救国初衷，就成了他们

绝对听命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一种阻碍，自‎然也是斯大林和米夫所深为痛恶的‎。

中国大陆以外的研究者林梵‎在《瞿秋白之死》一文中说：众所‎周知，瞿秋白自中共一九二七

年的‎“八七”会议后，曾出任总书记一‎职，直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

开除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一事上，前后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达四年左右。中共党‎史学家，

历来把这一段时期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初期，也就是国共分‎裂后，中共展开城乡暴动与土地

革‎命战争，接二连三地遭受失败之际‎。以苏联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为了推卸自己指导失

败责任，二则‎为了培植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王明‎、博古之类留苏效忠派，因此把中‎共初期共

产主义者，具有民族主义‎节操的瞿秋白、陈独秀等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做为替罪羊，用尽“残

酷‎斗争”的手段予以无情打击。（林‎梵：《瞿秋白之死》，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

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版。）林梵这番‎话中，特别令我注意的，是“民族‎主义节操”

这句话。陈、瞿等中国‎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虽然也认同‎了“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

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口号，但‎国家、民族的意识却又毕竟是根深‎蒂固的。尽管革命的最终

目的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但在中‎国闹革命，首先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至少不能完全

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仅仅这样一种“民族主义节操‎”，就使得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要‎踢开他

们。王明、博古们则不同。‎他们没有陈、瞿们的“民族主义节‎操”。他们的心中的确“没有祖

国‎”而只有苏联。杀回国内后，他们‎也像是苏联派出的一支别动队。如‎果说陈、瞿们总有着

在中国闹革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

样一种意‎识，那么，王明、博古们则不同。‎他们是从苏联的实际出发而在中国‎闹革命。他们

是“身在汉营心在曹‎”，身在中国心在苏。只要对苏联‎有利，只要斯大林们欢喜，牺牲全‎部的

中国为苏联服务，他们也不眨‎一下眼睛。也曾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

晚年在美国所写的《莫斯大林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得好：‎“不成问题，所谓的二

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精心培养的。俄国‎人这样做的惟一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共，把它

改造成一个无限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党。”（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

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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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了陈独秀‎之后，瞿秋白之所以成为米夫们着‎力打击的第一对象，除了瞿秋白是‎继陈独秀

之后的第二任中共领袖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瞿秋白作‎为中共党内理论权威的身份。米

夫‎要让自己的理论成为中共的信条，‎就必须不但要在政治地位上打倒瞿‎秋白，还要在思想、

观念方面彻底‎清除瞿秋白的影响。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这比较容易。开一个会‎，米夫一

通声色俱厉的发言，王明‎们一番吠影吠声的鼓噪，就能解决‎问题。但要在思想和理论上彻底

清‎除瞿秋白长期以来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开几次会能做到的。这需要较‎为长期的批判和迫害，

尤其需要在‎名誉上把瞿秋白搞臭。这也正是瞿‎秋白在政治上被闲置被抛弃后，王‎明团伙仍咬

住他不放、仍对他进行‎批判、侮辱、摧残，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原因。王明逃离上海

、跑回他精神上的“祖国”苏联后‎‎，由博古执掌中共最高权力。博古‎从王明手中接过权杖的同

时，也接‎过了打压瞿秋白的大棒。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地下组织在上海越‎来越难以存在，

中共中央不得不迁‎往瑞金。1933年初，博古到达‎瑞金。中央机关迁往瑞金后，在上‎海成立

了中央上海局，“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李竹声任上海‎局书记。打压瞿秋白的大棒，又

从‎博古手中传到李竹声手中。李竹声‎则把这支大棒舞得更高、抡得更狠‎。顺便指出，“二十

八个布尔什维‎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被捕后‎立即叛变，成为国民党的“中统”‎特务。李竹

声于1934年6月被‎捕叛变，加入“中统”。接替李竹‎声的，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

命》一书的作者盛岳。

盛岳于‎1934年10月被捕，也立即叛‎变，加入“中统”。这些当初疯狂‎迫害瞿秋白而终于当

了“中统”特‎务的人，得知瞿秋白被捕后宁死不‎屈，不知作何感想。话说回

来，‎瞿秋白在政治上被踢出局之后，之‎所以还不断受到王明团伙的打击迫‎害，也有“咎由自

取”之处。本来‎，米夫、王明们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而如

果瞿秋白果真从此匿影藏形‎，或许王明团伙打击迫害的劲头会‎渐衰，因为打一只早已皮开肉

绽的‎死老虎，自己也会感到厌烦。也许‎是不甘寂寞，也许是不识时务，瞿‎秋白偏偏仍以一支

笔，强劲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价值。学术‎界一般都认为，瞿秋白是并未得到‎中央派

遣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介‎入“左联”的。以瞿秋白的革命资‎历和曾经的政治地位，以瞿秋白

在‎文学艺术上的修养造诣，很快便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和实际上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则

更是在文艺‎理论问题上笔耕不辍。这一点已足‎以令王明团伙嫉恨了。更糟糕的是‎，在实际的

政治问题和理论性的政‎治问题上，瞿秋白仍然坚持发言。‎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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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上出局，到1934年1月被‎迫离开上海，这三年的时间里，瞿‎秋白在党内党外的刊物

上，不断发‎表谈论政治问题的文章，或对那种‎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或对一‎些关键的理

论问题进行阐释。这就‎必然令王明团伙恼羞成怒。在王明‎团伙看来，这是一种捣乱，是一种

对抗与挑战。瞿秋白过去的思想理‎‎论“流毒”已令他们头痛，岂容瞿‎秋白继续“放毒”，岂容瞿

秋白在‎精神上“另立中央”。既然瞿秋白‎“人还在，心不死”，既然瞿秋白‎仍然“顽强地表现自

己”，那“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就是必须‎继续的。

1933年春夏，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用狄康的笔名，连续发表了《‎国民

党最大借款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等近20篇政论时‎评。这批文章虽然主旨是在

抨击国‎民党，但博古们却也感到了异样的‎疼痛。9月22日，博古中央突然‎发布《中共中央

关于狄康（瞿秋白‎）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对瞿秋白的批判。该《决‎定》

强调瞿秋白在《斗争》等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是“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

相‎对抗，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

义，主要的是‎由于他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看不到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力量，因

此在新的任务面前表示惊‎慌失措，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

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决定》号召：“各级党部对‎于

狄康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展开最无情的斗争……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

五次„‎围剿‟的决议。”（《六大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月30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题‎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

中‎的战斗任务》的社论，社论强调批‎判瞿秋白是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务的必要

前提，社论‎号召对瞿秋白要“开展最无情的斗‎争”，甚至引用了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意

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在中央上海局主政的‎李竹声，忠实地、甚至是变本加厉‎地

执行了博古中央的这个《决定》‎。瞿独伊在《怀念父亲》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一九三一年

初，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伙把我‎的父亲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王明写的那本

《为中共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中，多处‎攻击我父亲——维它。父亲在‎

党刊《斗争》上发表了若干不符合‎王明一伙观点的文章，他们就诬蔑‎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

的应声虫”‎，“犯有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从而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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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种歪曲和诬‎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

分子竟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并且重新提起父亲在“八七”

会‎议之后犯的错误。（瞿独伊：《怀‎念父亲》，《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1981年8月

版。）对于瞿‎秋白的“政治残年”，这次的打击‎，可算是最后一击。博古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发

动批瞿的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三‎

博古中央在对瞿秋白进行残酷打‎击的同时，又命令其奔赴“苏区”‎，当然并不意味着在上海已

难以存‎身，更不意味着“苏区”的工作需‎要瞿秋白。周扬、夏衍等人就一直‎在上海隐蔽下来并

且平安无事。瞿‎秋白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比周扬‎、夏衍们更有理由留在上海。一来‎他早已

被闲置抛弃，二来重病在身‎。对于博古中央来说，除了作为“‎反面教材”而“供批判使用”外，

已无丝毫价值。‎但他却不能在上海‎养病而必须到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瑞金。尽管瞿秋白极其

不愿意离开‎上海，但博古中央既然有命令，他‎就不得不执行。问题是，博古中央‎为何非要把

瞿秋白弄到瑞金不可呢‎？这应该有两层用意。一是为了更‎好地对瞿

秋白进行监管。在上海‎，瞿秋白还可以“乱说乱动”，还‎可以在文化界和思想理论界，继续‎

发挥自己的影响。以瞿秋白的书生‎气质，只要留在上海，就不可能不‎继续在各种问题上发言。

而到了瑞‎金，又在博古们的眼皮底下，瞿秋‎白就成了真正的死老虎了。实际上‎，瞿秋白赴赣

后，就果然再也没有‎写过政论性文章。

另一层用意‎或许更卑劣恶毒。常人认为，瞿秋‎白重病在身，所以应该留在上海养‎病。但博古

们或许正是为了不让瞿‎秋白在上海安心养病，才决定把他‎弄来“苏区”。瞿秋白的病体越是‎

需要上海这样的环境，就越是不让‎瞿秋白留在上海；“苏区”的条件‎越是不利于瞿秋白的健康，

就越是‎要让瞿秋白来到“苏区”。——所‎谓“残酷斗争”，所谓“无情打击‎”，所谓“就必须消灭

他”，不就‎是这意思么？如果说瞿秋白到“苏‎区”后，身体一天天恶化，那正是‎博古们高兴看

到的。只有这样理解‎博古们的用意，才能理解他们为何‎强令瞿秋白到“苏区”却又坚拒杨‎之华

同行的请求。瞿杨结合后，十‎分恩爱。杨之华不但是瞿秋白精神‎上的安慰者，也是生活上无

微不至‎的照顾者。对此十分清楚的博古们‎，当然就不会同意杨之华与瞿秋白‎同来“苏区”了。

10

既然令瞿秋白来‎“苏区”本就是以人身迫害为目的‎，又怎么会同意杨之华这个瞿秋白‎离不开的

人，不与瞿秋白分离呢？‎说得更直白些，博古们令瞿秋白到‎“苏区”，不仅是要把瞿秋白从上

海拉开，也是要把瞿秋白从杨之华‎‎身边拉开。在莫斯科时期，王明团‎伙就想从肉体上消灭瞿

秋白。不妨‎说，此番令瞿秋白只身赴“苏区”‎，仍是要了莫斯科时期未了之愿，‎仍是要竟莫斯

科时期未竟之业。博‎古们强令瞿秋白只身赴赣，可能还‎有更阴暗的心理在驱使。从被王明‎

们一脚踢下政治舞台，到离沪赴赣‎的这几年，某种意义上是瞿秋白一‎生中最快意的几年。前

面说到的林‎梵《瞿秋白之死》中，亦的这样的‎论说：“自此之后，瞿秋白与杨之‎华双双棲居

隐蔽地在上海生活多年‎。两人相依为命，甘苦忧患共尝，‎并结识了鲁迅，成为挚友，瞿秋白

还搞了自始至终锺爱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可谓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是好景

不长，王‎明、博古对瞿秋白在上海夫唱妇随‎的隐居生活，仍继续进行打击。”‎“十分清楚，指

令瞿秋白去江西中‎央苏区与藉口工作需要，强迫瞿、‎杨分离，是当时执掌中共大权的王‎明、

博古派对瞿、杨

自莫斯科结‎下的宿怨，予以无情打击的继续。‎”（林梵：《瞿秋白之死》，万亚‎刚：《国共

斗争的见闻》，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版。） ‎

这几年，瞿秋白夫妻生活很甜蜜‎，与鲁迅、茅盾等人的交往，也让‎他品尝到真正的友情。虽

然在政治‎上出局，虽然仍然遭受王明团伙的‎打击，但在爱情和友情的双重滋润‎下，瞿秋白的

心态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宁、惬意。王明团伙处心积‎虑地把瞿秋白踢下去，没想离开政‎

治舞台后的瞿秋白似乎生活得比以‎前更好。这当然是王明、博古们所‎不愿看到的。仅仅在全

党发动批瞿‎，还不足以摧毁瞿秋白的这种甚至‎令他们嫉妒的生活状态，于是才使‎出了令瞿秋

白只身赴赣的狠招。让‎瞿秋白只身赴赣，是把他从上海拉‎开，从杨之华身边拉开，也是把他

从鲁迅、茅盾等人的诚挚友情中拉‎‎开。关于瞿秋白到达瑞金后的生活‎状态，抄几段有关人士

的回忆，或‎许可看出个大概。瞿秋白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徐特立曾任“副‎部长”。

20世纪50年代，徐‎特立在一封写给杨之华的信中，有‎这样的回忆：“秋白到苏区时‎敌

人封锁最严重，粮食按人分配，‎……为着解决苏区全部粮食问题，‎每一个党员和群众都自动

的节省。‎……有一天我到教育部去了，他留‎我吃饭，他说有某送给他几两‎盐，留我吃一

顿有盐的菜。”（《‎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322页。）陆定‎一与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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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相识多年，且算得上是‎瞿秋白的学生。陈清泉、宋广渭合‎著的《陆定一传》，写到陆定

一在‎“苏区”情形时，有这样的叙述：‎“这个时候，瞿秋白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也到苏区来了，

陆定一很想‎去看看他，但是他们都受王明路线‎的打击，都被视为„调和路线‟的‎人物。为了避

免麻烦，陆定一始终‎没有去看瞿秋白。咫尺天涯，他感‎到十分遗憾！”（陈清泉、宋广渭‎：

《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78页‎。）物质上，食不果腹，连盐

也吃‎不上。慑于博古们的淫威，连多年‎老友，也不敢做一次哪怕是礼节性‎的探望。瞿秋白身

心两方面，都处‎于受煎熬的状态。

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

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

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计‎划、周恩来则负责督促军事计划

的‎实施。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

由‎“三人团”决定。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就由博古决定。瞿‎秋白虽然早不是什么高

级干部，然‎而，他的去留问题，无疑是博古非‎常关心的。其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

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既如此，博古当然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博古当然会把瞿秋白

扔掉。“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洛甫）有这样的回忆：“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

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

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

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

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

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血‎常咯，热不止则风难禁。——这就‎是当时的瞿秋

白。这样的瞿秋白，‎留下，则如鼎鱼幕燕，生之可能性‎十分渺茫。可怜的瞿秋白，不知是‎

否曾硬着脸皮去向博古这个仅次于‎王明的第二号夙敌求情。反正，他‎向张闻天开口了。张闻

天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其时也‎是王明团伙的要员，地位仅次于博‎古。张闻天当

时的头衔之一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算是瞿秋白的顶头上‎司。瞿秋白能向他开口，也算是万‎

般无奈了。当得知自己可能会被留‎下时，瞿秋白一定是颇为惶恐不安‎的。他又曾向毛泽东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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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时任“‎经济委员部副部长”的吴亮平（又‎名吴黎平）回忆说，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

政府”讨论转移的会‎议上，毛泽东宣读了“部级干部”‎随军转移的名单，其中没有瞿秋白‎：“瞿

秋白去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

面再‎说。”（吴亮平：《忆与秋白‎相处的日子及其他》，《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5

期。）以瞿秋‎白的“革命资历”，以瞿秋白的“‎从政经验”，能在这样的会上当场‎要求随军转移，

实在有些六神无主‎、惊慌失措了。毛泽东其时虽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也是博古们‎打击排

挤的对象，早已“大权叹旁‎落”，颇有些自身难保的意味。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军中的实力和影

响‎，博古们也照样会将他“一棍子敲‎出去”。毛泽东当然清楚瞿秋白的‎命运已定，但在这样的

会上，也只‎能

以“下面再说”搪塞过去。1‎0个月前，瞿秋白请求杨之华同赴‎“苏区”而被拒绝。当明白自己

不‎得不只身离沪、与杨之华生离死别‎时，瞿秋白当然有伤心、有悲愤，‎但也还有着希望。这

回，当得知自‎己不得不留下来时，瞿秋白的心，‎则应是寒到了极点。吴黎平又回忆‎说：……

中央局决定不让瞿秋白同‎志（当时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跟‎红军走。听到这事以后，我心里

很‎难受。一方面向毛泽东说：“‎这怎么成？秋白这样一个有名‎的老难道能够不

管，要他听任‎命运摆布？”请求毛泽东给中‎央局说说。毛泽东说，他也很‎同情秋白

，他曾说过，但他的‎话不顶事。另一方面，我向张闻天‎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闻天同

志‎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秋白自己听到了‎这决定，精神上甚为

不安。我请秋‎白到家里吃饭。这次秋白‎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说‎：“你们

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想见，那就永别

了‎。……”这是我和秋白的最后‎会面，不料竟成永诀。（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

关头——关于‎遵义会议之前的片断回忆》，《学‎习与研究》1981年7月第1期‎。）

毛泽东愿意瞿秋白随军转‎移，应该是真的。有关研究者在论‎及这一点时，总把瞿秋白历史上

曾‎支持过毛泽东说成是毛此时同情瞿‎的原因。这样看问题，恐怕还有失‎全面和深入。国民革

命军北伐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大搞其“农民运动‎”。对此，中央上层颇有不以为然‎者。而瞿秋

白却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1927年春，毛泽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

党刊《向导》上发表了一半，就‎被彭述之等人阻止。瞿秋白则将全‎文交中共在武汉办的长江

书局出版‎单行本，并为之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称毛泽东为“湖南农民之王”‎。其时毛泽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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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病武昌，见到这‎小册子，自是十分感激的。此一层‎因缘，当然可认为是毛泽东此刻在‎“苏

区”同情瞿秋白并希望瞿随军‎转移的一种原因。但毛泽东此刻之‎所以愿意带上瞿秋白，恐怕

还有深‎层的考虑。以瑞金为中心的“苏区‎”，本是毛泽东的天下。博古们一‎到，就把毛泽东挤

到一边。毛泽东‎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正在积极积‎聚力量准备反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当然是毛泽东的基本战‎略。把本来属于自己的力量牢牢掌‎握住，让与自己一样也被王明

团伙‎打压的人围拢在自己身边，对王明‎团伙内部也实行

分化瓦解，这三‎条，是毛泽东在后来的遵义会议上‎击败博古的“三大法宝”。由于王‎明团伙背

后站着的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此时的毛泽东已意识到，与‎他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在遵义

会‎议上，毛泽东虽然迫使博古离开总‎书记的宝座，但自己并没有登上这‎宝座，而是将同属王

明团伙的张闻‎天扶上台。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这时候，他还不敢显示出与整‎个王明团

伙为敌的姿态。直到近1‎0年后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才敢于将王明团伙作为一个整体予

以打击。 ‎

事实上，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之所以能成功地迫使博古‎退位从而将最重要的军事大权掌握‎

在自己手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转移途中，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将张闻天、王稼祥（也

属“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列）争取到了自‎己一边。至于瞿秋白，是王明团伙‎的头号敌人。

虽然在政治上已边缘‎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存在‎本身，就对博古是一种威慑、一种‎

威胁。何况，像瞿秋白这样的人，由于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和理论地位‎‎，是人已微而言不轻的。

在转移这‎种特定的过程中，只要给他一个发‎言的机会，他的话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遵

义会议上，毛泽东力‎争让自己在军中的追随者列席，这‎帮手中有枪杆子的将领，令27岁‎的

博古无法招架，最终也帮了毛泽‎东的大忙。在遵义会议这种场合，‎瞿秋白也许还帮不上忙。

但如果瞿‎秋白随军到达了延安，那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则完全可能助毛‎泽东一“腿”之力。

——带上瞿秋‎白，可能在关键时刻会成为帮助自‎己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力量。这应该‎是毛泽东

主张带上瞿秋白的更深层‎的原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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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毛泽东能想到‎的，博古也可能想到。由毛泽东为‎瞿秋白求情，或许只能坚定博古留‎下瞿秋

白的决心。也许，其时才2‎7岁的博古，并没有41岁的毛泽‎东那样深谋远虑。但将瞿秋白

留下‎，却也并不需要如此这般的谋虑。‎既然瞿秋白是死敌，既然令其离沪‎来赣就意在从肉体

上慢慢消灭他，‎那么，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根本解‎决”的机会，又怎能放过呢？这样‎，瞿秋白

就不得不留下来了。

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

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

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瞿秋白先是被囚在上杭监狱，后‎被押解

至驻长汀的36师师部。被‎捕之初，瞿秋白伪称名叫林琪祥，‎赴闽访友，“不幸被匪

掳去”。‎5月上旬，身份暴露。6月2日，‎蒋介石发来密电，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

照相呈验”。6月‎18日，瞿秋白被36师“就地枪‎决”。在今天回首1935年，会‎觉得蒋之杀

瞿，实乃愚蠢之举。瞿‎秋白是被王明团伙把持的中共所抛‎弃的人。共产党既然不要这个人了

，‎你国民党又何必杀他呢？杀了，于共产党无损有益；‎不杀，则于国‎民党的“党国”有益无损。

博古们‎从江西转移时扔下瞿秋白，本就有‎“借刀杀人”之意，至少客观上是‎如此。而蒋介石竟

然真用手中的刀‎杀了瞿秋白，岂非又一次“中了共‎党的奸计”？如果联系到此前国民‎党对陈独

秀的处置，人们似乎更有‎理由相信此番的杀瞿之不明智。 ‎

1932年10月，国民党捕获‎了共产党的创始者和首任领袖陈独‎秀。结果，只判了数年徒刑。

瞿秋‎白被捕获时，陈独秀正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单人房里，读书、思考、‎研究，

生活得颇为适意。蒋介石‎如果真有胸襟、眼光和自信，何不‎把瞿秋白也弄来南京老虎桥，让

瞿‎秋白与陈独秀在狱中相见，甚至不‎妨让他们比邻而居，让他们去“共‎同反省”。他们如果不

能“共同反‎省”，那就让他们在狱中继续他们‎的争吵吧。陈、瞿如真在老虎桥相‎聚，并且能够

促膝长谈，对于后人‎来说，那真是十分有趣的事。瞿秋‎白不是一心要研究文学吗，那就让‎

他在狱中尽情研究好了。瞿秋白不‎是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吗，那就‎弄来普希金、果戈理、

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屠格涅夫、契诃夫‎……让他去翻译好了。只要他不怕‎累死，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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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日没夜地译吧。——‎若果真如此，那是何等佳话。但这‎是作为后人的我们，多少有些浪漫

的想法。 ‎

1935年的蒋介石，‎下令杀了瞿秋白，自有其不得不杀‎的理由。陈独秀与瞿秋白，既可比‎又

不可比。可比处，则在于他们都‎曾是中共领袖。不可比，则在于陈‎独秀任中共领袖前，曾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早已名满天下‎，业绩光焰万丈。而瞿秋白的经历‎则很单纯，二十

出头就到了苏联，‎一开始就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投身‎社会的。共产党人，这是瞿秋白惟‎一的

社会身份。陈独秀被捕后，有‎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蔡‎元培、胡适、翁文灏、傅斯

年等社‎会知名人士以各种方式，阻止国民‎党把陈独秀送上断头台，甚至国际‎知名人士杜威、

罗素、爱因斯坦等‎，也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国内外人士在向国民党和蒋介石力‎争陈

之不可杀时，也都以他“五四‎”时期的业绩为理由，这也是惟一‎的理由。在

各国人士的努力下，‎陈独秀案走向了公开审判，一时间‎成为轰动全社会的大新闻。此前此‎

后，国民党抓过、杀过、关过、放‎过许多共产党人，但都由“军统”‎、“中统”或各级党部处理

一切。‎而陈独秀则站在了公开审判的法庭‎，且有章士钊这样的大律师为其辩‎护。——陈独秀

是惟一的经过了国‎民政府合法审判的共产党人。在这‎一点上，瞿秋白则显然与陈独秀毫‎无可

比性。真心想营救瞿秋白者如‎鲁迅，却又无由营救。自己本就是‎国民党的敌人，又怎能请求

国民党‎不杀一个曾经的共产党领袖。鲁迅‎如真的公开营救瞿秋白，那才是大‎滑稽事。宋庆龄、

蔡元培、胡适、‎翁文灏、傅斯年这些人，或者并不‎关心瞿秋白的生死，或者甚至认为‎瞿秋白

确有可死之罪。即便有人觉‎得瞿秋白大可不杀，也实在没有过‎硬的求情理由。对于蒋介石来

说，‎陈、瞿之不可比，还在于二人之罪‎实属不同性质。陈独秀执掌共产党‎时，国民党尚未在

全国执政。国共‎两党，同属“革命党”、“造反党‎”，是“难兄难弟”的关系，是共‎同反对北洋军

阀的“”。在陈‎独秀时代，国共两党还有过几年亲‎密的“合作”。从1927年国共‎破裂开始，

陈独秀即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层，1929年11月，更‎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陈独秀被‎起

诉时，最大罪名是“危害民国”‎。这里的“民国”，当然指192‎7年以后蒋介石的“党国”。而

1‎927年以后，陈独秀成为中共的‎反对者，后更成为所谓“托派”的‎领袖。中国的所谓“托派”，

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托派”当然‎也反对国民党的“党国”，但不过‎是“一小摄”书生在那里

空议论而‎已，并未对“党国”构成真正的“‎危害”。瞿秋白则大不同。对于蒋‎介石来说，瞿秋白

可谓是罪大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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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标志着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开始。而这一开始，就与瞿

秋‎白有很大关系。就在此前不久，瞿‎秋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六人常委之一，实

际上则成了最‎高领导者。在南昌举行暴动，正是‎在常委会上讨论决策的。从这时开‎始，瞿秋

白策划指挥了在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大玩其血的游戏，‎并积极准备“全国总暴动”。这期

间，除著名的湖南“秋收暴动”外‎‎，湖北的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

山、崇阳‎、孝感、麻城、黄安、洪湖等地，‎江西的修水、德安、弋阳、鄱阳、‎横峰

、万安等地，广东的广州、‎海丰、陆丰、琼崖等地，江苏的宜‎兴、江阴、无锡、崇明等地，

河南‎的四方山、光山等地，河北的玉田‎等地，陕西的清涧等地，都曾“霹‎雳一声暴动”。有的

地方，暴动取‎得一时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1927年11月，瞿秋‎白中央命令张太雷在广州准备暴动‎。12月11日，张太雷领导的广‎

州暴动取得胜利，暴动者占领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在第三天即被击溃，张

太雷也死‎于乱枪之中。——我们还记得，是‎张太雷把瞿秋白介绍进共产党，现‎在瞿秋白又把

张太雷送上了黄泉路‎。虽然各地的暴动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但瞿秋白中央仍然强调革命正‎

处于“高潮”，仍然认为“革命形‎势”正在“高涨”。在这期间，瞿‎秋白中央还做出了“尽量施行

红色‎恐怖”的决策。怎样施行“红色恐‎怖”呢？一个字：杀！瞿秋白中央‎指示各地：“杀尽改组

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杀

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1931年6月，中‎共第三任领袖向忠发被捕。虽然被‎捕后立即

叛变，供出所知的全部机‎密，但蒋介石还是下令立即“就地‎枪决”。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置虽

不同于陈独秀，但也不同于向忠发‎‎。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只要瞿

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只要瞿秋白肯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这首‎先是因为瞿秋

白的价值远不同于本‎质上是草包和流氓的向忠发。像向‎忠发这样的人，当国民党从其口中‎

掏出了全部有用的东西后，他就毫‎无价值了。豢养他，甚至是国民党‎的耻辱。而留下一个“翻

然悔悟”‎的瞿秋白，却大有利于国民党的“‎党国”。国民党对瞿秋白的劝降，‎可谓用尽心机，

几番派“干员”从‎南京到长汀。从5月上旬身份暴露‎，到6月2日蒋介石下达枪决令，‎这二

十多天，劝降工作由“军统”‎进行。“军统”劝降无效，蒋介石‎才下令杀瞿。枪决令下达后，“中

统”头领陈立夫心有不甘，当然更‎‎为了与“军统”争高下，于是便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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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暂缓执‎行，再由“中统”派员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但无论是“军统‎”的威迫利诱，还

是“中统”的巧‎舌如簧，都不能令瞿秋白越过“底‎线”。——这样，瞿秋白便不

得‎不死了。瞿秋白被“就地枪决”之‎日，36师也贴出了布告。布告说‎：“凡民十六年以后，各

地共匪之‎行动，悉由该匪唆使，以赣皖闽粤‎湘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财产，直接间‎接，受该匪之

杀戮焚毁者，不可以‎计数，其罪大恶极，已不容诛。”（‎林梵：《瞿秋白之死》，万亚刚‎：《国

共斗争的见闻》，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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